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三年收入变化的原因

1、学生从选题中任选一题，按照调查内容确定调查对象、调查手段、调查过程；并根据自己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出自己的结2、调查报告的内容要具体、充实，比如应有：调查的时间、地点、对象和范围；具体的事例和数据；理论分析以及展望、对策或建议。字数不得少于2500字。

论；4、调查报告必须用《河南科技大学专用作业纸》写，调查报告首页必须显示报告题目、学院、专业、班级、姓名、学号等信息

随着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农村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如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努力解决农村文化建设长期薄弱的问题，实现好、保护好、发展好农村群众的文化利益，建设先进文化，抵制腐朽的文化，维护社会稳定，为建设生态、诚信、和谐谷城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条件，是我们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近一段时间，我们先后到全县各个乡镇就当前农村文化建设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

一、近年来我县农村文化新变化

随着改革逐步深入，农村经济发展呈现了较快上升势头，农村文化建设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1、农村文化管理体制的改变，增强了乡镇文化单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能力。在推进农村税费配套改革的同时，按照“政府主导、社会承办、市场化运行”的思路，对文化站进行改革，过去那种依靠政府大包大揽办文化的体制和路子，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文化站由财政补贴的事业单位，转制为自收自支的企业单位，促使了文化干部转变“等、靠、要”的思想观念，积极主动地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在广阔的市场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近年来，全县文化服务中心在挖掘农村文化市场潜力，开展文化服务创造经济收入等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石花镇文化中心不仅建起了网吧，娱乐茶座，还组建了宝石花艺术团，依托这些新的载体开展文化服务，每年创收近10万元。冷集镇、赵湾乡文化服务中心积极服务农民文化生活需求，开展了音像制作、电影放映、照像摄影等有偿服务，不仅丰富了农村文化生活，而且为文化事业发展提供一定的费用。

2、农民阶层结构快速分化，促使农村文化需求呈现了多样化、娱乐化发展趋势。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和就业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已明显分化为种植业劳动者、私营企业主（个体户）、乡镇企业工人、外出打工农民等若干阶层。不同的阶层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心理状态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导致了他们在文化需求上呈现了多样化发展趋势。从阶层结构上看，外出务工的农民、乡镇企业工人等，对相关的工业制造、建筑技术、经营知识、法律知识比较渴求。在家务农的农民则对相关的种植、养殖知识比较喜爱。从年龄上看，年轻的农民对新知识、新技术比较关注，上了年纪的农民对健康的生活方式有所偏爱。同时，农村文化消费也呈现了娱乐化、日常生活化的特点。城关、石花、盛康农民自发成立了秧歌队、腰鼓队、健美舞队，在业余时间自娱自乐。年轻农民在业余时间上上网、读读书、唱唱歌已成

3、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农村文化主体多元化发展格局已初步显现。现在，公办文化一统天下的格局已被打破。在农村，除占主导地位的县、乡文化机构外，市场经济催生了一大批顺应市场，机制灵活，筹资方式多样，在广大农村具有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和较强竞争力的民办文化主体。从我县情况看，主要有业余剧团、民间乐队、书刊音像制品经营、文艺技能培训、书画装裱、电影放映队、网吧经营等十余种表现形式。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8年底，全县有宝石花艺术团、金太阳艺术团、后畈女子威风乐鼓队等民间剧团10余个，电影放映队、民间乐队、音像制品经营户等各类文化经营户571家，从业人员达2838人。值得一提的是，近两年来，通过政策扶持、对口援建等方式，在全县已发展文化中心户110余家。通过以文促商、以商补文的运作形式，展示了其发展潜能的广阔前景。民办文化不断发展壮大，为提高全县农民文化生活的质量提供了基本条件。

4、农民文化意识不断增强，民间传统文化得到了有效保护。一个地方的民间文化，是当地精神面

貌、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综合反映。不少的农民已充分认识到挖掘和保护地方民间文化的重要性。从我县情况看，挖掘保护具有谷城特色的民间文化，呈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城关、石花、五山、紫金等地民间文艺团体对皮影戏、什样锦、打火炮、山锣鼓、山歌民歌等具有谷城特色民间文化进行了开发和保护，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注入了时代气息。

二、当前农村文化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原因分析

我县农村文化事业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由于体制、经费、人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县农村文化建设的整体水平还不高，仍不能很好地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第一、文化建设发展不平衡。通过调查，我们发现目前我县农村文化建设水平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较好的。这些村镇一般经济基础比较好，文化阵地建设较好，文化干部素质比较高，大多数农民文化需求比较旺盛，文化娱乐活动比较经常。二类是一般的。业务人员不齐，经费投入少，有阵地但很少开展公益文化活动。三类是较差的。这些村镇的经济条件较差，文化机构名存实亡，文化活动经费奇缺，常年不开展公益文化活动。

第二，农村文化建设经费严重不足。按照有关文件规定，文化事业所需经费要纳入财政预算，且不低于同级财政支出的1%。但这一要求在不少的地方没有得到落实。全县十个文化服务中心，只有一两个乡镇拔入经费相对充足以外，其它乡镇只拨了少量经费。有一个乡镇文化服务中心有干部职工7人，而全年财政拨款只有10000多元经费。个别乡镇财政对文化服务中心实行“断奶”，公益文化事业失去了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第三，农民文化生活仍然比较单调。与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相比，农民文化生活质量仍然不高。主要表现：（1）文化生活消费偏低。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一半以上农户几乎没有文化消费概念。有些家庭除子女教育以外，文化生活年支出几近于零。（2）文化生活方式单一。多数乡村的文化生活所仍以看电视为主要形式。（3）文化生活品味不高。劳作之余，农民的消遣活动大多集中在走亲访友、串门、闲聊、打牌，一些地方腐朽落后的思想逐渐在群众中生根，道德危机日益显现。

第四，农村文化队伍力量薄弱。一是从事文化工作人员数量明显偏少。全县10文化中心配备了专职文化干部64人（除9人退休外）。但实际从事文化工作的只有15人，占总数23%。这些人员要担当公益文化事业发展的责任，又要搞好本地区的文化市场管理，显得力不从心。二是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明显偏低。有的乡镇领导把文化馆(站) 当做照顾干部或分流干部的场所。盲目的把不适合从事文化工作的干部或干部家属安排在文化部门，影响了文化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三是业务骨干流失严重。有的乡镇对文化干部实行“断奶”，文化管理和专业人员纷纷跳槽，农村文化队伍专业骨干力量大量流失，后备力量明显不足，文化工作质量呈下降态势。

第五，“不良文化”在农村还有一定的市场。在调查中发现，垃圾文化向农村渗透现象日益突出，一些乡村黄、赌、毒等有所抬头，神汉、巫婆、看相、算命、看风水等封建迷信活动不时出现 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1、基层干部思想上认识的偏差，导致了政府在文化建设上出现缺位。一是有不少的基层干部对什么是“发展”理解不透彻，把“发展”片面理解为“发展经济”，忽视文化等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在思想上对文化工作不重视，在行动上对文化工作不支持。二是对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认识不够。在文化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文化已不是经济发展的配角，而是直接参与到经济运行之中，并成为了国民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不少的基层领导干部对此在认识上存在较大的偏差。他们之中不少的人认为，文化属上层建筑范畴，投入大，产出小，抓文化不像办工厂、上项目那样立竿见影，做大的投入不合算。有的认为文化对经济促进作用不大，是“软指标”，抓不抓无所谓。三是片面夸大了文化的自我发展能力。近几年，部分文化单位开展了一系列“补文创收”活动，收到一定的效果。有的已成为了文化部门收入主要来源。于是，有些基层领导便一片概全，他们片面认为，文化可以形成产业，通过市场经营的方法获得利润，滚动

发展，忽视了文化产业化经营需用政策支持和政府扶持这一重要的前提和条件。

3、文化经费严重不足，影响了文化部门职能正常发挥。经费投入不足，给农村文化发展带来了一系列不利的影响。一是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严重滞后，文化活动缺乏必要的载体和手段。阵地破旧，设备落后是乡镇文化机构的通病。以各乡镇文化服务中心藏书为例，有的是陈旧的杂志；有的是政教类书籍；有的是学生课本与复习资料；有的藏书中武侠、言情小说多，而名著很少，农业科技书籍也不多，对读者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群众喜闻乐见的电影、戏剧演出、民间文艺展演等文化活动在农村已是很少见了，部分偏远的乡村出现可文化“沙漠化”现象。二是偏低的经济待遇，影响了文化工作者从事文化管理和公益性文化活动的积极性。从我们调查情况看，大多数乡镇文化干部月平均收入都在500-600元左右，处于同一地区干部职工收入的下游水平。他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开展有偿服务，提高自己收入上面。对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不热心。同时，也存在着重收费，轻管理的现象，为不良文化留下了生存的空间。三是文化干部很少接受培训，知识老化、观念不新，对农村文化生活状况缺乏研究, 对农民的文化需求看不准、摸不透。具体表现在所开展的文化活动形式呆板、创新不够、参与性不强，对群众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等方面。尤其是那些有深厚群众基础的、雅俗共赏的文化活动，为农村群众喜闻乐见，我们没有挖掘好、保护好、利用好，引导好。

四是农民文化需求不旺，影响了农村文化事业快速的发展。一方面，农村文化消费大多数集中在红白喜事和传统节目期间，平时的文化消费很少，文化消费的形式往往是请几支乐队，放几场电影招待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内容不够丰富，形式比较单一。另一方面，刚迈向小康的农民对物质的需求还远远高于对文化的需求，他们学习技术、法律是为了外出务工或者发展某种产业迫切需要，往往是学会则已，在系统、深入学习上做得不够，对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更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迫切性、必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从总的情况看，农村文化消费随机性还很强，虽然呈现上升的势头，但仍然不旺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

三、促进农村文化健康发展对策思考

建设生态、诚信、和谐社会，文化必须先行。要解决农村文化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我们认为应从六个方面努力：

1、切实提高思想认识。没有真正认识到新形势下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就不能有效地克服和纠正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短期行为。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科学认识“增长”和“发展”的关系，切实纠正那种认为只要把农村经济建设搞上去了, 农村文化建设也就自然而然会得到加强的“自然论”; 先搞农村经济建设, 以后再腾出时间来抓农村文化建设的“先后论”; 以牺牲农村文化资源为代价, 以换取经济片面增长的“代价论”; 认为农村文化建设难度大, 出力不讨好的“无用论”。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更好地推动农村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地发展。

2、完善经费投入体系。一方面对现有文化经济政策贯彻落实好；另一方面，要协调各方面关系，调动社会力量，加大文化建设投入，逐步建立国家、集体、个人、社会相结合的农村文化建设的多渠道投入体系。具体做好四个方面工作：（1）坚持公益性文化设施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原则，保证公益文化设施建设以及社会影响较大、由政府牵头组织的大型社会活动的基本经费。（2）对贫困山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在专项资金的安排上应给予扶持和倾斜。（3）采取政府扶持和鼓励社会捐助相结合的多渠道筹资方式，扶持和资助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农村区域性民间民俗活动。

（4）切实做好文化事业建设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工作。

3、建好文化工作队伍。农村文化要得到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是建设一个素质较高的文化工作队伍。首先要稳定乡镇文化干部队伍。各乡（镇）文化服务中心要保证有一定数量的专职的文化干部，保正他们享受正常的工资、福利待遇。对于长期在农村工作并做出一定贡献的文化工作专业人员，应给予适当的精神和物资奖励。其次，要着力培养文化人才。积极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尤其

是要注意发现和培养乡村文化能人，通过能人带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第三，要加强业务培训。对县乡文化业务骨干，要通过举办培训班、研讨会，外出参观，脱产进修等形式，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培训，切实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

4、狠抓城乡互动联动。坚持城乡协调发展的理念，把城区文化建设与农村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发展农村文化事业，仅仅靠政府组织而不考虑市场规律的文化下乡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要变“文化下乡”为“文化驻乡”。一方面，政府职能部门要从文化产品的提供者，转化为市场竞争的裁判员，使“三下乡”成为反映农民呼声，满足农民需求的有效载体。另一方面，要指导和帮助农民开展一些自娱自乐的文化娱乐活动，使专业演出和农民的自娱自乐有机地结合起来，带动和推动农村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5、培育新型文化主体。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宣传文化活动人员难组织、资金难筹措、活动难开展“三难”现象将更强突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坚持“社会文化社会办”的思路，形成“活动共办、人才互补、资源互用、群众广泛参与”的农村文化活动模式。要大力扶持民间文艺团体的发展，在政策引导、物资扶持等方面的援助，使他们逐步壮大起来。要利用股份、合资等形式，培育一批有带动力、有辐射力的民办文化企业，丰富农村文化活动，开发潜在的文化消费市场，提高经济效益，活跃文化生活。

6、强化行业自律意识。从现阶段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情况看，民办文化将是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人员流动性大，经营上随意性强，加之经济利益的驱使，使得他们在繁荣农村文化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因此，一方面，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要严格依法依规加强管理，引导业主自觉树立遵纪守法、依法经营的意识；另一方面，要成立行业协会，并依照政策和法律制定行业规章，充分利用行业自律，引导民办文化健康发展。

1、稳定农村家庭经营收入

近几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幅的下降主要是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增幅下降影响的结果, 由于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占其总收入的75%以上、纯收入的68%以上, 因此稳定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是目前稳定农村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在目前农产品普遍供大于求的情况下, 象前几年那样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以增加农村家庭经营收入的方法已经行不通, 而应通过大力调整农产品种植结构, 开展农产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开展多种家庭经营方式等增加农村家庭经营收入, 同时可通过休耕、退耕等方式缓解农产品供大于求的矛盾, 降低生产成本以增加净收入。此外, 对农业应切实实行扶持政策, 目前的关键是执行农产品保护价政策, 稳定农产品价格, 最终达到稳定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根据2000年农业减产的实际情况，2001年应考虑适当提高部分农产品收购价格。

2、采取有效措施从根本上减轻农民负担

目前很多地方农民负担占到人均纯收入的10%以上，个别地方甚至达到20%以上，大大超过中央规定的5%以内的标准。造成农民负担加重的根本原因有三个，第一是县和乡镇政府机构越来越庞大，冗员越来越多；第二是巧立名目、盲目上项目，浪费农民钱财；第三是利用公款吃、喝、玩、乐。而乡镇政府增加农民负担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巧立名目、欺上瞒下、多收多征；二是肆意虚假提高农民纯收入水平以达到多征税费的目的，有的地方虚假上报的农民纯收入比实际值高出一倍以上。针对上述情况，首先应着手进行精简乡镇机构的工作，减少农民负担的行政管理费用；其次，应加快农村税费改革，目前应扩大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并尽快普及，使农村税费征收制度化、法制化、公开化，以便于农民及社会的监督。第三，建立独立于村民委员会的村民代表大会，其主要职责是监督村干部巧立名目、多征多收、增加农民负担、挥霍浪费公款的行为，并对违法乱纪的村干部提出罢免。

3、逐步消除城乡壁垒，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

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逐步推进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各项改革，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动，扩大农民的就业空间，取消各地对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的歧视政策。同时应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进程，目前可以考虑结合乡镇机构改革，进行撤乡并镇，选择具有较好的交通、通讯、市场和能源等条件的乡镇优先发展，否则就无法发挥聚集效应，相对集中地发展二、三产业，以扩大农民的非农业就业。此外应增加对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投资主体应多元化，促进小城镇的快速形成和发展。最后应改革和完善小城镇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对新到小城镇落户的农民不应收（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http://www.edUzhai.net，请保留此标记。）取城镇增容费，并在子女入学、参军、就业等方面与原来的城镇居民一视同仁。

4、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创新，促进乡镇企业持续发展

乡镇企业是20多年来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支撑点。1978年至1999年的21年间，乡镇企业提供给每个农民的工资收入由10.7元增加到683.4元，年均增长23%，比农民收入增长的平均速度（14.1%）快８个百分点。农民平均从乡镇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78年的8.4%上升到1999年的34%。同时, 乡镇企业还间接增加农民收入，21年来，乡镇企业用于补农建农的资金达1000多亿元，支援农业生产，增加了农业收入。因此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农民的增收及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各级政府应通过扶持乡镇企业发展、调整乡镇企业的生产结构与组织结构、提高乡镇企业的素质和竞争力等途径改造和发展乡镇企业, 并从融资、人才交流、信息交流、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乡镇企业以必要的支持, 使乡镇企业有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为农村居民从乡镇企业获得较好收入创造条件。

5、适当调整农村财政政策

首先，增加对农民特别是低收入农业生产者的直接财政补贴，包括生产资料购买补贴、农业生产结构调整补贴、运用新技术补贴、农业保险和灾害补贴等；其次，中央财政要加大对农民的转移支付，要象国家调控城镇居民收入那样增加农民收入，在中央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应注意适当减少对城镇居民的转移支付，增加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例如可以给农民直接补贴、国家承担农村电力供应的费用、建设农村道路等。

6、加强扩张的经济政策对农民增收的作用

近两年国家在调整居民收入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 对城镇居民采取增收的措施较多而对增加农民收入措施较少。1999年国家给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长工资、提高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三条线的支出水平的宏观调控政策使得1999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加9.3％，而农民的收入则还是呈自然增长状态，其增长速度由4.2%降到3.8％。同时，近两年基础设施建设和一些大的工程项目，真正用于农民的不多，农民从中得到的实惠较小。在近两年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和企业劳动报酬收入增长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 通过集体组织的劳动报酬收入的增长来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政策应继续执行, 国家在调整居民收入政策、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时, 应注意加大农村居民以工代赈的力度, 并通过农村基层组织有效地实施这一政策, 以集体组织的劳动报酬收入的增加来弥补由于农村家庭经营收入和企业劳动报酬收入下降造成的农村居民收入的减少, 最终达到使农村居民收入稳步增长的目的。

第一，农民家庭之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经济学中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收入的不平等。有关统计表明，从1980年到1995年，全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0.24增加到0.34 (参看张平,1998), 湖北省从1981年到1996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从原来的0.1739增加到0.2574（时明国，1998）。从统计上看，离散系数的意义与基尼系数是一样的，因此本文用离散系数来表示收入差距。本项调查的结果表明，农户收入的标准差高达264%，而最高收入的10%的家庭的年收入竟是最低收入的10%的家庭的年收入的45倍。从寿宁与厦门两地的比较来看，厦门经济发达，农村居民的收入也较高，但厦门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异也较大。因此，随着的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贫富差距有可能进一步加大。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

第二，地区条件差异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寿宁与厦门两地农户收入的差异十分显著。从总体看，农户家庭收入的离散系数高达264%，但把两地分开计算，寿宁农户之间收入的离散系数只有100%，厦门地区也降至161%。厦门地区农户年均收入高达22677.59元，而寿宁只有8690.614元，前者是后者的2.6倍，而且回归分析也表明这种差异具有统计上的高度显著性。值得注意的是，农户收入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寿宁和厦门这两个条件和发展水平都存在差异的地区之间，同一地区不同乡镇农户之间的收入差异也相当大，而且方差分析表明，不同乡镇的这种差异也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表4的数据和表7的回归分析充分表明不同的收入源对家庭总体收入有着显著影响，从事农业生产的家庭收入偏低，有经营收入或房租收入的家庭则收入较高。这正是寿宁和厦门两地农户存大巨大差异以及不同乡镇农户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寿宁地处福建东北部，交通不便，以农业为主，而且有大量人口外出打工；厦门为最早开放的经济特区之一，经济发达，有许多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同时有大量外来人口涌入，许多农民也不再种田而从事商业经营或出租房屋为生。

第三，政治资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边燕杰与约翰? 罗根在研究天津1978年到1993年改革进程及其收入变化时提出与倪志伟的市场转型论相左的权力维续论（Bian and Logan, 1996）。他们认为，政治权力的维续在再分配和市场两种体制中都有体现。在再分配体制中，再分配的机制一直在起作用，劳动报酬的分配都受政治权力的制约。在市场体制和条件下，政治权力之所以有得到维续，是因为市场是在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下成长的，拥有政治权力者可以优先到市场体制中获取优惠。但本项研究的结果表明，政治权力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从政治面貌看，尽管在寿宁地区党员家庭的人均收入略高、在厦门地区团员家庭的人均收入略高，但这些差异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从是否担任村干部这方面看，寿宁的现任村干部的家庭人均收入略高于其他家庭，而在厦门则是曾经担任过村干部者比现任村干部和其他村民的家庭年收入略高。同样这种差异也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进一步的回归分析表明，是否党员、是否现任村干部对家庭人均收入并不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在市场转型中的农村，权力在分配中的作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淡化。

第四，人力资本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日益重要。 根据倪志伟的市场转型理论（Nee, 1989,1991）,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随着政治权力淡出市场，人力资本的作用将提升，教育的投资回报将会增加，人力资本因此会在阶层化的过程中比政治资本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内一些相关的研究表明（如李培林，1995）教育对收入的回报显著而且稳定。我们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受教育年限不仅与家庭的人均收入存在显著影响，而且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厦门，受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的影响也远远大于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低的寿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