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作者：高锋霜

来源：《时代中国》2012年第06期

为迎接21世纪新千年而兴建的中华世纪坛，如今已经打造成一张促进文化事业发展、增进国际文化交流的北京城市文化名片。仰望辉煌壮丽的世纪坛，我们不能不记起当年世纪坛的倡议者、决策者，不能不记起那些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实施者、劳动者，更不能不记起世纪坛建造中殚精竭虑功绩卓然的总工程师程庆余先生。

荣获工程建设特别贡献奖

众所周知，地处长安街延长线上的中华世纪坛，于1998年列为国家和北京市政府重点工程。覆盖面广、结构复杂，新技术、新工艺及新材料含量高。承担建设任务的歌华集团，一开始就把选择总工程师（技术总负责人）定位在高水平人才上。搞过建设前期、做过设计、组织过施工，既有理论水平又有实践经验的程庆余先生成为最佳人选。

调任世纪坛指挥部总工程师的当天，即组建了总工办公室和工程部，开始务实有效地推进各项工程的开展。次日，即委托权威部门根据红线钉桩、进行地质勘探和地下管道的探测。清楚地了解到通往太平洋彼岸的国际通讯设施、军用电缆和京城西部污水巨型干线均从该地域通过等情况，为下一部工程建设的全面展开打下坚实基础。

世纪坛建筑面积的三分之二在地下，程庆余先生果断决定采用水泥基渗透结晶防水材料XYPEX（赛柏斯），并采用多道设防、刚柔结合、综合治理及改进地下建筑负温下大面积潮湿基底卷材等防水工艺，降低施工成本，取得不怕砸、不怕碰、不老化、抗腐蚀、无公害、耐高低温的极佳效果。他的相关应用技术论文，发表在2000年第二期《中国市政工程》杂志上得以广泛推广。圆形壁画大厅内墙张挂的石材浮雕净高5米，沿墙高方向每米增加重量1﹒25吨。原设计楼板，根本无法承担这样大的负荷。墙体又是陶粒空心砖，亦无法承受这样大的负荷。于是，他对墙体进行了加固设计，对承载石雕进行了结构设计，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作为总工程师，程庆余先生一面坚持按图施工，一面及时发现问题，采取有力的补救措施。巡查工地时，发现过街桥、坛体三面墙与地面之间花岗岩饰面材料对缝错乱，外挂石材大面积施工时操作无序、固件不牢、破坏了防水层，当即要求施工单位停工纠正。地下采光井的石材外挂施工，石材吸光，毛面又不利于清洗，并未经工程指挥部签字认可，程庆余先生也是当即予以制止。同时，他建议改作白色喷涂，得到各方认可，增加了采光井的反光量，又为工程节约了上百万资金。象征时空永恒的晷针指向太空垂直于圆心，长28米重15吨，连续四次起吊清理底座改变倾角才如愿以偿。吊装时每次一就位都有人说“就这样吧”，每次他都一丝不苟、力排众议，直到晷针准确对准圆心。

世纪坛是唯一一个七位政治局常委全部到场考察过的工程。设计标准不断提升，增加了现场管理难度。为统一各个工区、各个专业的调度与配合，工程指挥部于1999年10月明确宣布，这座代表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迎接千年的建筑在全世界亮相的任务，由程庆余先生总负责，直接指挥实施。12月10日，庆典活动总指挥部直接给他打电话，要求他半小时之内书面签名报告世纪坛能够承载的人数。在精英荟萃、行家如林的世纪坛设计、建设队伍中，跨世纪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领导对程庆余先生的重视和青睐由此可见一斑。

在市政府领导及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世纪坛仅用两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从立项、可行性研究、规划、拆迁、设计和施工按常规需要五六年才能完成的工作。1999年12月10日，庆典活动总指挥直接给他打电话，要求他半小时之内书面签名报告世纪坛能够承载的人数。在精英荟萃、行家如织的世纪坛设计、建设队伍中，跨世纪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领导对程庆余先生的重视和青睐由此可见一斑。

世纪之交的不眠夜，中央政治局全体领导成员在世纪坛与首都各界庆祝新千年活动获得巨大成功。鉴于程庆余先生在整体施工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中华世纪坛工程指挥部授予其《工程建设奖》和《特别贡献奖》。

为日晷运行尽心竭力

世纪坛设计闪烁古老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静止底座为坤，即“地势坤”；可转的日晷斜面为乾，即“天行健”。日晷的旋转代表日月星辰的永恒运行，是世纪坛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喻中华民族的努力向上、自强不息。但是，3200吨钢结构大偏心平稳转动，在国内外没有先例，成为工程技术的重点、难点，也成为世纪坛工程的灵魂和精华所在。

参与竞争的航空部303设计所提出“水浮”方案，即把直径47米的旋转体浮置在一个直径更大的水容器中，再进行驱动控制。程庆余先生几经斟酌，认为浮筒水箱占地空间太大，筒箱内钢板防腐防锈无法解决，全坛整体稳定性、抗震性不能保证，他便当面予以否决。随后该所联合一家机床厂再次提出“大齿轮”方案，他考虑到如此巨大齿轮的工作母机无法解决，小机型拼凑制造则影响精确度，他再次选择了否决。

当时市领导意见，若没有把握旋转，这个创意可以放弃。充分理解领导的善意和无奈，程庆余先生坚定地表示，创意一定保留，日晷一定旋转！

他认真研究了参与竞争的辰远公司的设计方案，即在道轨上承托旋转体，道轨下面布置支撑轮和驱动轮。他认为，如果把辰远方案反向理解，等同于火车在铁轨上运行。辰远公司是专业制造安装旋转餐厅的企业，北京首家旋转餐厅——兆龙饭店就是他们的处女作。然而，具有雄厚的技术实力，特别是在机电加工和控制领域独占鳌头的却是303所。他开始设想，把两家单位组成联合体，共同完成这项刻不容缓的历史性任务。然而，当时两家公司都对自己的设计方案信心满满，如同拳王争霸战的两位顶级选手，面对熠熠发光的金腰带，无论如何不会轻言放弃。于是，他又萌生了双方开“技术恳谈会”的想法。他多次找到辰远公司总经理“恳谈”，希

望其在“恳谈会”上能够拿出核心技术。令人兴奋的是，年近古稀的总经理表现出很高的姿态：“世纪坛是民族复兴的象征，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拿出关键技术，让日晷旋转起来！”

恳谈会达到了预期目的，303所抽调了一批精兵良将，转变设计方向，很快拿出了日晷平稳转动的最佳设计和施工方案。

施工过程中，旋转日晷下钢筋混凝土矩形梁出现弯曲，弯曲到一定程度必然倒塌。市政府主管领导及有关方面负责人齐聚工地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原因，清查责任。被点名的设计单位、施工企业的发言和解释不到位、不准确，监理公司的专家也顾虑重重所问非所答，遭到市领导的严厉批评。此刻程庆余先生胸有成竹主动发言，从建筑、结构、排水、暖通、电气各个专业分析了原因和责任，提出了明确的处理办法。领导褪去了满脸愠色，会议气氛得到缓和。此后，这位市领导每次见到程庆余先生，都要微笑着走过来给他一个亲切的拥抱。

领导一抓到底，各方同心协力，终于使这个大直径、大重量、低速度、偏重心的斜面圆柱体实现了平稳转动、可靠运行，其技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荣获《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国家建设部“鲁班奖”。

坚持向工程和历史负责

鲜为人知的是，在世纪坛建设过程中，最初的设计方案存在严重不足。

1998年，第一轮的竞标方案全部被否决。第二轮参与竞标的5家单位提出六套方案，经过评选、修改，华通设计所建筑师的设计方案中标。然而，中标单位组建的设计班子却不尽如人意。设计电负荷1260千伏安、热负荷换算成冷吨 600，与程庆余先生计算为4000——6000千伏安、热负荷1100冷冻相差近一倍。偌大旋转体设计没有考虑雨水排放；没有考虑功能区分；一百多分贝的冷冻机房与演播大厅相邻，等等。为完善他们的设计，程庆余先生坚持从工作出发，向工程负责，向历史负责。从建议到劝说，从劝说回到建议，反反复复历尽艰辛。最后，上级领导决定，设计任务转到一家更有实力的单位。

但是，程庆余先生仍不敢懈怠，带领工程部全体技术人员连续11次召开了与设计单位的例会，每周一次。几乎每次例会都发生争执，有时甚至是很激烈地争执。把许许多多“错、漏、碰、缺”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尤其是关于“中轴线”的争论，更给他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1999年春节期间，程庆余先生为设计单位测量报告签字时发现，世纪坛АВС三段不在一条中轴线上。他心头一震，郑重地在报告单上签署了“三段必须采用一条中轴线定位”的意见。同时阐明其中道理：坛庙文化中轴线左右对称的构图，深刻体现着自然性、秩序性、礼制性、美观性、和谐性及严谨性等不容置疑的法则。

两位经办人员频频点头表示理解，然而一周后，两人又找到程庆余先生，说建筑师坚持原来意见，说工程测量采用直角坐标，坛体一段以玉南路为横轴、另两段以长安街为横轴。两条街不平行，所以两条中轴线不能重合。而且，建筑师要两人带来了图纸，强调一定要照图施工。

程庆余先生一面继续向两人解释，说只用长安街做横轴，不要考虑玉南路；一面拨通市勘察设计院电话，与一位测量专家联系取得共识，并安排其与建筑师见面沟通。事后测量专家转告说，建筑师接受了意见。

万万没想到，两位经办人员第三次找到程庆余先生时，说建筑师仍坚持采用两条中轴线！程庆余先生为此忍无可忍大动肝火，还骂了娘，终于保证了世纪坛以一条中轴线呈现于世人面前。

事过多年，他还耿耿于心。当时，除了考虑到世纪坛是一座纪念性、象征性并具有时代意义的建筑之外，他还想到一个叫阿扁的人，正在海峡对岸鼓噪“一边一国”。在这样的敏感时刻，作为国家形象的标识搞成两条中轴线，自己不成了历史的罪人！

攀登路上的北京人

1946年出生的程庆余先生刚满一岁时就住进崇文门外打磨厂的一座小院。他毕业于鼓楼边的北京一中，“文革”时曾在东城区技术交流站进修，恢复高考后就读于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的市总工会职工大学，参加工作在地处东直门的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可谓地地道道的、北京人。

祖居山西的程家一族进京，很有些传奇色彩。原来，程庆余先生的伯父1931年在太原读书时参加共产党，抗战时任榆太祁地区书记。已创造丰厚家业、具有相当名望的爷爷家，即成为晋中地区最大的地下党联络站。解放战争期间，阎锡山特警队通缉、抓捕不到伯父，就几次把年逾古稀的爷爷送进了监狱。1947年，地下党组织第三次营救出爷爷，安排他与家人从太原机场乘美国人开的螺旋桨飞机来到北平南苑机场。先坐“大鼻子”汽车，又被伯父雇马车送到打磨厂。

程庆余随着新中国建立和发展的脚步长大，高中一年级时他获得《三好学生》和《优良奖章》。参加了二年级的数学比赛取得了名次，得到学校的表彰，并送到北京市中学数学小组聆听华罗庚、闵嗣鹤、范鸿斌等数学家的讲座。高二时他的学习成绩更好，老师们都称他是北大清华的坯子。然而，继踵而来的“文革”风暴使他失去了升学的机会，三年插队生活更使他体会到人生道路的艰难。

但是，他没有随波逐流。他刚刚在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参加工作时，北京市正在万里副市长主持下搞燃煤锅炉的消烟除尘。他全身心地投入了本单位燃煤锅炉“不冒烟”的试制工作，如饥似渴地聆听清华大学热能系陈星照教授的技术讲座，阅读《锅炉的设计与安装》《供热学》

《供热与通风》《空调调节》等专业书籍，努力学习电、气焊技术，积极地参加配制管道、锅炉安装等劳动。吊装时不慎砸断右手的两个指头，骨折三个月期间，他仍坚持到图书馆阅读有关书籍。还托人求教清华大学暖通系主任冯教授，刻苦钻研《传热学》，提高了暖通专业知识水平。锅炉终于试制成功，即后来定型的《往复推动式炉排》。

中医科学研究院和北京中医学院合并后，原来的制剂室扩大为实验药厂。程庆余担任了基建办公室负责人兼维修班长。利用业余时间，他到东城区技术交流站学习了三年《机械设计》，风风雨雨，含辛茹苦。同时，独立实施了提取车间、粉碎车间、蜜丸车间、灌封车间、动力车间、水质处理车间、大型冷库、酒精回收塔、全厂冷却水回收利用、全厂室外管网综合等土木工程和设备安装，还调试改造了德国全自动灌封生产线，即后来影响全国的“清开灵”生产线。

改革开放之后，他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的“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1985年卫生部重点工程——北京针灸骨伤学院及附属医院破土动工，他调任学院基建处工程科长兼工程队技术队长。他对学院、医院建设施工图的设计提出上百条问题，令设计院总建筑师惊叹“遇到了后起之秀”。十年中他兼职的建筑队完成了锅炉房、汽车库、培训部、后勤楼、职工宿舍等四十余项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历年都被评为基建战线先进生产者。北京中医学院和北京针灸骨伤医院合并后于2006年庆祝建院50周年时，考虑到他为单位作出的贡献，向他颁发了一块钛铜合金制的奖牌，奖牌上镌刻着“感谢程庆余同志为北京针灸骨伤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做出的贡献”。

针对当前工程建设中“高楼立起来、干部倒下去”的现状，程庆余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最初接任的第一个职务基建办主任，前任就是因为收取了包工队一包大米犯了错误。刚刚到职时，他拒绝了一个包工头送的摩托车、退还了送到家里的三千元钱。后来那个包工头被逮捕，供出了所有的受贿对象。因此，在基建工作半生的程庆余先生一直十分警惕和小心。针对社会普遍存在的辛苦费、信息费、劳务费、好处费、纪念费等等，凡属他全权负责的部门都要专门制定《回款问题处理办法》。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建立汇报、登记等制度，规范工程中各种活动，收到良好效果。

纵观程庆余先生的工作历程，“爱国、创新”的北京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充分体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也使他获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