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建议
教育改革的思考和建议
笔者认为,我国的教育体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重大缺陷:
1、初中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育资源严重不均衡。
2、教育内容过于应试化,浪费大量社会资源并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
3、教育机会不均等,高校入学选拔机制有违社会公平,抑制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
4、高校教育发展战略的官僚化、政绩化,与我国国情相违背。
以下逐条分析原因并寻求对策。
一、投入不足
我国教育经费投入之低,堪比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然解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关键却在教育之外。其直接原因在于我国公共财政的预算体制的不合理,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政治体制的落后。
教育经费投入是公共财政投入的一部分。我国各级政府的财政预决算由各级人大代表来审议,而各级人大代表均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手段选举出来,如此看来人大履行职责不存在法理上的问题。其实不然。有心者看看全国人大代表的组成就可以知道,人大代表主要可分为两大类:政府官员或具有类似背景的人物;各行各业的模范或杰出人物。显然,这样的人大代表无法代表民意,只能代表政府自身的利益。各级政府自己监督自己的制度安排,必然导致两大结果:1、财政预算审议流于形式。2、财政投入比例极不合理。一边是教育等公共投入无法达到实际需要的标准,而另一边则是公款招待、用车、旅游、置豪宅等财政浪费现象始终无法杜绝。因为教育投入多对官员的政绩没什么好处,而财政浪费现象又无需官员们为此负责。看看我国每年财政收入是如何高速增长的?贫困县领导们又是如何在大摆豪门宴、大建衙门楼的同时,对教师的工资发放、农村校舍的修建一拖再拖的?你便会明白不是政府没钱办教育,而是钱被浪费了。浪费的首要之罪在于用钱的制度。
二、应试教育
公共投入不足导致教育资源不平衡,是应试教育经久不衰的主要原因之一。
正因为投入不足,只能将有限的优质资源投放于少数的学校上,而这种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直接导致学生及其家庭为了获取优质教育资源而展开过度的竞争。前者的竞争只能催生并不断巩固“应试教育”模式,使之历经所谓“素质教育改革”、“减负”而长久不衰,因为成绩和分数始终是区别优劣的唯一手段;后者则使择校现象“蔚然成风”,众多家长们为了子女的前途不惜花费重金,而“有钱能上好学校”又进一步加大了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教育评价机制的僵化,是应试教育模式始终改不了的主因之二。中国自始自终都将学生文化课主课的成绩作为学生成绩甚至学生本身唯一的评价标准,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每个人的智力结构不同,并且社会也需要不同类型的人才。
就智力结构而言,有语言智力、数学智力、音乐智力、视觉智力、运动智力、人际智力、内省智力等区分。这些智力组成中,哪些是强项,哪些是弱项,每个人都不同。要求所有人都考同样几门课程而不考虑他们的自身特长和兴趣,显然不科学也不合理。
就社会所需的不同人才而言,有句古话“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今天恐怕三千六百行也不止了。如此众多不同的就业岗位需要的肯定是不同的知识、智力、经验的运用,而在从事一项工作时,以前学校里学的很多东西都没有用武之地。因此,学校里尤其是中小学里学的课程除了基础课外(语文和数学),其他课程只要让学生达到一般的水平即可。在教育的过程中,“授之于渔”肯定比“授之于鱼”重要得多,如果一味钻牛角尖似地出难题、偏题、怪题或者采用题海战术的方法让学生陷入“苦海”之中,肯定是白白浪费了学生的大好青春和大量的社会资源,因为多解一些难题对于踏上社会以后不会涉及此门课程或者说志不在此的学生而言,无疑是白费功夫。
此外,僵化的教育评价机制还会影响学生的一生前途。例如,一个学生擅长历史,有这方面的潜质,但他政治、外语成绩不佳;按现行的高考制度,他选择文科就必须考政治和英语,那势必影响他的高考总成绩,进而影响甚至扼杀该学生的才智发展。
三、受教育机会不均等,造成社会不公,影响优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贻害无穷。
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歧视、地域歧视和城乡歧视。
经济歧视,指好的公共学校凭借自己优质的教育资源,向能给学校提供高额赞助费的学生提供教育机会,而将其他学生拒之门外。以前这类学生只占学校的少数,例如9个平行班有1-2个这样的班级,近七八年招“高财生”的比例有明显上升的趋势,造成了更大的不公平。
地域歧视。高考时,起初同样的考卷同样的学校专业,各省市入取分数相差几十分甚至更大;后来各省市出不同的试卷,入取分数不同似乎情有可原,实则欲盖弥彰。其主要原因是高考入取名额在各省市的分配比例不公造成的,即每一省市主要入取本省市的学生。在这样的入取制度下,人均高等教育资源丰富的地区比稀缺的地区占有明显的优势。例如北京、上海,参考人数比浙江少一半有余,比四川、河南、山东更是少了一大半,高等学府的数量尤其是优秀的高校数量,却比上述省份多得多,这样的情况下,京沪两市的高考分数之低就不奇怪了。
城乡歧视。人口少数的城市教育资源丰富,人口多数的农村教育资源稀缺。这种不平等制约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村地区的孩子们的发展,甚至可能断送他们中很多人的前途。这个现象与财政投入的不足有关,因此经济发达地区这种现象不是很明显,而落后地区却十分突出。
四、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性失误
1999年以来,我国高校规模急剧扩大,即所谓“扩招”。事实证明,盲目扩招弊端极大。
“扩招”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大学毛入学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所以要通过扩大高校招生,增加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比例以提高国民素质。上述这个结论其初衷虽好,其实只是一个伪命题。原因在于发展教育不仅仅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一项社会事业,更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即劳动力加工业。每年,各类学校将各类人才源源不断地送入社会,送入企业,也就是说,今天受教育的学生是未来的劳动大军,因此有多少人在受教育、接受各个层次教育的人数比例如何、接受教育的内容如何分别与未来的就业岗位的总数、不同层次就业岗位的需求比例、就业岗位的具体要求息息相关。如果无视教育事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关系,胡乱地制定教育发展计划,则可能白白损失大量人力、财力、精力。不幸的是,我国广大学生恰恰就是这种大环境下的牺牲品。
“大学毛入学率低论”的支持者只注意我国与发达国家绝对数字上的差异。
以与美国相比为例,2008年我国教育的毛入学率是23%,而美国是80%,由此不少人仍然认为中国高教规模太小。所谓毛入学率,是在校大学生人数与这个年龄段总人数的比值,然而以毛入学率的衡量高教规模的大小,因其掩盖了许多实质性的问题,显得十分不科学。具体分析如下:
1、大学生淘汰率。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学宽进严出,淘汰率在50%左右,而中国大学严进宽出,大学生淘汰率几乎为0(不能毕业的是那些学习挂红灯或各类犯错误的)。如此一来,实际能毕业的大学生人数差距缩小了近一半。
2、城乡人口比例。众所周知,在我国,农村和农业吸纳的多是初中以下学历的人,也就是说,大学生就业绝大多数选择在城市里。从城市化率来看,我国城市人口已突破40%,然而美国早已达到95%以上。那么我们很快能得到以下结论:美国总人口3亿,其城市人口规模大于2.85亿;而我国总人口13亿多,城市人口应该是5.4亿,但这5.4亿还包括从事简单体力活为主的2亿农民工。可见,中美两国城市人口,即向大学生提供就业岗位的区域的人口数量差距并不是很大。因此当计算18-22周岁年龄段的人口基数时,将人口占多数、所需劳动力文化水平又十分低下的农村地区全部纳入计算范围内,简单地以该年龄段总人口作为基数来算毛入学率,并将此入学率视为我国高校教育规模太小的依据,显然缺乏说服力。
3、此外,二三产业的产业结构对大学生的需求也有很大影响,即相同的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产业结构不同,所需大学生就业岗位数也会相差甚远。我国二三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而美国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为主。很显然,前者所需的更多的是有丰富经验的熟练技术人员,所需高学历、高素质的大学生人数明显少于后者。
以上三个因素的影响下,以大学生毛入学率的多寡为依据确定高校规模扩大计划的理论不攻自破, 因为这个理论丝毫不考虑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存在的巨大差距,仅凭“迅速提高大学毛入学率,提高国民素质,赶超发达国家”的政绩化热情,便作出了武断的草率之举。至于“扩招”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早为众人所知,不再一一列举。
原因都分析了,下面来说说教育改革的对策。笔者有以下几条措施可供参考:
1、提高教育总体投入。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
方案一、改革人大代表制度,使公共财政预决算的编制和审议落到实处,进而保障各地办学拥有充足的教育经费。人大制度的改革有如下建议:
A. 禁止各级公务员当选人大代表,禁止任何人影响选举的自由度。即通过自由选举的民选代表始得当选,以确保人大更好地履行审议财政等职责。
B. 延长人大会议时间,增加会议次数,尤其要增加财政审议的时间,使公共财政详细、明了地接受审议,推动财政预算编制的规范化和公共财政投入比例的合理化,大力裁剪各项不必要的办公开支,严格控制财政腐败浪费,从而保障教育等领域拥有充足的经费投入。按实际需要,可以一年召开春秋两次人大会议,每次会议时间不小于30天。
C. 使全国人大代表逐步专职化。根据实际需要,可发放工资或津贴。
D. 严格监督政府工作及其经费使用情况,及时严肃地斥责、追究相关人员滥用、浪费、贪腐公共财政的行为。
方案二、由于方案一改革阻力甚大,也可选择此方案作为补充,即改革政府考核体制。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考核一直以经济产值为主,我认为可以转变成“就业率水平、市场经济秩序情况、社会治安情况情况、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投入水平”为考核依据,因为后者更符合政府的职能。具体实施时,教育的投入金额可以参考各阶段受教育人数(包括外来常住人口)和各阶段教育每个学生所需要的经费额度来计算,结合优先保障义务段教育、规范非义务段的收费和对职业教育补贴的三大原则,最终确定一个金额。该级政府在其管辖区域内的教育投入经费和教育发展水平,达到这个金额和相应标准的即为达标,否则就没有。
无论何种方案,都为了使各阶段教育拥有充足的经费。确保义务阶段入学率达100%;职业教育和高中入学率逐步提高,在几年内亦接近或达到100%。
2、调整教育不同领域的投入比例,使之趋于合理化。主要有三个方面:
A. 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比例。
为摸清就业形式,建议让各地统计部门(以县为单位)增设“未来几年各种
不同层次人才或劳动力的需求情况”统计项目。统计中,所需人力资源从大层次上可分为研究生学历、大专本科学历、中等职业学历和义务段及以下学历四大层次,每个层次再分出若干专业。通过统计,参考未来几年该地各类人力资源需求情况,作为教育投入比例的参考依据。
在教育经费充足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该首先全力支持义务阶段的经费投入,保证学龄范围内的人无一辍学;剩余经费主要投入到职业教育和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的人数不低于各类职业技术人员未来几年的需求量,不同专业之间的人数比例也可参考统计结果;扣除职业教育经费后,剩余经费投入到高中教育中;高考未上榜者,亦可接受职业教育。
大学及以上人才的预测需求量与高考和研究生的招生人数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因为要考虑到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大学的分布情况和人才的流动情况。但总体来看,大学及以上学历者在其家乡或大学就读所在省市就业的概率可能高达90%以上,再参考上述统计数据和大学分布情况,应该不难得到大学及研究生招生规模及具体专业分配比例的理论数字。国家以这个理论数字为依据的情况下,制定大学招生计划数和相应经费投入计划。
B. 城乡投入比例基本均衡。
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即逐步使城市和农村所投入的经费分摊到每个学生上基本相同。考虑到城市化的因素,有大量农村学生随其家庭迁至城市。因此,长期来看,农村缺少的经费总体上补足后还会有个下降的过程,但人均值不下降。
C. 所有义务阶段公共教育领域取消重点中小学,中小学阶段所有同级别的公共学校搞均衡化。师资水平、经费投入只与教学规模成正比,即每千名学生所需的师资和经费基本一致,学生按户籍所在地或家庭所在地就读,可杜绝择校现象的发生。高中以上为非义务教育,可以保留重点学校,但不得收取择校费用。
3、改革教育内容和教育评价机制,使之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A. 课程安排
整个中小学阶段都要紧抓语文、数学两门基础课程。
小学除基础课外,其他如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历史地理政治)、体育、艺术等课程亦为重要课程,辅以手工劳动、家政服务、社会常识等课程。主要课程之间不能有所偏颇,厚此薄彼。
初中阶段继续抓好两门基础课,其他主要课程按重要程度安排课程学习的时间长短。如社会科学中的历史,因事关本国的荣辱兴衰,课时安排可比其他课程稍长(除基础课外)。初一开始系统学习英语课程,考虑到社会上从事英语工作者相当少,不必将其视为与基础课一样重要,也不必从小学就开始学英语。
高中阶段大力裁减主要课程,按重要程度安排必修课外,其余课程按学生兴趣和以后报考大学所要求的必考科目来选择选修课。选修课可以是某门必修课的深入化或专业化,也可以是其他课。必修课课时可以如下安排:语文3年,数学2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英语各一年。选修课可以是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可以是艺术(音乐、美术)等。高中阶段还可参考国外经验,对学生进行就业咨询、测试和建议,让他们知道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上主要的行业有哪些,都是些什么样的行业。2、个人的兴趣和特长在什么地方,适合什么样的行业。
B. 课程学习重点
应试教育模式下,考试、分数成为教育的两大法宝,故教学的重点无疑是条条框框的标准答案和似乎永远做不完的题山题海。这样的学习方式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的潜力开发规律明显相违背。与西方教育相比,中国教育在内容上欠缺的是创新性和实践性。
创新性,即后人有别于前人,且有价值的东西。实践性,即学习的东西能应用于实践,而实践能力往往需要看、听、说、读、想、做等综合能力。两者的意义十分重大。
要使教育内容具有创新性和实践性,必须首先打破传统学校知识的条条框框,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教师只是起引导作用;至于教学内容,教师主要告诉学生基本的学习线索,做好指引工作,可以让学生针对不同的问题自由辩论;对大多数学生不必强求纯理论学习的难度和深度,不必让他们做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复杂习题以巩固所谓的“教学效果”(极少数有志于各类竞赛和基础研究的例外)。布置作业时让学生自己寻找课外材料,通过阅读、总结、思考,形成自己
的答案,这一点对于社会科学尤为重要。
以历史教学为例。中国历史课学“二战”史,无非是背景、时间、重大事件、主要过程和历史意义,所有的内容包括背景、历史意义及很多有不同看法的观点都有现成的标准答案,这样的教学只要记背就行了,学习起来枯燥无味,学习完了对学生也不见得有太大的帮助。如果换一种方法,老师只是提纲挈领地介绍一下二战的主要线索和历史是非观,然后就很多问题可以让学生自己去思考、探讨、辩论甚至研究,效果就大不相同。如二战的爆发时间,既然部分中国学者说“1937年“七. 七”事变是二战爆发的标志性事件”,与国际上“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标识着二战爆发”不一致,可以让学生分成两组,自由辩论;又如战争的起因问题,想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而书上之言也毕竟是一家之言,不能完全不信又不能全信;再譬如侵华战争,全国到处都有遗址遗迹,无论是日军细菌生化武器投放的遗址及受害者,或是各类战场遗址和抗战老兵,以及战时重大事件的亲身经历者,都可以成为学生学习的重点。如果布置上述这样一个作业,让学生自己去寻找和探索史实真相,不是更能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锻炼他们的思辨能力和综合能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吗?
C. 改革教育评价机制
中小学:建立多元化评价体制,而不是以学习成绩作为学生主要的甚至唯一的评价标准。主要分成德智体三方面。
德育:中小学教育德育必须放在学生的首位,因为一个道德败坏、人生观完全错误的人,其智商越高,对社会危害可能越大。德育的评价标准可以用学生日常表现、做了多少好事或者向社会做了多少时间的义工等方式来衡量。尤其在初中以后,随着人生观的逐步形成和身体发育的逐渐完善,对学生参加的义务劳动量须采取强制规定,令其明白一个人随着不断成长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智育:改变以纯分数为评价机制,尤其在小学阶段最好取消这种方式,教师应根据每个人在学业上的表现亮点,予以鼓励和引导;确有不足之处,如错误的方法、学习偷懒等予以指正。以此,使之充满信心,奋发有为。
初中阶段按ABCDEF 的标准,将学生成绩划分为优秀、优良、良好、一般、及格和不及格六大类,但禁止学生成绩排名。成绩以平时成绩为主,适当参考期末考试。中考可以让绝大多数学生进入高中或职业学校,少数学生要进重点高中
的可以选择另外报考。
高中阶段可按分数制对学生进行考试,但与初中一样,考察一个学生要看其平时作业水平。当然,平时的作业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不是一味埋头解难题、偏题的能力。
小结:教育的内容和评价机制相辅相成。内容由较死板的习题、测试改变成考察学生的所学内容的观察、查阅、调查、思考、辩论和写文章的综合能力,评价机制才能改变;否则,必然是徒劳无功,变相得成为另一种应试学习模式;反之,评价机制不变,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及其家长,盲目求成绩的浮躁之心必然使所谓素质教育变质。
体育:体育是学校、家长都很容易忽视的教学内容。由于智育的功利化倾向,使学生课业负担十分沉重,无暇参加体育锻炼,而家长和学校对“回报率低”的体育活动也持不欣赏、不赞成的态度,认为其“不务正业”。致使我国青少年的体制已明显落后于日韩等亚洲国家。发展体育事业,增强国民体质,光是争几块金牌那是不抵事的,须普及各项体育运动,而重中之重就是保证学生根据个人爱好,保证其拥有充足的时间,多多地参与各项体育活动。
4、改革高考制度,选拔优秀人才。现行高考制度弊端很大,高校入取标准以单一的高考成绩为标准,且每年只考一次,入取名额优先照顾本省市生源造成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需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革:
A. 入取标准。现行入取标准过于僵化,不科学不合理,也是造成中小学应试教育模式和学生们沉重的课业压力的根源,这个标准不改变,应试教育无法从根本上改观。这个标准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文化课高考成绩:高考的文化课课程数目应该降至3-4门,即两门基础课,另加一至二门专业课。基础课为语文和数学,为每个学生必考项目,专业课主要分为在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历史、地理、政治(艺术类院校也可以将美术、音乐作为专业课)。所有课程由国家教育部门统一出卷。对于基础课,一年可以考两次,以最好一次成绩为准,且基础课分数全国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最低标准,低于此标准者不得被任何大学入取。专业课一年考一次。基础课和专业课的总成
绩作为入取的文化课成绩。
平时成绩:将基础课和专业课平时较为出色的作业作为入取的参考项目。这个作业并非指完成的各类习题、难题,而是教育内容和方式改革后,平时学生所做的综合能力应用的考试,如通过社会调查、查阅资料、认真思考后撰写的技术性、应用性或评论性论文。对于这个项目的考察重在该学生所运用的思路、方法以及能否应用于实际等方面,结论正确与否不作考察重点。
社会实践:该学生在何处做过义工、帮助过社会,具体的内容和服务时间,等等。
面试:个人的特长展示。
B. 入取名额:各高校入取名额总数由教育部参考统计部门的数据和各高校实际情况而定。各高校一律公开平等地向全国招生,不得优先照顾本省市考生,不得在各省市之间划分配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