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论文

浅析管仲与梭伦政治改革之比较 社会发展学院 唐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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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管仲与梭伦,一个是先秦齐国时期辅佐齐桓公一匡天下的相伊，一个是古希腊雅典城邦的首席执政官。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改革在古代中西方历史上交相辉映，从而推动了两国历史的进步。在二者的改革与实践中，既有相似处，又有不同点。本文从社会背景，改革内容，历史价值三方面就两者的政治改革的比较作一简论。

[关键词]管仲；梭伦；民主政治；君主专制

管仲相齐，梭伦执政，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他们在各自国家进行了一场至今都意义深远的改革，使得各自邦国日益强盛。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风潮下，各国发展既趋同，又有各自的特色，从管仲和梭伦的改革入手，分析和比较他们的的政治改革，对现在社会的发展有其裨益之处。

一

众所周知，管仲所处的春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阶段。自从周平王东迁后，王室衰微，大权旁落,诸侯做大,诸侯国之间互相征伐,战争频发，群雄竞起。西周初年，姜太公被封于齐，多年以来，齐国都是东方大国。齐国濒临大海，鱼盐资源丰富，国内矿山多，矿资源充足。可是，在齐桓公上台前夕，齐国却在与其他诸侯国争霸中处于劣势。随着周天子地位的下降，诸侯国君的地位也随着动摇。具体到桓公时，他又是在高、国二氏的支持下才得以执政，齐君成了名以上的最高权力者和统治者。中央的主要官职，像大

行、大司田、大司马、大司理，主要是由贵族卿大夫充任，负责处理国家事务。当时齐国的贵族有“高（文公后）、国、崔、庆、栾、高（惠公后）、陈、鲍等氏”，“他们凭借着伟大的权势，世执国政，上挟王侯，下治臣民。”[1]垄断政权的贵族卿大夫们，凭借着宗法血缘关系，世代霸占着高官显职，甚至是左右国君的废立。这已经威胁到了君权的加强。

管仲，名夷吾，字仲，其先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败死，管仲被好友鲍叔牙推荐给桓公，成为齐国相伊，被称为“仲父”。管仲是姬姓的支属，与周天子同姓，父亲曾是齐国大夫，后来家道中落。管仲曾生活在社会底层，他了解百姓们的想法和要求；又辅佐过国君的儿子，所以对于上层统治阶级的弊端也有着一定的了解；对当时整个社会的整体走势也有着自己的想法。正是基于这些因素，在之后的他的改革中，许多措施开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变法改制的先河。

梭伦改革前的雅典城邦是贵族政治。雅典的国家已初具规模，在新形成的国家中贵族院是最高权力机关，而且还掌握有最高的刑审、监察、决定国家大事的权力，执政官和公民大会等都受到贵族院的控制和支配。贵族院“职掌保护法律，管理最大多数和最重要的国事”，它的成员都必须出自血缘高贵的氏族。执政官九人团虽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机构，但是这九人必须出自于贵族，接受贵族院的推荐和裁判。而名义上拥有很大权力的公民大会却只是徒有虚名，它的开会的议程皆需由贵族院的安排，其实也就是处于贵族院的控制下。广大的平民因受门第之见和财产限制不能参加国家大事的决策，因而也

就丧失了应有的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下层平民与工商业奴隶主结成了联盟，与贵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平民与贵族形成了对立：“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人们起来反抗贵族，党争十分激烈，各党长期保持着互相对抗的阵势。”[2]随着斗争的越演越烈，公元前632年基伦暴动，在雅典成立僭主政治，但由于没有群众基础，很快就被贵族镇压了。公元前621年，贵族被迫颁布了德拉古法典，但这部法典并没有满足平民的要求，所以斗争更加尖锐。在内部矛盾如此激化的同时，雅典也在外部面对着科林斯和墨加拉等城邦的威胁，并且雅典还丢了萨拉米斯岛。至此，雅典城急需一位调停员，就这样梭伦来到了历史的舞台中央。普鲁塔克曾指出：“雅典人中最聪明的人都把目光盯在梭伦身上，他们认为他是唯一和当时的罪恶最无牵涉的人。”[3]

梭伦，生于雅典，出生于没落的贵族家庭。他年轻的时候，一面精神，一面游历，到过许多地方，考察社会风情。他了解下层民众的生活和境地，于是他以“仲裁者”、“中介者”、“调停者”的身份出现在城邦最危险的时候。这也造就了他改革的风格，中庸思想，既不迁就贵族又不偏袒平民。

由此看来，梭伦与管仲虽处于不同的时期，但在他们改革的过程中的都面临着贵族的强硬势力和阻挠，下层平民受到上层贵族的压迫。当然，二者存在着很大的不同。由于二者所承袭的历史传统不一样,所以这也使得他们所进行的政治改革的任务不同。管仲处于奴隶制社会，他要解决的是称霸图存；梭伦则是在一个相对民主的社会，而他最想的就是摆脱国内政治危机。他们的改革只是顺应了各自历史

发展的潮流。

二

为了称霸诸侯,必须修明内政,发展国力,于是管仲任相后,对齐国国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管仲看来，“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管子 牧民》)，所以国家的根本在于君上，有了君主的绝对权威，也就拥有了国家的根本，所以，他的政治改革走的是一条建立君主专制的道路。由此，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直接隶属于于君主的专制系统就此诞生。在地方，实行“叁其国而伍其鄙”的措施。管仲把国君直辖区分为国、鄙两部分，然后对国都和鄙野地区用不同的办法进行管理。关于“叁其国”，“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农)之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叁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国语 齐语》）；关于“伍其鄙”，“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长；十卒为乡，乡有良人；三乡为属，属有帅；五帅一大夫”（《管子 立政》）。无论是城市的的乡长，还是农村的五属大夫，都要直接向君主负责。每年的正月要上朝汇报治理情况，听从国君的旨意，而国君就根据他们的政绩来决定他们的升迁、降职。在中央，设立多种职位，由这些官员来辅佐国君处理国家事务，但他们并没有决定权，一切决定都取决于国君。而为了维护君主专制政体，管仲又设计了“法治”体系，将“生杀富贵贫贱（《史记 管晏列传》）”之六柄牢牢掌握在国君手中。他将君、臣、民和法的关系作了界定：“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 任法》）。在

管仲的法治体系里，君主掌握立法权，大臣进行执法，而百姓只能一味的遵从法令。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管仲又十分注重人才的发展、使用，为此，他制定了一系列的选官标准和措施，在制度上表现为“三选制”。首先，各乡把有才德的人推荐给国家；然后，有关部门再对各乡所推之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试用，选择优秀的人推荐给君主；最后，国君亲自审核使用，合格者被任命。

反观梭伦改革，又是另外一条路。建立民主的国家体制是他改革的第一重要内容，为此，他重新规定了国家政治机构。一规定雅典最高的权力机关是公民大会，为了防止贵族院对公民大会的操控，他又设立了公民大会的常设机关，400人议事会，负责提出议案。二规定，执政官九人团是最高的行政机关，负责日常的行政事务。三规定，陪审法庭是最高司法机关，处理法官的任何案件。四规定，贵族院是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督法律的实施和执行。在重新划定的政治机构中，将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监督权分开，在他的法治体系中，雅典的的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共同拥有立法权。这意味着一切国家事务均由公民大会商议，虽然，贵族会议仍然是“国家的一般监督者和维护法律的机构”[4]。为了解决雅典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梭伦从经济入手，重新调整各阶级自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他将雅典自由民按财产多少分为四个等级，500斗级、骑士、双牛级和日拥，并按等级的高低确定担任什么官职。财政人员由第一等级公民担任；执政官等9个高级官职由第一、二等级公民担任；四百人会议代表由前第

一、二、三等级公民担任；第四等级公民可以参加公民大会和民众法

庭。梭伦改革了德拉古时期用抽签选举的方式，“梭伦规定，国家的官职应先由各部落分别投票预选候选人，然后就从这些候选人中抽签选出举。”[5]虽然第一道程序可能会受到贵族的影响，但候选人还要经过第二道程序的抽签，因此有一定的优势。

毋庸置疑，管仲与梭伦因其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所依托的社会载体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必然使得二者的改革走向不同的道路，一个“法自君出”，一个“主权在民”，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当然，在他们的改革中，都不约而同的重视法治的重要性，都限制了贵族的权力。两个不同时空的伟大政治家，在这两点上做到了一致。

三

梭伦与管仲所进行的改革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一次民主建设，后者是一次君主专制政治建设。而正是这种性质的不同，所以他们的改革便更能体现出两种迥异的历史价值，并深深的影响了以后的西方和东方的政治的发展。

管仲的改革人为的在人们的心理上、生活里、生产中，强化了宗法等级意识，为君主专制开辟了道路。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奠定了建立“尊王攘夷”的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对于保证齐国在诸侯称霸中、在这统一战线中处于领导地位有着重要的作用。对于弥息中原各诸侯国的纷争，维护华夏统一，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对共同抗击外敌侵入，无疑有着很大的社会意义。而在管仲改革中的君主专制精神、人治精神，不仅影响了先秦齐国人们以及他国人民观念的发展方向，对步入封建社会的中国政治的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可磨灭的。甚至

此后的改革家似乎独没有完全脱离这种改革模式，往往都是在不断的加强君主的权威和权力。在中国盛行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可以从管仲的改革中找寻踪迹。

与管仲相反，梭伦的改革规定，所有机构都只不过是国家政权的一部分，都必须依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力行使自己的职权。这就使得国家很难走向专断和独裁统治。他的政治改革内容是民主性的，是希望建立一套科学的国家机构和让人民广泛参与的政治制度。不但如此，他还将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正如梭伦执政前发誓要为雅典人制定一部“把强力和正义结合在一起”[6]的法律一样，梭伦的改革体现出不言而喻的法律至上、以法治国的精神。而这种改革，不但奠定了雅典的民主政治，而且，还为近代之后的资本主义的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许多启示。

四

将管仲与梭伦的政治改革进行比较，并不能说明孰优孰劣。二者的改革的不同是所依托的社会载体，社会环境，地理环境，阶级力量对比等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将其进行对比是为了让我们从他们的改革中获得对今天有益的启示，并运用到当今的政治生活中。

管仲与梭伦，他们的政治改革在不同方面，不同层面，对我们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旧唐书》）我们更应该从他们的改革中获得益处。

[参考文献]

[1]童书业:《春秋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页。

[2][5]亚里士多德：《雅典政治》，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5节；第7章。

[3][4]（希腊)普鲁塔克《普鲁塔克选》，吴子廑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4月版，第14节；第16、19节。

[6]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

171页。

年版，第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