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
历史上，犹太人问题主要是以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神学冲突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在马克思写作《论犹太人问题》的当时，正值中世纪反犹传统的全面恢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犹太人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宗教问题，布鲁诺·鲍威尔也持这样的观点，并在《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篇文章中论证了自己的观点。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这一观点，马克思于1843年写了《论犹太人问题》进行全面批驳，马克思将犹太人的解放问题同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问题联系起来考察，揭示了宗教的现实社会根源，深刻的批判了资本主义金钱崇拜的现象和资本主义社会人权的虚伪性。
一、对资本主义金钱崇拜的批判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不是纯粹的神学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是如何克服经商牟利、如何摆脱金钱崇拜的问题，这不只是犹太人的特殊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问题，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鲜明表征。金钱崇拜是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分离，相互反对的最根本原因，只有消除了金钱的神圣性，宗教意识就失去了它在尘世的世俗对象，宗教也就自然消亡了。
马克思指出犹太教是一种追求实际需要的宗教，他们的世俗活动是做生意，经商牟利是他们最大的追求，金钱就是他们世俗的神。人通过让渡商品换回的金钱可以用来购买所需的任何商品，满足自己的任何需求，因此，为了赚取越来越多的金钱，人们把商品世界之外、之上的东西也变为买卖的对象。这样，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就发挥着万能的作用，扮演着支配一切的角色，成为人们生活的目的。最后，金钱变成了统治人、奴隶人的力量。马克思说：金钱贬低了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1] 人将自身的生活目的和价值转移到赚钱上，使金钱成为衡量一切事物（人和自然）的价值的唯一尺度，只有当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转换为金钱时，他们才是有价值的。实际的自然界只是金钱的附属物，只有当它能够贴上金钱的标签时，它才会是人们眼中的实际存在，否则它永远都是一个想象的存在。不光自然界如此，理论、艺术、历史甚至人本身也都成为外在于人的、被蔑视的东西。犹太教把外化了的人、外化了的自然界，变成可让渡的、可出售的、屈从于利己需要的、听任买卖的对象[2]，把一切属人的东西都贬低为金钱。
现代社会中，金钱崇拜不再是犹太人独有的犹太精神，而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金钱通过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人而成了世界势力[3]。由于以实际需要、利己主义为核心的犹太精神成为世界的普遍精神，成为市民社会的根本原则，因此，犹太人就用自己的方式解放了自己。犹太人的实际政治权力同他的政治权利之间的矛盾，就是政治同金钱势力之间的矛盾。虽然在观念上，政治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奴隶。[4]表面上基督教制服了犹太教，实际上犹太人凭自己的金钱势力决定着基督教国家的命运。金钱崇拜是离间人与人关系的力量，是把每个人都分化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个体的力量。人们普遍处于自身受非人的关系和自然力控制的状态，处于人的本质的异化状态。因此，问题已经不是犹太人的解放问题，而是人类从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5]，是整个人类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获得解放，从金钱崇拜中获得解放，这是全人类解放的事业。
二、对资本主义社会人权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权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政治权利，属于公民权；另一部分是不同于droits du citoyen［公民权］的droits del’homme［人权］[6]。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分裂的状况，于是，人一方面是作为共同体的类存在物，作为公民、法人而存在，另一方面是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作为利己的、孤立的个体而存在。人权被标榜为不分国籍、种族、阶级、性别、年龄、肤色、职位等差别的人
的权利，是每个人都具备的全人类的权利，具有普遍性。然而在实践中，平等的人权却很少被全体社会成员所平等拥有。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权指出，所谓自由就是在人与人之间划分出互不损害的界线，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7]而财产权、平等、安全都是把他人的存在变成对自己权利的限制，充满着对他人的警惕和防卫。人权名义上表明的是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但实际上它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少数人的自由和平等。因此，马克思认为：任何一种所谓的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人，即没有超出封闭于自身、封闭于自己的私人利益和自己的私人任意行为、脱离共同体的个体。[8]然而，资本主义国家人权的虚伪性还不止于此，他们一边宣布人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但又随时可以取缔和废止这些权利。理论上，政治生活只是保证人权、个人权利的手段，但当人权同政治生活发生冲突时，被抛弃的反而是目的。这种目的与手段关系的本末倒置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政治解放本身的二元性和不彻底性，在于市民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的矛盾，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和类存在之间的矛盾。因为市民社会的成员是感性的、直接的存在，而公民却是抽象的、寓意的存在，因此，现实的人只有以利己的个体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 ［公民］形式出现才可予以承认。[9]市民社会的狭隘本性造成人与人的对立，连结每一个人的纽带是利己的需要和私人利益，人的类本质被淹没在自私自利的冰水之中。因此，要想实现真正普遍、平等的人权，实现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只有现实的人超越利己主义，&&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10]。
这里需要明确的一点是，马克思否定人权，只是否定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特殊的人权，是对资本主义国家把普遍的人权变为个别人的特权的否定。真正的人权关注社会中具体的个人，是实践中每一个人仅作为人而享有的最基本的权利，这是我们社会主义所肯定的和为之奋斗的事业。
三、结论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并不是以述评犹太教或犹太人的善恶优劣为中心的，而是在分析犹太人问题的过程中揭露宗教异化的现实经济根源，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人被物役的现代性问题。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一种缺陷的定在，这种缺陷的根源只能到国家自身中去寻找，宗教不是世俗局限性的原因，而是它的现象。完成了的政治国家存在政治共同体与市民社会的分裂，在政治共同体中，人是类存在物，而在市民社会中人则是自私自利的孤立存在物，正是这种分裂为天国与尘世的宗教意识提供了现实的感性对象。
市民社会利己主义的本性使所有人都处于竞争对立的状态，每个人都分散成孤立的个体，隐进自己的洞穴，独自积聚财富，每个人都想尽量让自己远离别人，因为他们生恐失掉自己的银钱和既得的权利。结果他们习惯于只指望自己，使自己的心灵惯于不相信他人的帮助，不相信人和人类，于是就造成一面自己被别人推开，一面自己又去推开别人。只有消除了市民社会的本质和前提，即经商牟利和私有财产，把人从金钱和物的奴役、支配下解放出来，市民社会与政治共同体的矛盾将不复存在，宗教也将随之消失。马克思说：犹太精神不是违反历史，而是通过历史保持下来的。[11]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是必经的、也是必然会被新的历史阶段所取代的。同样，异化统治人类的时代也会完结。 马克思以追求全人类的普遍自由解放为目标，从批判金钱崇拜、人权等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典型特征入手，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独特理论视角，而且为反思现代性留下了具有普遍性、针对性、复杂性为特征的思想遗产，为我们今天能够正确面对现代性本身提供了理论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