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与公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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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2月03日 16:15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本文摘自:《基督宗教研究》第8辑，宗教出版社出版 作者:赵晓阳

“公民”一词，英文为citizen，在古希腊，指城邦国家里居住在市内享有国民权利的市民，与居住在城郊、从事劳役的奴隶相对而言。在现代社会里，一般指“具有本国国籍，并依据宪法或法律的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辞海）公民教育则指在现代社会里，培育人们有效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培养公民的各种教育方式的综合体。

公民教育是现代国家主义的产物，是在西方社会反对教会统治和君主专制、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早期的公民教育，多以促进国家政治社会化、培养国民现代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为目标。以本世纪初法国小学公民教育教科书为例，教科书的主要篇目为:尚武、纳税、刑法、下议院、国家及其行政、自由、平等、博爱、改政和人权文告等[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公民教育向更广泛的社会公共领域里扩展。1920年，英国公民训练委员会发表的报告将各学校公民训练的主要项目列为:国家的起源、文化史、公民应具备的道德品质、君主主义与民主主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司法、警察和公安、公共卫生、人寿保险和养老金、教育、国防、国际关系、节制等[2]。

我国的公民教育产生于20世纪初。梁启超于1902年至1903年发表的《新民说》，深入讨论了“造就国民为目的”的“新民说”，认为教育应该培养民众的国民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重、尚武、生利、民主、毅力等品质，对近代公民教育理论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1922年中华民国公布壬戍学制，通过“新学制课程案”。1923年6月，新学制课程委员会正式将原来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作为独立学科的“公民科”及其课程标准的产生，学校生活中公民训练的广泛开展，标志着我国的学校公民教育正式发展起来[3]。早期学校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及其组织、中华民国的组织、经济生活、社会问题、国际关系以及道德问题等[4]。但当时能接受学校教育的毕竟是极少数人，“如何能望公民教育的普及？”[5]积极推行公民教育，使之成为全国性社会运动，则始于中国基督教青年会。

一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是基督教会主办的青年宗教和社会服务团体，以“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为宗旨。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就敬重老成和经验的国家里，创造了一个以青年为主题的运动，给一部分准备脱离旧势力束缚的青年人提供了“在基督的名义下共同谋社会的利益”[6]的机会，增长率在20世纪初期超过了任何一个基督教团体[7]。它以“德智体群”为工作目标，以“服务”相号召，内部分市会（城市青年会）和校会（学校青年会）两个部分，工作对象以城市青年和学校青年会为主。青年会工作从“青年服务”扩大到了“社会服务”、从基督教界和青年界扩大到了社会各界并“最得社会之欢迎者”[8]，是20年代影响遍及全国的公民教育运动，也是青年会至今仍引以自豪的事工[9]。

1920年青年会二十五周年纪念大会上，总干事余日章发表了将青年会宗旨与富国救国联系在一起的演讲[10]，认为真正的基督徒应该是“最完美之公民，最高尚之爱国者。”建立在广大公民的基础上的民主国家，必须注重公民的教育和培养。1922年，余日章参加华盛顿会议，深感国家危机都源于大多数民众对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一无所知，几达不可收拾之慨。1923年春南京第四次全国干事会议上，余日章正式提出以公民教育为青年会重大事工，得到大会赞同[11]。1923年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正式决议开展公民教育运动，遂成立青年会公民教育委员会，在青年会智育部学校科主持下，联络全国各地已成立的22个市会和200个校会，一起开办公民教育，由余日章和刘湛恩负责，后加入顾子仁、陈立廷、胡贻谷、陈宗岳等开展工作。

公民教育运动是让国民认识到自己与国家的关系，自身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作为国家成员应有的权利和责任，承担起自己作为公民对国家社会应尽的责任。青年会公民教育运动宗旨是养成公民观念及公民生活必要知识；提倡广义和建设的爱国心；促醒公民的责任与养成公民的人格；研究中华民国的组织及现行法律的大意；讨论当今中国重要问题，如裁兵、剿匪、理财、兴教等；讨论国际关系的要领及世界大势等[12]。在青年会公民教育委员会的指导和领导下，在各市会校会内举行公民研究社、公民演讲、公民宣讲队、公民展览会、公民测验、公民教育训练所、公民问题论文和征文、编印公民教育研究书籍和宣传品等多种形式，开展工作[13]。

1924年春天，广州青年会首次试办公民教育，组织了公民研究社，参加者达1400人次之多。随即全国各地的市会和校会都开展公民教育起来，利用5月4日至5月9日两个重大纪念日之间举行为期一周的公民教育，举办了讲演会47处，听众约18000人次，参观公民教育展览会者10400人次，公民教育测验3500人次[14]。1925年5月4日至9日举办第二次公民教育运动周，参加运动的市会和校会增加到32个，公民研究社97处，参加者2791人次，讲演会241处，听众达72424人次，有295人组成了64队公民宣讲队，有3660人参加了“怎样做一个中华民国的良好公民”为题的征文比赛[15]，5300人次参加了公民知识测验和选举测验，46800人次参观了公民教育图表展览。在举行会议或演讲时要求全体唱国歌，在会场挂国旗及各种公民教育图表。还向各界人士发书信1000多封，调查什么是真正的公民品行[16]。经过为期一周的公民教育活动后，将当地教育团体和热心人士组成“公民教育研究社”或“公民教育研究所”，选当地有影响人物为“模范公民”，如民族工业家卢作孚就被重庆青年会选为模范公民[17]。

经过二年的试办，公民教育运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1925年8月，在青年会全国总干事会议上决定将它列为重点工作，作为唤醒人民道德的觉悟，实现“人格救国”、“研究对内对外的时局问题而谋应付”[18]主要手段。议定每年5月4日至9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10月10日为国庆公民教育运动节；10月至5月随时举行公民演讲、公民测验、公民研究团、公民宣讲队等各种活动[19]。太原青年会成立了20多个公民研究班，哈尔滨青年会组织了10余个公民宣讲队，上海学校青年会联合会利用寒假，由学生组成公民宣讲队，游行40余村，演讲公民教育的种种问题，听者数万之众。上海青年会还举行了公民教育系列演讲，邀请名人如马寅初、张君励、张东荪、胡适等作公民演讲，颇得社会欢迎[20]。

1926年5月3日至9日进行了第三届公民教育运动周。经过二年的公民教育试验活动，青年会明确规定了“运动周”应包括:1.邀请当地名人或对公民教育有研究的专家，进行公民教育内容的演讲；2.组织热心民众形成公民研究团，讨论公民教育问题；3.引导青年或学生组织公民宣讲队，在城市乡村的公开地点宣讲公民知识；4.与当地政府和商界合作，举办国货展览会，培养对国货的认识，宣传提倡使用国货；5.举行以公民教育为主题的征文活动；6.在热心公民教育的群众中，引导开展公民教育演讲比赛；7.举办公民教育内容的辩论会；8.举行公民选举活动，宣传介绍选举知识；9.举行公民知识的测验；10.演出有关公民教育内容的戏剧或举办有公民教育内容的游艺会；11.游行散发公民教育内容的传单；12.印发关于公民教育内容的刊物和当地公民教育工作开展消息及汇报；13.组织民众参观法庭监狱及其他公共机构，普及公共意识；14.征求利用暑假进行公民教育宣讲的学生，组织假期学生开展公民教育[21]。

1927年青年会举行第四届公民教育活动，将公民教育运动周改为公民训练旬，规定每年5月1日至10日为举行日期，同时将公民教育扩展为全年性活动，议决每月工作主题:二月廉俭运动；三月户外生活；四月职业指导；五月公民训练旬；六月卫生运动；七月到民间去；八月到民间去；九月识字运动；十月国庆节；十一月齐家运动。[22]要求各地青年会市会设置常年性公民教育机构，使主题性事工得以认真开展。1.公民研究团[23]:主要对象为学生和受教育者，每星期开会讨论一次，讨论合格公民的必要知识，希望能联系更多的青年人；2.公民宣讲队[24]:利用青年爱国热情，组织学生利用寒暑假，到工厂及乡村宣传公民常识；3.公民养成团:组织10岁至18岁的少年，进行公民训练；4.公民演讲:每周一次或连续数日，聘请名人或热心公民教育的人，举行公民演讲会；5.公民学班或公民学校:专为平民学校毕业生而设，继续研究公民常识；6.公民教育的宣传品。[25]

二

青年会开展的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公民教育运动，采取的工作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最为常见和特色是以下几种:

演讲:演讲是青年会极为擅长、运用到开展的所有事工中的工作方式，青年会遍布全国的市会和校会也为演讲提供了相应的工作场所。经常发表公民教育主题的演讲。演讲分为二种，一种是邀请名人进行主题演讲，一种是由青年会干事或热心公民教育的人士进行的系列演讲，讲稿经公民教育委员会慎重编制、由专家审校而成，内容务求科学化、有趣味、不偏袒，如《何为基督化公民？》、《公民与市政》、《公民与立法》、《公民与财政问题》、《公民与国内和平》、《公民与国耻》、《公民的责任》等。演讲方式灵活多样，配以图表幻灯和新式戏剧表演，吸引听众的注意力，使其通俗易懂，且不易遗忘。表格如各国人民教育程度与中国人民教育程度比较表；人民不识字的苦痛情况表；外国公民爱国实事表；国旗、国歌、地图等各种教育图表；各国公民教育情况表；公民知识测验表等[26]。

出版公民教育丛书:青年会主要工作对象是城市和学校青年，是当时中国社会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所以编辑书报是青年会从成立之时就非常重视的工作。公民教育委员会组织专家编写、审定、校订公民教育主题性书籍，讨论公民教育的范围、方式、意义和概念，同时也使具体实际工作有据可依，推进成效迅速。到1928年，青年会公民教育委员会已审定发行了公民教育小丛书20种[27]，公民讲话丛书20种[28]，公民常识10种[29]，公民教育唱本16种[30]，公民教育图画及公民教育幻灯片各一套。这些书籍多为普及性介绍公民应有的知识及培养公民生活的方法，指导公民教育运动的开展。此外，还编辑撰写了更深入讨论公民教育的书籍，如刘湛恩《公民教育运动计划》、谢扶雅《国际问题讨论大纲》、刘湛恩《公民测验表》、《国庆节与公民教育运动》、孙祖基《不平等条约讨论大纲》、陈立廷《关税问题讨论大纲》、黄秩庸等《领事裁判权讨论大纲》、刘湛恩《公民研究团办法》、如雅德《爱国者应研究的问题》（教育、经济、社会、军阀、政治、道德、宗教、国际、急要问题等）、刘湛恩《公民宣讲队办法》、刘湛恩《公民与民治讨论大纲》（讲述民主政体的沿革、法律统治、民意、选举，以及公民的权利、责任、义务等，附公民测验表）、孙祖基《怎样做公民》、刘湛恩、陈伯华编《内国问题第一辑》（分制宪、自治、裁兵、政党、司法及财政问题等）、陈伯华编《内国问题第二辑》（分交通、教育、民生、乡村、社会与宗教等）、刘湛恩、陈伯华、孙祖基编《和平运动讨论大纲》（详论内乱的原因，各方解决的主张，和平运动之性质计划程序及代价）、孙祖基等《地方自治讨论大纲》、青年协会书报部编《各国法庭制度》、《公民教育研究》、孙祖基编《增订公民纲要》、《基督教公民教育》、刘湛恩、顾子仁《新公民诗歌》（46首五线谱歌曲，附钢琴伴奏谱）、《民生主义》、刘湛恩《廉洁问题》、《卫生运动实施计划》、刘湛恩编《三民主义讨论大纲》、谢扶雅编、孙祖基重订《重订国际问题》。这些书的销售量也非常可观，1925年销售了9288本，1926年32724本，1927年上半年已达129476本[31]。

平民教育的配合:平民教育是青年会支持发起的更加轰动全国的活动，青年会亦将其结合公民教育运动来开展扩大影响和工作。当时中国社会从未受过教育的人占绝大多数，对现代国民的基本知识一无所知，根本无法体会和体现公民的权利与责任[32]，对公民的教育必须从基本的识字入手。而平民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完成其公民资格”[33]。青年会重新编辑了《平民千字课》4册，让受教育者在4个月内熟悉最基本的1000个字。在城市里成立平民教育学校，聘请专人或组织学生教课，在课堂上尤其注意公民意识和观念的培养和教导。1920至1935年，估计全国各地青年会所教授过的平民学生，人数当在25万左右，青年会编辑的千字课文销售达100万册[34]。公民教育的基础，“于是乎立”[35]。

设置公民训练所:20年代，青年会在全国各地已有22个城市青年会会，绝大部分市会都有自己的会所。他们在会所设置公民训练所，通过演讲、授课、销售书籍等多种方式宣讲公民应具备的知识，所授课程如社会问题、农工问题、地方自治、国际问题、殖民问题、不平等条约、怎样做公民、三民主义、公民与民治、生活问题（贫穷地权、财源之支配、粮食之供给、实业及通商贸易）、经济问题（金融、银行、纳税制度、农工运动、及国外贸易）、政治问题（宪法、选举、政党及条约）等。

设置暑假服务团:公民教育活动是以青年会下属的市会和校会为依托开展起来的，活动也就局限于城市和学校里，而我国为农业国，更多民众生活在乡村中。青年会利用学校青年会，设置暑假服务团，组织暑假公民宣传队，鼓励学校青年到民间去，为民众做切实的服务工作[36]，在各乡村中设置民众学校，普及公民教育，将青年会在城市的活动方式和内容带到乡村中。1.演讲:组织宣传团，携带各种简章及教育用具，分往乡村各处，举行公众性演讲，普及公民教育的知识和观念；2.刊物:搜集公民教育的教材，编印刊物，分贴乡村各处墙壁；同时考察乡村社会的各种需要与工作状况，汇报成册，以供乡村改革者参考；3.学校:在乡村里建立平民学校，为不识字的民众教授千字课，使能阅报写信，灌输公民常识[37]。

提倡“人格救国”:“人格救国”是青年会提出的切合中国现实的号召[38]，是将基督教思想和教义运用到政治社会各个方面，谋求以更加社会化和世俗化作为生存和发展途径，寻找与时俱进的工作新增长点的具体方针和办法。1923年青年会第九次全国大会上，总干事余日章提出“人格救国”为青年会运动的唯一宗旨，“一切努力的集中点”[39]，受到孙中山先生嘉许[40]。认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是国民道德退化，青年会有“维护培养人格之能力”[41]，人格运动“是拯救垂危的中国青年唯一的途径”[42]。随着公民教育运动在工作方式和内容上的逐步扩大深入和持续开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和支持，青年会决定将它列为重点工作，将其作为唤醒人民道德的觉悟，实现“人格救国”、“研究对内对外的时局问题而谋应付”[43]主要手段。无论社会时代怎样变化，“青年会本基督之道以造就人格，改善社会之根本旨趣，则始终不变。”[44]培养公民的良好人格，正是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

1927年4月国民党定都南京，急需市政建设。次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了包括个人修养、户籍、道路、警察、消防、公共卫生、救济、合作等多项内容的《市政纲要》。1928年，国民党将“公民科”改为“党义”，使正在发展的公民教育受到巨大挫折。1928年2月，青年会具体负责公民教育的干事刘湛恩就任沪江大学校长，使青年会的公民教育运动受到相当影响。1929年青年会十一次全国大会上，总干事余日章提出针对训政时期的开展，青年会应在公民教育上予以调整[45]。1929年青年会“仰承”国民政府之意，协助政府向公民介绍市政知识，“提倡市政，实为普及公民教育最良之方法”[46]。为了使公民了解市政建设意义，及市政与民主政治的关系，青年会组织专家编印了市政与公民教育关系图表、市政知识图表和书籍等[47]，组织市政训练班，开展议员选举试验等等。此外，还议定公民教育还应该注意政党问题、宪法问题、地方自治、训政问题、国民会议、劳工问题、农村问题、不平等条约、对外方针、满蒙问题等[48]，成为青年会公民教育“近来已变方向”[49]。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有识之士呼吁教育必须配合国家需要，以挽救民族危亡。1932年，教育部恢复中小学“公民科”，并具体规定了公民教育的内容。社会上再度兴起了公民教育热潮，出版了陆绍昌、刘傅厚编辑《新中华教科书公民课本》8册，当年即重印22次、熊子容的《公民教育》（商务印书馆1933年）、布卢克斯著、鲁继曾译《瑞士公民教育》（商务印书馆1937年）、克拉夫、司乃德著、胡贻榖译述《意大利公民教育》（商务印书馆1937年）等书。

30年代后，青年会在政治上强调与国家政府的合作[50]，宗教上提倡青年与宗教运动，社会服务方面以学生救济、难民救济和军人服务为主，公民教育偶有提及，不再作为重点事工予以强调。1944年，青年会第八届全国干事大会上，再次决议提倡公民教育、公民训练，“协助政府实施宪政”[51]。1947年青年会全国协会委员会战后第一届会议上，再次提倡开展公民教育运动，并议定了具体工作程序和工作方式、人员[52]，但无论从程序和内容上均停留在20年代的水平上，工作范围、方式、人员及效果远不及2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