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及其与文学的关系

　　一 　　平生最不喜欢的字里面有两个，就是“政治”。因为政治这玩具太危险，尤其是封建时代屡屡有人为制造的政治惨剧，让我这个胆小的人至今想起来还胆寒。比如，明朝的文人高启，就只是不想出来做官而已，朱元璋却要认为他不肯合作，即使不肯合作，那又能算得了什么，人家毕竟还没有和你唱反调，这也容不得？朱元璋是容不得，找了个借口终于把他杀了，也不可惜高启的才华。朱元璋没多少文化，他不爱才。俗话说，惺惺惜惺惺。可朱元璋说，你是惺惺，是个令我讨厌的大猩猩，我不是，也不惜你。 　　还有最近看的宋朝资料里，苏东坡老先生因为“乌台诗案”的牵连，有一段时间，皇帝下令把刻有他笔迹的石头上的字磨掉，磨不掉的连石头打烂，他的书找得到的全部销毁，反正你就是死了，我还要让你精神也不得永存。你的门客算什么，爱你的诗文的人算什么，得了你的利益的老百姓又算得了什么，皇帝我不高兴了，他们都不能阻挡我毁灭你在世间痕迹的铁轮！ 　　即使像岳飞这样的公认的大英雄，也逃脱不了政治的捉弄。本来岳飞抗击的是金兵，可是建立大清王朝的先祖最先建的是后金，也与前面那个金多少有点瓜葛。于是，据说大清盛世修书的时候，就找了些御用文人来编修前人的作品，说是为后世多留下点可资借阅的东西，结果顺便就把岳飞词里的“壮志饥餐胡虏肉”改为“壮志饥餐走兽肉”， 以为这样，就能掩盖住当年作为宋人的岳飞对金的刻骨仇恨。可细思量，金国人由胡虏一变而为走兽，也不知道是谁的馊主意。看来，有时候会出现的大汉族主义要不得，大少数民族主义也没意思。清朝的御用文人们真是替古人担忧，瞎操心。人家金国人自己还没有这么小家子气呢。从历史记载看，辽、金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喜欢有骨气的人。像赵挺之、王拱辰这些敢于向两国统治者提出异议的人反而得到更多的尊重。就是秦桧，开始时比起很多大臣而言，还多少表现了点骨头。他因为冒险反对立非赵姓者为傀儡皇帝而与金统治者意见相左，并且惹得金人大怒。至于大家熟知的抗辽名将杨业杨老令公，死后立在北京密云县的古北口的杨无敌庙据推断也是辽国人所修，辽统治者也没有下令把它毁掉。那个把杨业射成重伤的将领耶律奚低此后为辽统治者永不重用，因为他没有完成活捉杨业的任务。 　　再说回到清朝的残酷政治。在民间有个传说，说的是清朝时候，金圣叹为清廷朝服作建议，主张他们头上戴的帽子用花翎来装饰，衣服袖口做成马蹄形。清朝统治者很乐意就采纳了，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画像或是电影里常常看到的清朝官员的服装样子。后来清统治者明白自己挨了金圣叹的耍弄，这个服装包含了飞禽走兽的意思在里面，因为翎就是鸟毛，马蹄就不用解释了。当然，金圣叹于是就被杀了。清朝服饰的来历我不太清楚，但是应该不是这么回事，估计只是民间反清情绪下对清统治者的编排。因为欧洲中世纪时期妇女头上也习惯用插了鸟毛的帽子来做装饰，其实现代服饰里也不时会看到有鸟毛装饰的帽子和上衣。再说，龙啊凤啊这些比喻皇帝和皇后的，还不就是些鸟鸟兽兽，只是带上个神字而已。无论如何，清统治下的文字狱也是令人恐怖的，比如“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也会招来死罪。总之，很多事情一和政治挂勾，就可能会出现莫明其妙的讨厌事。 　　二 　　可是，政治真的是无孔不入的呢，尤其是中国这样的有几千年政治的政治大国。有时候，它浸入了潜意识中却还不自知。回忆起从前的事，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在四川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周九襄老师给我们上史学理论课，我发现他的视线总是习惯性地从学生们的头顶越过，直接打到我们背后的墙壁上。他让我们随便自己取题目写篇小论文，算是一次期中的作业。我想了想，就决定写《历史与政治》。都二十年了，具体怎么写的忘记了，但是题目还是记得。结果老师在上面评了八个字，现在还记得其中四个：“造就史才”。 　　当时的我是个有点小成绩就会沾沾自喜而且喜形于色的人。见到周老师的“造就史才”的评语，我上课时就立马笑脸如花了。谁知道周老师的眼睛像是没看我们，其实对课桌前的我们是明察秋毫的，我才一动脸色，就发现被他瞪了一眼。这下才明白，应该虚心，不该得意忘形。当时晕头晕脑的我却总是运气比较好，好几个老师都对我偏爱。 　　在写作课的期末考试上，自由命题写作，我这个人情感不丰富，也是找不到什么更好写的，就写了篇《文学与政治》，谈《金瓶梅》与《红楼梦》，两本书我都没看过原著，只知道大概和别人的评论。《红楼梦》看过电影和一些本小画书。后来，我紧接着好朋友陈凤婷第二个交卷。估计是扯得像有点道理，那个极为欣赏波德莱尔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并且多有诗歌发表的老师，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他没理会我们两个是否还没到下课铃就交卷的形式，直接各给了我们两个人一个“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容乃大”这种校训的影响，川大的其他好几位老师对学生也是只看实质不拘形式的关心态度，我一直对川大的老师印象比较好，也和这些有关。 　　就当时的我而言，本来是写不出来多少更好的东西，为了应付作业和考试，硬是把与政治有关的题目给做了，倒是没故意想要老师的表扬。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不过，不费功夫也不是说没有任何铺垫，“众里寻他千百度”的功夫虽然不到，但也还是有些基础的，只是不知不觉中进行着，有时候没注意到。想想为什么一粘上政治二个字的边，就写得比较顺溜呢，其实也还是有迹可寻的。比如，上高中的时候，我接触的课外阅读的资料实在太少，除了弟弟从小图书馆借来的一些书之外，我把家里墙壁上贴着的报纸都用凳子垫着看完了。高考前课本也看得腻了，实在没看的，就在家里乱翻，找到还没有翻阅过的《毛泽东选集》，便拿来作为睡前的催眠书。说给同学听，她们都还不相信，也许是她们以为那个东西太高深了罢，其实我经常看的只有两三篇，其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觉得念给没文化的人都能听得懂，毛泽东是赞同白居易的观点罢，深入浅出可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这本《毛泽东选集》是五六十年代没多少文化的母亲工作积极得来的奖励，第一页还签着奖的字样和盖着红章。八十年代以前，是政治挂帅，《毛选》成为第一畅销书。不像现在，畅销书更多是《哈利·波特》《盗墓笔记》或者《梦回大清》之类。 　　二十世纪，我参加高考要考政治。二十一世纪，我考研的时候，政治还是重要的一门考试课，如果政治课掉下底线，其他门的分再高，也别指望能进那个“龙门”。有不止一个考生被挡在外面，原因就是政治分没过。那个时候，为了钻进这个“龙门”，一本薄薄的指导大纲，厚厚的一大本不下于三四十万字的复习书把我背得头晕脑胀。政治的知识于是又提高了一篾片。可是，尽管考过了，考试却让我感觉恶心得要死。 　　政治就像一个幽灵，到处乱窜，让你躲避不及。最近看到作家刘建华的短篇小说《艰涩的口香糖》，想说几句，不由自主却又联想到政治与文学这个话题。避不开算了，那就再谈一次政治与文学罢。 　　三 　　政治与中国古代文人，长期以来是亲密无间的关系。中国是诗歌大国，诗言志是一直被奉行的文学标准。古代的政治家兼诗人身份或者著名诗人兼官员的不少，比如战国的屈原，唐朝的李白、杜甫、白居易，而且他们谈的写的有很多是政治视野下的问题。 　　重文抑武的宋朝更是个文化很发达的朝代。在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词章高”的大背景下，政治家们兼涉文学而且成果累累的例子数不胜数。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等著名政治家兼文人众所周知。 　　就是李清照的公公赵挺之，这个被苏东坡称为“学行无取”的宰相，也写有像“华亭山水佳，秀色宛如画。前贤有遗迹，卜筑俟来者”和“西风浙江远，秋色方在目”这样的句子，看上去清新平易颇为不错的。 　　李清照丈夫的姨兄、曾任兵部尚书的谢克家所写《忆君王》：“依依宫柳拂官墙，楼殿无人春昼长。燕子归来依旧忙。忆君王，月照黄昏人断肠。”隐隐化用刘禹锡《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意来谈金兵掳走宋朝二帝的事，也是很不错的。 　　连著名的大奸臣、宰相蔡京也有好诗。蔡京被贬后，他有宠姬分别姓慕容、邢和武，美名远扬到了金国，金人向宋廷指名索取。钦宗下旨移交三美女给金国。蔡京写告别诗：“为爱桃花三树红，年年岁岁惹东风。如今去逐他人手，谁复尊前念老翁？”一路行到各州县，人们都不肯把东西卖给他们，有的还追在后面叫骂，州县官吏也不搭理。蔡京又填《西江月》叹息：“八十一年往世，四千里外无家。如今流落向天涯，梦到瑶池阙下。玉殿五回命相，彤庭几度宣麻，止因贪念此荣华，便有如今事也。”写得还真有点不错，也算有诗人的味道，再加人居悲处，其鸣也哀。我读后，潜意识那个我便钻出来，不由自主可怜和同情起他来，可另一个显意识的我觉得不妥，连连扇另一个我的嘴巴，这可是个大奸臣，无恶不作，哪能同情！居然矛盾的心绪，无以融合。可见文学的魅力之大，连政治也不容易把它克下。 　　毫无疑问，宋代官员普遍能诗文自然与皇朝通过文章选拔人才的制度有紧密联系。所以，专家李裕民在《宋史考论》里通过统计著作情况得出了宋代宰相整体素质比较高的结论，而且他还通过南宋读书人比北宋多，著作也远多于北宋，宰相著作却不如北宋的现象来说明南宋比北宋腐败。这事儿看上去怪有趣的，以致于有一位网络上的文章高手只叹息自己不曾生长在宋代。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分工的细化，上述政治家多有能文者的趋势愈来愈弱。到毛泽东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词句为其增辉，陈毅因“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诗句展儒将风采之时，官员与文艺之事似已成余响。 　　现代社会进步了，治史的有历史学专业与考古学专业之分，做秘书的有秘书学专业可以进修，理工类如数学专业、无线电专业、地球物理专业等等，就算是一个中文，上升到研究生阶段也还细分为世界、中国、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等等专业。真正是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要能成功，行行有上品。文艺文章能写与否，与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关系已没多大必然联系。但是，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却并未断绝。 　　四 　　政治对于文学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有时起到正面推动，有时也有负面阻碍的作用。 　　关注政治常常会有助于提升文学的视野，促进文章的深度。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句子恐怕是没有“大肚能撑船”的宰相经历的文人不易想到和写出的。就拿女词人李清照来说，早年和张文潜谈论唐朝中兴一事的诗，纵论古今，眼界开阔，见解独到，令当时之人少有望其项背者，也与她的老爹李格非进士的政治熏陶密切相关。至于“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等等后期发表政见的诗文更是与对南宋战乱时局的关注相联。 　　到现代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是从五四时期发端。鲁迅、闻一多、茅盾、巴金、郭沫若等等著名作家的成果，更是与政治有着解不开的关系。在他们之中，许多作品就是以笔为枪的结果，从他们的实践上看，政治这块磨刀石倒还真磨利了文学这把刀。 　　这里再随便再看看国外的例子。在俄罗斯这个小说大国，托尔斯泰算得是位文学巨人，他的创作之所以在《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之后，还能有《复活》这样独具另一番文学价值的作品出现，也与托尔斯泰的政治探索密切相关，尽管托尔斯泰主义对于俄罗斯现实的改良无济于事。索尔仁尼琴以前苏联政事和社会为背景的优秀作品《古拉格群岛》成功之处也与作者的政治思考和关注有很大关系。最近看了一部名为《我的名字叫做罕》的当代电影。此作品感人至深发人思考，也与作者对当今时事的思索提升了影片深度有关。 　　政治对于文学的另一面负效应，比较明显地体现在过于鲜明的政治目的对于文学表现真实性的钳制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文革时期极左政治导致的几亿人民共看几部样板戏的文艺格局上。曾经一段时间，我比较关注战争题材小说。因为很受前苏联电影《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感动，为做一个比较，我特意去找了数本当代文学史都重点提及的《西线轶事》来看。可能是期望过高，看后却大失所望。极左政治的约束，使得我们国家这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甚至还没达到五四时期较高成就的文学作品的水平。然而，就是现在，我仍觉得这也是当代文学史值得记录的一部作品，因为它是一个题材禁区突破的标志，在当年写出这样的文字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于是，较多涉及政治和时局的文字，既要做到不以义害文，又要做到不触犯某些敏感点，这个度是比较难以把握的。更多的作品是在两者之间常有偏移。颇为有趣的是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从古代称赞到今天，没出现异议。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和《沁园春·雪》这些，极左思潮时当然被捧得很高，现在像我这种自认为不戴有色眼镜的人也还觉得的确写得比较优秀。还有一个趣味例子是前苏联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既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又获得了在意识形态上很多人认为与此奖基本对立的诺贝尔文学奖。前年我在云大时的同学邀我与她一起共同申报国家课题研究肖洛霍夫，我因时间等原因被迫婉谢，现在提到此作，想起这事便觉得失去那次机会有些遗憾。 　　五 　　现在扯回到关于当代官员作家的事情上。2006年的时候，我来到北京。北京是个文化之地，也是大文人们扎堆的地方，不过二三个月，兜两个圈子，无意中我就新见了五六位中国作协的作家。可是，我迄今也只读过两位地厅级以上非以文为职的官员又兼中国作协会员的作家所写的文艺作品，并不算多，而且两位我也未曾谋面。一位是时任大庆市委副书记、现任国务院信息司长的忽培元。到第一个单位上班前，也是中国作协会员的老板大约是想考察一下我，根据他的意图，老板娘从堆在地上的一大堆新出的书里抽出一本给我，让我看看，书是写大庆精神的长诗。另一位便是五年以后的今天知道的，散文和小说作家、昭通市长刘建华。 　　鉴于现代分工细密，官员写文学作品的自然很少，其局面毫无疑问不可与唐宋时比，我对从这两位的作品中读出什么，本来不抱多大希望。对于这些官员们本职工作之余，抽闲暇写出来的文字，在我看来，能画出个样子已算不错了。对他们作品的阅读多是出于好奇，谁知道这两位作家的作品竟也还不错。近来在网上又看到作家忽培元谈陈忠实《白鹿原》电影的看法，其中居然也颇有一些真知。听朋友提到作家刘建华，就趁着到中关村电子城去的时候，顺便去了一趟国家图书馆，借阅了《边疆文学》杂志里他的部分散文和小说，感觉也还不错。后来，朋友在首都图书馆找到他刊载于《小说选刊》里的短篇小说《艰涩的口香糖》并翻拍成电子本给我，又读了一遍，觉得有些话想写下来。 　　六 　　作家里，有一类偏爱选择与他自身生活差异甚大的题材，有一类却偏重于与自身关系密切的题材。对于这个，官员作家也不例外，所以，他们的作品，也有可能看不出政治经历的影响。作家刘建华的作品，倒属另一类，也就是比较明显地反映着他们的从政经历对作品的影响。 　　他的散文《香格里拉的叹息》明显地可以看出一个政府官员对于景区开发和生态环境的忧心忡忡的思索。而短篇小说《艰涩的口香糖》则是以当代干部选拔制度为背景的写作，反映了作家对于当前干部选拔中出现的种种现象的思索。 　　小说叙述的是被内定为县长人选的某县副县长祈云突然间喜欢上了嚼口香糖，从而引起诸多传言和猜测的事情。因为副县长祈云嚼口香糖，就有传他东施效颦学美国人博格嚼口香糖的，还有传他为取悦夜总会小姐而嚼口香糖的，也有说他爱嚼口香糖肯定与拈花惹草有关也与他妻子的去世有关的。一件嚼口香糖的小事引发的种种传言惊动了组织和若干人。虽然事情一件件显露真相得以平息，但是，小说结束时故事还余波未定。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县长候选人，事件也围绕着县长选举中的风波进行，基本可以算是作家政治生涯体悟顺便在文艺园地里结的一个果实罢。 　　七 　　小说虽然以县长选举和任命这种典型的政治事件为背景，但是其文字却没有被政治理念捆死，而是突入到了人性和社会复杂现状的深层。尤其口香糖这个意象的营造，可以说一定程度具有了新时期新生事物的代表和象征意义。从阅读感受来看，口香糖这个意象给予我的印象极为深刻。可以说这个意象的准确选择对于小说的成功功劳甚大，也是这部作品体现出高水准文学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意象本来是诗歌文本的基本结构单位。“象”是表意之象，“意”与“象”融汇后的“意象”按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的观点来说，是“瞬间形成的思想和感情的情结。”以前关注“意象”这个词，主要是用来理解和评说诗歌，读了作家刘建华的《艰涩的口香糖》，那“口香糖”三个字给我的冲击，以致于引发了我想说一下“意象”与小说的关系的欲望。 　　作家余华在谈创作经验的时候，说到关键的细节部分，有若宫殿里公主丽西尼的头发，它的价值远胜过满宫殿的珍宝。这丽西尼的头发其实也如画龙时的点睛，没有它，龙便没有眼睛，便没有神，没有了灵魂。关键的意象，在诗歌里就具有眼睛的意义，而作为比细节更小的单位的意象，在小说里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与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所营造的意境以及关键的细节等等都属构筑小说灵魂的部件。 　　比如卡夫卡的《变形记》，里面那个大甲虫意象，既具有甲虫之“象”，又包含了卑微者甚至人类生存困境之“意”，实在是小说里一个经典的意象。再如，梁祝故事里那最后由人幻化出的蝴蝶，也是一个意蕴丰厚的意象。意象对于诗歌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其实对于一些小说来说，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就像上面说到的这些。口香糖意象对于小说《艰涩的口香糖》也具有类似的价值。 　　八 　　许多物品在各个时代里自有其隐含的意义。口香糖这种东西，也是这样。从我自己的阅读感受来看，口香糖是能引起我的不少记忆和感慨的。我最初见到它，是在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班里有个姓罗的女同学，被分了和我组成一组，由我负责帮学。这个女孩子人看上去长相不错，嘴里常常嚼着一点东西，因为嚼东西时肌肉拉动，她的脸颊还不时现出小酒窝。她和我放学一块走回家，我忍不住问她在嚼什么，她用手指从嘴里把那东西掏出来，灰黑色的一小团，说是泡泡糖，在我记忆里，我觉得它就是口香糖。她问我要不要，我连说不要，我心里想，那东西看上去已经不很干净了。再说，哪能从一个人的口里再到另一个人之口！可是那个时代贫穷，我家里没有余钱让我去买泡泡糖，而她说这话的时候竟也是很真诚的问我。那一团由白嚼到灰黑的东西，她第二天还接着嚼呢。 　　再对口香糖有深刻印象，已是二十一世纪考研前后的事了。那时候常坐车，车上又常见人吃零食。我见到人吃东西，自己并不想吃，却又常常会在嘴里多生出些口水。为了在不想吃零食的时候不显得尴尬，我就爱买一包口香糖带着。别人嚼零食，我就嚼口香糖，偶尔吹一个小泡泡，旅途便很自在了。这个时候，社会经济有了改善，口香糖这种东西也是一般人都能常买得起的了。到北京以后，口香糖更是常常见到。像美廉美这样的超市结帐处，不时能见到摆放在显眼处的口香糖以便顾客顺便捎买一点。大街上女孩子嚼口香糖不必说，见到青年男子嚼口香糖也毫不觉怪。公司的女老板饭后时常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小瓶子，晃荡着问大家要不要，里面那东西有时候就是口香糖，而我们去接一颗来丢在嘴里，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甚至有一次一位律师朋友到北京，他拿出口香糖给我，我也很自然地接了。他自己则抱着水烟筒抽，估计遇见男同胞，他发的就是烟了。 　　口香糖，让人口气清新，让人满口生香，是随处可见的小东西，在讲究卫生、养生与美的现代，本来极自然也极平常。可是看到《艰涩的口香糖》里写一个即将晋升为县长的人大嚼口香糖，我还是有些新奇，主要是他不是在自己家里，是在会场之类公众场合，别人抽烟他嚼口香糖。对于我们这个与美国相比更为古板的国家，官员在公众场合嚼口香糖的确是个不太常见的现象。正如小说所说：“美国人爱嚼口香糖，美国大兵、美国球员都爱嚼。如果美国总统克林顿也爱嚼口香糖，恐怕美国公众也能接受。因此，口香糖于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会有多大的炒作价值。”但是，祁云作为副县长在公众场合嚼口香糖，就比较新鲜了。而且在一些人眼里还觉得不大雅观。于是，一个即将晋升为县长的副县长嚼着口香糖的形象便很新奇地印在了我的记忆里。 　　九 　　不过，新奇归新奇，现代社会种种世相，光怪陆离的多得是了，按理副县长嚼点口香糖也算不得什么。正常的程序应该是：新奇之后，只要他自己表现自然，别人也会慢慢习以为常的。毕竟对于城里人来说，口香糖也算不得是什么稀罕之物。可是，这个副县长祈云嚼口香糖却惹出了诸多复杂的反应。小说更重要的意义也在于展示了口香糖引出的风波。 　　有说这个副县长嚼口香糖是东施效颦模仿美国前年来考察的一基金会考察团领队博格先生的，有说他是为讨好一夜总会女子而大嚼口香糖的，也有说他嚼口香糖是拈花惹秉性使然，并因此使人怀疑他患癌症新去世的妻子与此事有关。地方上曾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资格干部任礼也来找有关部门领导反映这些传言；祁云的小姨子倪真也来找县委书记章星谈传言。对于此事，相关领导之中也有不同态度并专门为此事召回在省城开项目论证会的祁云来谈话。 　　此事正如小说中县委书记章星所言：“这个县风气不太好，祁云嚼口香糖，也会演化出这么多流言蜚语来。虽然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有可能影响会议，干扰选举。” 　　小说至此，不由得令人想起讽刺小说《竞选州长》。《竞选州长》是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在南北战争硝烟刚散去五年时的作品，小说通过了一个自己觉得平生没做过什么亏心事、声名也不错的纽约州州长侯选人“我”在竞选过程中被人诽谤污蔑的故事，揭露了标榜民主、自由竞选的美丽面纱下卑鄙、丑恶的权益斗争。 　　《艰涩的口香糖》里诽谤和传播流言的人，在出于私心和小集体利益方面也颇有些类似《竞选州长》里“我”的对手。《竞选州长》中的无权无势只有良好声名的“我”因为威胁到另外两位竞选人，而被他们所控制的报纸制造的假新闻污蔑为伪证犯、蒙大拿小偷、酗酒狂、贿赂犯等等以及一群小孩的父亲。这些流言制造者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假装公正却不择手段打垮妨碍自己的人、清除妨碍自己的事。《艰涩的口香糖》里那个抗日时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第一任县长、德高望重的任礼之所以借口香糖一事来反映意见，其实下面却打着自私的算盘，他因为祁云没批给地皮修老干部健身的门球场而恼火，而那块地是学校用地。祁云的小姨子倪真来反映问题是出于把姐夫从县城逼回省里的私心而来。当然他们还不算流言制造者，而是传播者。至于其他那些首先编排种种关于祁云流言的人，小说不用写我们便知道那是为私利别有居心的人，因为正直的人是不会无中生有的。 　　当然，小说《艰涩的口香糖》与《竞选州长》又是很不相同的，《竞选州长》运用了夸张的手法，《艰涩的口香糖》却是写实的手法。《竞选州长》以原本名声好的“我”退出竞选而为结局，《艰涩的口香糖》却以组织的信任之下，流言不攻而破为结尾。《竞选州长》是荒谬而悲剧性的结局，《艰涩的口香糖》则是喜剧性的结局。《竞选州长》的目的是对现实的辛辣讽刺和揭露，《艰涩的口香糖》则以揭示新的现实中新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为目的。《竞选州长》以一群不知哪里来的小孩抱着竞选者“我”的大腿叫爸爸的形象而令人忍俊不禁，《艰涩的口香糖》则以副县长嚼着口香糖而倍受怀疑、指责的目光的形象而令人欲哭不得。 　　一枚口香糖，折射了扭曲的各种人性和社会陋习。 　　十 　　一枚口香糖，也折射了在相对而言的小地方，新生事物引起的负面反应比大城市重的现实。这恐怕也是相对落后地区加速发展需要解决的观念问题。 　　因为口香糖的出现，人们对祁云英语说得好也有了不同的评价。原来说祁云会说英语有能力，他嚼起口香糖后却说他崇洋媚外，说他逞能出风头。一个副县长英语口语好竟然也会因为口香糖的出现而对选举产生负影响，这结果与我在大城市的经历和感受相比简直就有些是针锋相对的了。有人说祁云是政府官员，外语有翻译的事，自己呈什么能！小说通过这一信息反映了小县城观念的落后。数十年前，周恩来还因为会多国外语而倍受称道呢，难道一国的总理就请不起翻译么？！再说，学外语是件难事，自然不能以此来做官员能力的强制标准，但是会总是比不会好啊。就拿出外国考察来说罢，组一个团，难道能带上一个团人数的翻译么？如果自己会外语，见了什么想问什么那岂不更好，岂不更利于考察么。在考察中如果因为翻译顾不过来而成为“哑巴”和“聋子”是迫不得已的事而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因懂外语反而招致批评的意见其实反映了县城风气中目光短小的一面。 　　这不由得令我想起在北京的经历。前年在一个小医院做了一年的宣传工作。医院在北京东城，很容易遇上外国人来看病。可是，医院里没有人的英语能对付。开始我是坐办公室整天对着电脑闷了，一见人叫就跑出去看一分钟热闹。后来，我自己也没了多少跑出去的兴趣，前台和办公室的人却都知道了我能说两句英语，于是，有外国人来就会叫我，看着生病的外国人在中国人生地不熟，就还是尽力想帮助他们一下。毕业几年，我的英语也丢得多了，加上病名术语常常不知道怎样译，基本的交流也困难，好在老板的儿子帮着从网上下了一个有道词典，手舞足蹈再加上电脑帮助，算是能基本应付了。就这样接待了好几拨病人。医院没有针灸，不吃药的治疗只能做刮痧、拔罐、查血糖之类的，一次也就十几，几十，一二百元，消费不多。最多费用的一个病人是开中药，大概二千多元，这个病人是美国居民，带着生病的妻子来旅游顺便试试中医。看着那女的怪可怜的，我又带他们去找银行兑换外币。后来，春节时她还给我的电子邮箱发了一封祝贺节日的信，表示感谢。可是，我感觉老板好象并不太在乎这种生意，因为花的时间和赚的费用相比，的确不算什么。有一次，老板进来看到我刚回到岗位上，就问去哪儿了。我说，有外国病人，医生和前台都不懂外语，我去翻译。虽然这事不是我的工作，给医院带来的进帐也不多，但老板听听也就没再说什么了。 　　到北京时间不长，我常常做一些类似的出规矩的事情。曾经在过一家报纸写通讯，那时候我住在通州，离单位比较远，每天早晚得分别花两个半小时在公交和地铁上，跑了两天，我就建议老板让我呆在家里写，我的理由是在单位写效率不高，老板也答应了。我在家里呆了一周，写完才去单位。现在比较了解北京的工作环境，才发现那个时候在那种单位，我提的简直算是无理要求，居然也被同意了，周围同事也没人说什么。 　　后来，我到了另一家以安全评价为主要业务的单位，编辑一份报纸。一次是自己计划写一个人物通讯，考虑我如果坐公交、地铁或者打车，效率比较低，就通过部主任让老板的司机送我去采访。后来才知道公司数十名员工，基本是大学以上文凭，有的安评师能有条件在北京城区买二三百万的房。他们都不会要老板的车去办事。而我坐着车回来以后，居然也没听到任何人说过一句闲话。事情虽然有点不合常规，可是也算有点理由，大家虽然见了怪，却也很快不以为意。 　　我就是小城市生长的人，对于大小城市，心里并没有厚此薄彼的观念。可是，上述经历对比《艰涩的口香糖》里那一枚像炸弹引起的口香糖效果，实在是必须得承认不同地方观念上的一定差异。又想到上前年在一个图书公司的时候，教授老板竟然主动在中秋和过年发来祝贺短信，我这个在小地方工作了十几年的人也没想到，吃惊之余回了个短信，便也不以为意了，知道是老板联络联络感情想让员工好好干的意思。看来，在大城市里我也习惯了迅速见怪不惊。世界总是在进步的，只要不影响他人，个性的张扬和工作关系及工作环境气氛的微妙变化应该在小地方也慢慢成为不会引起轩然大波的事才算正常。我揣测这恐怕也是作家写《艰涩的口香糖》的意图之一。 　　据说比尔·盖茨公司总部的员工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按喜好随意布置环境。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有创造力的很多人都喜欢的环境罢，而这个环境形成的前提也是见怪不惊。我还想起来，电影《诺曼底登陆》里，有一位指挥作战的将军，忘记是谁了，我只记得在战场上，他带着一只小狗而不是军犬跟着他到处跑。我看了觉得怪有趣的。如果我们对于这一类不影响大局，不影响别人的新奇事都抱以有趣观赏而不是胡思乱想的态度，世界上就会少很多麻烦，也会减少很多别有用心之人的可趁之机。 　　作为一位地方领导，作家刘建华在工作中必然接触和见识种种复杂情况和新鲜事物，在我看来，这个更为宽广的迫人思考的经历有助于作家迅速发现社会生活中的相对而言新的情况和变化并诉诸笔端。这大概也是政治思考对于推进文学的一个正面的意义的反映罢。当然，从思考到文学形象的鲜活起来，自然有一个关键而艰难的文学转换过程，这就是对于一个作家文字功底的要求了。 　　记得一位著名的小说作家说过，我的小说，如果能让人清楚地记住一个细节，我就觉得是艺术上成功了。《艰涩的口香糖》就是一篇能让我清楚记得口香糖这个意象及其折射出的光怪陆离的政治世相的小说。 　　作者简介：张绍九，女，昭通人，现旅居北京。 　　【责任编辑 杨恩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