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研究

　　[摘 要]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所产生的额外的经济成果。尽管“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本身并不会导致经济更快的增长，产生人口红利，但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力资源条件和机遇。充分实现黑龙江省人口红利，应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改善劳动力的就业环境，逐步提高劳动力的福利待遇，健全社会保障、规范企业用工，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045.5 [文献标识码] B 　　一、引言 　　David E. Bloom， Jeffrey G. 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与东亚经济奇迹的关系时发现，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少儿人口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期”，也叫“人口机会窗口”。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Jaypee Sevilla于2002年在《The Demographic Dividend：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中明确指出，人口转变所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Bloom 和 Williamson （1998）以及 Bloom， Canning， Malaney （2000） 认为东亚“经济奇迹”的1/3应归功于人口红利。 　　对于我国的人口红利，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王德文、蔡昉等人认为，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人口红利，对中国1982-2000年间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6.8%；不过，有些学者认为，人口红利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储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开发出来就是大财富，否则就是大包袱。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所产生的额外的经济成果。尽管“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本身并不会导致经济更快的增长，产生人口红利，但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力资源条件和机遇。因此，本文对黑龙江省的人口红利进行研究，并作出基本判断，以服务于黑龙江省的“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 　　二、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基本情况 　　（一）黑龙江省人口红利期的判断 　　1.人口红利的判断标准 　　陈友华教授选择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作为标准人口，给出了判断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标准。他认为，如果以65岁作为老年的起点，总抚养系数在47-50时，该人口进入人口红利期，总抚养系数在44-47时为人口高利期，在44以下时，为人口暴利期；当总抚养比在53-59时，为盈亏平衡期；一旦总抚养系数超过62，该人口就进入了人口负债期。（见表1） 　　表1 “人口红利”类型划分标准 　　2.对黑龙江省人口红利期的判断 　　从表2可以看到，黑龙江省总抚养比在“三普”以前非常高，反映出20世纪50、60年代两次人口出生高峰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总抚养比快速下降。1982年，总抚养比为62.05%，仅仅6年时间就下降到50%以下，达到48.59%，下降了13.46个百分点。根据陈友华教授关于人口红利的判断标准，20世纪80年代后期，黑龙江省迅速由人口负债期进入人口红利期，并于1990年左右进入人口暴利期，并将持续到2025年左右，整个人口红利期大约为40年左右，这与全国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相当。（见表2）但也应该看到，每年大量的跨省、跨国外出务工人口减少了人口红利的实际实现程度。另外，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在不断提高，劳动力资源储备也在不断下降，是实现人口红利的潜在不利因素。 　　表2 黑龙江省历次普查年龄状况及抚养比 　　资料来源：1953年、1964年、1982年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1990-2010年数据来自相应年份《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2040年数据为黑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预测数据。 　　（二）黑龙江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分析 　　“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遇，但它并不等同于“人口红利”。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考察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判断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 　　假设经济总产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利用黑龙江省1978-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就业人数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可得以下方程： 　　Y=2.718-2.555L0.766K0.714 （1） 　　其中，Y代表经济总产出，以黑龙江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力投入，采用从业人员数；K为资本投入，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从函数模型（1）可以看出：劳动投入产出系数为0.766，即每投入一个单位的劳动，能带来0.766个单位的产出。不仅低于广东的2.849、河南的1.999，而且低于新疆的0.908，这与黑龙江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位次不断下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的实际相契合。 　　利用劳动投入产出系数（即劳动力产出弹性），可以通过公式：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劳动力产出弹性×（劳动力增长率/GDP增长率），计算出各年黑龙江省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见表3） 　　表3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从表3可以看出，自1991年至今，黑龙江省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总体也呈现出较大的波动。从方程中可以看到，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说明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黑龙江省，资本密集型经济比较发达。资本、技术、管理与劳动投入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但资本与劳动力投入产出系数均较小，可能与近年来的经济转型升级尚未完成，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人才和劳动力大量外流有关。1999年、2000年、2001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值，2008年、2009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比2007年突然下降，或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关。“十二五”期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10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大幅跃升，应该是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增强了经济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的结果。这表明，要收获人口红利，必须积极利用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力参与率，促进充分就业。 　　三、充分实现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几点建议 　　目前，黑龙江省人口红利处于暴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足，抚养负担较轻，为“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但“人口窗口”的开启仅仅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要充分实现人口红利，还要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充分就业为前提。为此，必须创造条件，使人口和经济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一）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黑龙江省“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的不断推进，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应借助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有利政策，依托“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足的优势和地处东北亚中心的有利地理区位，吸引国内外投资，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增强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最大化实现就业，促进黑龙江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二）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 　　研究表明，接受高中及以上层次的教育，是显著提高工资的重要转折点，也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明显标志。因此，深化教育改革，逐步提高义务教育的年限，覆盖高中阶段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是提高黑龙江省人力资本的重要举措。另外，进一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充分利用国家农民工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平台，做好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鼓励企业、职业技术院校以及高校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把岗前培训、岗中培训、进修深造等方式结合起来，打造学习型社会，为三次产业升级转型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以便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期收获更多的人口红利。 　　（三）改善劳动力的就业环境 　　近年来，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大量的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和从国企改革中分流出来的下岗工人涌向东部沿海城市，出现了“孔雀东南飞”（指技术人才）和“麻雀东南飞”（指普通劳动力）的现象。除了大规模的人口外流，省际迁移也非常活跃。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黑龙江省每年迁出20万人左右，迁入仅8万人左右，净迁出12万人左右。大量人才和劳动力外流，严重妨碍了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因此，黑龙江省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从以下几点改善劳动力就业的环境：一是逐步提高劳动力的福利待遇，健全社会保障、规范企业用工，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二是大力发展劳动力服务市场，提供针对性就业指导和服务，减少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摩擦，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三是发挥黑龙江省“黑土文化”软实力的作用，给予劳动者以更多的人文关怀，做到以福利待遇吸引人、以社会服务留住人、以人文环境感动人，用良好的就业环境引导省内劳动力有序向二三产业转移、外省劳动力积极向黑龙江省流动，促使更多、更好的劳动力人口参与、推动黑龙江省经济社会以更高的质量、更快的速度发展。 　　[参 考 文 献] 　　[1] David E. Bloom， Jeffrey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2 （ 3） ： 419- 456 　　[2] David E. Bloom， David Canning， Jaypee Sevilla.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 RAND，2002 　　[3] Bloom， D.， D. Canning， and P. Malaney， “Demographic Chang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si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Vol. 26 （Suppl.）， 2000：257-290 　　[4]王德文，蔡昉，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5） 　　[6]穆光宗.中国的人口红：利反思与展望[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 　　[7]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2005（6） 　　[8]李德友.基于人口红利的广东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D].华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9]崔瑞霞.人口红利与河南经济发展[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0（5）：80-84 　　[10]张爱芳.新疆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研究[D].新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责任编辑：董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