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十五讲01

第一讲 智慧的痛苦

什么是哲学

智慧的痛苦

问题与对话

人们通常将世界上的哲学形态分为三种主要类型：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不过，按照“哲学”这个概念的起源和比较严格的意义，哲学就是西方哲学。当我们说“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时候，并不包含任何孰高孰低的价值评判，只是在明确一个历史事实。如果从世界范围来考察各种哲学形态，我们倾向于使用“思想”这个更为基本更为宽泛的概念。西方、中国、印度以及全世界的各个民族都有作为其文化精神和最高的意识形态的“思想”，“哲学”则是西方思想所采取的特殊形式，虽然这一形式的确产生了世界性的广泛影响。当然，从广义上将西方思想、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统统叫做“哲学”也未尝不可，但是一定要清楚，它们实际上是三种不同类型的哲学。因此，所谓“西方哲学”中虽然有“西方”二字，但却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或空间概念，而是指一种不同于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的思想形态。实际上，作为西方哲学两大源头的希腊哲学和基督教思想，都起源于世界的东方。

那么，哲学或者说西方哲学有什么不同寻常的特点呢?这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我们准备通过《西方哲学十五讲》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对哲学或者敬而远之，或者不屑一顾。当一位以哲学为职业的人需要自我介绍的时候，他经常会感到很尴尬，似乎以哲学为职业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至少不那么理直气壮。别人看他的眼神，就好像在看一件出土文物或者活的化石标本。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很多情况下是出于人们对哲学的误解，不过说到底，主要的责任还是在我们这些所谓研究哲学的人身上，我们没有把哲学讲清楚。另一方面，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太密切了，以至于一说到哲学问题，几乎就变成了政治问题，人们只好三缄其口。改革开放以前，极左思潮、教条主义泛滥，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头脑，有许多人为设置的禁区，甚至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置的禁区。这与哲学的本性是相悖的：哲学是自由思想，条条框框的限制不可能出哲学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我们这第一讲首先需要为哲学“正名”，与大家讨论哲学是什么。

有人可能皱眉头：“哲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也值得讨论吗?对于任何一门学科来说，“是什么”亦即定义总是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讨论这样“小儿科”的问题吗?!我认为有这个必要。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所有的意味都包含在“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之中了，对哲学的一切误解也都是由于没有搞清楚“哲学是什么”。显然，这个问题是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不幸的是，也是最艰难的问题。难到什么程度?难到了直到今天尚未有结论的程度。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一门有着二千六百多年历史的学科，竟然直到今天还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事实就是如此。

当然，这并不是说哲学家们没有给哲学下定义，并不是说没有人对这个问题给出自己的答案。问题在于，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关于哲学的定义。而且相互之间从来没有达到过起码的共识。不仅如此，在哲学领域中，几乎所有的问题、概念、理论学说和体系都处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境地，套用近代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一句话，哲学简直就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

由此可见，“哲学是什么”的问题的确是一个问题。

在讨论“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们看一看人们关于哲学所持的一些成见。

首先，有人认为“哲学是科学”。我们关于科学的观念，基本上还停留在十八九世纪，那就是将科学看做是绝对真理的典型。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经常会听到“你这样说有科学根据吗”、“你的理论不够科学”、“要讲科学”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意思是说要讲道理，要有逻辑，要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要有普遍必然性即真理性。虽然20世纪以来，西方人关于科学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认识到作为绝对真理的科学是不存在的，但是崇尚科学的精神并没有变。于是，人们通常总是用衡量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哲学。哲学不具有任何科学的基本特征，因而哲学不是科学，这是批评哲学的人的一件百试不爽的致命武器。而维护哲学的人则千方百计试图证明哲学是科学，哲学将是科学，哲学至少在理论上是科学。我们必须承认，哲学的确不具有科学知识的基本特征，因而它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知识。不过，哲学不是科学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恰恰相反，哲学不是科学，正是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其次，有人认为“哲学是让人聪明而有智慧的学问”。显然，没有学过哲学的人并不一定就不聪明，学过哲学的人也并不一定就有智慧。实际上与通常的观点正好相反，按照哲学的本性而论，哲学不是让人有智慧，而是让人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因而去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学问。不仅如此，事实上自有哲学以来，哲学家们几乎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越是争论就越是争论不清，因而哲学非但没有让人聪明，反而越来越使人糊涂了。哲学家们争论来争论去，不但争不出个结果来，甚至越追问越争论问题就越多了。有人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确，哲学问题并不是世界本身产生出来的问题，而是人产生出来的问题，不过它们并不是哲学家闲极无聊制造出来显示自己智力的东西，其实都来源于我们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许多事情可能是自明的，在哲学家看来却大有问题，例如“我是谁”的问题。成龙有一部电影叫做《我是谁》，主角因为大脑受到伤害，失去了记忆，结果不知道自己是谁了。看起来我们都知道“我是谁”，然而“我”在哪里呢?“我”究竟是心灵还是身体，抑或是心灵与身体的统一?心灵在成熟，身体也在生长，这是不是说“我”也始终在变化呢?如果“我”是变动不居的，“我”与“我”自己有没有同一性呢?„„只一个“我”就可以问出一大堆问题来。实际上，日常生活中许多看上去不证自明的东西都是经不起追问和推敲的。

最后，还有一种见解认为“哲学是讲道理的学问”。这话固然不错，但也要看对“讲道理”怎样理解。不只是哲学，实际上所有的科学都是讲“道理”的学问。当然我们也可以说，相对于其他学科，哲学是讲“大道理”的学问。于是，按照“小道理”服从“中道理”，“中道理”服从“大道理”的推论，哲学应该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许多人的确按照这个思路，把哲学看做是所有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这些都是理论上的推论，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这基本上是20世纪以前传统哲学的观点，20世纪以后的哲学家们早已经不这样看待哲学了。例如，我们把辩证法看做是宇宙万物普遍的规律和法则，也是我们论证说理的工具，然而却经常会听到人们嘲笑辩证法是“变戏法”。由于我们的误解和教条化，使得这同一套方法，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甚至对于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事物，都可以说得通，都能够言之有理。显然，正如世界上不存在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一样，也没有总是有理的道理。如果真有这样的道理，它一定是没有道理的。所以，我们更倾向于把哲学看做是“分析”道理的学问。

关于哲学的成见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还是让我们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问一问：什么是哲学?

一 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看上去很容易，实际上是很难的。通常数学家们或者物理学家们不会在诸如“数学是什么”或者“物理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哲学家们就不同了，恐怕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哲学的定义。为了避免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陷入哲学家们的争论而迷失方向，我们先来看一看哲学这个概念的来源，或许对问题的解决有一些帮助。 我们随便翻开一本词典就会看到，哲学这个概念源于希腊语philosophia，由philos和sophia组合而成，意思是“爱智慧”。一般说来，但凡知道哲学的人都知道这个意思。然而，在这个人人皆知的词源背后所蕴含的深意却并不是人人都了解的。为什么哲学通常被看做是“智慧”的同义语，而其本义却不是“智慧”而是“爱智慧”呢?因为“智慧”之为“智慧”并不是“小聪明”，也不是一般所说的“明智”，它指的是宇宙自然之最深邃最根本的奥秘，标志的是一个至高无上、永恒无限的理想境界。所以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才会说，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它只适合神而不适合人，我们人只能爱智慧。由此可见，真正意义上的智慧与通常所说的知识是不同的：知识或者科学知识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通常都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而人追求和热爱智慧却没有别的目的而只是为了智慧本身，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虽然一切科学都比哲学更有用，但是惟有哲学是真正自由的学问。换言之，哲学家原本或者应该是最谦虚的人，他们知道人至多只能爱智慧而不可能占有智慧，因为人生有限而智慧是无限的，而且这种无限的理想境界属于“绝对的无限”，甚至不可能依靠人类的无限延续来实现，更何况人类能否无限延续下去也是成问题的。不幸的是，哲学家的“野心”逐渐膨胀，越来越大，即使古往今来的帝王将相都无法与之同日而语。帝王将相们的野心至多也就是称霸全世界，哲学家的理想却是要发现和破解整个宇宙的奥秘。所以，他们实在不甘心只是爱智慧。与此同时，自然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亦给予了哲学家以很大的鼓舞：既然自然科学可以成为普遍必然的真理性知识，那么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础的哲学当然也不例外，而且更应该成为真理性的知识。于是，使哲学从“智慧之爱”变成“智慧之学”就成了哲学家们千方百计企图实现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因为违背了哲学的本性而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哲学与科学和宗教之间的关系来对比哲学的本性。

科学或自然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作为人类认识能力的产物，它以理性为基础，其成果表现为具有一定的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和实用性的技术。宗教所依靠的不是理性而是信仰，它们产生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亦即对宇宙的真实存在和终极奥秘以及包括人自己在内的所有存在物的来源、归宿和实在性的关怀或牵挂，因而宗教的对象是具有永恒无限之特征的超验的和理想性的存在，对于这样的对象是不可能通过认识来把握的，所以只能信仰。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居于科学与宗教之间：一方面它像科学一样属于理论思维，因而从根子上总是诉诸理性，另一方面它又像宗教一样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追求热爱的是永恒无限的智慧境界。表面看来，与科学和宗教相比，哲学自有哲学的优越之处，因为科学知识解决不了人类精神终极关怀的问题，而宗教则由于诉诸信仰，所以缺少理论上的合理性。然而实际上，哲学的优越之处恰恰是它的局限所在：哲学既起源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它的对象就一定是永恒无限的东西，那实际上是我们的认识能力亦即理性所难以企及的。结果，哲学既缺少宗教单纯诉诸信仰的方便法门，同时又无法达到科学知识所特有的确定性，这就使哲学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它的问题几乎都是无法解答或者没有终极答案的难题，以至于20世纪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说，“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的形式：‘我找不着北’”。

哲学家们为什么会“找不着北”?

因为哲学的问题几乎都是一些无法解决没有答案的难题。

通常我们所说的问题其实可以分为“问题”和“难题”两类。所谓“问题”在一般情况下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样的问题有答案而且大多只有一个答案，例如l+l=2之类。难题就不同了。我们所说的“难题”一般是没有答案的，准确地说是没有惟一的答案，只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由于这些解答方式没有一个可以最终解决问题，因而都是“平等的”或等值的。如果我们细心地想一想就一定会发现，人世间的事情实际上是难题多于问题的。

哲学问题不仅是难题，而且是难题中的难题。

从理论上讲，哲学所探讨的对象不是经验的对象而是超验的对象，例如宇宙万物的本原、存在、实体或本体，包括人在内所有存在物的来源和归宿等等。当然，哲学也有比较具体和现实的问题，例如认识论、伦理学、历史哲学、社会政治哲学的问题，不过由于这些问题都属于最基本的问题，而越是基本的问题就越不简单，所以同样没有确定的答案。举个不恰当的例子，我们都知道1+l=2，但是要想说清楚为什么1+l=2，并不简单。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看，尽管两千多年来，哲学家们费尽千辛万苦企图使哲学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竭尽其所能来证明哲学是科学，但是他们的愿望无一不是落了空，哲学家们在所有的哲学问题上都是争论不休，从来就没有达到过一种科学知识应该具备的普遍必然性。于是，批评哲学的人就有了一件十分有效的武器，而维护哲学的人则多了一块治不好除不掉的心病。实际上，无论是批评哲学的人还是维护哲学的

人，都误解了哲学钧本性。我们以为，哲学不是科学，因而不能用衡量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哲学。更重要的是，哲学不是科学并不是哲学的耻辱，恰恰相反，倒是哲学优越于科学之处。如前所述，科学不过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科学自己不能决定它的目标或发展方向，如果我们要求哲学成为科学，那就意味着哲学也变成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倘若如此，文明发展的方向由什么来树立或确定呢?显然，就哲学的意义和地位而言，它应该担负起为人类文明树立和确定目标和发展方向的重任。所以仅仅就此而论，我们也不应该让哲学变成科学。

哲学不是科学，两者的“发展方式”也是不一样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是“线性的”知识积累的过程，我们用不着非要了解一门科学的历史一样可以学习和利用它的成果，因为它的最新成果就凝聚在当下的某种载体之中，我们拿过来学就可以了。哲学却不是这样“进步”的。毫无疑问，现代人在知识的拥有量上比前人“进步”得多，随便一所医学院校的学生所拥有的知识，即使是医学始祖希波克拉底也难以望其项背，一个中学生所具备的数学知识亦可以超过几百年以前的大数学家，但是哲学就不同了。哲学史上几乎每一部哲学著作都具有晦涩难懂的特点，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理解它们，不要说一般的人，不要说我们，即便是现当代的哲学大师也不敢说他们在思维水平上比柏拉图或者亚里士多德更高明。

为什么?

如果有一个问题，我们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终于有了惟一正确的答案，那么虽然前此以往的探索都具有历史的意义，但是在这个惟一正确的答案面前，它们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就知识而言，我们用不着理会它们，只需掌握这个正确答案就行了。然而，如果有一个问题是永远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那么在这些解答方式之间就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它们都超越了时间和历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供后人选择的道路。换言之，由于哲学问题乃是永恒无解因而万古常新的难题，故而一切答案都不具有终极的意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都具有“平等的”的价值。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不能掩盖柏拉图的光辉，黑格尔也不可能动摇康德的历史地位，由于他们把解决问题的某种方式发挥到了极致，便成了不可替代的“典型”，在哲学史上树起了一座座“里程碑”。这有点儿像文学的历史，例如“唐诗”和“宋词”：唐代是律诗的典范，后人写诗决超不过李杜；宋代是词的绝顶，后人很难觅得苏辛佳句。如果说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文学家们是将某一种艺术典型推向了顶峰，而哲学家们则是将一条思想之路走到了“绝境”。哲学家通常思想的都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他们思得也很“根本”，于是就把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推到了极端，后人若要解决问题就不可能再走老路，因为那条路已经被走“绝”了，他只好换一条路走。所以，哲学并不只有一条路而是有许多条路，任何一条路都不足以代表哲学本身，所有的哲学运思之路“综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幅比较完整的哲学图画。换言之，哲学是由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那一条条思想之路构成的。

然而，如果哲学问题注定无法得到最终的解决，我们为什么还要追问这些难题?就此而论，哲学作为“智慧之爱”给我们带来的与其说是愉悦不如说是痛苦，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种“智慧的痛苦”?

二 智慧的痛苦

在《圣经》“创世纪”中有一则尽人皆知的伊甸园神话：

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万物之后，感到有些孤单，于是便用泥土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亚当。为了不使亚当感到孤单，又趁着亚当睡觉的时候取了他的一条肋骨，创造了夏娃。上帝在东方辟了一个园子叫做伊甸园给亚当和夏娃居住，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都交给亚当夏娃管理，那里简直就是天堂。在伊甸园里有许多树，其中有两棵树最特别，一棵是生命之树，一棵是智慧之树。据说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子可以长生不老，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便有了智慧。上帝告诫亚当和夏娃，伊甸园中惟有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就会死。但是后来亚当和夏娃禁不住蛇(撒旦)的诱惑，终于偷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于是悲剧发生了：他们因此被赶出了伊甸园，而且子孙万代都不得不为这个“原罪”付出代价。

伊甸园神话的寓意很清楚：智慧与原罪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智慧就是人的原罪。

假如伊甸园神话不是神话，也不是故事，而是事实，亚当和夏娃的确是因为一个果子而被逐出了天堂，我们无话可说，只能怪他们运气太差。因为上帝只是说智慧之树的果子不能吃，却没有禁止他们吃生命之树的果子。如果亚当和夏娃先吃生命之树的果子，然后再吃智慧之树的果子，那么他们就与上帝没有什么区别，上帝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从这个角度看，人类犯原罪这件事实在没有道理可讲。

其实不然。

伊甸园神话具有非常深刻的象征意义，它并不是说人是因为追求智慧才成为有死的，而是说人是因为追求智慧才知道自己是有死的。智慧的痛苦就源于此。

当人类从自然之中脱颖而出，割断了连接他与自然母亲的脐带而独立存在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完全依靠自然的本能行动了，他必须依靠理性的眼睛在数不清的可能性中为自己做出选择，从而便置身于危险之中。一方面人是自然的成员，像其他有限的自然存在物一样受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的限制，生生死死，不能自已；但另一方面人又是一种有理性的存在，他不仅试图以此来把握自然的规律，同时亦生发出了超越自身有限性的理想，然而作为自然存在物他又不可能违背自然规律现实地实现这一理想，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改变他追求和向往这一理想的信念。终有一死的人向往永生，向往永生的人终有一死，这就是人生在世最深刻最根本的悖论。正是从这一最深刻最根本的悖论之中，生发出了哲学问题：它意味着人被抛入这样的境域，他自始至终面临着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激烈冲突，在它们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显然，只要当无限、绝对、永恒、理想和彼岸从遥远的地平线上升起，人就注定了追求和热爱智慧的命运。所以我们说智慧是一种痛苦，而且是一切痛苦中最痛苦的痛苦。这痛苦之痛和苦的程度，我们除了说它刻骨铭心而外，实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它的刻骨铭心之处不仅在于人注定了要追求智慧却又注定了不可能通达智慧的境界，而且更在于追求智慧便使人知

道了自己的有限性，知道了自己的有死性。其实，千百年来人类上天人地、建功立业，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超越自身有限性这一理想，然而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找到一条通达智慧境界的出路。不过尽管如此，人类亦不可能由于这理想不能实现就放弃追求，因为这追求乃源于人之为人的本性。结果，这一切就被寄托在了追求和热爱智慧的过程之中。

所以就此而论，哲学既是最深刻的痛苦，也是至高无上的快乐。因为哲学乃是人生所能通达的最高境界，正是在智慧的痛苦之中，人赋予人生以意义，实现着自身的价值。

人生在世不仅活着，而且希望知道他为什么活着，明白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然而，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物，他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界并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应该说，所谓意义和价值是人赋予这个世界的。因为他不能忍受一个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世界，所以他需要意义和价值。这一点我们从“价值”这个概念的词源就可以看清楚。

所谓“价值(value)”一词的词源最初来自梵文的wer(掩盖、保护)和wal(掩盖、加固)，拉丁文的vallo(用堤护住、加固)、valeo(成为有力量的、坚固的、健康的)和valus(堤)，具有“对人有掩护、保护、维持作用”的意思，后来演化为“可珍惜、令人重视、可尊重”的词义[2]。在通常意义上，当人们说某个事物有“价值”的时候，总是在对人有好处、有意义的意义上使用的。因此在哲学上，“价值”是与主体的目的、意愿或需要相关的概念。

显然，与主体的目的、意愿或需要相关的事物有很多，从广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把一切与主体相关的东西都看做是“有价值的”，因此人的存在其实就是一种价值性的存在。由此而论，与主体相关的一切事物就构成了一个价值系统，其中有基本的价值，较低的价值，也有较高的价值，亦应该有某种最高的价值，这个最高的价值或内在的目的就是人类理性“终极关怀”的对象。因此，价值对人来说有外在的价值和内在的价值的区别。毫无疑问，人类这种存在与一切有生命的存在一样首先必须满足吃、穿、住等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而且他的确像动物一样能够适应和利用周围的自然条件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当然在这方面他做得比动物要好得多。但是对人来说仅仅满足了这些生存需要是不够的，它们只是生存的基本条件而不是生存的目的，他应该有更高的需要和追求，他需要知道他生存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所以人而且只有人有“终极关怀”，他能够把自己的一切生存活动指向某种作为最高价值或内在目的的理想境界。

人的生活实践是某种价值性的生存活动，这不仅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能动性，而且是人类保护自身存在以抵御虚无主义的防线或“堤坝”。如前所述，当人类脱离了自然母亲的怀抱从自然之中脱颖而出之后，他就再也不可能像自然存在物和动物那样完全在自然的推动下按照自然的本能而活动了，因为人有了理性，他必须由他自己去面对自然的种种艰难险阻，通过对自然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生存活动，在数不清的生存可能性中去自己选择自己的生存之路，这就使他面对着一个充满了偶然性、不确定性和危险的世界。于是，生存对人来说至少存在着两大难题：一是如何通过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来维持自己自然生命的存在，一是如何通过某种方式为自己的存在确立根据、价值或目的。我们可以把前者看做是关于“如何活着”的问题，而把后者看做是关于“为什么活着”的问题。显然，与“如何活着”相关的是一类价值，与“为什么活着”相关的则是另一类价值，而且这后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因而更有“价值”，或者可以说，它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对于人类这种有理性的自然存在者而言，他不仅存在着而且还要追问为什么而存在，即其存在的意义、目的或价值。但是这些意义、目的或价值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写”在自然之中摆在人的面前的，它们需要人自己去探索、“发现”甚至“创造”。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没有价值对人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作为有理性的存在，价值却是他必需的甚至是性命攸关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价值具有怎样的客观内容，它们都是因为人的存在才存在的。换言之，一个没有人的世界一定是一个没有意义、没有理想、没有价值的世界。但是自有人类以来，这个世界就变成了一个价值的世界，或者也可以说是因为人而成为了一个价值的世界。显然，由于价值通常被人看做是其存在的理想性的标志，他无论如何无法想象也无法忍受一个没有价值的世界，所以他总要为自己的存在寻求某种理想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人类就需要有“价值”这座“堤坝”来维护自己的存在，而价值就体现着人类理性的存在意义、最高目的和至上的理想境界。

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确立价值的目的是针对虚无主义的。人既不能忍受一个没有价值的世界，而且始终不满足于他所面对的现实，所以他就建立了一个理想的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补充和超越，并且以之作为他生存的根基和目标。如果我们既不满足于现实——通常我们的确如此，又无法确证理想的存在——这也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虚无主义就产生了，而且具有毁灭性的力量。由此可见，只要人存在着就始终面临着虚无主义的危险，所以他需要有价值和理想，否则他就找不到为什么要生存下去的理由和根据。

当然，由于人类同时具有自然的有限性和理性的开放性，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必须亦只能由他自己去探索和确立，因而他的价值目的毕竟是理想性的而不可能最终成为现实，而且始终只是他追求和探索的目标而没有现成的终极答案。所以，人类生存的价值方式既是他不同于一切自然存在而且高于一切自然存在的优越的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十分“危险”的生存方式，以这种方式生存于世无异于一种“冒险”：价值无疑是我们赖以存在的根本支柱，但是当我们以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理想的时候，受到种种限制的理性既无法弄明白究竟什么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最高理想，不可能完全现实地实现这一理想，也无法完全充分地确证这一理想，甚至无法证明的确客观地存在着这样的理想。然而我们却别无选择，因为人生的意义、目的和价值对我们而言性命攸关，我们不可能因为有危险就放弃人生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必须冒险，因为只有冒险才可能有希望，或许正是在危险中蕴含着希望。

话说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伊甸园神话还有另一方面的意义：它意味着人的自由，意味着人的开放性存在。

伊甸园神话中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并不是亚当犯了原罪，而是亚当怎么可能会犯原罪。如果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亚当怎么可能犯罪呢?难道说上帝眼看着亚当犯罪而不加干涉吗?难道上帝不能预知亚当会犯罪吗?难道上帝明知亚当犯罪也不去制止他，任由他成为千古的罪人而且还株连他的所有后人吗?显然，如果上帝明知道亚当要偷吃禁果而不去阻止他，上帝就不是全善的。如果上帝不知道亚当要偷吃禁果，上帝就不是全知的。如果上帝不能预知亚当要偷吃禁果而去阻止他，上帝就不是全能的„„所有这些问题，能不能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呢?

我们或许可以有一种解释：人是上帝所创造的最高级的产物，它的“高级”就体现在自由上，因为创造一个完全被上帝所支配的造物并不能真正显示上帝的荣耀。所以，不是人凭他自己就可以违背上帝的意志，而是上帝赋予了人违背他的意志的自由。

这一解释同样也适用于自然的进化。

通常我们总是说，人是万物之灵，人是自然进化的最高阶段。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不但没有使自然更加欣欣向荣，反而一步一步地将自然推向了毁灭的边缘。这似乎也有点儿不可思议：难道自然产生人类的目的就是为了自我毁灭的吗?!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看：自然进化的最高阶段就是自由，而自由毕竟是要冒险的。因为人的自由不同于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的自由。我们把上帝设想为无限的存在，人则是有限的存在。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的自由是创造的自由。人是被造物，他的自由主要体现在选择的自由，即在数不清的可能性中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且人的自由选择始终是受限制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选择是不是最佳的或者惟一正确的选择，困难之处在于，我们经常是只有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候才能确定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然而那时已经没有了退路。自由之所以在20世纪之前一向是美好的理想，而到了20世纪却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命运，其原因就在于以往人们在谈到自由的时候主要说的是“人类”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是抽象的、普遍性的东西，而当自由实实在在地落在个人身上的时候，自由不仅仅意味着选择，也意味着必须由我们自己来负责任，由我们自己来承受选择的后果。

总之，人不仅因为智慧的痛苦而成其为人，而且具有开放性、非现成性的自由本性，这就决定了智慧乃是一个无限的开放的理想境界。于是，我们或许可以给哲学问题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本性以一种比较合理的解释：由于人是某种尚未定型、永远开放的自由存在，因而他的至高无上的终极理想本身也一定是一种尚未定型、永远开放的对象。既然如此，哲学问题当然不可能有最终的解决，如果有的话，那时人也就终结了，或者说结束了自己的“进化”。因此，爱智慧根源于人的本性，这是人必须经历的痛苦，正是在这种痛苦之中，人成其为人。人“成其为人”的意思并不是说，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本质„‘等待”着人去实现，而是说“人是人的未来”，他的“本质”是未定的和开放的，由他自己来塑造自己本身。

因此，一般的哲学问题乃是人类明知道永恒无解但是却不得不永远追问下去的难题。人们追问哲学问题不仅仅有痛苦，有无奈，也有欢乐，毋宁说在“智慧的痛苦”中就蕴含着“智慧的欢乐”，而且是真正持久崇高的欢乐。按照我们的哲学史观，哲学不仅起源于问题，而且它的意义和价值就体现在永恒的探索之中，因而哲学是哲学史，哲学史是问题史。然而，如果哲学史是问题史，那么我们的问题——“哲学是什么”——就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两个问题：“哲学是什么”和“什么是哲学”。表面看来，这两种不同的追问方式都是在追问哲学的那个“什么”(概念、定义、规定)，似乎没有什么本质性的 区别，实际上并非如此。

当我们追问某种东西“是什么”的时候，通常在逻辑上问的是这种东西的“本质”或“本性”，亦即规定它“是什么”的“定义”。然而所谓“定义”所表述的既可以是曾经如此或现在如此的实际状态，也可以是将来如此或应该如此的理想状态，前者说的是“是如何”，后者讲的则是“应如何”，一个是“实然”，一个是“应然”。在一般情况下，一门学科的基本规定是没有这种区别的，或者说上述两方面是统一的，但是哲学却不在这“一般情况”之列。由于哲学家们在“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普遍的共识，使得我们只知道以往人们关于哲学的不同规定，而无法确定关于哲学的一般规定，所以在“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之间就出现了差别。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什么”问的是作为历史事实的哲学过去和现在“是什么”，而“什么是哲学”问的则是究竟什么样的哲学才能够被我们称之为哲学，亦即作为普遍意义的哲学“是什么”。当我们以这两种不同的方式追问哲学的时候，似乎显得对哲学有点儿不太恭敬，因为这意味着在“哲学过去和现在是什么”与“哲学应该是什么”之间存在着差别，把这个问题问到底就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哲学过去或者现在是什么样子，它有可能还不是它应该所是的样子。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那么，把“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区分为“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这样两种不同的问题形式究竟有什么意义?如果这种区别是有意义的，我们除了知道历史上不同的哲学思想之外，究竟能否把握所谓一般意义上的哲学或者说哲学的普遍规定?

首先，“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的区别给我们的启发是，哲学的一般规定与科学的一般规定是不同的，它具有更广泛的“宽容性”和“历史性”。关于哲学的规定应该体现它的研究领域和范围(这种领域和范围亦有其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亦不应该企图以一种哲学思想代替全部哲学，除非这种哲学思想确实可以涵盖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倘若如此，它也就不是“一种”哲学了)。因为哲学的问题和对象根源于人类要求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通达无限之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就人类有理性而言他一定会产生这样的理想，但是就人类的有限性而言他又不可能现实地实现这一理想，虽然他无法实现这一理想但他又不可能不追求这一理想，哲学就产生于这个“悖论”之中。由于在有限与无限、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暂时与永恒之间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我们命中注定要千方百计地去尝试各种方式以图超越这一界限，所以真正的哲学问题不仅是没有终极的答案，而且永远也不会过时，因而哲学就表现为过去、现在和将来人们面对共同的哲学问题而采取的不同的解答方式。由此可见，哲学不可能存在于“一种”哲学之中，而只能存在于所有哲学之中，因为任何一种哲学都只不过代表着哲学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而不可能代表哲学问题的所有解答方式。我们之所以坚持在“哲学是什么”与“什么是哲学”之间做出区别，目的就是为了说明所谓哲学归根结底乃是哲学史这个道理。这也就是说，谁要想给哲学下一个定义，他就必须把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可能的哲学都考虑在内，我们不能按照给科学下定义的方式来规定哲学，因为一旦哲学有了这样的科学的定义，哲学也就不再是哲学了。

所以，“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是需要用整个哲学史来回答的。我们只能通过追问“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来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

哲学的本性既然如此，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哲学呢?

三 问题与对话

通常在非哲学专业的人看来——其实大多数学习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是一样，哲学不仅无用，而且晦涩难懂，因而人们若不是对哲学敬而远之，就是对之不屑一顾。我们前面所说的话，试图消除关于哲学无用的成见。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我们喜欢哲学，但也读不懂哲学著作，那么我们怎么学哲学?

哲学著作晦涩难懂是众所周知的，然而这种现象并不正常，虽然的确有其深刻的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语言。

我们只有一种语言，即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无论你学了多少种外语，那些外语也一样是日常语言或自然语言。当我们使用语言来表达日常生活现实世界中的事物时，当然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语言就是在日常生活现实世界中形成的。但是，当我们试图表达哲学思想的时候，并没有另一种语言可供使用，换言之，我们也只能使用日常语言来表达思想。这样一来，我们的日常语言就不得不扮演“一仆二主”的角色：同样一种语言，既要用来表达日常生活中有限具体的事物，又要用来表达抽象的有时甚至是无限的哲学对象。问题是，我们能否使用有规定性的话语来表达无限的哲学对象?!这显然是成问题的。 因而哲学家们始终挣扎在这种困境之中。

并不是哲学家们都不会正经说话，也并不是我们的理解力都成问题，以至于不能理解哲学著作的深奥寓意。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著作晦涩难懂的根本原因在于，哲学问题作为永恒无解的难题，的确难以用言语来表达。

哲学家们并不是在故作高深，而是有苦难言：他们不是不想把问题说清楚，但是却苦于说不清楚，他们千方百计试图找到某种适合表达哲学思想的话语方式，但是始终没有成功。不过，哲学家们的表达方式有问题是一回事，我们能不能理解他们的思想可以是另一回事。换句话说，只要我们熟悉了哲学家们表达思想的方式，完全可以理解他们的思想。这就是熟悉他们的 问题，按照他们的思路，理解他们的思想。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如何哲学不应该让人们敬而远之。哲学看起来高深莫测，实际上还是平易近人的，因为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假如我们面前有一张桌子，就以这张桌子为例。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张桌子是从哪里来的?使桌子成为桌子的究竟是构成桌子的材料，还是桌子的概念?构成桌子的材料与桌子的概念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具体的桌子生灭变化，桌子的概念是不变的，那么桌子的概念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的?假如桌子都毁灭了，不存在了，桌子的概念还有什么意义?我们怎么知道它是桌子而不是椅子?我们能够形成关于桌子的知识吗?我们关于桌子的知识与桌子本身是符合一致的吗?„„如此等等。

按照柏拉图的思路，世界上有三张桌子：一张是画家画的桌子，一张现实中的桌子，一张是作为桌子的概念的桌子。柏拉图认为，画中的桌子摹仿的是现实中的桌子，因而最不可靠。现实中的桌子既不完善，也不能永存，也不是最真实的存在。只有桌子的概念，不会因为现实中的桌子的毁灭而消失，它才是真正真实的存在。显然，经验论者肯定不会同意柏拉图的观点。按照他们的观念，只有现实存在的、被我们感觉到的具体的桌子才是实在的，所谓一般普遍的桌子概念并不存在，也没有意义。然而，若是从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立场看，现实中的桌子不过是物，认识中的桌子受到主客二元式的认识框架的限制，不可能把握桌子的本性。只有画家的桌子不同，他实际上将桌子、使用桌子的人——尽管它可能并没有出现在画面上——连同他的世界，浓缩在一幅画中，等候欣赏者融人其中，打开艺术的世界„„

可见，由一张桌子几乎可以问出所有的哲学问题来。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学习哲学呢?

海德格尔晚年编辑自己的著作全集时曾经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的著作是“道路，而不是著作”(wege—nicht

werke)，这里的“道路”用的是复数。言外之意，哲学问题的终极解决是不可能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不断地探索。所以，学习哲学就是“上路”——踏上爱智慧的思想之路，哲学永远“在途中”。由此可见，哲学并不存在于某一本教科书、某一种哲学体系或理论学说之中，而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哲学运思的道路之中。换言之，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史则是问题史，因而哲学的全部意义乃存在于追问和求索之中。

当我们说哲学是哲学史的时候，这意味着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同时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这种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充满张力的有机结合与统一，就体现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之中。

如果哲学是哲学史，哲学史是问题史，那么哲学史就是哲学家们围绕哲学问题而展开的思想“对话”的过程。就“对话”而言，它可以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哲学家们与哲学对象之间的“对话”，二是哲学家们相互之间的思想“对话”，三是我们在学习哲学亦即学习哲学史的过程中与哲学家们所进行的思想“对话”。在某种意义上说，“对话”乃是哲学保持其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内在张力的基本功能，而且“对话”(dialogue)正是“辩证法”(dialectics)的本义。

首先，哲学史是哲学家与哲学对象之间进行思想“对话”的过程。

哲学是思想，哲学的对象是思想的对象。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指出，“就其自身的思想，是关于就其自身为最善的东西而思想，最高层次的思想，是以至善为对象的思想。理智通过分享思想对象而思想自身。它由于接触和思想变成思想的对象，所以思想和被思想的东西是同一的。思想就是对被思想者的接受，对实体的接受。在具有对象时思想就在实现着。这样看来，在理智所具有的东西中，思想的现实活动比对象更为神圣，思辨是最大的快乐，是至高无上的。”[3]黑格尔以亚里士多德这段话作为《哲学全书》的结束语，并非偶然。套用黑格尔的术语，哲学家的哲学思考乃是“对思想的思想”，亦即思想与思想的“对话”。

从终极关怀的角度看，哲学问题并不是自然的问题，而是人类精神所特有的问题。哲学是人类精神为自己所设想的理想家园，它体现的是人类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的某种至高无上的、无限的、自由的理想境界。就此而论，哲学的对象不是现实存在的东西，而是理想性的存在。思想这个对象，也就是有限的思想者去思想某种无限的思想。这并不是说，存在着

某种脱离人类精神而独立存在的思想对象，实际上所谓无限的思想不过是人类的理想对象，因而哲学就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即现实存在的人类精神与自己的理想境界之间的“对话”，亦即人类精神的“反思”。这种“反思”有时可能被哲学家们“外化”为某种客观对象而思考之，但归根结底具有理想性的特征。

其次，哲学史也是哲学家们相互之间进行思想“对话”的过程。由于哲学问题永恒无解，故而吸引着一代代睿智的头脑思考和探索。毫无疑问，哲学家们都是在前人思考的基础上进行哲学思考的，因而哲学史具有前后继承和发展的特征。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哲学问题都是基本的或者根本的问题，哲学家们的思考也非常根本，以至于他们只要发现了一条有望通达理想境界的道路，便会将其发挥到极致，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之走到了尽头。所以，哲学家们的思想不仅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而且也具有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典型特征．o这样一来，后来的哲学家们就必须将前人之所思都思清楚，然后才能开辟自己的道路。换句话说，哲学家们对于哲学对象的思考本身亦成为了后人的思考对象，而且在哲学思考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当代哲学大师有许多著作都是在研究和解读以往的哲学思想时展开的，这绝不是偶然现象。不恰当地说，或许正是哲学家们艰苦卓绝的运思，为作为哲学对象的理想境界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最后，我们学习哲学史也是我们与哲学家进行思想“对话”的活动。

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哲学史上哲学家们的思想，亦即我们的思想“思想”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可看做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由于哲学家们的思想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之中，学习哲学史也就是“读书”，所以与哲学家们的“对话”通常是通过“读书”而实现的。尽管历史上的哲学家们斯人已逝，我们读他们的“书”却不是读死书。虽然这些书的内容大多已经过时了，但是哲学家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也永远不会过时，因为哲学问题并没有过时，这些问题不仅是他们面l临的难题，也是我们面临的难题，甚至可以说是人类永远面临的难题。既然哲学问题没有终极的答案，那么任何一种解答方式都不可能取代其他的解答方式，也不可能为其他的解答方式所取代，所有一切解答方式都有其各自独特的意义和价值，它们为后人提供了各式各样可供选择的可能方式。因此，对于学习哲学史的人来说，学习哲学史无非是将人类精神所思想过的东西再思想一遍，把人类精神已经走过的思想之路再走一遍，然后选择或者开创我们自己的路。如果把我们与哲学家们统统看做是“人类”的话，那么我们思想他们的思想，重走他们的道路，也可看做是一种“回忆”，回忆我们“曾经”思考过的问题，因而也可以看做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反思[4]。

由此可见，我们学习哲学史并不是站在哲学史之外，在某种意义上说，前人的思想就构成了我们现存在的组成部分。哲学史上哲学家的思想之所以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原因就在于此。当我们与哲学家们进行思想之间的“对话”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复活”了。其实，历史上的哲学思想原本就是“活的”，它们构成了哲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它们的“复活”并不是“复古”。换言之，哲学家们的思想既是历史性的，同时又超越了历史，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具有现实性。所以，哲学史从来就不是什么死材料的堆积，而是一种活生生的思想律动。

显然，就“对话”的本性而论，我们与哲学家们的思想对话并不是“单向性”的受动活动，而是“双向性”的互动活动，这种思想与思想的对话类似现代解释学所说的“视界交融”。

哲学家们的思想保存在他们的著作之中，读他们的书需要“理解”和“解释”，而“理解”和“解释”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再创造”的过程。以往传统的解释理论追求知识的客观性，将理解和解释看做是对本文原著之纯粹的再现，强调以“我注六经”的方式研读原著。但是现代解释学却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再现所谓客观存在的文本，因为古人有古人的“视界”，我们有我们的“视界”。换句话说，古人与我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个人环境等等的背景之下，我们既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将古人的视界“复制”到现代来，也不可能彻底摆脱掉自己的视界，纯粹沉浸在古人的视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不同视界之间的碰撞和交融，而且正是因为如此，人类文化才有可能进步和发展。

总而言之，哲学永恒的生命力就在于其历史性与现实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哲学家们与哲学对象之间的关系，哲学家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我们与哲学家们之间的关系，都可以看做是人类精神自己与自己之间的关系，因而哲学乃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也就是思想与思想的“对话”。就此而论，哲学家们的思想就“活”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之中，也可以说哲学就“活”在思想与思想的对话之中。就此而论，任何一种哲学思想都不仅具有“历史性”，而且具有“现实性”。因为前人所面临的哲学问题同样也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所以他们的解答方式对我们来说具有超越时间和历史的意义：历史上已经过去了的思想实际上并没有过去，它们作为一条条思想之路也构成了我们的存在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的思想包含而且必须包含过去的思想才成其为思想。或者说，离开了历史，我们的思想甚至我们的存在便是残缺不全的，因而“历史性”在此就有了“现实性”的意义。

因此，学习哲学史的过程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富于创造性的“视界交融”，亦即我们与以往的哲学家们就大家共同关心的哲学问题进行思想之间“对话”的过程。

学习是一种“对话”，而“对话”自有“对话”的内在逻辑，它至少包含三种要素：

首先，“对话”的双方一定要有共同的“话题”，这样“话”才能“对”起来。我们之所以能够与哲学家们进行思想上的对话，就在于我们与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话题”，这就是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哲学问题。换言之，他们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尽管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这些问题有时会发生形态上的变化，但是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其次，“对话”之为“对话”乃“相对而说”，因而是一种相互间的交流，亦即“视界交融”。就对话而言，对话的双方是平等的，否则就谈不上对话。我们的确是在学习哲学史，然而我们并不是作为一无所知的小学生向哲学大师们请教，而是与他们一同讨论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小学生，那么充其量我们只能学到一些“知识”，即了解到哲学家们说了些什么，不过倘若如此，我们仍然站在哲学之外。只有当我们与古人面临同样的哲学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深人到了哲学之中。既然我们与古人有同样的问题，那么就不只是他们说话我们倾听，我们也有自己的“发言权”。

最后，“对话”需要相互之间的“理解”，如果你说的话我“听”不懂，那么“话”也是“对”不起来的。所以，学习哲学史最好阅读哲学家们的原文原著，直接与他们进行思想上的“对话”，不能仅仅依赖于二手甚至三手的资料。就此而论，我们这门课只是引导同学们进入哲学运思之路的“入门”，决不能以此来代替哲学原著的研读。当然，我们不可能让古人理解我们，因为他们已经无法开口说话了，他们要说的话就在他们的书里，所以这种“对话”看起来有点不平等。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把哲学家们的书看做是死东西，而是看做有着丰富意蕴的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存在，那么当我们有所问时，他们也会有所答的。显然，我们只有深入到哲学的维度，才有资格与哲学家们进行对话，而深入到哲学维度的最好方法就是深入到哲学问题之中，把哲学家的问题当作你的问题，或者把你的问题上升到哲学问题的高度。

因此，进入哲学王国的秘诀就是：将哲学家们的问题当作你自己面对的问题，或者把你自己的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哲学不是知识，而是思考。思考之为思考，总是针对问题的，总是由问题而引发的。

最后，希望大家有条件有机会都来学一学哲学。的确，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受到了冷落，因为它不能用来烤面包(威廉·詹姆斯语)，没有实用性，而且不够科学。所以，人们即使不会轻视哲学，也会对它敬而远之。哲学所能得到是最好待遇，就是被束之高阁。实际上，这是很不正常的。

现代社会以越来越精细的分工为前提，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这个现代化的社会大机器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你要从事某一种职业，例如在某个学科的某个分支中的某个领域中的某个问题上，奉献一辈子的精力，弄好了，也许你还能获得诺贝尔奖呢!这就是我们称之为“专业缺憾”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以牺牲其他兴趣和才能为代价，片面地发挥自己某一方面的才能，以便相互之间共享各自的成果。我研究数学，你研究法学，他研究计算机„„我们各自研究不同的学科，相互之间共享各自的成果。针对这种现象，西方世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探索人的全面发展和通才教育等问题，然而在我看来，收效甚微。19世纪黑格尔的时代，还有可能产生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思想家，马克思还可以设想，在未来社会中，一个人可以上午种田，下午打渔，晚上思考哲学问题。现在，我们甚至连幻想都不可能幻想了。因为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可能了解他所研究的整个学科，更谈不上对其他学科的通晓了。当然，社会的发展也有变通的办法：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向简单易用的方向努力，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傻瓜化”——我可以不懂计算机技术和原理，但是我可以轻松地学会使用计算机。我不懂也用不着懂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包括法学，我一样可以享受这些学科的成果，以此来弥补所谓的“专业缺憾”。

但是，让我们仔细想一想，哲学能不能也像其他自然科学那样“傻瓜化”?换言之，我们能不能让哲学家们去思考哲学问题，去建立世界观、方法论和人生观，然后我们拿过来“共享”?当然不行。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思想由某些哲学家控制，我们自己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我可以不懂计算机而使用计算机，我可以不懂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而去享受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但我不能不懂人生的意义而了此一生。

所以，哲学不同于一般的科学知识，它应该是每个人的需要，它要求每个人的灵魂在场。

我们这一讲与大家讨论的主题是“智慧的痛苦”。我想说的是，人成其为人是一次非常“悲壮”的“探险”，而且很可能只有一次“机会”，所以是没有归程的，这是一条充满艰险的“江湖不归路”。智慧的痛苦就是做人的痛苦，这是哲学层面的痛苦，当你感受到智慧的痛苦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究竟什么叫做“刻骨铭心”。哲学将我们带入智慧的痛苦之中，哲学也在寻求破解这一痛苦的办法，哲学家们寻寻觅觅了两千六百多年——实际上自有人类就开始了这样的探索，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可能注定了永远也不可能解决这个难题，不过即使明知道如此亦仍然是义无反顾。于是，我们将发现，人类之所以千百年来自觉自愿地投身于这“智慧的痛苦”，是因为我们注定了只能“爱智慧”，而“爱智慧”的快乐不在于“有智慧”的结果，而在于永恒的探索和追问的过程之中。

我们必须经受智慧的痛苦，才能体验智慧给我们带来的欢乐。

参考书目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四卷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

2．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93年。

3．《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下卷，商务印书馆，2000年。

4．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5．张志伟主编：《西方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注 释

[1]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123节，陈嘉映译，第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 参见李德顺主编：《价值学大词典>，第26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

[3]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72b19—26，见

(4] 参见叶秀山：《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哲学研究>，1986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