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把握"四个全面"的历史发展和丰富内涵
正确把握“四个全面”的历史发展和丰富内涵
祝志男:
2015-07-22 17:33 宣讲家网 祝志男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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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志男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教师,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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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四个方面”之间有着严密的逻辑关系。“四个全面”直面了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可以说,“四个全面”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
今天我想从两大方面,就“四个全面”简单地跟同志们进行交流。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四个全面”的历史发展和鲜明特点,之后我们来具体分析“四个全面”的丰富内涵。
一、“四个全面”的历史发展和鲜明特点
习总书记第一次提出“四个全面”是在什么时间呢?是2014年的12月,当时习总书记在江苏省调研。但是在这之前,“四个全面”已经酝酿了很多年。“四个全面”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继承了我们党关于小康社会、关于改革、关于依法治国以及从严治党的一系列思想。“四个全面”的提出有一个“萌生”、“丰富”和“发展”的过程。
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十八大报告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形成了“两个全面”。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专门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至此,在“两个全面”的基础上形成了“三个全面”。2014年10月,习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2014年12月,习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这是在公开报道中,习总书记第一次将“四个全面”并提,意蕴深邃。这是我们要掌握的第一点。
“四个全面”之间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有着非常严密的逻辑关系。排在第一位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因为它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这是国家发展的最
重要的目标。那么,要实现这个战略目标,需要两大重要举措,一是经济发展,一是法制保障。所以,“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就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共同支撑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有了这两大举措之后,还需要什么呢?还需要坚实的保障体系,这就涉及到党的建设。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全面从严治党是各项工作顺利推进,各项目标顺利实现的根本保证。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习总书记把“四个全面”定位为战略布局。可以看出,“四个全面”不是一阵风,这是我们需要长期予以贯彻的方针。从现在到2020年,甚至到2050年、2099年,“四个全面”都是有指导意义的。
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丰富内涵
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内涵。四方面都包括什么?有什么样的要点?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想问同志们一个问题,“小康”这个词是谁最先提出来的?最早是在哪里出现的?源自《诗经》,《诗经》里有一句话,叫“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什么意思啊?老百姓每天辛勤劳作,就能过到像小康一样的生活水平。后来,《礼记·礼运》也对小康社会有描述,就是家里有十几亩地,有十几间房子,房子旁边种着桑树,养着鸡,养着猪,家里
的孩子想穿新衣服就织布、纺纱,如果老人一周想吃一次肉,那么我们可以杀一只鸡,这个就是老百姓最朴素的美好生活愿景。
后来,邓小平把这个美好愿景继承下来,并结合实际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他说什么是小康?虽不富裕,但是日子好过。不过要突出强调一点,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人都能得益,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日子要普遍好过。邓小平又给出一个相对具体的概念,如果给小康社会提一个硬性指标的话,那就是人均GDP达到一千美元,这是当时对小康社会的一个基本定位。
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注意几个要点。
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国家百余年发展战略的科学总结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特征,是国家百余年发展战略的科学总结,这里面蕴含了几代领导集体对国家建设的认识和规划。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了这个设想,他说:“为了实现现代化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到了1978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是一个有世界眼光的人,他用一年时间,相继访问了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这一系列出访,特别是对美国和日本的访问,帮助邓小平完成了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准确定位,初步形成了通过实行改革开放促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互利共赢的战略大思路。
1978年,邓小平访问日本, 这是二战之后中国领导人首次踏上日本国土,日本以非常盛大的仪式接待了邓小平。在访问期间,邓小平乘坐了日本新干线的高速列车。在车上,一名日本记者采访他乘坐此车的感受,邓小平回答说:“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们现在正适合坐这样的车。”
访问期间,邓小平在东京的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了一次为世人瞩目的记者招待会。参加记者招待会的400多名记者来自共同社、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著名新闻机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同意以“西欧方式”同记者见面。
在回答有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邓小平让西方记者们充分领略了他坦率、务实和开放的风格。他说:“我们所说的在本世纪末实现的现代化,是指比较接近当时的水平。世界在突飞猛进地前进,那时的水平,例如日本就肯定不是现在的水平,我们要达到日本、欧洲、美国现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要达到22年以后的水平就更难。我们清醒地估计了这个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树立了这么一个雄心壮志。”
为了实现现代化,他指出:“要有正确的政策,就是要善于学习,要以现在国际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
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相信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有希望的。”
谈到要承认落后的时候,他突然说了一句饶有风趣的话:“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这一尖刻的自我评价逗得记者们哄堂大笑,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态度正是中国重新崛起的希望所在。
邓小平同志提出“小康社会”的概念,是吸收借鉴了中西方文化的成果。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中国现代化所要达到的是小康状态。邓小平曾经说:“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
随后邓小平又继续发展,把小康社会整体的发展理念,按时间段分成了“三步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三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随着时间的发展,江泽民同志把“老三步”中迈得比较大的第三步,又继续给它细分,提出了“新三步”。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了“新三步走”战略,即: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
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看,这就很好地实现了一个稳步地、阶梯式地发展,既有远期的目标,又有近期的方针,便于稳步前进。
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达到了一千美元,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的老百姓,整体上的衣服颜色都是黑白灰,不是很鲜亮。所以,曾经有一位驻华大使夫人说过一句话,她说站在北京街头,怎么样?就好像在看一部黑白电影,没有什么颜色。随着改革开放的起步,人们逐渐打开了禁锢,女同志开始以冬天穿红羽绒服、夏天穿红裙子作为时髦。上世纪八十年代流行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第一次直接以时装为题材,记录了80年代开放初期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
现在,习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那么,“总体小康”和“全面小康”的差距在哪里?“总体小康”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九个字:低水平、不全面、不均衡。
“总体小康”光是解决了衣食住行的问题,更多侧重于物质方面,对精神层面、政治文明的规划不足。“总体小康”不够均衡,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整体发展很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基层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
二十世纪初,胡鞍钢教授在其著作——《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中提出了“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什么意思?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
入发达地区。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分别为15516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8320美元的水平,分别达到高收入国家收入水平的63.5%和40.9%。上海、北京两市人口约占中国总人口比重的2.2%。
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地区上中等收入地区。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3960美元,而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这六省市人口占中国总人口比重的21.8%。
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包括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居世界第100至139位之间,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26%。
第四世界是如中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和低收入地区。中国目前约有一半以上的地区属于第四世界,排名在世界第140之后,人口占中国人口总数的一半。
这就是发展的不均衡,我们要达到全面小康,就是要扭转这么一个状态,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
一位西方外交官在总结中国发展时作出一个形象的比喻:“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个比喻非常真实地揭示了我国城乡发展的差距。从这来看,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小康社会,它应该是汇集十几亿人口更高水平的小康,它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协调的小康。
2.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新阶段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加突出了“全面”,从原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又添加了生态文明建设。同时,还提出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的格局。什么是橄榄型?就是咱们说的枣核型,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应该占大多数,富人和穷人都很少,这种结构是最稳固的。评价一个地区是否有发展活力,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产阶级是否占大多数。中产阶级占大多数,地区整体发展稳定,民生、民主都会促进得很好。中国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金字塔的形状,我们富人也不是很多,但是中产阶级也不是很多,相对来说,广大的贫困地区还很多。我们要逐渐向橄榄型的一个社会发展,就是使中产阶级成为大多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在哪儿?在基层和底层群众,就是金字塔底层这一部分。习总书记说了一句话,“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政府做好服务保障引导工作,我们要做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好的环境。
同时我们还要知道一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它不是整体发展战略的终点,它仅仅是中国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个起步要求。我们刚才说过“老三步”和“新三步”,今天,习总书记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又提出了一个“三步走”。第一步,在建党一百年的时候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在建国一百年的时候,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第三步,要在本世纪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百年的发展战略,是由几代国家领导集体接力制定、逐步完成的,就像传接力棒一样,一棒接着一棒跑。这和西方的那种民主、多党制
选举,互相拆台是不一样的,我们就是要把这一棒跑好,跑到世界民族之林的前列。
大家知道,习总书记参观了“复兴之路”展览。为什么叫“复兴之路”?1820年,清政府的末期,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4,是一个超级大国。虽然经济总量很大,但是在武力、国防等方面都很弱。就像一个儿童,手拿珠宝,置身于闹市,怎么不让强盗起觊觎之心呢?所以,西方列强就打开了你的大门,从此之后,中华民族就滑向了痛苦的深渊。
现在,我们谈民族复兴,我们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不妨先看一下西方世界眼中的中国人。
《时代周刊》是美国一本重要的综合性期刊,已经创刊了90多年。1950年,新中国成立第一年的时候,《时代周刊》给了中国的一个封面。毛泽东登上了封面,毛主席的整体形象显得很灰暗,体现了当时的冷战思维。我不知道同志们能不能看清毛泽东周围是什么呀?是蝗虫,它代表了中国人当时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
1963年,又有一张封面给了中国,这是代表了中国的一艘龙船。龙船上挤满了人,不少人都掉了下来,而且这是一艘破船,在船后面还放了一个原子武器,这暗示什么意思?中国人连饭都吃不饱,还要搞原子武器。当年咱们不是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吗?这是西方人对我们的一种嘲笑。所以配的文章题目叫《孤航》,说你中国这艘船在孤独地航行,不知道要驶向哪里?唱衰中国的心态表现地很明显。
1985年,这张封面也很有意思,它用了一个中式的屏风,屏风中间是邓小平的照片。在屏风的左边,有很多人拿着马克思的画像在街上游行,还有的人在插秧,呈现的是比较原始的农耕状态。经过改革开放以后,在屏风的右边,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边老百姓骑着自行车,运输带上放着汉堡包、耐克跑鞋,还有照相机。这个封面介绍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变化,但是这个标题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中国远离了马克思》,也就是说,在西方人眼中,认为我们抛弃了老祖宗,所以你才发展好了,这当然是不对的。
2005年,毛泽东时隔20多年,又一次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这一次毛主席的形象非常饱满,金光闪闪,大家注意一下毛主席的穿着。穿的是什么?其实是中山装,但是上面印着美国品牌LV的商标。
2007年,《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形象很饱满,一个红日化身于五星,喷薄而出,之后万里长城绵延而去,这是什么?他用的题目是《一个王朝的黎明》,西方人从来没有把这样的溢美之词加到中国人身上,这是我们经过近60年的发展,用自己的双手得来的。《国际歌》里有一句话,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洋大人是不是尊重你,说到底,要看我们自己的发展。
再来看一下,美国和中国的力量对比图,1999年,美国经济占到了世界经济总量的30%。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如此巨大,他开始不可一世,认为其他国家怎么能跟我平起平坐?所以,随后就打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国当时的经济水平,只是美国的1/10,而且随着这些年的发展,美国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遥不可及了。10年前,日本的经济差不多是咱们的8倍,而到今天,咱们已经是他的两倍了,所以,大家从中可以看到中国这些年的整体发展。
(二)全面深化改革
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十八大召开之前,社会上各种舆论很繁杂,有人说,是不是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了?有人说,是不是改革开放要止步了?十八大胜利召开之后,我们看到,这两面国家发展的重要旗帜,国家都没有丢下,我们既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同时也要把改革开放推向深入。正像习总书记说的,“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中国开放的大门不可能关闭。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我们要知道,中国为什么要不断地深化改革?是由问题倒逼出来的。我们正在走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这条路上不断有问题产生,我们要解决它,就必须要不断深化改革。
当然,改革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什么风险?
第一,改革是否能坚持正确的方向?
有人说,改革有可能改旗易帜。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改革了?我们不妨看一下我们的邻居,朝鲜原来一直很封闭,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不持赞成态度。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年过去了,朝鲜的整体发展还是相对薄弱的,从这儿来说,不改革是不行的。
我们说改革,苏联当年也改革了,但是为什么最后失败了?这就涉及一个根本问题,改革要改什么?我们要改的不是整体的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优越性的,只是存在一些不适应它发展的具体体制。我们要改体制,而苏联人是在改革具体体制的过程中,觉得制度本身就有问题,最后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发展中,注意这两点之间的协调,要明确我们要改革的是具体体制,而不是制度本身。
我们不妨看一下,这是普京的一句名言,他说,“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俄罗斯人民来说,苏联解体也是一个悲剧。当时,苏联的GDP排名世界第二,但现在俄罗斯的GDP排名是17—25名左右。俄罗斯现在又受石油价格的影响,发展状况相对弱势很多。从这儿来看,中国人捍卫自己的道路,捍卫改革的方向,它是正确的,这是很好的一个对比。
俄罗斯的一个院士曾经说,把苏联送入停尸房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我们俄罗斯人用我们自己沉痛的灾难做代价,成为耶稣,悲壮地登上了祭坛。他自己也说,个别的超级大国绝对没安好心。他说,我当年也是苏共的党员,但是在国家解体、苏共垮台的时候,我也是抱着欢迎态度的,当时苏联有两千万的党员,没有一个人上街为自己的组织,不要说拿起枪,就是振臂高呼、捍卫一下都没有。但是今天他回过头来,他说,我现在党证还压在箱子里,我觉得这十多年来,对国家和民族这种巨大灾难,我是抱有负罪之感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正确的道路,不能在改革中偏离了方向。
所以我们有两点启示,不改革没有出路,但是,如果改革像苏东那样,借改革之名而偏离了正确的道路,教训同样深刻。习总书记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颠覆性的错误指什么?就是指根本性、方向性的错误。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第一点,全面深化改革,必须要坚持正确的方向。
第二,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要实现什么?
我们要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治理国家的水平要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还有程序化。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要有大视野、大思想、大战略、大局观,这样才能引领好一个国家。我们不妨回头看,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大思路转变,可能就没有改革开放的起步。1992年的时候,各方面思想争论不休,讨论改革是不是要继续深入,在这个时间点上,如果没有邓小平南巡讲话,我们可能又要错失发展良机。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有一句话,“有权不可任性”。那么,你怎么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是说政府公务员管得越多越好,而是要科学认识自己的职能定位,真正地明确政府能干什么、不干什么,在一些领域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第三,要处理好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各种关系。
我们提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有顶层设计,同时要在实践中摸着石头过河。还有几个类似的关系,这个说起来很简单,互相协调起来还需要不断地在改革的实践中去探索、去发展。
第四,坚持稳中求进,促进经济健康发展。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是不是经济发展越快越好?不尽然。我们要综合考虑几种因素:经济发展程度、社会可承受度、老百姓满意度,这几者要结合在一起。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得最多的词是“发展”,一共提了134次,改革提了86次,经济提了85次,建设提了75次,政府提了42次,从中可以看出,未来国家发展所侧重的方面。那么,我们怎么发展?
首先,要稳中求进。中国要发展,但不要带血的GDP。要统筹考虑各种因素,不能单兵突进,也不能盲目冒进,破坏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要改革创新。我们首先说,中国的产品如何走出国门?其实,世界上的中国产品已经很多了,但是我们真正需要走出去的是什么?是品牌。有几个中国品牌是国际知名品牌?有人说海尔、华为、奇瑞,还有张裕葡萄酒、青岛啤酒等等,但是这还远远不够。2011年,国外有一个调查,83%受访的外国人都用过中国产品,但是你让他说一个中国品牌,他说不出来。所以,我们的产品要塑造自己的品牌内涵,我们要在国际上提高竞争力,要走的路还很长。
品牌内涵如何去塑造?比如说,提到法国,大家就会想到法国的产品代表奢华和精致;提到瑞士,大家就觉得瑞士产品一定是非常精准的;德国的产品一定很结实;日本汽车很省油,造型很漂亮。一提到中国产品,外国人联想到什么?大规模生产和低质量。这是不行的,所以呢,我们要潜心培育自己的品牌。
我们要实现一个技术转变,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一个美国主妇写了一本书叫《离开中国制造的日子》,说的是什么?外国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也会感到紧张, 2004年圣诞节,萨拉女士收到了39件圣诞节礼物,结果回来一看,其中25件都写着“中国制造”。她觉得这很可怕啊,中国人已经把全球化的触角伸到我们的家门口了,回家之后,她又翻了一下家里的用品,发现“中国制造”的产品很多。于是,她决定,2005年全家不用“中国制造”的产品,而且她把这一年的生活都记录了下来。一年过去了,她把这一年的感受集结成册,最后得出了什么结论呢?她说,既然离开“中国制造”就导致生活很不方便,既然中国人已经走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和中国的贸易不可避免,那么,我们不妨展开双臂,去迎接全球化怀抱。
这个例子曾经被很多学者引用,不少人觉得中国多牛啊,美国人已经离不开咱们了,到处都是“中国制造”,但是,如果仔细分析这个现状,就会发现很多深层次问题。
现在全世界每生产四台电脑,就有一台是在中国江苏生产的,我们本应该自豪,但是生产一台电脑赚多少钱?“十个苹果的钱”。利润的大头被谁拿走了?被英特尔、微软这些有技术的公司拿走了,他们有品牌权,我们只赚一个加工费。“人家吃肉,我们喝汤。人家吃米,我们吃糠”是对目前中国制造这一“汗水工业”最形象的描述。有数据统计,我们要出口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来一架空客飞机。
所以,我们亟需实现三大转变。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从“血汗经济”向“智慧经济”转变;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我们需要飞跃的过程。
(三)全面依法治国
法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法律是人类最大的发明。别的发明使人类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而法律使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现在有种误区,好像一谈法律、一谈民主,就觉得美国怎么怎么样。我们要说,美国的民主不是世界第一的,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我们要走自己的法治道路。
首先,我们的法治道路和西方法治道路不同。西方的特点是,政府政党的作用在不断弱化,法在往前走。在中国,法和党“平行前进、互相制约”,这是第一点。
其次,我们的法治道路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法治道路。中国古代有法家学说,有很多很重要的思想,我们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地去吸收,而不是全部照搬。
另外,我们的法治道路也不同于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道路。除了中国,现在还有四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这几个国家里,除了共产党,其他的政党全是非法党。很明显,我们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新的16字方针,以前我们说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随着时代的发展,新16字方针强调“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我们要知道,法治的建设发展不能简单地推给社会,也不能全部推给政府、政党,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应该积极参与,培育一种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文革时期,刘少奇同志被从中南海揪斗出来的时候,手拿一本宪法,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宪法保护我。但是结果被红卫兵一把抢过宪法,打翻在地。
我们回过头看这段历史,心情都很沉痛。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有一个整体的法治氛围。泰戈尔说过,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什么?“生若夏花般绚烂、死若秋叶般静美”。对每个生命要尊重,每个人都要守法,自觉地营造这样一个氛围。就像法国思想家卢梭有一句话,他说:“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
(四)全面从严治党
下面谈一谈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要知道,“从严治党、党要管党”是我们从建党之初就提出来的要求。2014年10月,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结大会上,
习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并且在12月的时候,把它加入到“四个全面”之中。
毛泽东非常注重从严治党,他认为,如果官员腐败,那么老百姓必然不满,这可能会引起老百姓的第二次革命。毛泽东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髓,说治国就是治吏。是什么意思?要先管好领导干部,先管好公务员。
毛泽东曾经处理过不少贪污或者是杀伤人命的官员,在全党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时间关系,我们可以稍微介绍两三个。
第一个就是处决谢步升,他是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后枪决的第一个贪污分子。谢步升原来是瑞金县叶坪村的苏维埃主席,原来也是一个好同志,但是因为有了权力,很快就堕落了、腐化了。谢步升就是这样,贪污公款,强抢民女,后来一个掉队的军医住在他家,谢步升发现掉队军医有毯子和金戒指,他为了这点财产,把军医给杀掉了。
后来,这个事情报告给了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那儿,邓小平听了非常生气,说这样的腐败分子不处理,那么我这个县委书记是没有办法跟人民交代的。毛泽东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的旗帜是打不下去的。所以,当时万人公审大会之后,枪决了谢步升,明确指出,你贪污腐败、手上有人命,你是官员也没有用。
随后不久,在1937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同志们听没听过,处决了黄克功。当时是震惊国共两党的一件大事,黄克功曾经跟着毛泽东上过井冈山、走过长征路,是一员悍将,当年26岁,是红军师团级干部。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的年轻
人都聚到延安,黄克功就和一个年轻女学生刘茜自由恋爱了,结果两个人接触了一段时间,发现不太合适。黄克功属于一个草莽英雄,刘茜是一个知识分子,两个人觉得不太谈得来,所以刘茜就跟黄克功说,我想跟你分手。黄克功很传统,接受不了,就把刘茜约到了延安的延水边,两个人谈判。黄克功说,你要是跟我分手,那你就去死。刘茜说,我就是去死,我也要跟你分手。黄克功就掏出手枪,给了她两枪,把刘茜给打死了,之后扬长而去。当时警卫员听到枪声出来了,但他也没说,如果那时候抢救,说不定还能活过来。结果第二天发现了尸体,这个案子很好破。但是这个时候,在延安就出现了争论。一方面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没什么说的。但是更多的人说黄克功是高级将领,现在又是抗日时期,能不能让他戴罪立功。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重庆方面听到了这个消息,报纸就登了,说延安出了桃色新闻。后来,这件事报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听完之后非常生气,拍着桌子说,我要把苏区建设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地方,怎么能出这种事情!没什么好说的,交给延安法院公审,直接看公审结果。结果在公审的时候,黄克功当着很多人的面,就把上衣给脱掉了。他屡立战功,身上全是各种刀疤和枪伤。黄克功说,我这件事情做得是不对,我不应该把刘茜杀掉,但是她已经死了。不如怎么样呢?你们监督我,我上战场去杀鬼子,我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了,一直到我战死为止。结果呢,法院的同志也不知道怎么办了。
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让自己的警卫员快马送来一封信,这是毛泽东当时的亲笔,大家可以看,写得也比较潦草、比较着急,这么看可能不是很清楚。信中写道,“雷经天同志: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
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黄克功当时听完之后,放声大哭,他说我伏法,当众被执行了枪决。从刘茜被杀害,到黄克功执行枪决,总共不到四五天的时间,很多人都被震惊了,很多民主党派对共产党很佩服,说共产党能为了一个平民,杀掉自己的高官。
今天我们看这个事情,好像觉得很简单,其实在当时,这是很有魄力的一件事情。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张灵甫号称瘸腿将军,他听闻一些谣言,以为妻子出轨了,回家之后,掏出手枪打死了他的妻子,扬长而去。结果他妻子的娘家人不干了,娘家人就通过妇女协会,通过宋美龄给蒋介石施压。后来,蒋介石为了平息这种议论,给张灵甫判了几年刑,把他关到南京。但是关他的那个地方,既可以作画,又可以听戏,整体环境很好,结果关了一年多的时间,抗战爆发了,之后蒋介石说,国家危难之时,事有从权不拘于小节,就把他给放出来了。
后来,张灵甫成了一个著名的抗日英雄,但是我们说,如果黄克功不被处死,黄克功也可能是一个抗日英雄,是不是?但是历史不能假设,你当时这么做,你
就失掉了民心。所以我们说,为什么最后共产党取得了胜利,这个跟“从严治党”的要求是分不开的。
在毛泽东时期,提出了“两个务必”,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等等。毛泽东还经常说一句话,我们不当李自成。为什么这么说?有一个历史的典故。
大家可能都听过著名的“窑洞对”。1945年,民主党派黄炎培等七位人士到了延安。毛泽东见了黄炎培,第一句话说什么?说黄老,咱们已经25年没见了。黄炎培很诧异,他是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说,对不起,你认错人了吧?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毛泽东说,25年前,您在上海做了一场关于中国现代教育发展的报告,我去听了,我到今天还记着您的观点。你想,那个年代听报告不像现在,当时都是坐着火车去听报告,结果25年前的一场报告,还有人记得。所以,黄炎培特别感动。
过了几天,毛泽东把这七位民主党派人士请到他的窑洞去吃饭,他问黄炎培,您觉得我们现在的缺点是什么?黄炎培觉得毛泽东非常真诚,所以就说,贵党、贵军的治理是非常好的,但是中国历史有句话,叫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人亡政息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人生七十古来稀,人的寿命也就70来岁,一个政党的发展,也差不多就那六七十年,之后就可能走向衰落。黄炎培说,“历史的发展,其兴也勃焉,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甚至一个人、一个家族,你兴起的时候,众人拾柴火焰高;其亡也忽焉,当你走向灭亡的时候,哗啦啦大厦将倾,倒得也很快。你们现在是很好,但是贵党以后怎么发展,能不能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
毛泽东听完后非常感动。为什么我们建国之后,要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民主党派人士好多都是知识分子,有思想、有魄力、有见识,能够为治国理政发挥很大的正面影响。
1944年3月,著名的知识分子郭沫若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甲申三百年祭》。写了一个历史故事,明末的时候,官逼民反,李自成和张献忠带领农民军起义。有一点很有意思,李自成和张献忠,他们当时所隶属的正好是延安府,这和当时共产党待在延安苏区有些相似之处。明末的农民起义“其兴也勃焉”,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北京城。李自成带领部队进了北京城之后,文官开始急忙招入门生,武官开始敛财抓人,昏昏然,好像天下无事了一样。结果这时,一声炮响,清军入关了。李自成怎么样?仓惶而败。李自成失败了,最后战死九龙山。
这篇文章以古喻今的意思很明显,毛泽东当然看懂了,所以他就指示这篇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全文登载。同时,毛泽东亲笔复信郭沫若:“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正是基于对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的总结,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3月23日,毛主席在离开西柏坡向北京进发时,又提起李自成的教训。毛主席说:“我们是进京赶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李自成进京后就变了,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我们说西柏坡也是著名的革命圣地了,胡锦涛去过,习总书记也去过。习总书记去的时候,还用了一句还现代的话,他说对我们共产党员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要多学习、多重温,心中就会增添许多的正能量,我们都需要正能量。
毛泽东时期推出了一系列有效的反腐举措。当然,我们也要说,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从严治党方面也有需要总结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对反腐败斗争,不能扩大化、无序化,不能一年到头总是运动反腐,正如邓小平说的,“不能采取过去关于搞政治运动的方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
改革开放之后,历届党中央也一再强调“从严治党”。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不断发表谈话警醒干部:“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江泽民同志提出,“努力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胡锦涛同志也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在不断改进中得到加强。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随着党执政时间的增加和党的队伍的变化,党的自身建设面临许多新课题新考验,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将是长期的、复杂的,管党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
邓小平在1982年4月10日有一个重要讲话,即《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中说道,自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时候能比的。那时一千元是“小老虎”,一万元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往往就是“大老虎”。这股风来得很猛,不刹住这股风,社会就会改变“面貌”。他强调说:“不能废除死刑。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1986年1月17日,他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讲这番话。“死刑不能废除,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法律,就不要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陈云插话:杀一儆百,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1952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到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
我们看这些年,这是2000年之后查处的官员的一些案例,很多也是大案,我们也枪决了很多人。当年著名的沈阳“慕马案”,沈阳的原副市长马向东被注射死刑,他是怎么落网的呢?马向东在澳门豪赌三天,输掉了近千万,面不改色,震惊整个澳门城,后来中纪委介入调查,发现是沈阳的副市长,后来这里还有黑社会、有命案等等,拔出萝卜带出泥,沈阳的政府官员被抓起来很多。当时沈阳的市长叫慕绥新,副市长马向东,所以叫“慕马案”。
在注射死刑之前,马向东写过一个心灵剖析,他说,“我过去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蜕变为一名腐败分子,接受人民的审判和法律的制裁,这也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剧。”马向东是怎么一步步蜕变的呢?他自己写道,“我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
1986年,有些下属干部开始到我家,汇报工作,联络感情,尤其在春节期间以给小孩„压岁钱‟为名义,送给我几百元、上千元。开始我也曾坚决予以谢绝,但后来感到情面难却,不收怕伤了对方感情,就收下几份。岂不知这个防线一旦松懈,就一发不可收拾,以后逢年过节给我送钱的人数越来越多,送的金额也逐步增加。”
渐渐地,马向东对收钱已经麻木了,胆子越来越大,甚至心安理得了。他看到一些民营老板那么富有,那么潇洒,自己的内心很不平衡,也想退下来时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于是,他就开始储备资金的原始积累,开始收一些私企老板、外商的钱,一次受贿的金额有时高达十几万元、几十万元。
“受贿”的金钱越多,丧失了担当和责任之后,心灵就会出现极大的空虚。有了钱之后,他反而觉得自己天天生活得非常无聊,非常乏味、非常空虚。突然,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到澳门去赌博,每周五坐飞机过去,输个两三天,在众人羡慕的眼光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到了周一再飞回来。我们说,千里之堤,毁于蚁穴。马向东的悲剧是从一个“小缝”开始,最终走向了不归路。
当前的全面从严治党延续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否则就要亡党亡国”的战略思想。党中央强调,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零容忍”这个说法,其实是美国人最先提出的,后来香港廉政公署也在用这个词。那么,什么叫零容忍?香港廉政公署廉政专员汤显明所说过的一番话:反贪的关键不是“严惩重判”,而是要做到“逢贪必被抓”。“死刑并不能阻吓贪污犯罪的发生,因为只要有高利润在,杀头的生意总会有人做;而„逢贪必被抓‟则属那种肯定赔
本的买卖,不会有人做,所以,反贪机构的关键是要做到对腐败„零容忍‟。”这种“零容忍”态度颇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