[中国文学史]整理者叶龙:背后的温情与敬意
尘封半个多世纪之后,国学大家钱穆唯一文学史讲稿《中国文学史》,近日经其弟子叶龙记录整理出版。
这是继“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经济史》和《钱穆讲学粹语录》之后,叶龙又一次以记录整理的方式,向师者、向远去的岁月、向文化的薪火相传致敬。
在接受《解放周末》独家专访时,这位88岁高龄的“钱门传薪人”,用悠长的记忆与深情,讲述了这部文学史的来龙去脉,以及它背后那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矢志不渝的温情与敬意。
《中国文学史》,钱穆 著,天地出版社,2016年3月
不会被时间遗忘的价值
1953年,绍兴青年叶龙第一次见到国学大家钱穆,在远离故土的香港新亚书院课堂上。
授课的钱穆,“严肃,不太有笑容,双目炯炯有神,一开口极有吸引力”。
听课的叶龙,一时热泪盈眶。在这片因殖民而“无根”的土地上,钱穆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触动了同为江浙人的他的思乡心肠。
那一年,刚满25岁的青年,遇见了虚岁60岁的钱穆,如同在漂泊异乡中遇见了一个“精神世界”。
自此,一本本课程笔记、一篇篇讲义整理、一封封书信往来……从桂林街到沙田马料水,从新亚书院到能仁学院,从香港到台北,叶龙一路追随钱穆,成为钱穆言论和学术思想的重要记录者。
新亚研究所前所长陈志诚曾回忆道:“记忆所及,替钱师做记录最多的,叶师兄应该是其中极少数者之一。他一直追随着钱师,也一直好好珍藏着他所记录的钱师笔记,应该说他是钱师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青年学子叶龙在新亚学院课堂上一笔一画的记录,就像埋在时间里的种子,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耄耋老者叶龙的寓所,迎接“破土而出”的时刻。
叶龙饱经沧桑的手,一页页翻过自己青春时代的听课笔记,纸张早已泛黄老去,但文字所凝聚的那些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中国经济史、庄子……仿佛已在漫长的等待中,积蓄出一种醇厚的鲜活。
这份鲜活,透过指尖,直达叶龙心头。一个念头蹦出来:趁还看得见、写得动,把这些因乱世流离没能出版的珍贵讲稿整理出来,为“钱学研究”做一补白。
很快,苍老的手握紧笔杆,追寻着青春时代的笔迹,逐字逐句誊录、校订、注释钱穆当年讲课时的讲义。这,成为了叶龙晚年一丝不苟坚持的事情。
他默默无闻的坚持,换来人们惊喜连连。自2013年署名“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经济史》和《钱穆讲学粹语录》面世,到今年《中国文学史》出版,人们发现,原来在钱穆广博的学术体系之外,还有从未被发掘的、完整的专门史。
这些“破土而出”的学问,顿时赢得了学界的赞许。
叶龙展示钱穆手迹
叶龙作为它的守护者与记录者,也被冠以“钱门传薪人”之名——相遇半个多世纪之后,青年与老师的相遇,获得了不会被时间遗忘的价值。
解放周末:听说当年您是因为仰慕钱穆而去了新亚学院?
叶龙:是的。我到中国香港后,在传教士办的圣经学院读了两年书。1953年,快毕业的时候,我和其他五六位同学知道钱穆先生创办了新亚学院。我们很仰慕他的学问,就一起到了新亚书院读书。
解放周末:从仰慕到聆听,您所见到的讲台上的钱穆是怎样一番风采?
叶龙:1953年到1957年我在新亚学院读哲学教育系,后来又念了2年研究所,拿到了哲学学位、历史学位。在这期间,我总共修了8门钱先生的课。钱先生开的课,有的我听了不止一遍。
上课的时候,钱先生总是随身带着一沓卡片,讲到相关的地方,就拿出一张卡片来,在黑板上抄给我们看。印象中,他手拿粉笔,踱着步,一路讲一路写。他讲课是很细致的。
解放周末:在远离故土的地方,钱穆洪亮的无锡官话,进了您这位绍兴学生的耳朵里,除了一种学问的传递,还另有一番情愫吧。
叶龙:当时好多广东同学听不太懂他的“无锡国语”,但对我来说是毫无障碍,而且觉得很亲切。
解放周末:据说,在众多的学生中,您的课堂笔记是相当出众的,也得到过老师的肯定。
叶龙:我那时看书不算多,就是写笔记很详细。当然,那时不知道将来可以出书的(笑),我就是觉得,钱先生名气那么大,学问那么大,我就猛写笔记。而且,我之前练过毛笔字,上课用硬笔写小字做笔记,就快得很。钱先生在课堂上讲的一字一句,我专心听讲,都能记下来。真是没有什么遗漏的。
它不是高高在上的
1955年9月的一天,钱穆踱进教室,环视一周,在讲台上缓缓吐出一句“重话”:“直至今日,我国还未有一册理想的文学史出现,一切尚待吾人之寻求与创造。”
这一句,开启了钱穆在新亚书院的中国文学史课程。
这一句,发轫了61年后一部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的《中国文学史》冲破岁月尘埃面世。
今天的人们,虽已无法目睹其在1955年那个简陋教室里侃侃而谈的风采,却犹可仰仗叶龙对当年课堂笔记的整理校订,重温那些声音被凝聚为文字后的观点与思想。
钱穆讲中国文学史自成一套完整体系,从中国文学的起源开始,依流而下,直至明清章回小说。这部《中国文学史》原汁原味地保留了钱穆授课时鲜活生动的口语表达,也留存了许多神来之“语”。
这样的《中国文学史》毫无疑问会赢得赞誉,也不可避免地带点瑕疵。
但事实上,它真正的意义更在书外。
有评论家言:“如果把它还原到1955年那间破烂不堪的教室,还原到钱穆当年面对的一张张浸满汗水与愁苦的脸,还原到手边连几本工具书都找不到,更没有搜索引擎可供查寻的时代,还原到一个教师走上讲台的初衷——面对白天搬砖晚上来听课、传统文化成为他们最后的‘根’与‘家园’的普罗大众,钱穆只能,也必须讲出这样的《中国文学史》。
它不是高高在上的。
它是一部沉痛而深情的文学史。”
解放周末:《中国文学史》整理出版后受到如此之多的关注,出乎您意料吗?
叶龙:我完全没想到。这恰恰让我想起,钱先生曾经说,“你们不要叫我什么国学大师,我是读者嘛!我喜欢历史、喜欢文学,我只是个喜欢念书的读书人而已。”但很显然,在读者的心目中,他是一位大家。
解放周末:对您而言,这部文学史不仅仅是一次记录整理,更是一种重温。
叶龙:是的,这让我想起当年钱先生给我们上中国文学史课时的一些情形,或者一些感触。
当时的情形,就像新亚研究所前所长陈志诚回忆的那样:钱先生讲课时声音嘹亮,抑扬有致,徐疾有度,在讲坛上往来踱步之间,散发出一股非常独特的神采。所以,在上他的中国文学史课时,同学们都全神贯注,静心听讲。他的每一课都像一个专题,非常吸引人。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这部文学史有何与众不同之处?
叶龙:讲文学史的人多得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钱先生也有自己的一套。有人批评说这本书的主次轻重不够妥当,我倒觉得这就是钱先生惯常的做法,“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
钱先生讲文学史,上至尧舜禹,下至清朝末年,体例上是按照时间顺序来的,对很多问题提出了自己新的看法和解释。比如,他说曹操做了这么大的“领导”,文章依然风趣、自由,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闲话家常。
钱先生的文学史还强调一种生命观。他说,文学是生命,比如司马迁是把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论之中的。他又说,文学的最高境界其实是“不求人解的”,比如屈原写《离骚》,他并不是要讲给人听的。
解放周末:在那间简陋的课堂,面对着许多像您这样困顿中的学生,钱穆把这些一一讲给人听,这使得他的中国文学史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浪漫主义,而是脚踏大地的现实主义。
叶龙:我是在后来自己做老师的时候,才有了更深的理解。我教那些读ABC长大的香港年轻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渐渐明白了钱先生当年那种巨大的悲凉。在那个时代背景下,钱先生讲中国文学史,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在绝望中建设的大勇气。
上一页12下一页余下全文
(责编:agat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