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评论」熊炜:双重运动:全球化并非不可逆转
美国《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著作总能造成洛阳纸贵的效果。前不久，他论述全球化的一部畅销专著《世界是平的：“凌志汽车”和“橄榄树”的视角》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同样引起国内知识界的广泛关注。弗里德曼在这部书中用生动的语言和清晰地论述再次强调了有关全球化的经典命题：全球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为什么全球化总是被人们描述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当代国际关系是否真的只有这一种发展趋势?
学者们对此却有着相当不同的见解。事实上，在当代国际关系的研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反转的第二意象”的分析方法在国际关系分析中并不太常用，但是在全球化问题上，学者们却倾向于集中讨论全球化对国内政治的影响，而国内社会力量对全球化的反作用却受到较少的关注，这导致了主流观点对全球化进程经常有着片面理解，即认为全球化是强大的塑造性力量而罕受其他力量的影响。此即是为什么全球化经常被描述成一次不可逆转的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本文所关注的另外四本专著，却从全球市场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互动这一角度出发，为我们对“全球化是否真的不可逆转”这一命题的认识提供了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四位作者都采用了历史性的眼光、从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中得出关于全球化进程发展的教训。其中，波拉尼的著作相对而言更富有社会学和哲学的意味，他思考全球化运动或全球市场化运动的逻辑框架与基本理论处于更为普遍深刻的层次，而奥洛尔克、威廉森、罗德雷克和西蒙斯等人则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具体的数据和案例来解释源于市场的全球化力量与源于社会的全球化力量之间的关系。综合来看这四部著作，它们不但展示了全球化在历史上曾发生逆转的生动画面，而且更在哲学与实证两个层次上解释了其中能够被推而广之的原因和机制。
一、全球化与双重运动
无论人们对于全球化概念的理解有多么不同，但是大多数人都同意全球化首先并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政治和文化领域的“全球化”既可以被理解为全球化的一个部分，同时也能够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影响和结果。全球化的发动机是经济的利益和需求。对于全球化的进程来说，最重要的首先是全球化自由市场体系的建立和巩固。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市场力量无疑正在改变和塑造着全球社会的结构和关系，被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事件之一。然而，尽管市场一直是现代历史进程的强大推动力，但是它远非改变历史的唯一力量，而且它也不总是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虽然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上，人们长期追求经济的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可是人们也同样重视对其他社会目标的追求。社会不仅不总是依照经济推动的规律演进，而且常常作为市场的对立面而存在和发展，因为社会与市场之间在所追求的目标和遵循的价值规范上存在着矛盾，公平与效率、增长与相对贫困、市场公正与社会公正之间无法避免地彼此冲突。正是从社会与市场的这种对立关系入手，波拉尼等人对全球化现象作了非常精辟的分析。波拉尼的著作《大转变：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根源》是二十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在书中，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1815年到1914年之间和平与繁荣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会突然结束?再将眼光放到更为广阔的历史长河之中，波拉尼又发现，这一所谓黄金时代严重依赖于大不列颠经济意识形态——自由市场主义：即相信人类社会应该服从于自我调节的市场。用西蒙斯的话来说，就是经济问题和经济困难的内向化而非外向化。这种信仰或原则为这一时代的世界经济提供了可靠的保证，最重要的是保证了金本位制平稳和有效地发挥作用，从而促使世界经济更加稳定。
波拉尼进一步指出，大规模的商品化浪潮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出于保护社会不受市场侵蚀的需求的反作用。自由市场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如难以容忍的社会不平等和骇人听闻的相对贫困，以及其他对人道主义原则的侵犯，因此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逐渐联合起来形成限制市场和反对市场的力量。波拉尼的一个杰出发现是：市场不仅是嵌入社会的，而且也不可能被萃取出来。也就是说，市场并非如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认为的那样独立和自治。相反，市场最终不得不服从于社会。市场对效率的重视远甚于对不平等的担忧，因此商品化优先于社会福利，但社会所珍视的却恰恰相反。波拉尼由此而贡献出一个重要的概念——“双重运动”，即指在现代商品社会中同时存在并发挥作用的两种运动：自由市场崇尚价格机制，要求尽可能地商品化和市场化，而社会则总是要限制市场和抵制市场对社会的侵蚀，要求一定程度的反商品化和将市场化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波拉尼的论断对于那些相信自由市场的最终胜利将是快乐结局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他预言这样的双重运动总是在持续进行之中，而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对比也处于动态的变化和起伏中，所以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最终胜利”的结果出现。波拉尼的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当代全球化现象富有相当的启发性，因为它对弗里德曼等人所编织的梦想——全球化在单行道上进行、不可逆转，所有当今世界的国家除了依赖和尊崇全球市场设定的规则之外别无选择——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按照波拉尼的论述，即使在市场力量和市场地位的上升时期，市场也无法从社会中分割出来，社会也并不服从于市场，社会有多种方法和途径来保护它的成员和它本身。在低层次，社会可以对全球化给国内的压力设定和建立缓冲；在更高层次上，社会可以阻止和逆转全球的市场化进程，正如它在历史上曾经做过的那样。从历史的角度看，全球化绝非是一种新现象。
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国际贸易、投资和跨边界的移民迅速发展。罗德雷克认为“从许多方面来看，世界经济在19世纪金本位制盛行的时期，其全球化程度比如今还要高。”但是一战以后，这一全球化进程出现了很大的逆转：主要大国放弃了金本位制的原则，贸易保护主义迎来了高峰并在政策制定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权重，自由移民也被重新加强的边界所阻止。用奥洛尔克和威廉森的话来说，历史进入了“反全球化”时代。当然，发生在80年前的反全球化现象并不足以证明如今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进程是可以逆转的，只有详细分析反全球化的原因和机制之后才能为待回答这一问题提供线索，而波拉尼的“双重运动”和“反商品化”就是该机制的核心部分，它为反全球化提供了深层次的解释。本文关注的另外四位作者则以更为具体的实证分析，解释了全球化是如何引起社会力量的对抗，以及历史的机制是如何在今天的全球化中发生作用的。
二、不平等：赢家和输家
在关于当今全球化研究的大量文献中，全球化的赢家和输家的讨论非常常见。和其他与全球化相关的问题相比，不平等和相对贫困现象在当前受到了更多的关注。那些不如弗里德曼乐观的研究者们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化的负面产品将会如何影响到这一“欢乐地沸腾着”的运动的进行?奥洛尔克和威廉森对不平等和相对贫困现象对全球化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资本流动、劳动移民、国际贸易和技术转移等等。他们的视野主要集中在“大西洋经济区”，因为这一经济区域囊括了第一次全球化的主要行为体，也因为来自这些国家的数据比较完整和可靠。尽管如此，他们所得结论的普遍性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损伤，因为他们着眼的是更为普遍的机制。他们采取将购买力平价和人均GDP等指标组合起来的方法，为其定性分析工作增加了相当的说服力。他们的分析清晰地揭示出不平等是如何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命运：当各国各阶层的趋同运动失败之后，那些反全球化力量，如贸易保护主义、令人窒息的经济管制、不友好的政治环境等等，就将全球化进程拽回来，而且首先从经济上进行反全球化。他们观察到：在那些相对贫困的国家以及虽然富裕但同时劳动力充足的国家中，社会不平等现象的迅猛上升带来了令人瞩目的反全球化运动和对移民的严格限制，因为作为全球化中的失败者——非熟练工人，他们尽管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但在政治上却构成了大多数，因此在实行选举制的国家中，他们反全球化的要求不但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而且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在分析第一次全球化的基石——金本位制所依赖的三个基本规范中，西蒙斯对解释不平等现象如何影响全球化问题作出了贡献。她注意到，在20世纪早期，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的深刻变化是精英政治被大众政治所取代，并且“政治上更高的代表性以及劳工组织的革命性变化使得产业行为经济问题内向化（迫使国内行为体承担全球化的代价）的目标更难以实现。”
罗德雷克在分析全球化进程中的非熟练工人的境况时，对不平等问题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他发现，全球化是服务于资本和高技术劳动力的，因为他们为了寻找其所需资源而进行的跨国流动变得非常容易起来，但是低技术工人却仍然受到国家边界的高度限制，他们不但要面对来自境外相同劳动力更为激烈的竞争，而且在劳资谈判中的地位也大为恶化，因此对低技术劳动力的需求曲线不但向内平移，而且变得更为平缓。尽管他们的经济状况因此而恶化，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却绝非弱势群体，因为在今天的世界里，在多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的国家中，他们构成了选民中的大多数。因此出于对不平等和相对贫困现象的难以容忍，市场内的输家将会在政治领域（民主政治正好为他们提供了力量和可能性）中有所作为。
三、规范的冲突：市场与社会
不平等并非是产生反全球化力量的唯一根源。市场规范与社会规范的冲突也催生了对全球化的反抗。以弗里德曼等人为代表的赞同全球化的主流观点认为，全球化将新的规范强加于国内社会，国内行为体除了调整他们自己以适应新时代的新规则外别无选择。全球化本身似乎代表了基于市场规范而形成的普世价值。而这样的观点实际上离事实非常遥远，研究表明，经济规范从未稳定地高于政治和社会规范。即使如今存在一些占主导地位的规范建立在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之上，并且成为了某种“新正统主义”或“意识形态的垄断”，它们也正在受到广泛的置疑。
通过研究国内博弈是如何使得国家背离了金本位制的问题，西蒙斯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清晰而生动的画面，那就是金本位制所赖以存在和发挥功效的三大规范是如何遭到违反并最终被抛弃；第一个规范所要求的是，国家必须更注重经济的外部平衡而非国内的经济状况，这意味着国家为了保持国际支付的平衡而拒绝货币贬值的诱惑，从而不惜牺牲其民众的福利；但是这一原则在坚持起来是相当不方便的，因为它与社会规范并不相容；第二个规范是，国家选择自由市场政策而不是对外经济干预和控制；但是当一国经济处于萧条时期，或者民众认为贸易赤字不可忍受的时候，这一原则也失去了国内政治合法性。此外，这一规范的合法性还建立在其他一些规范合法性的基础之上，比如“公平竞争”，该原则更多地来自社会而非市场，也能够在不同时期和地区里进行不同的解读和诠释；第三个规范是国家之间为了保证全球外部经济平衡而在金融系统出现动荡时相互提供支持。也就是说，在金融危机时期，国家应能够抵御以邻为壑政策的诱惑。但是，现实的需求和历史的事实都证明，尤其在经济困难时期，外部收支平衡与内部经济问题之间的矛盾变得突出，国家非但不愿意承担国际责任，也不可能进一步牺牲国内经济利益而向他国伸出援手。
罗迪雷克在他的书中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在全球化时代规范冲突所暗含的结果。他认为，国际贸易产生了它自己的规范从而有助于产品和服务的跨边界流动，但同时，这也制造了紧张情势，因为它“增加了保持多样性的社会安排的成本”。他运用童工的例子来说明国家各有自己所珍视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这些规范之间以及它们与市场规范的冲突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政治含义，尤其是当国家为了缓和这样的紧张关系时，它们倾向于将自己的规范强加于他人，从而带来别国的反感和受欺凌感，增加这些被干预国家离开自由贸易轨道和全球化进程的可能性。
其实，以上作者们所论述的并非仅仅一个规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全球化的输家可以利用这样的冲突来进一步迫使他们的政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更重要的是，全球化的赢家在社会规范的强大力量面前也不得不对这样的政策要求表示出更多的同情。在全球化的全盛时期，这一反全球化的倾向或许并不明显或强大，但是对全球化在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反对将会在规范与原则的支持下集聚和展示出更大的力量，近年来全球各地不断风起云涌的反全球化运动正预示了这些力量的集合趋势。
四、政府的角色：隐退或加强?
在对全球化中国家（政府）角色变化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尤其是那些研究福利国家的学者们倾向于认为：全球化侵蚀和弱化了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指出，正是由于全球化的市场作用使国家逐渐边缘化，全球化进程正在重新塑造世界，因此国家功能向上转移给了国际组织和机构，向下则转移给了市民社会，横向又平行转移给了其他的政治组织。
我们可以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的角色的确遭到了全球化的挑战。但是，就如肯尼思·沃尔兹所言，“很难相信经济进程能够决定或主导国家政治的进程。”用波拉尼的话来说，这仅仅是双重运动的一个方面。福利国家最初是作为反市场和保护社会成员的解决方案而产生的，在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当商品化走到过度扩张的时候，同样需要政府发挥类似的功效。奥罗尔克和威廉森认为政府在全球化中并没有变得更加虚弱和无助，也没有被全球市场拖着走，而是发挥着保护国内民众及其组织免受外来过大压力的折磨和损失的功能。在对金本位制崩溃的分析中，其中最重要的两个解释变量与政府角色有关，一是政府的稳定性，另一个是政府到底是右派还是左派的问题。这两个变量意味着不同的时间长度和政治信仰（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下的政府对于全球化进程有着显著的影响。他们的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相关政府的可信度能够影响到经济预期的机制，尽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或许对这一机制早已烂熟于胸，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们似乎从来不愿意清楚地承认这是政府对市场的反作用。
罗迪雷克从社会的视野强调了全球化时代的政府角色，并对政府能够发挥与市场互补的功效的可能性给予了更多关注。他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证明，外部风险不容忽视，而国家正在扮演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色以提供社会安全和保护社会公正。政府在保持经济开放与国内社会需求的平衡之间充当着关键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含义是：如果政府能够胜任这样的角色，全球化将能够得以顺利进行，反之，这一进程则会出现逆转。
五、结论
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进程在许多方面与曾发生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前的那一场全球化进程有很大不同。比如，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就与第一次全球化时的金本位制在本质上相差甚远。从历史研究中得出的结论要运用于分析解释当代的事件，的确会有相当的局限性。但是市场机制和社会基本价值在一百年中并未发生根本的大变化。既然市场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事实上已经带来了个人之间和国家之间收入差距和经济福利差距的扩大，就像在80年前曾经发生过的那样；那么以史为鉴将不无益处。除了波拉尼因其生活的年代与我们相去较远而无法对当今全球化做出评价外，其他所有作者都表示出他们并非全球化的反对者。他们只是认为全球化并非是不可逆转的进程，并试图寻找出它为何可以逆转的原因，以有助于让这样的“双重运动”在平衡中进行和发展。从这些作者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认识到：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市场对社会的最终胜利，而且事实上它也无法做到，因为市场扩展所产生的社会政治问题将会制造出它自己的反对和平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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