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对]与三国前期战略战争

《隆中对》与三国前期战略战争

吴洁生

【专题名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专 题 号】K22

【复印期号】1985年09期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兰州)1985年04期第68～76页

　一、《隆中对》的提出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三顾茅庐，向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县西)的诸葛亮请教复兴汉室的大计。年方二十七岁的诸葛孔明提出了著名的《隆中对策》。

在《对策》中，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形势。指出：主要对手曹操“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己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至于可供发展的地方。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而“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

接着，他提出具体的战略计划说：“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

从上可知，《隆中对》战略目标是复兴汉室，统一天下。具体分两步实现：首先，占领荆、益二州为立足点。益州，包括今四川、云、贵及汉中等地；荆州，则应指除曹操占据的南阳郡(治所宛)以外的原东汉荆州牧辖地，它以襄樊为中心，包括今两湖及河南、两广、贵州部分地区，当时在刘表控制下。第二步，若“天下有变”，两路出击，荆州军出襄樊，北攻宛洛，牵制敌主力并相机略地；益州主力由刘备率领出汉中，取关中为根据地，进而夺取天下。此策中，主力取关中是走汉高祖刘邦由汉中王创业的老路；号召“复兴汉室”及兵锋向宛洛，则参考了汉光武帝中兴的历史经验。诸葛亮深知外交对战争的作用，考虑到与孙权唇齿相依，有共同的敌人，故一再强调与之结援，以借其力牵制曹操，避免自己两线作战，而使曹操陷于被动。事实证明这是《隆中对》能否实现的关键因素之一。

诸葛亮自幼孤贫，历尽沧桑，博贤群书，腹有大志。慕晏婴之智，负管乐之材，恩得明主，以赞王业。故对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其隆中对策是深谋远虑，早藏胸中。

而作为一代枭雄的刘备，虽早有复兴汉室、澄清天下之志，但逐鹿中原，屡战屡败。此时已失掉多年经营的徐州地盘，正依附刘表，屯军新野，为其

守卫荆州门户。表昏庸猜忌，难以相处；备寄人檐下，郁郁不得志。其麾下不乏良将猛卒，唯少贤士筹划大策。诸葛亮一席话使刘备拨云见日，心悦诚服，当即采纳为建国方略。从此，在《隆中对》指导下，刘备集团全力争夺荆益，在三国前期史上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

　二、赤壁之战与“刘备荆州”

建安十三年十月，曹操南征刘表。时刘表新亡，表子琮不战而降。操兵不血刃，进据襄樊，接着又在当阳长坂(今湖北荆门县南)大破刘备军，抢占了荆州重镇江陵。曹操收表军八万，战船千艘，势力大张。合水陆军三十万，“樯橹如去，旌旗蔽日，“浩浩荡荡，沿江东下，欲一举击灭最后之对手孙权，完成统一大业。

根据《隆中对》联吴抗曹的思想，当时兵退夏口(今湖北汉口)的刘备派诸葛亮出使东吴，双方商定共抗曹军。十二月，刘备率关羽水军“精甲万人”及江夏太守刘琦等军共二万，联合周瑜军三万，在亦壁大破曹军，乘胜追至江陵。

战后，刘备尊刘表子刘琦为荆州刺史，并派兵略取了荆州南四郡(长沙、武陵、桂阳、零陵)。不久，刘琦病故，刘备被推戴为荆州牧。二年后，因周瑜新亡，孙权感到势单力薄，急需借用刘备力量，又将荆州江北之南郡让给刘备防守。这样经过五年努力，刘备据有“刘表荆州”之一部(即“刘备荆州”)，但战略上至为重要的荆州首府，——襄樊却在曹操手中，《隆中对》夺取荆州的战略计划尚未完成。

　三、对益州的争夺

早在建安五年，孙权即位之初，鲁肃就提出：“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三国志?吴志?鲁肃传》)这一划江自守，维持半壁河山的战略正合孙权坐保江东之本志，故被定为东吴之国策。为“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孙权对上游荆益的经营十分重视。

赤壁战后第二年，周瑜即向孙权建策说：“今曹操新败，忧在腹心，未能与将军连兵相事也。乞与奋威(奋威将军孙瑜，孙权之从兄)俱进，取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资治通鉴?卷六十六》)周瑜的战略方针与《隆中对》不同，是先取益，后取荆，在益州持守势，以主力出襄阳，与曹操争中原。气魄较鲁肃策大，但用主力与曹操争锋，难以成功，且与孙权割据江南基本国策相冲突；把战略重心移到襄樊，又直接违背了孙氏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江东士族之根本利益，故不可能被全部采纳，但其取蜀之议得到了赞同。

可是奸诈多疑的孙

权伯刘备断其入蜀军后路，又恐其乘虚夺取江东，于是，要求刘备共同伐蜀。这样既消除了后顾之忧，又可让人为其火中取栗，并可回师时趁机灭刘，兼收“伐虢灭虞”之利。对于此事，刘备与群臣会商，主薄殷观看穿了个中险恶，他说：“若为吴先驱，进未能克蜀，退为吴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赞其伐蜀，而自说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吴必不敢越我而独取蜀。”(《三国志?蜀志?刘备传》刘备照此答复，果然孙权未敢轻动，不久周瑜病故，东吴伐蜀之议遂罢。①

对益州，曹操也早存觊觎之心。建安十六年三月，他派钟繇等进军关中，扬声讨伐汉中张鲁。汉中得失直接威胁到蜀政权之存亡，刘璋惊恐万状，采别驾张松策，遣军议校尉法正率兵迎刘备入川助防。法正早就不满刘璋昏庸，并已与张松密谋拥备主蜀，(按：可见《隆中对》“智能之士，思得明君”之论断是何等准确！)故见备后，就力劝其趁机取蜀。这是实现“隆中对策”的一大好机会，诸葛亮和号称“南州士之冠冕”的庞统都主张马上图川。庞统说：“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今可权借之以定大事”，刘备担心会“失信义于天下”庞统分析说：“权变之时，固非一道所能定也。……逆取顺守，报之以义，事定之后，封以大国，何负于信。今日不取，终为人利耳。”(《三国志?蜀志?庞统传》裴注引《九州春秋》)于是刘备才下了决心，与庞统、黄忠等率兵二万赴川。入蜀后，刘璋请刘备进击汉中张鲁。并让备督其白水关杨怀、高沛军。于是刘备北屯葭萌(今四川广元西南)，并“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建安十七年冬，曹操击孙权。刘备扬言赴援，南攻成都。时，刘璋已有戒备并杀张松。刘备孤军悬危，急调诸葛亮、张飞、赵云率荆州军入援。十八年夏，备军进围雒城，一年不克，庞统战死，但荆州援军已逼近成都。十九年夏，雒城溃。诸军进围成都，刘璋开城投降。刘备迁璋公安，归其财物。这样，经过两年血战，刘备终于夺得蜀地。

刘备取蜀后，孙权即索要荆州南三郡，备不允，权大怒，遣吕蒙袭取了长沙、桂阳、零陵。刘备率军东下欲夺回三郡。但此时，曹操进军汉中，刘备畏失蜀地，从大局出发，同意让出长沙，桂阳，双方言和。

建安二十年秋，曹操占领汉中。因久战损耗大，士卒伤亡多，曹操无力轻取蜀地，且担心孙权、关羽袭其后方，(果然，八月，孙权攻围合肥)于是北返，留夏侯渊、张邰、徐晃等守汉中。

建安二十二年，法正建策说：“曹操一举而降张鲁，定汉

中，不因此势，以图巴蜀，……身遽北还，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将内有忧逼故尔。今策渊郃才略，不胜国之将帅，举众往讨，则必可克。克之之日，广农积谷，观衅伺隙。上可倾复寇敌，尊奖王室；中可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固守要害，为持久计，此盖天以与我，时不可失也”。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法正取汉中、求发展的思想与《隆中对》不谋而合，刘备采纳了此意见。

当年冬，刘备留诸葛亮镇蜀，自与法正、黄忠、赵云等率军直取汉川。为“西和诸戎”，遣“甚得羌胡心，”威震西州的马超与张飞、吴兰率支军进屯下辨(武都郡治所，今甘肃成县西北)，欲策动武都、陇右氐羌及超旧部起兵反曹。果然“氐雷定等七部万余落反，应之。”(《三国志?魏志?杨阜传》)同时。关羽在荆州方面也积极加强活动，牵制曹军主力。

二十三年七月，因汉中危急，曹操亲征刘备，九月至长安。十月荆州军事重镇一宛城守将侯音反，操恐后方有失，遣军攻宛，并暂驻长安观变。次年正月，曹仁破宛斩音；而汉中曹军主力在定军山也为刘备所破，统帅夏侯渊被杀。三月，曹操大军进入汉中，刘备“敛众拒险”，不与争锋，屡劫其粮草。曹操攻之不克，士卒多逃，又后方不稳，五月，拔汉中军北返。刘备遂据有汉中，自称汉中王，以示继承高祖遗业。前后经过八年浴血苦战，《隆中对》夺取益州的战略目标方得到实现。

　四、荆襄之战与《隆中对》之夭折

刘备让出二郡后，吴蜀恢复友好。关羽荆州军一心向北，配合刘备汉中军事行动，牵制曹军；积极支持、策动拥汉派的反曹活动，伺机夺取襄樊，以实现《隆中对》全据“刘表荆州”的战略大目标。关羽军力强盛，地近中原，其“复兴汉室”的号召力很大，成为曹操的一大威胁。

当时，魏王曹操居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其丞相长史土必负责许都军政。王必的亲信金祎、少府耿纪、丞相司直韦晃与太医令吉本、本子吉邈等密谋袭杀王必，夺其兵，“挟天子以攻魏，南引关羽为援。二十三年正月，吉邈等率众千余人，夜烧营门，里应外合，攻王必。王必被箭射重伤(十余日后死)，侥幸逃脱，发兵镇压了起义。(《三国志?魏志?曹操传》裴注引《三辅决录注》)。

七月，曹操救汉中。十月，关羽即趁机策动宛守将侯音起兵南阳，音“执太守东里褒，与吏民共反”，“略傍县，众数千人”，并“与关羽连和”。在长安的曹操急派镇襄樊之大将曹仁率诸军围宛，关羽军未能解围。次年一月，城破，侯音被杀，余众数千“据山为盗。”(《三国志?魏志?曹操传》、《

曹仁传》、《田豫传》)。

建安二十四年秋七月，曹操北还途中，闻关羽已进攻襄樊，急派大将于禁等先率诸军赴援。八月，“汉水暴溢，平地水数丈”，于禁等七军被淹，登堤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尽虏禁等步骑三万”。羽急攻樊城，城中人马只数千，“城不没者数版”，“城得水，往往崩坏，众皆恟惧。”关羽围城数重，“外内断绝，粮食欲尽。(《三国志?魏书?曹仁传》及《三国志?吴志?孙权传》)羽又围曹将吕常于襄阳。曹荆州刺史胡修、南乡太守傅方降羽。羽并遣别将率游军进至许都附近的郏下，“自许以南，百姓扰扰”。樊城旦夕可破，一旦城破，则“洪河以南”，非复曹魏所有。(《三国志?魏志?满宠传》)

九月，魏相国钟繇之亲信、才倾邺部的西曹椽魏讽与长乐校尉陈祎等拥汉派密谋趁曹操未返之机，袭取邺都，响应关羽。谋世，魏讽等被杀，“坐死者数十人。”(《三国志?魏志?曹操传》本传及裴注引《世语》)

十月，曹操率汉中败军退回洛阳。时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民孙狼等杀县官，起兵南投关羽，羽授狼官职、印信，补充其军队、装备，派狼扰乱曹操后方，自许以南，“往往遥应羽”，关羽“威震华夏”。曹操考虑到襄樊将破，宛许难保，故打算迁都以避羽。大臣司马懿、蒋济等说：“刘备、孙权，外亲内疏，关羽得志，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三国志?魏志?蒋济传》)曹操同意了这一建议，遣使赴吴。

当时，东吴联刘派首脑鲁肃已逝世，疏刘派将领吕蒙继其统兵。吕蒙以为东吴羽毛已丰，不要刘备帮助，也可以单独对付曹操。故力劝孙权背盟图羽，他夸口说：“今令征虏(征虏将军孙皎，孙瑜弟)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敕于羽！”又挑拨说：“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还说取羽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易为守也。”孙权大为动心，但畏羽之强，忍而未发。(《三国志?吴志?吕蒙传》)

关羽主力攻襄樊，后方空虚，给孙权可乘之机。故曹使一来，孙权就满口答应袭羽，并上书“称说天命?以媚操。(《三国志?巍志?曹操传》)

当时，曹将徐晃受命赴援。因所部多新兵，战斗力不强，先屯阳陵坡。得到援军后又进据偃城，连营稍前，靠近关羽之围，仍无力交锋，只是坚壁固守，等待后援。

不久，曹操收到孙权“讨羽自效”密信。谋士董昭建议透露之，说：“羽闻权上，若还自护，围则速解，便获其利，可使两贼相衔持，坐待其敝。……又围中

将吏不知有救，计粮怖惧，倘有他意，为难不小，露之为便。”(《三国志?魏志?董昭传》)于是，曹操下令将信射入城中及羽营中。城内曹军得之大受鼓励，羽军则人心惶惶。羽因围城将破，撤之，十年之功亏于一篑，加之对孙权仍抱幻想，故犹豫未去。

此时，曹操南下，军屯摩陂，因孙权称臣，东顾无忧，故急尽调淮南张辽等诸戍军入援(由此并结合晃军多新兵，可见于禁精锐之师被歼后，操兵力之不济)。先遣殷署、朱盖等十二营军诣晃。徐晃军势大张。攻羽，羽军心不稳，初战受挫，加之后方险危，于是主动速撤围回保荆州，然舟师仍据沔水，“襄阳隔绝不通。”

关羽军还在路上，东吴大军已偷袭江陵、公安，尽虏其士众、妻子。羽无路可退，部下解体。于是西撤，欲还蜀中。岂知孙权早已布置人断其归路，十二月，羽及其子被吴军俘斩。为讨好曹操、孙权还把关羽首级献上。这样通过背盟害友，孙权实现了夺取“刘备荆州”的夙愿。

刘备大将被害，丢掉荆州地盘和军队，实力损失近半。两年后，虽率师东征，欲夺回荆州，并为关羽报仇雪恨，但终因元气大伤，故夷陵再败，一撅不起。荆襄之战对蜀汉是一转折关键，从此，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隆中对》夭折。此后，刘氏政权偏居益州一隅，仅能自保，再难与曹氏争夺天下，复兴汉室了。对此，裴崧之愤而评曰：“刘后(刘备)以庸蜀为关河，荆楚为维翰。关羽扬兵沔汉，志陵上国，虽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为威声远震，有其经略。孙权潜包祸心，助魏除害，是为翦宗子勤王之师，舒曹公移都之计。拯汉之规，于兹而止。义旗所指，宜在孙氏矣！”(《三国志?吴志?诸葛谨传》裴注)

　五、《隆中对》与三国前期战争得失论

对于《隆中对》与三国前期战争，后人有种种评论，其中以清代学者王夫之(船山)为著。

王氏在《读通鉴论》中评论荆襄之战说：“(关羽)败亡，昭烈(刘备)之骄之也，私之也，非将将之道也。……先主之入蜀也，率武侯、张、赵以行，而留羽守江陵……定孙、刘之交者，武侯也，……为先主计，莫如留武侯率云与飞以守江陵，而北攻襄、邓；攻蜀之事，先主以自任有余，而不必武侯也。然而终用羽者，以同起之恩私，……而不知其忮(嫉妒)吴怒吴，激孙权之降曹，……先主之信武侯也，不如其信羽，……是有武侯而不能用，以信羽者骄羽而遂绝问曹氏之津。”(《读通鉴论?献帝三五》)还说：“(亦壁战)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鲁)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

裂而不可复收。”(《读通鉴论?献帝三三》)

王夫之认为刘备对关羽“骄之”、“私之”，致使关羽由忌诸葛而忌肃忌吴，因其“忮吴怒吴”，才迫使孙权背盟。显然，这完全不合乎史实，是包屁作恶者，而把责任推给被害者，让关羽蒙受不白之冤。他断言关羽在赤壁战中没有立功，说刘备用关羽而不用武侯守荆，是因关羽有“同起之恩私”，是刘备不信任武侯之故，这也是不客观的。当时三国、文武全材、屡建奇功、善水战陆战，能独当一面的大将也就首推关羽。羽又矢忠蜀汉，深得军心，舍其材不用才真是“非将将之道。”除了关羽，守荆攻襄之任也非他人能轻易承担。须知曹操襄樊重兵，虎视眈眈，随时可下江陵；江东孙权贪而无信，心怀叵测；荆州(江陵)城守之所以能十年无恙，固若金汤，正是因关羽荆州军军力强盛，曹孙反处守势，不敢妄动之故。且非关羽一军的有力牵制配合，刘备又何能从曹操手里夺取汉中。关羽不仅有能力守荆，还有力量重创曹军，久围襄樊，威胁宛许；孙权大将不少，可取荆后，却仅能自保，再难逼近襄樊一步，可见兵势之不同。王夫之叹服高祖能用人，可高祖并未用于房(或肖、曹)去代韩、彭掌兵，能运筹(或治国)者未必是良将。况且先主留武侯在身边是要依靠他治理蜀中根本之地，故责备先主“有武侯而不能用”是不公平的。

对《隆中对》第二步战略——分兵北伐，王夫之持否定态度，他说：“蜀汉之保有宗社数十年在此，而卒不能与曹氏争中原者亦在此矣。”说是“以形势言，出宛洛者。正兵也，出秦川者，奇兵也，欲昭烈自率大众出秦川，而命将向宛洛，失轻重矣。”(《读通鉴论?献帝二五》）

王夫之“失轻重”之意何在呢?段中言之不详，我们先看看下面的的议论。他说：“以宛洛为疑兵，使彼拒我于宛洛，而乘间以取关中，此又用兵者，偶然制胜之一策，未可守此为长策，规之数年之前，……敌一测之而事败矣。”(《读通鉴论?献帝二五》）

照此说法。蜀汉无须搞什么长远战略设想了，走一步，想一步，何能立国?事实上《隆中对》中宛洛之师是攻曹操腹心之地，攻其所必救，对曹操来说中原比关中更为重要，故在两路军队配合进攻情况下，再考虑孙权可能的支援，秦川之师总能击虚；万一，曹操集中兵力于关中。则难免宛洛被突破，这样荆州之军也可打下局面，这不正是王夫之所谓“规模定乎大全，而奇正因乎时势”吗，何谓事败?

王夫之又说：“且形势者，不可恃者也。荆州之兵利于水，……一逾楚塞出宛洛而气馁于平陆；益州之兵利于山，一逾剑阁出秦川而情摇

于广野，……当先主飘零屡挫，托足无地之日，据益州以为资可也，从此而画宛洛、秦川之两策不可也。陈寿曰‘将略非其所长’岂尽诬乎。”(《读通鉴论?献帝二五》)此说自相矛盾，不主张恃形势，可又断言荆州多水，其兵不能战中原，益州多山，其兵不能争秦川，这不是恃形势又是什么呢?从此观点出发只能得出刘备“据益州以为资可也，”而“画宛洛、秦川”之策不可的结论。再对照王夫之“羽其(能)制操之死命乎?以制曹仁而有余，以敌操而固不足矣，宛洛之师挫，则秦川之气枵，而恶能应天下之变乎?”的议论，可知王夫之所谓分兵策“失轻重”的意思并非指主、偏师关系不当，而是根本反对北上(包括第一步战略夺取襄樊)，是要刘备满足已有割据地盘，不再“与曹氏争中原。”，王氏的办法与《隆中对》相比，在“将略”上孰高孰低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对于上叙问题，近年来也有人撰文提出看法，尹韵公在《文史哲》81年5期《从荆州争夺战看三国外交斗争》一文中谈到：“随着时局的变化，《隆中对》同它所要求的社会条件的差距越来越远，完全有必要修改，但刘备却死抱着不放。”如何修改呢?他认为：“《隆中对》规定 ‘外结好孙权’却又赖着借人家的荆州不还，道义上说不过去。……假如，刘备适时地归还了荆州，就不会有关羽被杀。”但是，“外结好孙权”是为实现《隆中对》统一天下战略目标服务的，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跨有荆益”则是实现此战略目标的必要步骤。为讨好孙权放弃荆州，也就是放弃战略目标，只能视为《隆中对》的毁灭，焉能称为“修改”！对这种“修改”，以复兴汉室为己任的刘备，从《隆中对》制定者诸葛亮，是不会同意的。

至于说到刘备不讲道义，“赖着人家的荆州不还，”这也需作具体分析。刘备荆州地盘是与东吴共同在赤壁击败曹操，流血获得的，并非孙权赐给。故当东吴索要荆州南三郡时，关羽义正辞严，十分愤慨地对鲁肃说：“乌林之役(赤壁之战)，左将军(刘备)身在行间，寝不脱介，戳力破魏，岂得徒劳，无一块壤，而足下欲来收地邪！”(《三国志?吴志?鲁肃传》本传及裴注引《吴书》)事实上，后来为了顾全大局，刘备也让出了长沙、桂阳两郡，故双方又结盟好。殊不知，盟约并不能束缚孙权之贪欲，他非独吞荆州不可(当时孙权已获得原荆州之江夏、长沙、桂阻三郡。)故对吴、蜀荆土之争，只片面谴责刘备、关羽是不公允的。

尹文还说：“没有孙权在东方吸引和牵制曹军主力，刘备能保得住益州吗?并在以后能得到汉中吗?肯定地说，不可能，决不可能

！”这忽略了关羽所起的作用。从前可知，在曹、刘争夺汉中时，关羽荆州方面的配合是关键性的，而孙权按兵不动，欲收渔人之利。事实上，早在此前的建安廿二年春，孙权已向曹操请降，“报使修好、誓重结婚，”(《三国志?吴志?孙权传》)此后直到曹操逝世，孙、曹之间基本未发生过战争。②

谢求成《论诸葛亮的成败得失》(《江海学刊》82年3期，《新华月报》文摘版82年9期转载)一文对《隆中对》也提出了异议。谢求成完全赞同王夫之的论断，加以引用并大大发挥。他解释了王夫之“失轻重”的观点，认为《隆中对》分兵北上的战略是“奇正倒置，”是“颠倒了偏师与主力(或者说：‘奇兵’与‘正兵’）之间的辨证关系，”进而断言“西蜀的三大灾难：关羽失荆州，刘备败夷陵，马谡失街亭……都可以从对策的最后一段中找到战略大局上的失策渊源。”

这一结论显然不对，也说明作者对《隆中对》不甚理解。《隆中对》统一天下的战略目标分两个阶段实现：先是占领荆益二州，而此荆州是指“刘表荆州，”当然包括其首府襄樊，至于取两州的办法、时间、顺序、人员配备等具体问题，则需据彼时彼地情况再定，《隆中对》没有也不可能预先明确；之后，才是待“天下有变”两路出师，其中“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自然不可能不占据襄樊，就直趋宛洛。关羽军从未攻占过襄樊，故谢文中“刘备以得胜之师掌握了汉中、荆州两处重要战略基地”的论断不合史实。对策中第一步战略计划并未完成，第二步计划尚未实施，我们不能把第一步战略争夺荆州的失败归罪于分兵北上的第二步战略。谢之论断违反逻辑，不能成立。然而此错误，实渊源于王夫之，都在于把“刘表荆州”与“刘备荆州”、“宛洛之师”与取襄樊之师混为一谈。至于，失荆州后的夷陵、祁山之败则更与《隆中对》分兵策无关。

再谢文立论中“奇”、“正”概念不清，“奇兵”与“正兵”不是“偏师与主力”的关系，王夫之所谓“宛洛之师为正兵，秦川之师为奇兵”中，“正兵”是指钳制敌人主力的部队，“奇兵”指突击敌人薄弱点的部队。兵法上的“奇正”与质量、数量上的“主偏”、“轻重”无关。“奇兵”(或“正兵”)的任务既可以用主力，也可用偏师来承担。“奇正”本身也可以转化，如曹操聚主力于关中，则刘备“秦川之师”变成正兵，“宛洛之师”成为奇兵。(这与刘备取汉中时形势相似，开始，刘备攻汉中为奇兵，与曹操相持则变为正兵，关羽军向襄樊则由正兵变为奇兵。)故孙子曰：“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

无端。”(《孙子?势篇》)

我们可以不提第二步战略，只具体探讨第一步战略中争荆州失败的原因。谢文说：“让关军孤悬于荆州，失败的命运是必然的。”果真如此，那么只好：一、放弃荆州地盘撤出军队，结果是走进自我孤立、衰亡的死胡同。二是如谢所主张，“以荆州为主要战略基地”，即保持主力于荆州。但这不现实，当时主力不西调，何能夺得蜀、汉中呢?如不取益州，势必落入曹操之手，那么荆州更难保，何况刘备也无力先夺襄樊，建立真正的荆州基地。当时刘备地盘小，实力弱，“北畏曹公之强，惮孙权之逼，近则畏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进退狼狈”，朝不保夕，故其先取益州也是形势所逼。那么，能否在关羽围攻襄樊时，及时把主力东调呢？这样固好，只是“远水不解近渴。”至于驻在上庸的刘封、孟达是声称“山郡初附，未可动摇”，未允关羽的求援。

那么，是否真无法保荆州了呢?否!失荆州关键原因在于刘备君臣警惕性太低，未估计到盟友孙权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动进攻，故变起仓促，措手不及。如对东吴加强防范，孙权偷袭何能得逞，正是所谓“大意失荆州”。对此疏忽，诸葛亮悔恨终身。故十年后，他还在《后出师表》中沉痛地说：“先帝东连吴越，西取巴蜀，举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计而汉事将成也。然后吴更违盟，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曹丕称帝。凡事如此，难可逆见”。故如非要追究《隆中对》的责任，也只能说它的制定者诸葛亮在强调对东吴友好，“可与为援而不可图”的同时，而未能估计到孙权的狼子野心，强调对其又团结又斗争，防之如防虎。

下面，我们探讨一下，在刘备控制荆州之后，《隆中对》第二步战略是否需要调整的问题。这样，对谢文的一些论点就可以剖析了。

谢文认为“以荆州为主要战略基地，无论战略势态与经济基础都比汉中、秦川优越得多。”又说：“诸葛亮见不及此，难怪陈寿批评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

其理由呢?一、为“政治重心”论，即“首都重心论。”谢文认为“秦末的政治重心在关中，”谁占据了关中，谁就可以号令全国；而东汉末，因献帝东迁，“政治重心已东移许洛，”故“刘备即使取得了长安”也不可能“震动、号召全国。”可是谢求成同志忘记了，西汉及王莽时“政治重心”在关中，光武帝却起于中原，这又从何解释呢?之后，北魏起子城，北周、唐起于关中，明起于江南，也均不合符所谓“政治重心”论。可知，此种说法并不科学。

其理由之二，是“经济基础破坏”论，谢文认为关中

由于战乱，经济受到较大损坏，故“即使刘备取得了秦川”也不可能“动员巨大的人力、物力”来实现统一。其实。中原由于兵家必争，战乱频繁，经济破坏程度并不亚于关陇，曹操在《篙里行》诗中描述中原当时的情况说：“铠甲生虮{K225901.jpg}，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而经济损失较小的地方，不外乎是战略位置不重要，战祸少的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可以说战争的频繁、剧烈与该地战略重要性、经济破坏程度往往一致。中国古代，凡有希望夺取天下者多起于中原、关中。例如当时：董卓雄据关中，曹操崛起兖州，袁绍鹰扬河北，恰恰这些地方经济破坏大。故对根据地选择不能仅仅考虑经济、人口因素，还需从地理战略位置、原有经济基础、兵源、敌我形势诸方面综合考虑之。为什么关中能作一个好的根据地呢?它的人口并不多，但它居高临下，虎视中原，拥函关之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利攻宜守；八百里秦川经济富庶；从地理上又便于控制陇蜀为后援；且关陇地处西北，民风朴实刚健，其地又多产良马，故自古为天下劲兵所在，这种种因素决定了它在立国发展上所处之优势，而且这种优势一直延续到近代。(如明末李自成、近代冯玉祥都曾凭借关陇而崛起)

以荆襄为战略基地，若顺江而下，并吞吴越，割据江南，倒得地利；可以它进取天下，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当时也不现实。因襄樊逼近曹操中原腹心之地，主力向宛洛，必与曹操全国之师抗衡，难以得手，何况还有孙权之威胁，反之，用偏师牵制其主力，用主力攻其偏师防守之关中，则较易奏效；更何况在《隆中对》提出之时，关中在马超、韩遂、侯选、杨秋等西凉十将的割据之下，互不相服，便于分化瓦解，各个击破，极似高祖出汉中前形势。(事实上以后曹操的军事政治重心也未西移，其在关陇的统治并不稳固。)故《隆中对策》选择关中为根据地是有远见的高明一棋。

人们多引用“(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一话来贬低《隆中对策》，却删去了原话的上半段。陈寿原句是：“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显然“连年动众”是指六出祁山事，“应变将略”是指诸葛亮指挥作战，应敌制胜之能力。并非指《隆中对》。如此断章取义，完全歪曲了陈寿之本意。

《隆中对》统一天下之战略目标，当时有无实现的可能呢?我们说完全有。如荆襄之战时，刘备保持警惕，预先外交上下大的功夫，在与东吴同时攻曹操情况下，严令刘封、孟达军东下助羽，这样定能攻克襄樊，并确保后方；反之，如孙权按兵不动

，刘备得手汉中后，应令完成牵制任务的关羽军及时回防，深固根本。再考虑到曹操、吕蒙分别在关羽败亡的次月，当月病故之因素，蜀汉仍是可望全据荆襄的。之后．再伺机两路分兵，夺取关中为家，即可进而完成统一大业。

总之《隆中对》是蜀汉统一天下所能采取的最佳方案。它吸取前人的经验，结合实际形势，在政治上号召“复兴汉室”，争取人心；在外交上联弱抗强；在军事上运用“避实击虚”，“出奇制胜”的原则，高瞻远瞩，独具非常的战略眼光。其绚丽多彩，气势磅礴，如长虹贯日，江海横流，不愧为千古奇策！

注释

①此事另有一说，《三国志?蜀志?刘备传》裴注引《献帝春秋》云：孙权伐蜀，刘备反对，‘权不听，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潺陵，”权被迫“召瑜还。”按：孙瑜一平庸之将，无力独担伐蜀重任，必也！事当在周瑜逝世前。但周瑜时为东吴南郡太守，守荆州江北地，屯兵江陵。其时岂有“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之事?何况当时刘备实力有限，尚不至于公开与东吴兵戎相见，故此说有谬。《资治通鉴?卷六十七》径引此事，不妥。

②《资治通鉴?卷六十八》载：“(建安廿四年秋)孙权攻合肥。”此据《三国志?魏志?温恢传》，其传云：“建安二十四年，孙权攻合肥，是时诸州皆屯戍，……恢曰：‘此间虽有贼，不足忧，而畏征南(时曹仁为征南将军，镇樊)方有变”。”但《三国志》其他各传注均来见载，疑当时孙权并未围攻合肥，仅传闻而巳，《三国志》所载此事不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