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难题究竟问什么

李约瑟难题究竟问什么？

【内容提要】本文从李约瑟难题的两个重要表述的翻译问题入手，在考察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和分析他的“近代科学”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对难题中两个问题的原始含义作了较详细的讨论，并由此探讨了难题的深层结构。文章认为，在难题中，前一问题包含中国科学理论比较落后；后一问题中的“近代科学”指称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其基本特征的理论科学，对这一点的忽视，是目前在难题的理解、转述和求解中存在误区的主要原因之一。文章最后对难题应该更名的主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问什么

【正文】

现在，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李约瑟难题”，像“科学革命”这一概念一样，已经成为科学史领域的一个专业性概念，在这个领域内外被经常使用。与此不相协调的是，对难题的转述却呈现出多样性，在理解上亦有相当的出入。虽然近年来已有学者敏锐注意到难题的本文问题，并作了可贵的探索，（，p.147；［13］，p.111）特征（3）和（4）一般限制在公元前1世纪到15世纪。不过，这两个起迄时间变动很大。 对于特征（5）， 我们也应注意李约瑟的另一段话：“中国的五行理论的唯一毛病是它流传得太久了。”（［11］，p.318） 上述归纳可以很好地从下面一段引文中得到印证：

广义地说，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或中古型的理论？如果事情确实是这样，那么在科学技术发明的许多重要方面，中国人又怎样成功地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3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 中国在理论和几何学方法体系方面所存在的弱点，为什么并没防碍各种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涌现？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如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另一方面，又是什么因素使得科学在中国早期社会中比在希腊或欧洲中古社会中更容易得到应用？最后，为什么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虽然比较落后，但却能产生出有机的自然观？（［5］，pp.1—2） 李约瑟在此以强烈的对比提出了中国科技史上令人感兴趣的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他试图以难题的形式所想要包含的。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些是在序言中提出，并且是李约瑟撰写SCC 的框架和主题，（［5］，p. 4）那么我们可以说，这简直就是李约瑟难题注解的1954年版本！后文还将对这段引文加以说明，目前我们要指出两点：一，由此可以看到他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评价与我们的归纳是一致的；二，特征（5 ）在李约瑟的思想中非常明确，对他关于中国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的理解，对难题含义的把握，以及许多转述的失当，都与特征（5 ）有关。因此我们尤其强调它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说明我们为何说P1表征李约瑟对中国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即是表征上述五个特

征的。我们知道，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与不足有过大量论述，但是集中到难题的表述上，他却是尽量用既简洁又全面的形式把它们概括起来，为此他尝试过许多不同的表述形式，前文所引的P[,2]是这种努力之一。对照上述五个特征， 我们可以看到P[,1]恰恰是和它们一致的：强调中国在“应用”上的有效性， 这既表明了中国科学的独特性（特征

（1））， 又突出了在“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上的优势（特征（3）），关键是， 它同时也隐含了中国科学理论之不足（特征（5））， 而“人类的自然知识”无疑包括自然哲学（特征（2）），至于特征（4），它本身主要是从对（1）—（3）的概括中演变而来，P[,1]是其最后形式。更重要的是，纵观李约瑟关于P 的大量论述，可以看到，在李约瑟的观念中，中国最突出的成就是“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自然哲学方面中西难分轩轾，科学理论中国则明显不足，这些难以用一句话准确表达。但综合起来，P[,1] 中所说的应用上的有效性恰好可看作中国优于西方之处。当我们发现这一点后，我们对李约瑟大量的、显得杂乱无章的各种P 表述立刻就能理解了， 并可由此窥见到他那契而不舍地探索难题恰当表述的思想轨迹。虽然这仅仅是猜测（看来也只能猜测），但下面的分析将表明它是合理的。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考查李约瑟曾提出过、并且后来放弃了的各种P 表述，可以看到，它们要么不简洁，要么未能概括那五个特征。 例如P[,2]就是其中之一，检查这一表述，显然，它未能概括特征（5）。在考察中，我们感到，如何使P 表述容纳（5），或者说不与（5）矛盾，这是李约瑟不断变换难题表述形式的主要原因。关于特征（4）， 其思想在1964年以前早就有了，但表述不明确，也未被特别强调。把它改造成P1的形式是和用它表征其总体评价同步的。作为例子（这样的例子不少），在我们前面所给出的印证引文中也有一个类似的表述，但其中比较的是应用“科学”，而不是应用“人类自然知识”。这说明在把这类表述改造成P1时，他对其概念的外延是作过慎重考虑的。席文显然没有查觉这一点，他认为使用“人类自然知识”这一概念及其笼统的比较反而模糊了人们的视线。（［14］，p.90）席文的批评有道理，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注意到李约瑟恰恰经过了一个与他的期望相反的思想过程。为了使其“升级”，使之具有更大的概括性，李约瑟不得不牺牲比较的明晰性，他是希望人们通过他在其它地方的大量论述来理解他。

另外我们还注意到，难题（P[,1]，Q[,1]）还同时出现在他的另一重要文献“中国科学传统的贫困与成就”一文中。此文最初于1963年以法文出现在巴黎的《思想》杂志上，1964年又分别被收入克罗比主编的《科学变革》和威尔斯科普主编的《古代世界史新编》中，并同时发表在英国《科学进展》杂志上。下一节我们将谈到，他在文中对近代科学给出了一个精确的定型表述。在那里，在批判许多西方人的偏见时，他的依据就是认为他们的科学、数学等概念有误。我们很难想象在这样一篇如此重视有关概念的论文中，却忽视另一重要表述中的概念变化。顺便指出，在考查中我们感到，六十年代是李约瑟思想的成熟期，他对中国科学的基本看法、难题的表述及解题的基本思路都是在这一时期定型的。

因此，我们有理由说P[,1]表征上述五个特征。其实，即使我们的猜测有误，也不影响结论。P[,1] 表示对中国科技成就的总体评价，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异的，因此我们应当从上述五个特征来理解P[,1]。 在下一节，我们将论证，李约瑟所说的近代科学就是指近代理论科

学，因此，特征（5）对于理解整个难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三、Q 表述：何谓李约瑟的“近代科学”？

现在我们要看看，当李约瑟在问“近代科学何以没有在中国产生”时，他所说的“modern science ”究竟指称着什么。

李约瑟曾对“近代科学”（另一种通常的译法是“现代科学”，本文在此不作区分，视为同义）多次给以说明。最正式、最全面的解释当是在文［15］中给出的。在这里，他为了对中世纪的科学与近代科学作出重要区分而定义了它们。后者的定义是：

当我们说近代科学只是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伽利略时代才发展起来的时候，我想，我们指的是唯独在那里才发展出了诸如把数学化的假说应用于自然界、充分理解和使用实验方法、区分主要性质和次要性质以及系统积累公开发表的科学资料等的近代科学结构的根本基础。（［15］，p.118）

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李约瑟这里的定义不是要阐明他个人与众不同的看法。相反，他只不过是想说出公众心中早有，口中尚无的“共识”。因为显然，这里的“我想，我们指的是”（we mean, I suppose,that）是李约瑟“猜想”公众（we ）所普遍意指的。从定义中可以看到，近代科学结构的根本基础就是“诸如”之后的那四大要素。这个近代科学的定义比Q[,2]中的要明确得多。在这四要素中，（1）和（2 ）最重要，（3）和（4）不过是实现它们时所必需采取的步骤和方式。〔2〕据此，国内学者把李约瑟所说的近代科学概括为“与系统实验相结合的自然知识假说的数学化”。（［13］，导言，p.19；［16］，p.200）在把科学作为一种实践活动时，（2）的重要性尤其明显。 如果从这种活动的结果看，即把科学作为知识来看，（1）则是载体， 是四大要素的“凝结物”，是“近代科学”最后的“构成体”。并且我们马上会看到，它也包含了（2）的结果。所以， 李约瑟在很多地方直接用“关于自然知识的数学化假说”或“关于自然知识假说的数学化”作为“近代科学”的同义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数学与科学的富有成果的结合的问题，只不过是近代科学为什么在欧洲发展起来这整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而已。”（［17］，p.154）

我们现在要指出，这种“关于自然知识的数学化假说”指向科学理论。而他的“近代科学”则是指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其基本特征的理论科学。

一般来讲，在西方语言中，理论（theory ）和假说（hypothesis ）本来就无多大差别。当代科学哲学家们也一致同意，一个完整的假说和一个科学理论在结构上没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在于后者经受的充分检验。

当然，重要的是要看李约瑟本人对这些假说的分析。为什么Q[,2]中从伽利略一直到牛顿的那个传统在上述定义中仅仅用“伽利略时代”来表示？这是因为他后来认识到：“实验数学的方法在伽利略的着作中就几乎已经以完整的形式出现了”。（，p.156）而（3）—（5）即是检验假说的步骤，所以， 无论李约瑟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他所归纳的伽利略构造科学假说的方法，实质上就是构造科学理论的方法。

事实上他是意识到了的。他在这里的许多论述，都反映了他是在讨论新旧科学理论的区别与联系。例如，在讨论伽利略的方法时，在分析了假说必需是数学化的之后，他指出：“也许，最好是把伽利略的革新说成工艺实践与经院理论的结合”。这就是说，这种结合就使得旧理论转变成新理论。在给出中国和欧洲匠师们的方法后，李约瑟接着说到：“由于缺乏基本理

论，工艺技能只好通过个人的接触和训练一代一代往下传”。这里所缺乏的“基本理论”看来也是指伽利略式的理论。在讨论了达芬奇思想中的中世纪的物理学概念之后，他说这帮助我们了解到，“在没有适当的科学理论的情况下能够达到多大的技术成就”。“没有适当的科学理论”无疑也是指没有用伽利略的方法所得到的科学理论”。在给出中国和欧洲匠师们的方法以及经院哲学家们的方法后，在讨论他们何以未能达到伽利略的高度时，他说到：“无论如何，就理论科学而言，事情确实是如此”。在讨论完伽利略的欧洲源流后，转到中国的情况时，他说：“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十一、十二世纪的新儒家所获得的自然知识，在理论化方面是不是不如十三世纪欧洲经院哲学家先进呢？”李约瑟这里借用的这个问句清楚地表明，他所有这些讨论，都是在讨论科学的理论化问题。

在今天的科学定义中，无论是把科学一分为三，即理论科学、应用科学和技术科学，还是一分为二，即理论科学和应用技术，理论科学都包括科学理论和与之相应的基础实验。既然伽利略的方法就是构造科学理论的方法，那么李约瑟的近代科学结构的根本基础，就是指以近代科学理论为其基本特征的理论科学。如果我们注意到他在这里是以一个较小的概念表征一个较大的概念，即以近代科学的根本基础来表征近代科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当他提出问题Q[,1]时，他心目中所意指的，正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理论科学。事实上，李约瑟有时也直接用“理论科学”作为“近代科学”的替换概念。例如，在谈到中国的联想的或协调的思维的概念结构与欧洲因果的和“法定的”或合乎规律的思维的概念结构在本质上不同时，〔3〕他接着说到：“它并没有引起17 世纪理论科学的兴起，但这并不能成为把它叫作原始科学的理由。”（；［19］，结语，四）严格地说，这还不完全是李约瑟难题，毋宁说是这个难题背景下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值得研究，但问题在于人们又是在求解李约瑟难题这样的意识下展开讨论的。这就难以击中难题的要害了。这也许是有人认为大陆学者的解答大部分“皆大胆有余，理论不足”，“给人以缺乏严格学术训练的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19］，p.73）虽然这个评价未必中肯，但不少解答的确未能准确理解难题的含义。许多人在强调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时，尽量寻找李约瑟赞扬中国之杰出的论述，而不注意李约瑟这些论述的背景和限制范围，在探讨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时，又几乎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历史和社会，因而这些原因又直接构成对特征（1）—（4）的否定。有些解答也注意到中国古代科学理论较为落后这一点，但遗憾的是解答者并未把它作为难题的一个部分，而是作为答案的一部分。这些论述就几乎成为“无效劳动”。总之，我国的解题工作未能充分“聚焦”，而呈现出“散打”状态，这不能不说与未能准确理解难题有直接联系。

有学者最近指出，“李约瑟难题”应该命名为“任鸿隽难题”（［21］，p.32）。这个问题直接与本文有关，我们愿在此提出一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前辈和学界同仁。从表面上看，任鸿隽、冯友兰两位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与李约瑟难题似乎一样，实则不然。首先任、冯所说的“自然科学”并非仅仅指“近代科学”，他们都认为“中国向来无科学”。所以，当他们在“说中国无科学的原因”时，是在说中国向来无科学的原因，而并非只是在说中国在近代才无科学的原因。其次，根据我们的分析，李约瑟难题不只是问题Q[,1]，而是两个问题组成的难题（P[,1]，Q[,1]）。我们在前文论证了，表述P[,1]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成就的总体概括，因此，他的SCC 的意义就在于确立了P[,1]表述，即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文明的科技成就，并纠正了西方人长期存在的“中国无科学”的偏见，这当然也包括任、冯等中国学者所持的同样这种观点。许多当代中国学者在接受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成就的赞扬时，忽视他同时指出中国在科学理论方面比较落后的重要见解，而在理解他的难题时，又完全忽视他的表述P[,1]，这倒是让人费解的奇怪的事情。最后， 由于有了P[,1]，Q[,1]在难题结构（P[,1]，Q[,1]）下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举例来说，如果认为P[,1]含有中国科学技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执”了“世界之牛耳”之意的话（准确地说，应该是在“把人类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的意义上），那么Q[,1] 就是问中国何以在近代没有继续“执世

界之牛耳”，这就不仅仅是一个“有”、“无”的问题。同样，在任、冯的问题下解题，“中国向来没有科学”这一观点并不见其谬；在李约瑟难题中，前提就否定了这一结论。因此，P[,1]不仅是Q[,1]的逻辑前提，而且原则上规定了Q[,1]的内容和解题方向。我们认为我国的解题工作存在审题问题，原因也在于此。所以，我们不揣冒昧地说，与其说存在难题的更名问题，不如说存在对难题的理解问题。我们无意抹杀任、冯两位先生对难题的重要贡献，也不想为李约瑟树碑立传。李约瑟用他惊人的成就改变了问题的形式和内容，这也许是他说Q[,1]是最明显不过的问题，而P[,1]是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的原因。改变难题的名称，即使不会使解题工作离开现有的研究基础，退回到原来的工作背景上去，也似乎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无益。顺便说，难题的名称问题似乎也与“为国争光”无涉。直布罗陀原来被认为是世界的边缘，西班牙人曾为此感到自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再把它看作是通向新世界的出口，他们同样感到自豪。

关于逆事实陈述是否是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是一个史学理论问题，已有专门研究。例如，H. 克拉夫就认为：“不考虑逆事实的编史学，与否认作为解释基础的规律的合法性是一回事。”（［22］，p.69）我们要说的是，不仅真实问题有可能用逆事实陈述表述，逆事实陈述也有可能包含真实问题。例如，如果承认李约瑟的结论，那么“中国的科学理论一直是原始型和中古型”和“中国文明在应用自然知识方面比欧洲文明有效得多”就是真实陈述，问其何以至此，按上述理解，就是含有逆事实陈述的李约瑟难题所包含的两个重要的真实问题，它们应该可以成为科学史家的研究对象。

上述讨论无非想表明，即使着眼点不在于解题，弄清难题的结构和含义也还是必要的。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李约瑟难题值得大搞特搞，也不意味着我们持完全相反的态度。不过我们在此也想提出一点疑问：中国古代忽视理论，中国当代倾向于实际，这究竟是民族精神之特质，还是纯系偶然之巧合？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也对难题本身提出一点疑问。根据以上的分析，难题的结构在于（P[,0]，Q[,0]），并且它暗含（P ‘[,0]，Q ‘[,0]）；难题主要问在深层结构（3）上。但是， 李约瑟试图从社会方面寻找东西方差异的原因，这说明李约瑟对难题的设问与他的解题路线不一致。

席文指出古代技术并不依赖于理论，这是对难题的一个诘问。但是，它并不构成放弃难题的充分理由。因为，席文所说并非是一个深奥的问题，我们与其认为李约瑟不解其理，不如相信他谙知其妙〔4〕。 那么问题在于，李约瑟提出其难题的意图何在呢？不过这是超出本文范围的另一个问题了。

致谢：感谢我的导师张秉伦教授对作者撰写本文的鼓励和支持，以及对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 注释：

〔1〕P[,1]的正确译文国内早已有之，如参见，p.148；，p.2，但它们均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

〔2〕特征（3）、（4）并非无足轻重。 这里关于近代科学的四大要素，是想说出类似于库恩的“范型”的某种东西，因而它们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3〕顺便指出，大陆译本在此处又错了。 原文是说两者在本质上不同（different from ），而译文却是“相同”。

〔4〕实际上，李约瑟在SCC 第五卷中，曾就难题的合理性问题专门讨论了他与席文的区别，并对席文放弃难题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及其理论依据。［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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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Joseph Needham and LuGwei- Djen, Science and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5.Part Ⅱ, Cambridge: CambxidgeLiniversity Press, 1974,ⅩⅩⅡ—ⅩⅩ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