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清末四大名臣资料

晚清四大名臣：

曾国藩，改命运，支持向外看，幼童，翻译，洋务，洋枪队，湘军，镇压太平天国

李鸿章，曾门客出身，厉害的刀笔吏，北洋大臣，洋务运动的支柱和始发者，不变祖宗权力但主张变法，慈禧问为康党，扶持袁世凯继任，辛丑条约后愤慨而亡，一系列卖国条约的签订者。一首诗，裱糊纸墙。淮军。1901年去世，无法挽救大清。签马关条约时，祈求减少五千万两白银，二千万两，后来祈求回家路钱，被以生命安全威胁故签。但四弟五弟巨富，闻味知地，一个买地，一个商贸。李鸿章访问欧洲时与德国首相俾斯麦吹嘘自己杀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功绩，对方说：“我国与贵国不同，以杀异种为荣，以杀同种为耻。”李家大富，后世亦有三个亿万富翁。李氏家谱重视起来。

左宗棠：

张之洞，夜猫子，清朝最后一个儒臣，1909年逝世，无人动他坟墓，死时家里原有薄田不增一亩，清廉，开展洋务运动。在新中国后和文革中被掘坟墓，四次入殓。孙中山后来视察武汉，赞扬张之洞洋务运动开展得好，为革命准备了力量。难孙中山

早年孙中山

从国外回来时也曾去拜会张之洞。孙中山当时递呈了一张“学者孙文求见之洞兄”的名帖。张之洞见后很不高兴，心里直嘀咕：“一个平民布衣，竟敢与我这封疆大吏称兄道弟，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于是便在那帖子背面写了一个上联：

持三字帖，见一品官，儒生竟敢称兄弟！

然后叫门房把名帖还给孙中山。孙中山一看便知这位张大人瞧不起自己，便讨来笔墨，对了一个下联：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布衣亦可傲王侯！

孙中山的下联可谓针尖对麦芒，说得直截了当。张之洞看后一惊，心想此人不仅行文不俗，而且流露出一股少有的豪迈之气，日后定当有大作为，便马上礼请入衙。

当张之洞决定将自己的工资捐出兴建书院和购买图书，而成为月光一族时，她全然支持；当张之洞将那两万参费银裸捐给贫寒学子时，她也没说出半个不字。如此胸襟，真可不是一般的女人。

1890年创建两湖书院。

1893年奏请清政府创办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

1894年署理两江总督。曾上疏阻和议，要求变通陈法，力除积弊。邀请外国教官训练江南自强军。

1896年回武昌，任湖广总督，按照德国制式改造湖北旧军为新式陆军。创办湖北武备学堂。德国教官法金汉后来是一次大战时期德意志帝国总参谋长。

1896年请奏创办江南陆师学堂。

1898年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纲常，与戊戌变法的激进主张保持距离。戊戌政变后，张之洞以先著《劝学篇》得免议。1901年与刘坤一联衔上奏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仿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为全国最早采用的近代教育体制。邀请日本教官训练湖北新军。

1902年继刘坤一，再度署理两江总督，1903年2月上奏《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强调办学首重师范，拟“先办一大师范学堂，以为学务全局之纲领”，并委任缪荃孙负责筹建，为近代南京大学之开端。

张之洞是慈禧扶植起来以抗衡湘军和淮军势力的重要人物，又是清流派重要成员，一生在清廷权力的中心周旋，试图以最小代价的改良实现中国向近代国家的蜕变。他对西方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有一定深度的认识，但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激进改良派持有不

同的主张；对革命党人采取镇压态度。

而另一方面，他又是继曾国藩、李鸿章后，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为中华民族重工业、轻工业及近代军事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所到之处，建设很多，人称“财屠”，与袁世凯（喜好打仗，人称“人屠”）、岑春煊（喜好弹劾官吏，人称“官屠”）并称“清末三屠”。

而袁世凯恰恰是推翻清朝准备立宪的过渡之人。革命总难以一夜而成，总是有承前启后的过程的。

翁同龢：1857年被授予修撰，供职翰林院。以后被咸丰帝破格擢为乡试副考官，先后典试陕西、山西。同治四年（1865年），翁同龢奉旨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 光绪元年（1875年）又奉旨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前后达20余年。翁同龢学识渊博，除了正常教授《四书》、《五经》等儒家必读课外，还特意安排了许多中外史地、科技和早期改良主义著作，新学旧学兼顾，中学西学结合，循循善诱，引导光绪帝关心现实政治，留意中外大势，清除积弊，力振纲纪。翁同龢把他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渗透在他从政、从教的实践活动中，对近代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堪称近代教育的第一导师。翁同龢的教育使光绪帝扩大了知识领域，为以后发动维新变法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

做官

翁同龢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间，处理了很多案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他为当时轰动全国、百余年来家喻户晓的杨乃武与小白菜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

被撵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5日），翁同龢被慈禧撵出北京城。回到家乡常熟，开始了他半隐居的庐墓生活。在困寓虞山、落魄忧伤的日子里，他的不少门生故旧“分俸见赠”。1904年7月4日，在风云变幻中饱经忧患的翁同龢，满怀抑郁和凄怆与世长辞了。在临终前，他口占一绝：“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向汝曹弹。”短短四句话，道尽了这位松禅老人的宦海沉浮和无限忧伤。

翁同龢之崛起， 自然得益于其父翁心存。心存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后为同治帝师。自此，翁氏家族进入鼎盛时期，称“一门四进士、一门三巡抚； 父子大学士、父子尚书、父子帝师” 。既然4 1 % 的清朝状元都来自江苏等吴地，翁家的兴盛，自是情理之中。在道、咸、

同、光四朝， 翁氏两代累任高官。当咸丰六年（ 1 85 6 年） 翁同龢以27 岁中一甲一名进士后，便擢任翰林院修撰。同治四年，又接替父业，入值弘德殿，为同治师傅，前后教读九年。同治病逝后，光绪继位，慈禧又命翁同龢入值毓庆宫，为光绪师傅。

从教授光绪启蒙识字到被撤职回乡，翁同龢与皇帝之间以师生关系相处长达24年。仅凭这层关系，翁同龢定能在晚清内政外交中发挥重大作用。甲午战争至戊戌变法时期，翁同龢与孙家鼐、志锐、文廷式、汪鸣銮等官僚士绅形成了与后党抗衡的帝党集团，进一步加强了在政坛中的地位。

事实也是如此。举凡翁同龢为官六十年所做大事，有：平反杨乃武与小白菜的冤假错案；卷入甲午战争洪流；支持盛宣怀等创办中国第一家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户部拨100万两“生息官款”存于中国通商银行，实际上也成为开办伊始的中国通商银行的最初营运资金；再就是举荐康梁等维新人才，亲自草拟《明定国是诏》。

杨乃武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冤假错案之首（四大冤案为：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杨三姐告状案、张文祥刺马案、淮安奇案）。此案发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浙江余杭县杨乃武案发生，懦弱无知的葛毕氏（死者葛品连之妻，即小白菜）被百般威逼欺哄，诬杨乃武（与小白菜相识的举人）为奸夫，杨乃武“被屈打成招”定为“谋夫夺妇”之罪。此案经杭州知府、浙江巡抚、刑部侍郎三审具结，草率奏报，使杨乃武、葛毕氏枉坐重罪。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月，本案第五审开始（晚清死刑案审判是五审终审制）。这时，杨乃武的姐姐叶杨氏到刑部和都察院上访申冤。于是此案发回浙江再审。审讯中，杨乃武、小白菜均推翻原有供词，所以没能审结。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二月，浙江绅士汪树屏等以“复审疑狱有官员间相袒护的事实”联名向都察院控诉。于是皇帝和太后开始关注此案。此时，恰值翁同龢擢升刑部右侍郎，直接负责重大案件的审办，他细阅全部案卷，发现供词与诉状的疑点和漏洞甚多。在询阅了杨乃武姐姐的呈词和浙江绅士的联名控诉，走访了浙江籍的京官，听取了刑部经办人员的各种意见之后，经过认真研究，讯问犯人，调查证人，重新检验尸骨，终于查清葛品连系病死而非中毒死亡。至此，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得以平反。办理此案的大小官员以及做伪证的证人全部受到惩治。《清史稿》记载此事时说：“刑部平反浙江民人葛品连狱，巡抚杨昌浚、侍郎胡瑞澜褫职，知府以下论罪有差。申谕各省理刑，期情真罪当，毋轻率。”

此案可谓晚清中国狱讼、法制体系自我完善的典型。而翁同龢忠于职责、为平民平反的职业精神，也可谓一代帝师应有的风范。 选拔人才

屡次充任考官为国选拔人才

翁同龢中状元后，被授为修撰，在翰林院供职，参加庶吉士

学习。咸丰八年（1858）六月，正在参加庶吉士学习的翁同龢被咸丰皇帝破格任命为副考官，奉命典试陕西，正考官则是翁同龢的好友潘祖荫。这对翁同龢来说，是一种殊荣。可并

没有引起他多大的热情，因不久前他的爱妻汤孟淑不幸病逝，此时的翁同龢仍沉浸在悲痛之中。但圣命不可违，且按规定考官必须准时到达考点，容不得半点推延。

公元1875年，清政府采纳左宗棠的主张，决定收复新疆，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政务。公元1880年六月，69岁高龄的左宗棠（应该是退出军机处的年龄了），冒着千里戈壁的风沙酷暑，把大营从甘肃肃州迁到哈密。左宗棠把大营驻扎在哈密城北凤凰台，即今市运输公司，市修造厂今称为“大营门”处。

左宗棠一生对中华民族，甚至对自己，最大的贡献就是收复新疆。在晚清名臣皆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情况下，他率军抵抗外敌，收复新疆，为晚清腐败政治中唯一的亮点，也为中国保住了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因此，梁启超先生说左宗棠为“五百年来第一伟人”！这也是左宗棠至今仍享有的崇高威望，为后人缅怀的主要原因。谁能保我疆土，惟有左大将军！

胡林翼曾极力称赞说左氏“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才智超群，必成大器。在1870年代、1880年代力排李鸿章等海防派重臣之议，抬棺西行，收复新疆。史谓“宗棠有霸才，而治民则以王道行之。”。

翰林院侍读学士潘祖荫向咸丰帝的一道奏疏中评价左宗棠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梁启超评论左宗棠是“五百年以来的第一伟人”。

清朝人在著作中评价左宗棠说：“左文襄佐骆文忠，仅一幕职而得行其志，似愈于曾文正之为相；奉命出征，发谋出虑，朝廷亦从不牵制，此老一生际遇，文正不如也。”

1983年8月，王震曾对左宗棠的曾孙左景伊说：“史学界最近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左宗棠做出了正确，客观的评价。这对海内外影响都很大。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立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左公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值得我们后人发扬的。”，“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到当年种的‘左公柳’。走那条路非常艰苦，可以想象，左公走那条路就更艰苦了。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阿古柏是从新疆外部打进来的，其实他是沙俄、英帝的走狗，左公带兵出关，消灭阿古柏、白彦虎，收复失地，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这是抗御外侮，是值得赞扬的。”，“办洋务的人也有所不同，有些是爱国的，有些是卖国的。像曾国藩、李鸿章，就不能和左宗棠相提并论。曾国藩、李鸿章是丧权辱国的，左公在福建办船政局，在甘肃办织呢厂，在新疆的屯田，客观上还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左宗棠一生有功有过，收复新疆的功劳不可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