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教训

武昌首义胜利之后，革命军官兵脸上的笑容灿烂而轻松

1911年10月10日，也就是105年之前的今天，在湖北武昌的新军兵营里面发生了一起兵变，几个新军士兵在没有“革命组织”指挥的前提下，打响了以后被称为“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没想到，两个多月之后，一个独立于大清国之外的新中国——中华民国，就呱呱坠地了。可以说，武昌城里革命军人的这一枪，打出了一个新世界，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一个世纪以来，对于这场革命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赞扬者颇众，诋毁者也不少，但很少有人忽视它的影响。百年之后，谈到这场革命，仍然恍若昨日之事；武昌城头革命党人的呐喊声，似乎还在耳畔回荡。严格地说，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人，没有人与这场革命无关。因而，不时地回过头去看看它，思考它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并从中吸取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一、清政府作了什么孽，非得推翻它不可？

谈论辛亥革命，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没有十分充足的理由，革命一般是不会变成现实的。辛亥革命的对象是清政府，那么，上面的问题就可以置换成：清政府究竟作了什么孽，革命党人非得推翻它不可？

根据正统的说法，答案当然是清政府腐败无能，专制独裁，在对外战争一次次的失败、丧权辱国之后，逐渐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这种说法基本上符合事实，也是当年革命党人宣传的重点。然而，也有人认为，如果将清朝与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朝代比较的话，那它就远未“坏”到必须要被推翻的地步：

1、在很长时期内，清朝都保持了较低的赋税税率，民众的负担相对较轻。即使后期腐败严重，需要承担战争赔款，也还是没有达到民不聊生的程度。清末也未遇到像明末那样的大饥荒，没有大规模的流民。

2、虽然专制独裁（哪个王朝不专制呢），但除了开国初期的剃发政策以及康雍乾几朝的文字狱，清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暴政。剃发政策在当时带来了反抗，但时间一长，大家也适应了。文字狱更是激不起什么波浪，而清末的舆论环境显然有了很大的改善。

3、宦官、外戚专权，君主昏庸无能，外臣坐大不听号令，这些传统政治常有的毛病，都与清朝不相干。可以一提的是女主当政，但这在追求男女平等的西方价值观看来，又算得上什么呢？况且慈禧算不上昏君。

4、所谓“丧权辱国”，也基本不干老百姓什么事儿：历史上丧权辱国的王朝也有，大多没有因此而被百姓推翻；清朝在割让了那么多领土之后，仍然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而且，丢失的领土还不在中原王朝的传统版图之内。

5、成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对老百姓来说，也关系不大：不就是主子身后又多了几个主子吗？奴隶们真的关心自己的主子是谁吗？只要有口饭吃，被谁统治还不都一样。

因此，按照这种说法，清朝这样一个政权，是不应该被推翻的。问题在于，清朝的运气很不好，赶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人们不会拿它跟古代的朝代比较，而是要跟同时代的其他国家比较。这一比较，就坏事了。不说比不上英、法、德、美等西方强国，连东方近邻、素来没被我们放在眼里的“小日本”都比不上，还被它打得惨败，这给人们的心理冲击是巨大的。甲午战后，很多人跑到国外去留学，见识了西方社会的面貌——据说是民主、宪政让这些国家走上了富强之路，再回来看看这个老旧衰朽的帝国，就强烈地感觉到统治它的政府的“坏”了。

上述的说法当然没错。只是，我以为，不必对清朝的灭亡抱太多的惋惜之情。我们生活在现代，当然也应该用现代的价值观评判历史。用前现代的价值观来评判，清朝确实没做多少孽，但用现代的眼光来看，它就是专制腐朽，落后于世界潮流。既然西方思想的传入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是奴隶，还有什么理由要求我们安于做奴隶的现状，还要对主子的覆亡抱以同情呢？就因为这个主子没有以前的那些主子那么坏吗？

新时代的潮流，就是推翻主子奴才式的社会制度，建立平等、民主、自由的社会制度。如果一个政权不能顺应这个潮流，它就应该被请出历史舞台。辛亥革命的逻辑就在这里。虽然，革命之后的中国的情形，并没有变得有多好，甚至更坏，我们有必要对革命的诸多问题进行反思，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年发动这场革命就是完全错误的，革命就是非正义的；或者反过来将清政府放在正义的一方，将革命志士都当成所谓的“乱臣贼子”，大加批判。这样做是没有良心的！

二、鸦片战争之后，大清国错过了多少次自立自强的机会？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1840）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1860），整整二十年，清朝的统治者仍在鼾睡之中。这期间，有少数人开始了解西方，包括林则徐、魏源、徐继畬等人，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沉迷于科场，对外界的事务毫不关心。而林、魏、徐等人自身也囿于形势，认识上有诸多缺陷，行动上没有更大胆的尝试。因此，这二十年被白白浪费了，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改变。

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大员，尝到了使用西洋枪炮的甜头，进而主张在技术上学习西方，促进了洋务运动的兴起。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洋务派创办了一系列军用和民用企业，拉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序幕。然而，与同时期的日本相比，中国学习西方的热情和动力都远远不够。除了购回了一些军舰、建立了一些厂矿之外，中国的社会面貌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虽然李鸿章得到了慈禧太后的支持，但在整个统治阶层中，洋务派并未取得多高的地位，还常常受到所谓的社会“清流”的攻击。这样的改革，结局可想而知。

甲午战败之后，要求彻底进行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维新变法运动兴起。可由于维新派的幼稚和急于求成，使得戊戌年的改变很快就被粉碎。这次失败是相当可惜的，如果它能打开局面，庚子之难（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当可避免，也就不会有《辛丑条约》。经此一役，清政府元气大伤，损伤国力还在其次，国家威信的丧失才是致命的。革命党人正是在这之后成了气候。

亡牢补牢，未为晚矣。1901年之后，在慈禧太后的主导下，清政府开始了“新政”。包括编练新军、派遣留学生、发展实业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从1906年起，还启动了包括地方自治、预备立宪的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从当时的情形看，我们很难说清政府的当政者缺乏诚意，在搞虚假的改革。这些措施，已经远远超过了戊戌年的改革，而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它未能挽救清王朝，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慈禧太后、光绪帝死得太早。慈禧太后虽然是戊戌变法失败的罪魁祸首，但如今的改革，却是缺她不可（要是当年康梁等人认识到这一点，尽力争取她的支持，而不是拿她当对手，戊戌变法也不会那样收场）。退而求其次，如果她死了，光绪还活着，也许还能收拾人心，继续奋斗。可惜这母子二人（非亲生），在1908年双双驾鹤西去，让大清国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化作了泡影。

2、继任者无能。摄政王载沣上台之初，就满心想着秋后算帐，开革了改革派重臣袁世凯。之后，又开始了一系列的抓权行为，直至在1911年还出台了一个臭名昭著的“皇族内阁”，生生断送了十年新政的成果。

3、汉族地方大员离心离德。袁世凯被开革后，1909年，张之洞又翘了辫子，从此之后，清王朝自“同光中兴”以来赖以立足的汉族地主的支持，已经成为过去时态。指望一帮不学无术的满族纨绔子弟能够弄出什么名堂，实在是指望不上。清王朝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以前有一种说法，说戊戌变法的失败标志着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还有一种说法，说清末新政是骗局。这都是瞎说！改革事业，历来就不容易，成功者鲜有，失败者倒是“前仆后继”。但并不能因此排除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更不能因此否认改革的价值。以前，受“革命史观”的影响，我们认为革命比改革（改良）好，而革命又是越彻底越好。现在看来，这些认识都是错误的。渐进的、和平的改革，效果往往比彻底的革命还好——英法两国民主转型的差异，就很能说明问题。因此，与不能轻易否定革命一样，我们也不能轻易否定清末的改革。

惜哉！改革十年不成，有能力主导改革的人又已不在其位了，人们渐渐失去了耐心，武昌一声枪响，就拉开了革命的序幕。革命似乎是一夜之间，赢得了亿万中国人的支持。墙倒众人推，人们已经没有多少顾虑了。问题是，革命了，将腐朽专制的清王朝推翻了，就万事大吉了吗？恐怕没那么简单！

三、民国初年的政治败笔

革命不易，革命之后的建设，则要困难千倍万倍。民国虽然建立了，但革命的目标——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繁荣的新中国，却还远远没有实现。民国初年的一系列政治败笔，使得这一目标不是近了，而是更远了。

在讨论民初的政治败笔之前，我想先说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我认为传统的一个说法，即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是错的。这不过是“事后诸葛亮”，也就是拿袁世凯之后的表现来评判当初历史现实。袁世凯后来的确是走向了专制独裁，直至恢复帝制，但在1912年，却不能说他“窃取”了革命果实。就当时的情形来看，他当选临时大总统，基本算得上众望所归。他是最强的实力派，又有逼迫清帝退位的革命行为，在前清又是改革派的干将，人们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是合理的。他虽然耍了一些手段，自抬身价、巩固权位，但也不算“窃取”果实。

我要说的败笔，主要是革命党人对新政府的制度设计。其实，袁世凯后来的做法，并不令人意外。他就是凡人一个，又经过旧制度的熏陶，受西方思想影响有限，怎么能指望他像华盛顿那样“克己奉公”，自觉自愿地维护民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华盛顿可是一个异类啊！即使在美国，人们也要常常念叨“总统是靠不住的”，哪能对袁世凯这样的人抱太高的期望？与不可靠的人性相比，设计和建立一个可靠的制度，是更加紧要的。

当年的革命党人，对袁世凯也不抱多高的期望，因而也想在制度设计上花心思。可是，他们设计出来的制度，不仅没起到应有的作用，还适得其反，促使袁世凯走上了独裁专制的道路。这个制度，就是被写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的责任内阁制。最初临时参议院制定该法时，采用的是总统制，是为孙中山量体裁衣所设计的；而等到南北谈判明朗化，临时大总统一职即将要让给袁世凯时，参议院的这帮人，从限制袁世凯的思路出发，马上将美国式的总统制改成了英国式的内阁制，而且还尽可能扩大国会的权力，压缩行政部门的权力。这就是一个大大的败笔！

内阁制的设计，岂不是要让袁世凯当虚君？傻瓜也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特别是在有着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革命党人太天真了，或许他们以为“矫枉必须过正”，在法律上给袁一个虚君的位子，袁将来扩张一些权力，那也不会太过分，越线成为独裁君主。但现实就是，袁上台没多久，就一再更换了羁绊他的临时内阁；又由于害怕大选后的民选内阁架空他，指使人除掉了国民党民气领袖宋教仁，导致了二次革命的爆发（袁世凯是否与刺杀宋教仁有直接关系，是一个悬案。但他的嫌疑很大，此处姑且认为有关）；在与国民党闹翻、解散国会之后，他干脆不经过国会，出台了一个总统制的新约法。当年制定《临时约法》诸公的算盘，就这样全部落空了。

事情还没完。由于这个“总统制”并不是革命党人最初的设计，而是袁世凯“御制”的，因而并不像美国的总统制那样，能起到哪怕一丁点儿约束总统的作用。更坏的是，由于上述一系列企图的得逞，袁世凯尝到了大权在握的甜头，他岂能控制得住自己，不将一条道走到黑？修改总统任期、当终身总统并企图传位于子孙，到干脆连共和制的外衣都撕掉，恢复帝制，都是可以预见的行为了。（袁世凯复辟帝制，是民国初年政治的另一大败笔。这处败笔主要是针对他自己来说的，断送了他自己的前程。但某种意义上，他的失败，也是整个国家的不幸——这么说不是原谅他的专制。限于篇幅，本处不展开讨论。）

我认为，当初革命党人在制定约法时，如果就老老实实地弄一个纯粹美国式的总统制，给袁世凯以行政的实权（甚至权力比美国总统大一些也不要紧），大概就不会有后面这许多的故事了。他们应该将心思放在立法和司法机构的完善之上，即使不能保证像美国那样，三权平稳和均衡地运行，但至少能在一定时期内保持政局的稳定。而这就能给国家赢得不少革新进步的时间。

抛开当年的史实不谈，单论制度，我也认为总统制比内阁制更适合于中国。在一个没有超越党派的权威（如英国国王）存在的国家，实行内阁制是相当危险的。频繁的倒阁必会成为现实，而因此带来的政局不稳甚至混乱，将会很快耗尽人们的耐心，将人们推向新一轮的革命浪潮之中。

四、辛亥革命的教训

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在中学生的考试中，标准答案是：既成功了，又失败了，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理由要分开表述。成功是因为推翻了君主专制，失败是因为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在此，我不重复这种和稀泥的论调，一边倒地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彻彻底底地失败了。

目的没有达到，就算失败了，还有什么好说的。就像玩游戏，没有打通关，就算失败，不存在既成功又失败的说法。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的君主，却没有摧毁专制制度本身；而历史送往迎来，一个个的披着民主外衣的新式帝王陆续登上舞台，专制的程度不减反升。你还能说这革命成功了吗？

历史还不像游戏那样。游戏失败了可以重来，历史却不可重演。辛亥革命的失败，辜负了很多革命志士的鲜血不算，最要命的是使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让人越陷越深的沼泽区。以至于革命之后还有革命，革命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暴力和血腥、越来越远离革命的初衷，到最后以一个荒唐程度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而告终。这就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了！

我这么说，并不是将责任都推给辛亥革命。实际上，中国革命的激进化，是一系列国内外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中日矛盾激化与战争，对中国政局的影响都很大，超过了当年的辛亥革命。我只是在想，如果当年辛亥革命成功了，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制度，之后又能平稳地运行一段时间，即使遇到国际社会的大风大浪，我们的抵御能力是否会高很多，能否避免内部的一而再的革命？

综上所述，我认为辛亥革命给我们的教训有以下两点：

1、民主是世界大潮流，应该顺应潮流，而不是逆流而行。不改革、或者改革不及时，都有可能被历史的潮流所吞没。

2、民主政治建设是个技术活，需要投入十二分的认真和谨慎，还需要当政者和知识精英有足够的智慧、足够的耐心。

历史的教训是惨痛的！百年之后，我们是否比我们的先辈们更明智呢？遇到类似的情形，我们是否能避免悲剧重演？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