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教案

大学语文（下）教案

陈智强

第一篇 诗歌阅读与欣赏

Chapter 1《诗经》

《诗经》正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不仅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重要源头，而且对我国文学和文化有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第一节 《诗经》的编集、应用及流传

《诗经》辑录了春秋中叶以前的诗歌305篇，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先秦时代称“诗”或“诗三百”，西汉初成为官学，被尊为经，始称《诗经》，后世也称为“三百篇”。 《诗经》是周王朝乐官，在王官行人采诗和公卿列士献诗基础上搜集、整理，编选而成，各篇都是合乐的。

根据地域和音乐的不同，全书分风、雅、颂三大类。风也叫国风，是带有诸侯各国地方特色的乐歌，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共160篇。风诗多是民歌，少数是贵族作品，其创作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远及长江、汉水流域。雅是周王朝京都地区的乐歌，分大雅、小雅。大雅31篇，多朝会宴享之作；小雅74篇，多个人抒情之作。雅诗中也有部分民歌。颂是王室宗庙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是西周时期的作品，鲁颂4篇是春秋前期鲁国的作品，商颂5篇，有人说是商代作品，多数人认为是春秋前期宋国人写的宗庙乐章。颂多是颂德之作，主要产生在王都，作者多是上层人物。

《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已广泛流传。当时士大夫常在外交场合以“断章取义”的方式“赋《诗》言志。”儒、墨等学派把它作为授徒讲习的教科书。到了汉初，出现了齐、鲁、韩、毛四家诗。齐、鲁、韩三家属“今文诗”，西汉时立于学官，《齐诗》亡于三国时，《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毛诗》为毛亨、毛苌所传，属“古文诗”，东汉时立于学官，训诂多用《尔雅》，事实多本《左传》，后由东汉著名经师郑玄作《笺》、唐孔颖达作《正义》，历代研习者甚多，故得以流传至今。

第二节 《诗经》的思想内容

《诗经》思想内容广阔，涉及婚恋、农事、征役、赞颂、怨刺、周民族的史诗等等，丰富多彩。

1、婚恋诗。《诗经》是较早较多涉足此题材的，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同时也是全书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诗经》中的婚恋诗，无论是写男子悦爱女子，或写女子悦爱男子，或表追求、言思慕、叙幽会、寄怀念，或描述爱情、婚姻的悲剧，莫不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情真意挚，感人肺腑。其中写得最多的是情歌。如《周南·关雎》以河洲上雌雄和鸣的关鸠起兴，写一个男子对一个美丽姑娘的单恋，热烈而坦率。他醒着想，梦里也想，不惜以巫术和想象与自己心爱的姑娘结合。《邶风·静女》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情人的热切思念，

洋溢着一派热烈欢快的情调。《秦风·蒹葭》抒写对“在水一方”的“伊人”的缠绵悱恻、反复追寻，展现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深沉执著。

另有一些恋歌则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礼法压迫的反抗及其内心创伤。如《郑风·将仲子》写女主人公，强压着深挚的爱情，求其心爱的“仲子”不要翻墙折树来幽会，以免被父母、兄长或别人发现的矛盾心理；《邶风·柏舟》的姑娘则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大胆声言：那个垂发少年，才是我心中思念的对象，并且发誓至死不渝。

在婚恋诗中，还有一些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反映社会问题的。如《邶风·日月》、《邶风·谷风》、《秦风·晨风》等皆属此类。其中最典型的是《卫风·氓》，诗以弃妇的口吻，倾述了她从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诗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是我国文学史上较早注意人物性格变化表现的诗篇。

2、农事诗。由于周民族的始祖以农立国，故周代很重农事，因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事诗在《诗经》中表现很突出，风、雅、颂各部分中均有。如《周颂》中的《臣工》、《载芟》、《良耜》、《噫嘻》等，多赞颂农业成就，夸耀田土广大、农夫众多、收获丰盛，表达祈求丰年的愿望。《小雅》中的《甫田》、《楚茨》等，极力夸张谷物收获之丰盈，赞美农夫的勤敏和君上爱农以事神，与《颂》中的农事诗基本思想相似。《国风》中的农事诗以《周南·芣苡》和《豳风·七月》为代表。《芣苡》是一首优美的劳动小诗，它以重章叠句的形式，反复吟唱，语言朴实，感情真挚，意境清新，情调欢畅，读之“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方玉润《诗经原始》）。《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画图。

3、征役诗。这类诗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诸侯兼并战争有关，既有西周初年的，也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尤以后者为多。这些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因而反映征战、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就成了《诗经》征役诗最重要的主题。如《豳风·东山》通过对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征人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及他对家乡亲人思念的描写，揭示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齐风·东方未明》写一个狂暴的官差，天不亮就把人抓走，弄得民居不宁；《小雅·何草不黄》控诉了兵役不息，征人劳瘁；《王风·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这些诗，或以征夫之口出之，或以思妇口吻言之，写来都感情真挚，声调凄楚，情节悲惨。在《诗经》征役诗里，还有一类是表现爱国思想的作品。如《秦风·无衣》、《鄘风·载驰》、《小雅·采薇》等。《无衣》是秦国抵御西戎入侵的一首慷慨激昂的战歌，它生动地表现了秦国人民团结御侮、同仇敌忾地爱国精神。《载驰》是著名女诗人许穆夫人写的，它表现了诗人心系祖国、急赴国难的爱国精神。《采薇》是周宣王征伐猃狁入侵时的作品。它虽也写到征人思归恋家的苦闷情绪，但更多的是写战士们在外敌入侵时同仇敌忾的昂扬奋勇精神。这些诗篇，或委婉沉郁，或慷慨激昂，格调虽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了威武的气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

4、颂歌。《诗经》中出自公卿列士或乐官之手的庙堂及宫廷乐歌多属此类，在三《颂》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有的颂帝王歌天命，如赞美天道深远、文王德行纯美遗

惠子孙的《周颂·维天之命》。有的颂战功扬王威，如《商颂·殷武》歌颂殷高宗武力讨伐荆楚大获全胜的赫赫武功，赞美殷武受命中兴、天下畏服的伟大功绩。《大雅·江汉》赞美周宣王大臣召虎（召穆公）平淮夷之乱，战果辉煌，立功受赏。这类作品大都讴歌战争胜利，赞美将领功绩，主旨仍在宣扬帝王威德。还有一些颂宴饮赞嘉宾之作，实亦颂歌之一支。如《小雅·鹿鸣》、《小雅·南有嘉鱼》等。此类诗歌直露地反映王公贵族恣意享乐的生活，具有一定认识意义。

5、怨刺诗。这类诗主要存于《雅》诗和《国风》中，它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朝政腐败、礼仪废弛、统治者残暴荒淫的厉、幽时期及其以后，带有乱世的鲜明印记。“二雅”中的怨刺诗多为公卿列士的讽谕劝戒之作。有的借古讽今，如《大雅·荡》谏厉王应以殷鉴为戒，《小雅·正月》以“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警戒今王。更多的作品是针贬时弊，指斥昏君。如《大雅·民劳》揭露了统治集团的残暴、欺诈、丑恶、昏乱，对人民的忧苦深表同情；《板》、《荡》直斥最高统治者违反常道，妄行政令，荒淫昏聩，使人民陷入苦难深渊。此外，还有一些以斥责奸佞为主题的怨刺诗，如《小雅·巷伯》等，亦颇引人注目。这些怨刺诗大都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揭露社会矛盾，表露了诗人忧国伤时的强烈忧患意识。

《国风》中的怨刺诗多出自民间，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内容更深广，怨愤更强烈，讽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如《魏风·硕鼠》直接把贵族统治者比作贪婪无厌的大老鼠，唱出奴隶们对剥削者的无比愤恨。《魏风·伐檀》》以委婉曲折的反语，复沓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国风》》中的怨刺诗更多的是对统治阶级种种无耻丑行的揭露和讥嘲。如《邶风·新台》辛辣嘲讽了卫宣公光天化日之下劫媳宣姜的荒淫乱伦丑行；《齐风·南山》讽刺了齐襄公和其妹文姜的无耻乱伦行为；《秦风·黄鸟》控诉了秦国暴君对无辜良善的杀害。

6、周民族的史诗 《诗经·大雅》保存了五首古老的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记述了从周始祖后稷诞生到武王灭商的一些传说和英雄史迹，以粗线条较完整地勾画出周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历史。远古传世的史诗极少，此组诗显得格外珍贵。其中如《大明》绘声绘色地描述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既有军阵、军容的描摹，又有战车、战马的形容；既有整体的鸟瞰，又有局部的特写，写出了大战雄伟壮观、惊天动地的场面和师尚父（姜太公）的生动形象。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概括而言，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从各个方面主要描写了我国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广泛而多彩，尤其是其中的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坦率，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喜爱和憎恨、痛苦和希望。这些诗歌，不仅主题和题材广泛多样、真实深刻，同时还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本质矛盾。它们通过对当时生产、劳动、战争、徭役、爱情、婚姻、家庭、祭祀等的描述，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民众的理想和愿望。

其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提出来的，也是《诗经》艺术上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所谓“赋”，指的时一种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变化，由春至冬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陈其事。比，就是比喻或比拟，用形象的事物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真实感人。《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明喻，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有暗喻，如“我心非石，不可转也”（《邶风·柏舟》）；有借喻，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有博喻，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如蛾眉”（《卫风·硕人》）。这些比喻，都能紧扣诗中的情、事、景，十分贴切。兴，就是托物起兴，先用他物起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兴句多在一首诗的开头。《诗经》中用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开头的“交交黄鸟，止于棘”；二是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三是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艳美。需要注意的是，《诗经》中，这三种手法常常结合运用。 其三，复沓的章法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复沓的章法是《诗经》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又叫重章叠句，即各章词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换中间的几个字，反复吟唱。其作用在于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加深情感，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在具体的字词的更换中，或用递增法，或用递减法等，总是曲尽其妙。如《王风·采葛》，全诗三章，只是更换了“葛”、“萧”、“艾”、“月”、“秋”、“岁”六个字，从采摘东西的变化和时间的递增，表现出思念的愈来愈强。从句式看，《诗经》中的诗，90%以上是四言句式，也有一些突破此定格，在整齐中显出参差错落之美。

其四，丰富、生动、简练、形象的语言。《诗经》大约使用了近三千单字，其中有名词、动词，也有形容词，丰富多采、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各种事物及其变化特征。如表示动植物的名词有373种，读之可使人博物多识。此外，《诗经》中还用了大量的动词、形容词及双声字、重叠字、叠韵字，写景状物，拟形传声，细致传神，使诗歌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艺术魅力。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其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影响至为巨大和深远。首先是它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它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建安诗歌，倡导“风雅兴寄”的陈子昂的《感遇诗》，即事命篇的杜甫诗歌，以美刺手法因事立题的白居易的“讽喻诗”等等，都是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直接继承。

其次，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其后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达爱憎的手法，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无不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发展，以至形成了我国文学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至于其赋的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颇深远的影响。赋体文学是由它直接发展而来的。此外，诗歌、词、戏曲、小说中亦有很多作品糅进了赋的手法。

再次，它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历代一些

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Chapter 2 屈原与《楚辞》

《诗经》之后三百余年，中国古典诗歌大抵处于消歇状态，至战国后期，一种“奇文”由楚国挺拔而起，那便是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它是屈原在深厚的楚文化基础上，并吸收中原文化的营养开创的一种新诗体。它以其美妙的歌声、突发的异彩，使沉寂已久的诗坛重新活跃起来，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第二个重要时期。它的出现，表明我国古典诗歌实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双峰并峙的发展道路，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简短的抒情短章向叙事抒情长篇的发展，也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集体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的基本完成。

第一节 《楚辞》的含义、渊源及特点

“楚辞”的名称，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今存最早的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楚辞”具有鲜明的特点。它采用楚国方言，运用楚地声调，记载的是楚国的地理，描写的是楚国的风物，因而富有楚国的地方特色。它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善于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和神话故事，表现思想感情，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句子参差不齐，形式活泼自由，多用“兮”字，语句曼长流利，灵活多变，有停顿、有延伸，委婉而多情致。比起《诗经》更富有表现力，既能曲尽缠绵宛转之情，又增强了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更富有文彩。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民族在殷商时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和列国间交往聘问之事的增多，它进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阴阳等思想及经典都传入楚国并产生影响。屈原曾多次使齐，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如他诗歌中的“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兴手法，就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儒法思想与《诗经》的传统。但对《楚辞》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楚文化。首先是楚地民歌。楚地民歌渊源甚古，《诗经》里的“二南”中已有一些带有楚地风物和语言特点的民歌。之后，春秋末有《越人歌》（《说苑》）、《接舆歌》（《论语》），战国时有《孺子歌》（《孟子》）。这些楚地民歌，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开楚辞体格。其次，巫风文化的熏陶。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其他如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也给《楚辞》提供了直接营养。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思想及创作

屈原（前343？----前278？），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人，楚王宗室。他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卓越的才能和丰富的政治历史、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年青时，曾任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很受赏识重用。后怀王听信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谗言，疏远了他，让他做三闾大夫，失去了政治地位。怀王在被秦国欺骗下，与齐国断交，兵败失地之后，一度又起用他，派他使齐修好。怀王24年，再次背齐合秦，不久把屈原流放到汉北。楚国因此先被“合纵”联盟攻击，又被秦国夹击，再次丧失国土。这种情况下，屈原再次被召回，在他的努力下齐楚联盟恢复。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屈原被流放到江南。流亡中，他“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却仍然心系祖国安危，哀叹民生多艰，写下了大量的诗篇。顷襄王21年（前278）秦兵攻破郢都，屈原感到楚国已不可收拾，悲愤地投汨罗江殉国。

屈原通晓诸子百家，对儒、法等家思想都有所吸收。他讲仁义、言民本、颂德政，崇尚尧、舜、禹、汤、文、武等古圣先王，同情和关心百姓疾苦。他追求“法度”、“绳墨”，称道秦穆、齐桓，主张选贤任能，要求变法治国。他一生始终以国家兴亡为念，有着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在政治斗争中，他不屈不挠，坚持追求“美政”理想，代表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屈原的作品，据王逸《楚辞章句》，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远游》、《卜居》、《渔父》，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篇数相同。现代学者多认为《远游》、《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之作。

第三节 《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为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它作于诗人放逐汉北时，是他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全诗分三部分：（一）从开头至“岂余心之可惩”，抒写诗人的身世抱负、忠而被疏的痛苦心情和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着重对往事的追溯；（二）从“女嬃之婵媛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以女嬃詈原、陈辞于舜、上叩帝阍、历访神妃的情节，来表现诗人理想破灭的苦闷和不懈追求美政理想的执着，着重于幻想的驰骋；（三）从“索藑茅以筳篿兮”到结尾，在现实与幻想的结合中，以问卜灵氛、决疑巫咸、决计远行、神游西天的情节，展示诗人去留的复杂矛盾心理。全诗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表达了诗人政治革新的要求和对“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的追求；二是表达了诗人热爱国家关心民生疾苦的强烈爱国激情；三是展示了诗人坚持正义、反对奸邪的高尚情操和九死未悔的斗争精神。

《离骚》的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屈原的自我形象。他情操高尚，品德美好，从不同流合污；他抱负远大，理想崇高，为实现理想百折不挠，上下求索；他热爱故国，心系国家兴亡，矢志为国献身。其峻洁高尚的人格，可与日月争辉。

其二，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喻体和本体水乳交融，创造出了优美、奇丽、新颖、灿烂的艺术境界，甚至出现了由一系列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组成的象征体系。如“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近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诗人以小见大，以近

托远，表达强烈的爱憎感情，使人透过形象联想到真善美和假丑恶的社会生活内容。这不但使诗篇文采斑斓，而且创造出一种寄托幽远、耐人寻味的意境，开拓了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新诗境。

其三，大量运用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如诗的二、三部分写诗人南访重华，饮马咸池，上叩帝阍，下求佚女，朝发天津，夕至西极，驰太空，游仙境。诗人极力驰骋想象，创造出了一个丰富新奇的世界。

其四，浓郁的楚国地方色彩。《离骚》中大量运用了楚国的地名、物称、方言、口语等，使全诗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其五，创造出了新的诗体形式。《离骚》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汲取南地楚歌的韵调和句式，采用散文化的长句，以六言为主，长短相间，灵活多变，创造出一种比较自由灵活的新诗体，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在结构形式上，它把《诗经》整齐短小的体制扩大为长篇巨制，幻想与现实交织，抒情与叙事结合，大气磅礴，完美生动地反映了丰富复杂地社会生活。

第四节 《九歌》、《九章》及其它作品

《九歌》创作于楚怀王时，是屈原在楚国民间流行的祭祀乐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歌，共十一篇。它所祭之神，分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东皇太一、太阳神东君、云神云中君、寿命神大司命、宰嗣神小司命。有关的五首歌词，多表现对天神的敬仰和赞颂，写得庄严肃穆。地祗有湘水的配偶神湘君和湘夫人、河神河伯、山神山鬼，有关的四首诗歌全是恋歌，借对神的恋爱生活的描写，表现人类对纯洁爱情的赞颂，大都清新凄艳，幽渺情深。写人鬼的只有《国殇》一篇，它不同于其它诸篇的情调和风格，而是取材于秦楚战争，是对卫国战争中牺牲将士的热烈礼赞。全诗激昂悲壮，刚健质朴具有强烈的感召鼓舞力量。 《九歌》经屈原加工后，艺术上有了很大提高。首先，它吸取民歌的浪漫精神，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人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创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神灵形象和美妙神奇境界。这些神灵，多来自神话世界，兼有神和人的双重特点。他们住贝宫，居幽篁，乘云龙，驾鸾凤，居处不与人同，但他们或哀怨缠绵，或威严冷酷，或温柔妩媚，或痴情寂寞的感情则与人同。其次，在塑造艺术形象时，《九歌》善于把心理刻划和环境气氛描写和谐统一起来，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如写山鬼久候情人不至一段，诗人把女神的烦乱痛苦心境与凄风苦雨的环境交融相衬，真切地表现出了她对爱情的缱绻缠绵。另外，《九歌》语言清新秀媚，情韵悠远，既自然优美，又绚烂多彩。

《九章》是一组组诗，共九首。它非一时一地之作，一般认为，《橘颂》是屈原青年时期的作品，《惜诵》作于被谗而尚未放逐时，《抽思》作于放逐汉北时，其它六首是放逐江南后所作。《橘颂》通过对橘的特质和形象的拟人化的象征描写与赞颂，寄托了诗人秉德无私、横而不流的崇高志节，开了后代咏物言志诗赋的先河。全诗情调激昂乐观，无失意之悲愤，又基本是四言，“兮”字在句尾，显非屈原后期之作。《抽思》、《哀郢》，是倾诉对郢都的怀念和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后者写于顷襄王21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后，忧思之情比《抽思》更深切、更沉痛。《涉江》、《悲回风》、《怀沙》，写诗人艰辛悲苦的流放生活中，因谗见斥的愁苦心情和死不变节的志向的。尤其是《涉江》中对他流放路线的记述，具有重要的传记史料价值。整体看，《九章》是一组政治色彩浓重、感情充沛的抒情诗，它的

大部分篇章是屈原斗争经历的纪实。诸诗在写法上，多直抒怀抱，写实多于幻想，注意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刻划反映诗人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语言华美生动，感情激烈奔放，结构跌宕有致，情景交融。

屈原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天问》。《天问》是仅次于《离骚》的第二长篇，计370余句，1500多字。它以反诘的形式，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古史传闻、社会政治、个人生活等，表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表现了诗人大胆怀疑、敢于批判旧观念和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全诗以四言为主，颇类《诗经》，又四句一节，通篇用反诘，故能严整中见灵活，参差错落，圆转活脱，无板滞之感，被认为是千古奇文。

第五节 屈原的地位和影响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他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开创者，他的诗歌标志着我国诗歌创作由民间集体创作向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的真正到来。他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骚体诗这一新诗体，并写出光照日月的名篇《离骚》，从而在我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化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屈原强烈的爱国思想、高洁的品格和为追求理想而九死不悔的执着精神，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千百年来，在反抗强暴、伸张正义、维护祖国尊严和利益的斗争中，人们总以屈原为榜样，从他的为人、品格中获得鼓舞和进取的力量。他的精神品格熔铸成的动人魂魄的诗篇，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进步的作家。贾谊、司马迁、李白、杜甫、文天祥、龚自珍、鲁迅等人，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鞭挞，对民生疾苦的关注，无不是屈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屈原诗歌的艺术成就影响也很大，他开创的重幻想的浪漫传统，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离骚》问世以后，“风”、“骚”并称，被视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典范和论诗的最高准则。他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使之与主体融合，情景交融，形成一系列独立的意象，在诗中起着象征、寄寓的作用。这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创作水平，为后世作家广泛继承。楚辞参差的句式，冲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为五、七言诗的创制铺平了道路。他创造的楚辞体这一文学样式还直接催生了赋这一新的文学体裁。宋玉便是这一体裁较早的开拓者之一。

宋玉，生卒年不详，战国末期楚国人。出身寒微，曾做过大夫，后遭谗去官，郁郁不得志。思想和创作都受屈原的影响，以辞赋著称，《汉书·艺文志》说“宋玉赋十六篇”。对其作品的真伪多有争议。《九辩》为其代表作，是模仿《离骚》所作的一篇优秀的政治抒情诗。诗借悲秋伤时，主要抒发了“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悲叹，同时忧时感事，揭露了世道的衰败浑浊，表现了诗人忠君忧国的情怀。善于写景，情景交融，是此诗突出的艺术特色。它对秋景的出色描写，被后人称为“宋玉悲秋”。《风赋》既是一篇咏物赋，又是一篇寓言赋。作者把风分成“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借以揭示当时统治阶级与普通百姓的对立，艺术构思极富特色。整散句式，长短交错，间以用韵，并多动词，对风的飘举回环进行具体描绘，曲尽其态，很有文彩。《风赋》、《高唐》、《神女》等篇，是楚辞转化为散体大赋的承前启后之作。

Chapter 3 南北朝乐府民歌

南北朝民歌现存五百多首。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以及两地在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南北朝民歌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大抵南方民歌清丽缠绵，北方民歌朴直刚健。《西洲曲》和《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第一节 南朝乐府民歌

南朝乐府民歌保存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西曲两类。吴歌今存326首，主要产生于长江下游以建业为中心的一带地区。西曲今存142首，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以江陵为中心的地区，及其四周的一些城市。这些民歌最初是徒歌，后经乐府机构采集方才入乐。其中少数出自乡村，多数出自城市市民之口，因而富有市民文学特色。另有神弦歌一类，是民间祭神的巫歌，也产生于建业附近，数量极少，今仅存18首。除《清商曲辞》外，《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也保存了少量南朝民歌。

南朝民歌多数作品表现男女恋情。但吴歌和西曲由于产生的地区不同，情调和风格也略有不同。

现存吴歌多为女子的吟唱，生动而集中地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与坚贞，相思的欢乐和痛苦，婚姻不自由的苦闷，以及对男子负心的怨恨等种种丰富的感情和复杂的心态。以《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和《读曲歌》最具代表性。如《子夜歌》：“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 ”《子夜四时歌》：“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读曲歌》：“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华山畿》：“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

西曲多写商人妇的相思离别和劳动者的爱情生活，题材较吴歌略宽，风格也更明快。如《石城乐》：“布帆百馀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那呵滩》；“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南朝乐府民歌篇幅短小，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正如《大子夜歌》所说：“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南朝民歌在语言上最显著的特色，是大量运用双关隐语，如以“藕”双关“偶”，“莲”双关“怜”，“丝”双关“思”，以布匹之“匹”双关匹配之“匹”，黄连之“苦”双关相思之“苦”等。不仅使语言活泼流畅，而且使情思的表达更加委婉含蓄。 《西洲曲》是南朝乐府民歌中的杰作，也是最长的一首抒情诗。作品通过季节变换，层层递进地表现了一位少女从春到秋对远方情人的深切思念之情。语言优美，情感缠绵，笔触细腻。全诗三十二句，四句一转韵，流利宛转，声情和谐。沈德潜说：“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古诗源》）高度评价了这首经过文人加工润色的南朝民歌的艺术成就。.

第二节 北朝乐府民歌

北朝乐府民歌今存70余首，大部分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里。多数是北魏、北齐、北周时期的作品，传入南朝，被梁代的乐府机关保留下来。

北朝乐府民歌数量虽然不多，题材却比较广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描写了北方的壮丽山川和游牧生活。如《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寥寥几笔，便形象展现了西北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色，意境壮阔，气势雄浑，烘托出北方民族乐观豪迈的胸怀和气质，堪称千古绝唱。二是表现了北方民族粗犷豪迈的个性和豪侠尚武的精神。如《折杨柳歌辞》其五：“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足必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琅琊王歌辞》其一：“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三是反映了北方频繁的战争以及由此给人民带来的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的痛苦。如《陇头歌》三首：“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四是反映了婚姻爱情生活。北方男女对婚姻爱情直率、大胆、开放的态度，与南朝民歌的情调缠绵婉转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折杨柳枝歌》其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 ”《地驱歌乐辞》其二：“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呼天！” 北朝乐府民歌语言质朴刚健，风格粗犷豪放，自然清新。多杂言格式而以五言为主。 《木兰诗》是北朝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木兰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她勤劳善良，热爱和平，当战争来临，出于对年迈父亲的关心和保家卫国的决心，她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驰骋疆场，征战十年。当她立下战功以后，又不慕荣利，不求封赏，而是渴望回乡与家人团聚。在木兰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是古代人民理想的化身。这首民歌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先，它富于传奇色彩，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范例。其次，出色地运用了民歌常用的复叠、铺陈排比等艺术技巧，比喻、对偶、反衬、顶真等修辞手法，增强了艺术效果。第三，笔墨凝练，繁简得宜，句式以五言为主，杂以七言、九言，错落有致，声韵铿锵，富有音乐美。《木兰诗》不愧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辉映千古的叙事诗名篇，与《孔雀东南飞》被誉为我国诗歌史上长篇叙事诗的双璧。

Chapter 4唐诗

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他的《春江花月夜》是著名的七言歌行，被闻一多赞美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他本人也因此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诗采用的是乐府旧题，诗中表现的也是游子思妇的传统主题，但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将相思离愁置于春江花月之夜浩瀚幽远、静谧瑰丽的境界之中，充满了诗意的美。同时表现了对年华、青春的珍惜，以及对宇宙人生的探索，对生命的热爱。全篇熔诗情、画意、哲理于一炉。韵律和谐婉转，富有音乐美。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是这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他那追求理想的坚定执著、英雄失志的愤激不平、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爱好自由的叛逆个性，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宏放气魄和雄伟力量。他的诗所表现出的春风得意的蓬勃朝气，热情奔放的青春旋律，以及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气势浩瀚、变幻莫测，又兴象玲珑、自然天成的意境，充满了美不胜收的无穷魅力，成为后人追摹难及的典范。

第一节 李白的生平和思想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属甘肃）。先世罪迁中亚碎叶，后随父迁居四川绵州隆昌县（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因号青莲居士。李白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蜀中时期（705—724）

这是李白读书习剑、学道和漫游的时期。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

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其二），“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受到多方面的教育。曾游历青城、峨眉山等地，也曾隐居岷山。

二、以安陆为中心的漫游和一入长安时期（725——742）

开元十三年（725），为了实现“济苍生”、“安社稷”、“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李白离开四川，漫游洞庭、江浙一带。后娶故相许圉师的孙女，定居湖北安陆。开元十八年（730）前后，初入长安，隐居终南山。李白不愿意走应试入仕之路，而是希望通过扩大自己的声名以一鸣惊人。这一时期，他四处漫游，广泛结交著名文人和道士，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名动京师，上达天子。

三、长安供奉翰林时期（742——744）

天宝元年（742）李白被玄宗征召入京，虽优宠有加，供奉翰林，但不过是被当作宫廷侍臣，根本无权过问朝廷政事，抱负无由施用。加上亲眼看到统治集团的黑暗腐朽，愤懑不平，于是纵酒狂歌，桀骜不驯．后受谗毁，请求放还，于天宝三载（744）离开长安。这是李白生活和创作的重要转折时期。

四、以东鲁、梁园为中心的漫游时期（744——755）

李白离开长安以后．漫游汴梁、齐鲁、江浙、燕赵。在洛阳与杜甫相识，后与杜甫、高适畅游梁宋一带。又到齐鲁，金陵，还到过幽蓟等地。这一时期的创作集中抒发了因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忧虑时局所产生的强烈的悲愤孤傲之情。

五、安史之乱时期（755一762）

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地东南，来往于宣城、当涂、金陵、溧阳一带，后隐于庐山。至德元年（756）应聘参加永王璘幕府。永王兵败被杀，李白含冤下狱，后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放还。宝应元年（762）到安徽当涂投靠族叔李阳冰。上元二年（761）秋，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途中因病折回，次年病死于当涂族叔李阳冰家。

李白集入世、隐逸、求仙、任侠于一身，世界观十分复杂，但主要受儒道思想影响。他受儒家影响，积极入仕，喜言王霸之道，以功成身退为最高理想；受道教影响，求仙访道；受庄子影响，蔑视功名富贵，追求个性解放；受纵横家的影响，任侠仗义。但又摒弃了庄子的空想虚无，佛家的守旧，道教的享乐腐化。而且不同时期又有变化。他的人生观中也有消极因素，如及时行乐等。

第二节 李白诗歌的内容

李白是盛唐气象最杰出的代表，他的诗主要反映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强烈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具体表现为既歌唱理想，同时也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代表作有《古风》（其十）、《侠客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行路难》、《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如《行路难》通过一系列丰富多采、瞬息万变的形象，生动揭示了世路的艰难，表现了作者在政治上遭遇波折的悲愤苦闷以及追求人生理想的执着和自信。《将进酒》借饮酒狂歌抒发了作者有才不得施展的苦闷，也表现了愤世嫉俗的傲岸和乐观自信、豪放不羁的精神．

二、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如《塞下曲》歌颂了边塞将士守护疆防扬威绝域的英雄主义；《永王东巡歌》抒写了诗人平叛靖难的雄心和爱国热情；《古风》（其十九）描写了被安史叛军占领的洛阳豺狼当道、生灵涂炭的悲惨现实，表达了作者无比沉痛的忧国忧民之情；《丁都护歌》反映了民工从云阳拖船运送盘石至上游的惨重劳役，表达了对劳动人民悲惨处境的深切同情。

三、赞美自然山川。代表作有《蜀道难》、《望天门山》、《望庐山瀑布》等。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山水诗中表现最突出。他笔下的山水往往呈现出两种境界，一是壮美，借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表现他渴望冲破束缚，追求自由的热切心情和壮伟不凡的襟怀；二是优美，以安谧纯静而又充满生机的自然境界，抚慰他在现实中屡遭碰壁的悲愤和不平的心灵。

第三节 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李白的诗歌具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诗中多选择大鹏、天马、高山、瀑布、长江、黄河等雄伟阔大的意象，如他笔下的黄河便具有奔腾磅礴的气势：“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李白的诗很少对生活过程做细致如实的描绘，而是捕捉了许多表面看来没有逻辑联系的意象深入揭示感情的激荡，造成诗歌结构的大开大合。虽没有明显的脉络可寻，但感情的实质变化可感。他抒情的方式也往往不是含蓄收敛的，而是有如山洪暴发，喷涌而出，一气直下，如《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将进酒》等。

他的诗常常充满大胆惊人的夸张、丰富奇特的想象，还常常借助于神话传说、梦境和幻觉构成瑰丽神奇的境界，如《蜀道难》一开始就借用五丁开山的古老传说烘托出蜀道奇险的气氛，并通过想象和夸张描绘了一幅幅奇山险水令人惊心动魄的图画，表现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梦游天姥吟留别》驰骋丰富的想象，将梦境描写得色彩奇幻，令人目眩神迷；将仙境描绘得五彩缤纷，辉煌神奇。以此反衬现实社会的污浊和令人憎恶，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杜甫称赞李白：“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指出他诗中的语言清新俊逸。如《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宣城见杜鹃花》、《山中与幽人对酌》、《横江词》、《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早发白帝城》等，都用极单纯自然而又豪放有力的语言表达了极深厚的感情，达到他自己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赠江夏韦太守》）的理想境界。李白还注意学习民歌语言和当时的口语，使诗歌自然流畅，饶有民歌风味，如《长干行》等。

在诗体的运用上，李白成就最高、最有代表性的是七言歌行、七绝，都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而较少写作律诗。

李白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他继往开来，在屈原之后创造了古代积极浪漫主义的高峰，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浪漫主义传统；他继承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以自己的理论特别是创作实践，扫清了六朝的绮靡诗风，为唐诗的繁荣和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他善于学习民歌，同时批判地继承前代优秀诗人的艺术传统，形成独特的风格。从而开创了以他和杜甫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

第四章 杜甫

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使诗歌深入地走向现实生活，走向人民。他的诗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由盛而衰这一转变关头的苦难岁月，内容博大精深，风格沉郁顿挫。从诗歌的表现对象到艺术方法，从体裁到修辞，都对前人遗产进行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是古典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同时，他以富有开创性的创作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712—770) ，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进雕赋表》）的家庭，先祖杜预人称“杜武库”，祖父杜审言乃“文章四友”之一。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壮游时期（712—745）

杜甫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的政治理想。二十岁南游吴越、二十三岁到洛阳应举落第，后北游齐赵，与李白相遇。这是他创作的准备时期，代表作有《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等，诗风浪漫豪放，与盛唐气象合拍。

二、困守长安时期（746一755）

天宝五载（746）杜甫入长安求仕，次年，玄宗诏令天下“通一艺以上者”到京城应试，结果李林甫搞了一个“野无遗贤”的骗局，使应试者全部落选。这是杜甫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也是他创作的一个转机。“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的屈辱生活，使他开始透过社会表面的繁荣认识到朝廷的黑暗腐朽。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便始于此时。在屡遭挫折之后，直到天宝十四载（755）他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位。这一时期杜甫既周旋于上层，又接触下层，开始用诗歌反映现实，富有特色的现实主义创作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的。代表作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

三、陷贼与为官时期（756——759）

安史之乱爆发，杜甫携家与百姓一道流亡。寄家鄜州，只身投奔朝廷，中途被叛军掳入长安，写下《月夜》、《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留下了反映“安史之乱”的第一手最珍贵的资料，进入他一生中创作最活跃的时期，密切注视时局发展，及时反映重大事件。次年冒险逃出长安，到陕西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任左拾遗（从八品上），为营救房琯，触怒肃宗，后终因房琯事件牵累，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别”等作品，标志着他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

四、漂泊西南时期（759——770）

乾元二年（759）杜甫弃官去秦州，从此远离朝廷，走上与人民接近的路。是年末，入蜀，于成都市郊筑草堂定居，过了几年相对安定的生活。其间因军阀混战避难至梓州、阆州等地。大历三年（768）携家出蜀，沿途飘泊转徙，最后病死在长沙到岳阳的舟中。这一时期，他寄身田园而心忧天下，忧国忧民的思想更加深邃，艺术上也更为成熟。《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秋兴八首》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第二节 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

杜甫思想的核心是忧国忧民。杜甫的诗歌，反映了天宝末到大历年间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以及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变，在揭露封建当权势力的腐败、贫富的对立、表现民生疾苦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被誉为“诗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广泛而深刻地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如《兵车行》反映了天宝年间统治者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丽人行》揭露并嘲讽了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奢侈、骄纵跋扈的丑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政治的昏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更运用强烈对比，揭露了上层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的罪恶，高度概括了贫富对立的严酷现实。

二、真实反映了广大人民深受战乱和各种不合理制度剥削压榨的痛苦。作于乾元二年（759）春的著名组诗“三吏”、“三别”便真切反映了由于唐王朝大肆抽丁抓夫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其中既有已过兵役年龄的老汉，也有不及兵役年龄的中男，甚至连根本没有服兵役义务的老妇也被捉去。在《又呈吴郎》中，通过“无食无儿一妇人”扑枣，说明百姓“征求贫到骨”的悲惨处境。而所有这类诗，无不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深刻同情。

三、抒发关心国家命运、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如作于陷贼时期的《春望》，通过眺望沦陷后长安的破败景象，抒发了作者感时恨别、忧国思家的感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用工稳的对仗、拟人的手法生动表达了对祖国危难的深刻忧虑，是千古传诵的名句。《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表现了作者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大乱将平消息后的欣喜若狂，表达出渴望祖国复兴统一的强烈爱国感情及对和平生活的渴望，被称为“生平第一快诗”。

第三节 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的诗歌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现实主义是杜甫创作方法上的最大特色，沉郁顿挫是杜诗的基本风格。所谓“沉郁顿挫”，指的是深沉郁积的感情通过委婉曲折的手法表现出来。如《登高》一诗通过重九登高所见、所闻、所感，描绘了大江边深远空旷的秋景，抒发了诗人潦倒一生、年老多病、流离他乡的身世之感。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事事感慨，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尤其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写久客思乡的感慨和迟暮之悲，十四字中含有多重意思，更鲜明体现了杜诗的特色。

杜甫善于通过典型事件、人物及警策凝炼的语言，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面貌以及人民的遭遇和愿望。如《兵车行》中借“行人”之口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相同或相似的遭遇；《石壕吏》通过老妪一家的惨状，概括了安史之乱后广大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现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两句诗高度概括了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

杜诗语言苍劲凝炼，往往用最少的字句表现最丰富的内容。如《石壕吏》中差吏与老妇的对话，采用藏问于答、以实带虚的写法，省略不少笔墨。杜诗用典如盐着水，不露痕迹，同时又善于吸收口语和方言入诗．如《兵车行》中“耶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前出塞》中“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等，都极通俗生动。 在诗体运用上，杜甫众体兼长，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尤以古体和律体为佳，七律在他手中日臻于纯熟，并使题材大为开扩，如《秋兴八首》便表现了深沉博大的历史和现实内容。

时代和独特而丰富的生活经历成全了杜甫，加之具有深厚而广泛的艺术修养，“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对待古代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精益求精的锤炼技巧，这一切使杜甫成为古典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对此做了高度评价，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如果说李白是将诗歌的浪漫主义推进到一个高峰，杜甫则是继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把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提高到一个自觉的、成熟的阶段，使诗歌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并直接开启了中唐新乐府诗的创作。在艺术上，杜甫掌握运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充分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同时在语言运用和艺术表现方面也为后人开了无数法门。

Chapter 5 宋代的词

宋词在整个宋代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它是足以与唐诗媲美，并且代表着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一代之文学”。

词这种文学形式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已蔚为大观。宋词的繁荣不是偶然的，它与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词产生于民间，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娱乐色彩。宋代由于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优厚。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时，就公开鼓励大臣们“多买歌儿舞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竞相追求享乐的风气。又由于宋代（特别是北宋）社会相对安定，政局相对稳定。词这种带着浓厚的娱乐色彩，几乎没有传统的政治、道德负荷的文学形式，在宋代终于找到了最为适宜的生长环境，所以便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了。

宋词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北宋初中期的词沿袭了唐五代词的特点，在形式上以小令为主，内容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代表词人主要有柳永、张先、欧阳修、晏殊、晏几道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柳永。北宋后期的词，最大的特色是词的诗化，主要词人有苏轼、秦观、周邦彦、贺铸等。南宋前期的词强烈地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词人有李清照、张孝祥、张元干等。南宋后期的词分为两派：一派以辛弃疾及其追随者为代表，多表现爱国精神；一派以姜夔、吴文英等为代表，主要在艺术上精雕细刻。

第一节 北宋初中期词

一、柳永

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力于写词的词人，现存的近200首词收在他的词集《乐章集》中。从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要表现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这一类作品在主题上与北宋以至晚唐五代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代表作是《雨霖铃》，全词通过景物描写，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将离别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晚唐五代词相比，表现得更为细腻曲折。

第二类着重表现羁旅行役之苦。柳永一生浪迹天涯，对羁旅行役有真实感受，所以，这类作品往往写得真切动人。这一类可以《八声甘州》为代表。全词表现曲折，意境阔大，一向对柳永颇有微词的苏轼也不禁感叹“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几句“不减唐人高处”。这也说明了柳永这类词的成就。

第三类则是描写城市风光。这类作品在以男女爱情、离愁别恨为主流的北宋词坛上，别具一格，是为词坛吹进的一股新风。《望海潮》（东南形胜）是这一类的代表作。

从风格来说，柳永的词分为两类：一类是雅词，一类为俗词。近代著名学者夏敬观说：“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交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波之风，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手评乐章集》）这指出了柳永词两种不同风格的词的特点。所谓雅词，主要是内容多写男女恋情，但语言比较典雅，表现含蓄，表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例如上文说到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望海潮》（东南形胜）等。所谓俗词，主要是语言通俗，内容多写男女恋情，但为了迎合下层市民的审美趣味，往往写得大胆直露，体现了下层市民的审美要求。例如《定风波》（自春来）词中用了大量的俗语词，而且表现的方式也比较直白坦率。

由于柳永的俗词在语言上多用口语入词，所以，世人往往评之为“以言多近俗”、“词语尘下”、“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又由于这些词表现了市民阶层的趣味，因而在描写上更大胆直露，不加含蓄，所以又有“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的评价（陈锐《袌碧斋词话》）。

柳永在北宋前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柳词在艺术上有新的创造：一是大量使用长调慢词，改变了以小令为主的传统，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使铺叙手法进入词中；二是大量吸收俗语入词，

使词更接近下层人民，从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三是采用了许多新曲调，使词与当时的流行音乐结合得更紧密。

二、张先

张先的词从内容来说，并无特别之处，还是以伤春伤别为主，写的多是“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如代表作《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今天看来，张先的词有几个方面是比较独特的：第一，善于炼字。这方面最经典的故事便是他得名“张三影”的传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七载，有人称张先为张三中，“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风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余平生所得意也。”张先之所以对三个“影”字得意，原因在于炼字之精。第二是长调的运用。如前所述，沿袭期的词人大多用小令，而张先的词则较多地采用了长调，在这一点上，他与柳永有相似之处。例如《卜算子慢》（溪山别意）长达九十字，这在北宋初中期是较少见到的。第三是词序的运用。他的词往往有一个小序，交代写作的背景或缘由，这是以前的词中很少出现的。

张先的词特色不是太突出，但在当时地位很高，被认为是与柳永齐名的大家。

三、晏殊

晏殊生活优裕，人生道路没有太大的起伏。叶梦得《避暑录话》说他“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这就明确地道出了晏殊的词是为了遣兴娱宾，筵宴助兴而作。这也就决定了晏殊的词不可能具有太深刻的思想内容。 从内容来说，晏殊的词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表现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这类词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如他的代表作《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即是如此。词以小令的形式，代言体的方式，用白描的手法写离愁别恨，既不用典故，也不用工笔，借景抒情，含蓄蕴藉。

另一类也表现了他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人生感受，但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主题是感叹时光易逝，宣扬及时行乐。如他的名作《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这首词虽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样的名句，也真实地表现了他内心情感的波动，但缺乏深刻厚重之感。又如《破阵子》（一向年光有限身）这种表现及时行乐的作品在晏殊的词中不是少数。

总的说来，晏殊的词个性并不鲜明，内容和艺术均缺乏独到之处，但在当时的影响比较大。

四、欧阳修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在诗、文、词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欧阳修的词也同当时的大多数词一样，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但是，与其他词人的作品相比，欧阳修的词有两个方面是比较独特的：

首先，欧词在内容上已不再完全局限于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而把山水自然、身世感慨引入词中，这就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例如，他的《采桑子》十首，专写自然景色；《临江仙》中，则有“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的人生感慨。这些都是当时的词作中较少见到的。

其次，欧词在表现手法上虽然以白描为主，但写得更为细腻生动。例如《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通过借景抒情和细节描写等，生动细致地表现了一位女子的苦闷，其中“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二句极尽曲折之妙：无人倾诉愁情，于是有问花之举；但花也不理睬，不理倒还罢了，还掉头而去，更添了无数烦恼。又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写一位新婚女子的生活情态，生动形象，惟妙惟肖。欧词艺术上的这种特点，显然与他深厚的艺术功力有关。

五、晏几道

从生活的时代来说，晏几道应属于北宋后期，但他的词却与北宋前期词比较接近，内容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男女爱情题材。不过，晏几道的词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多表现人生变化的梦幻感。在艺术上往往运用今昔对比的手法，融情入景，并巧妙地融化前人的诗句，将情感表现得既真实动人，又耐人寻味。例如他的名作《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和《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前一首通过今昔对比的手法，借对一位歌女的思念，表现了对人生变幻的独特感受，读来极为动人。其中“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二句于借用前人的成句，借景抒情中兼有对比，更是广为传诵的名句。后者也是表现对一位歌女的怀念，下阙“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虽化用杜甫诗句，但更为细腻曲折：别时盼望相见，但只能在梦中实现；真正相见之后却怀疑在梦中，又不相信相见的真实性。一真一幻，曲尽人情。

晏几道的词在宋词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当词风纷纷转向之时，他独远绍南唐，近承家风，保留着南唐五代词人的特点，多以小令来表现离愁别恨，成为南唐词的最后传人。

第二节 北宋后期词

一、苏轼

苏轼禀赋异常，天资绝人，在诗歌、词、散文、绘画、书法等方面均有创造性的贡献，是我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

苏轼的思想非常复杂，他既受过良好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又受到佛教、道教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他积极入世，关注政治和人民的生活。佛教和道教一方面使他经常产生人生无常、梦幻虚无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使他能比较冷静理智地应对人生挫折。苏轼的思想表现，是与他的人生际遇紧密相关的。年轻和仕途比较顺利时，他的思想以儒家为主。遭受挫折时，佛道思想便占了上风。在词的创作上，苏轼是宋词发展史上一座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古人评价他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自有词人以来，未曾有人得到过这样的评价。可见，苏轼的词确实是非同凡响。

苏轼对词最大的创造，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诗为词。具体表现在：

第一、内容上，打破了过去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的传统，举凡怀古、悼亡、山水、田园、仕途失意、报国雄心、人生奥秘等，无不可以入词。例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表现的是打猎及报国之情，《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描写的是农村的和平劳动生活。这样的内容，在以前的词中是不可能见到的。从而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提高了词的境界，使词从以娱乐为主，转变为以抒发个人的人生感受为主，从而具有了与诗相同的功能与作用。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在题材上表现的是遇雨这样的生活小事，但是其中既表现了作者旷达的人生态度，又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因而在内容和境界上就远远超出了前人的作品。

第二，风格上，打破了以婉约为主的传统，既有婉约，又有豪放、清旷、幽美等。《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写得极其缠绵，其婉约不下于传统的婉约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则极尽豪放之至。风格的多样，使词多姿多彩，而不再是单一的一种风格。

第三，在词与音乐的关系上，打破了以词附属于音乐的传统，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工具。苏轼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李清照说他的词是“句读不葺之诗”，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由于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音乐的束缚，这使得苏轼的词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因而更能表现出他的艺术个性。

第四，艺术手法上，变化多样。传统词往往上阙写景，下阙抒情，情从景出，情景交融，苏词打破传统程式，既有借景抒情之作，更多的则是随机应变，变化莫测，无一定之规，真正做到了融叙事、抒情、写景、议论于一体。

第五，语言上，高度诗化。主要表现在：大量用典、词汇多从经典著作中来；大量运用流年、人生、人间、天涯、尘凡、光阴、浮生、浮世、今古、世路、劳生等抽象的词汇，将读者的思绪从对经验范围内的具体的生活感受引向抽象的思索；大量运用数量词如千古、千里、千骑、千家、万事、千顷、万里、百年、三万六千场等。

总之，词发展到苏轼时，它的娱乐功能减弱了，而抒情的功能大大加强了，实际上已经成了诗的另一种形式。至此，诗与词之间的那道鸿沟便基本上填平了。

二、秦观

秦观虽为苏门弟子，但他的词更多的接受了柳永等婉约派的影响，因此，多描写离愁别恨、男女爱情，风格偏于柔婉。秦观与其他婉约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

首先，秦观的词并不是单纯地表现男女爱情，而是“将身世之感并打入艳情”，即借爱情描写抒发身世之感。例如他的代表作《满庭芳》（山抹微云），通过对一位歌妓的怀念，表现了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将爱情与身世结合在一起。

其次，他后期的词多直接表现政治上遭受挫折时的痛苦绝望心情，这在其他婉约词人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例如《踏莎行》（雾失楼台），一方面对景物的描写极为悲凉，一方面又直接抒发了远贬郴州时孤寂无聊的苦闷，其中流露出来的绝望心情，千载之下依然动人心弦。

第三，艺术上，秦观的词有两方面突出的特点：一是善于描写迷离朦胧的意境。如《踏莎行》开篇就写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展现了一种迷离的晚景。二是善于通过比喻、写景等手法，将无形之情写得既形象又富有美感。例如“春去也，落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江城子》）。这些描写长期以来都为人所称道。 过去，秦观一向被列为婉约派的大家，但他的词娱乐的成分减少了，更多的是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这又是苏轼影响的结果。可以说，秦观的词一方面继承了苏词突出自我抒情的特点，在词中表现身世之感；但又力避苏词过分诗化的特征（如用典、大量议论等）。一方面既继承传统词，特别是柳永词的婉约、铺叙手法，同时又扬弃了柳永的市井味。

三、贺铸

贺铸的词兼有豪放与婉约等多种风格。词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属于婉约之作，而且风情不减柳永、秦观等人。例如其代表作《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这首词表现因一位女子路过而引起的感情波澜，后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连用三个比喻，将“闲愁”写得具体而又形象。

贺铸对词的贡献主要不在婉约词，而在豪放及其他风格词的创作上。他的豪放接近于苏轼，但比苏轼更豪放，更有侠气、狂气，开了南宋豪放词中狂放的先声。例如著名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通过对少年生活的回忆，表现了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苦闷。全词写得悲壮苍凉，豪放之中不乏沉郁。其中对狂放行为的描写以及将个人命运与报国之心结合在一起的写法，是以前的词作中很少见到的。这样的作品，对稍后的张孝祥、辛弃疾、刘过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此外，贺铸还写了一些其他风格的作品，表现了他可贵的艺术尝试。与贺铸同时的著名诗人张耒在《东山词序》中说：“方回乐府妙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既指出了贺铸词风格的多样性，也可见贺铸词在当时的评价之高。

四、周邦彦

周邦彦的词向来评价极高，有人称之为北宋词的集大成者，认为“邦彦词上承温（庭筠）、韦（庄），下开姜（夔）、吴（文英），为南北宋之宗匠。词法之精，无逾邦彦者”（周济《宋四家词选序》）。客观地说，周邦彦的词在内容上并无创新之处，仍然承袭婉约词的传统，以表现男女爱情、离愁别恨为主。周邦彦的成就在于融合各家之长，力避各家之短，将词写得更为精致。其主要表现在：

在音乐上，周邦彦确定并创制了许多新调。他利用在大晟府任职的机会，对前代和当时流行的八十多种词调进行了重新审定，确定了各调中每个字的平仄，使各种词调定型。与此同时，他还制作了一些新调，例如《六丑》、《华胥引》、《花犯》等。这样，周邦彦写出来的词“下字用韵皆有法度”，格律严整。这种对音律的重视，实际上也是对苏轼以来词的创作脱离音乐倾向的纠正，这对南宋的格律派影响很大。

在语言上，周邦彦非常讲究语言的锤炼、典故的运用以及对前人诗句的融化，因而形成了一种典雅工丽的语言风格。这几个方面，前人都已在词中有所尝试，例如用典在苏轼词中已不少见，晏几道、贺铸的词中也不乏成功化用前人诗句的作品，但周邦彦在这些方面后来居上，做得远比他的前辈出色。例如《西河》（金陵怀古），这首词化用刘禹锡的《石头城》、《乌衣巷》和古乐府《石城乐》三首古诗，天衣无缝，完整自然。前人说“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冠绝也”（沈义父《乐府指迷》。准确指出了周邦彦词在语言上的特色。

在结构上，周邦彦的词比柳永、苏轼等人的作品更复杂曲折。柳永、苏轼的某些词虽用长调，但结构并不复杂，周邦彦的词在时间和空间上转换频繁，极尽变化之能事。例如《兰陵王》（柳）是一首送别之作，全词分三阙，时间上时而现在，时而过去，时而将来，甚至有将来中的过去；空间上有京华、送别地、路途中等，转换变化，令人眼花缭乱。 正因周邦彦词具有以上特点，他才能够成为宋代词坛的大家。

第三节 南宋前期词

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占领了北宋都城汴京，并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史称“靖康之难”。以此为界，前为北宋，后为南宋。

一、张元干、张孝祥

张元干和张孝祥都是南宋前期著名词人，他们的词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表达爱国情感方面，二人更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他们的作品最为后人熟悉的即为此类。例如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待制赴新州）与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两首词都将爱国之情与个人怀才不遇的苦闷交织在一起，感慨豪壮，掷地有声。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之处，张元干前期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传统的婉约词，而张孝祥词中，这样的婉约词就比较少。同时，张孝祥某些词风格比较接近苏轼，这又是张元干所缺少的，例如《念奴娇》（洞庭青草）有“小《赤壁》之称”，意思是它接近于苏轼的《赤壁赋》，有着《赤壁赋》所具有的思想感情、意境。这是张元干词中所没有的。

二、李清照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文学家，作品有词、诗、文等，但成就最高的是词。有《漱玉词》。

受生活境遇的影响，李清照的词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早期的词主要表现她作为少女和少妇的生活与情怀。在她的笔下，少女生活是充满欢乐的。如她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反映了李清照少女时代的生活，笔调轻松，充满诗意。少妇之词的主旋律则是抒发离别相思的感受，与少女之作相比，明显多了一分沉重。例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这首词写相思离别，从中不难体会到爱情带来的苦涩。与少女之作相比，更为深沉厚重。

李清照后期的作品则主要表现她作为寡妇的身世之苦、故国之思以及孤寂无聊的心情，情调低沉，凄苦悲凉。例如《声声慢》（寻寻觅觅），在这首词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到相思的甜蜜或苦涩，有的只是一人独处，伶仃孤苦的凄凉与绝望，读来异常沉重。

无论哪一时期的作品，李清照都能写得独具韵味、真切动人，因此，人们将李清照这种独具韵味的风格称之为易安体。易安体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情感真实动人。以往的婉约词，往往是代言体，即男作者代女子说话，因此，抒发的女子情感是作者想象出来的情感。李清照则真实地袒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大胆而又真切。第二，语言浅显自然，却又韵味无穷。例如“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下忆吹箫》）。看起来似乎是平常语，读来却令人回味无穷，这表现了李清照独特的驾驭语言的本领。第三，情感表现形象具体而富有美感。例如“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运用各种手法，使情感的表现形象而具体。

第四节 南宋中后期词

一、辛弃疾与辛派词人

辛弃疾不是传统的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的文人，而是真正具有军事、政治才干，因而他的词也就不是传统的文人词，而是英雄之词。后人将他与苏轼比较，认为“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是弓刀游侠”（谭献《谭词评辩》），比较准确地指出了辛弃疾与苏轼的不同特点，所以，有人评价他的词是“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辛词的特别之处在于：从内容来说，辛词的表现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就宋词总体而言，始终是“剪红刻翠”的婉约词占主流，南宋也是如此。而辛弃疾的词不仅描写离愁别恨，更多的是失路之悲、家国之忧、不平之气、愤懑之情，同时不乏农村风光、自然景色的描写。在题材的开拓方面比苏轼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尤其是他将词这种娱乐性的文体与国家、个人的命运紧密结合，使词成为一种抒发“英雄气”的庄重体裁，这比苏轼做得更为全面、彻底。

从艺术来说，辛词表现出十足的大家风范。

首先，辛词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无疑，豪放是辛词的主要风格，除此之外，他有的作品秾纤华丽似花间体，如《唐河传》；有的明白通俗如白乐天体，如《玉楼春》；有的轻巧尖新，如《丑奴儿》；有的婉丽清畅，如《念奴娇》；有的缠绵婉约，如《祝英台近》。更有将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的作品。多样的风格表现了辛弃疾兼收并蓄的才情与胸怀。例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这首词表面上看来是表现伤春情怀及后宫争宠的争斗，属于婉约词的范畴，但实际上却是表现辛弃疾在政治上被忌妒、排挤、打击的遭遇，这又属于豪放词的范畴，这就奇妙地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结合在一起。

其次，辛词的艺术境界阔大而充满流动感。这主要表现在豪放的情感、阔大的空间、久远的时间、富有力量和阳刚之气的意象等方面。辛弃疾的词往往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来描写

空间和时间，选取的意象也决非婉约派的兰柳花草，而是富有阳刚之气的意象。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摸鱼儿》）等。他对空间和时间的描绘使用的往往是百、千、万之类的数量词。如“千丈情虹”、“千里玉鸾飞”、“万斛琼粉盖玻璃”、“千古兴亡，百年悲笑”等。这样，就使辛词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雄阔之气。例如《沁园春》（叠嶂西驰），这首词的意境之阔，词中少有。词中表现出来的广阔的空间，雄奇的意象，罕见其匹的气势等，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再次，辛词在语言上融会贯通，既从古代各种文体的不同作家作品，如《诗经》、《史记》、《庄子》、《楚辞》、《世说新语》、陶诗、杜诗、韩柳散文中广泛地撷取精华，使词具有典雅之气，同时，又大胆地吸取民间口语，使词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西江月》）、“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

另外，辛词已表现出了浓厚的以文为词、以议论为词的特点。例如《沁园春》（杯，汝来前），在写法上完全不同于前人常用的借景抒情手法，而全以议论着笔，而且全篇均为对话，颇多虚词，类似于议论文，这在宋词中是不多见的。

总之，辛词在内容、风格以及艺术手法上，都能兼收并蓄，因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辛弃疾是宋代词坛上，苏轼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与他同时或稍后的陈亮、刘过、刘克庄等，用词来抒发爱国情感，豪放慷慨如辛弃疾，但艺术成就则远不及，这些人史称辛派词人。辛派词人的词在内容上多家国之忧、不遇之悲，但题材不如辛词广；风格豪放，但不如辛词多样；多以议论为词，以文为词，过于直率，不如辛词蕴藉。

二、姜夔、吴文英

如果说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继承了苏轼的传统，以表现爱国的豪放之情为主，那么，与此同时，姜夔、吴文英等则承袭了周邦彦的衣钵，在词的格律、辞藻等方面下功夫，从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宋词。

姜夔的词大多为记游及咏物之作，所表现的情感也多为身世飘零和情场失意的感叹，如《暗香》、《疏影》。也有少数表现了对国事的忧患，如《扬州慢》等。

姜夔的词虽然在内容上并无特别之处，但艺术上颇为精致。他精通音律，能自度曲，所以，他的词一个突出的特色是音节谐婉。同时，也讲究用字，善于渲染气氛。当然，最能代表姜夔词特色的是前人所说的“清空”。所谓“清空”，指的是在情感上主要抒发高洁的士大夫情怀，艺术表现上避实就虚，侧重于空灵的境界，色彩上偏于素净。如《扬州慢》（淮左名都）这首词，从序中可知，写的是作者到扬州后，见到扬州遭到兵火之后的感想。其中的忧国之情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表现方式上，这首词却避实就虚，扬州的惨状以及作者的感想均通过环境描写、气氛的渲染以及想象来表现，而不作直接的描写。而且强调了“冷月无声”的境界，在这种情景下，“清角吹寒”也只是起“鸟鸣山更幽”的效果。

姜夔上承周邦彦，下启吴文英等人，在宋代婉约词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后世的词论家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

与姜夔一样，吴文英的词在内容上也多咏物抒怀，艺术上也讲究音律，但与姜夔不同的是，吴文英更加注意辞藻，意象密集而又思绪大幅跳跃，且多用典故，读来颇觉晦涩。所以有人称他为词家之李商隐。

姜夔、吴文英之后以至元代，虽然词作者不少，但真正有特色的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