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政策的起伏
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平均分配土地到最近的土地流转，关于土地政策的变动就有四次之多。在土地政策的起伏之中，中共也在探索一条最适合中国的土地道路。 个人集体之间的反复 大革命的失败使得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而在农村开展工作，最根本的是使农村之中占大多数的贫中农信服自己。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贫中农显然是最有效的方法。有了土地，农民也有积极性去保护自己的成果，参军热潮高涨，而这个政策也随着井冈山的实践带到每一个解放区。 在共产党员的心中，生产资料私有和社会主义思想相违背。新中国成立后，土地又从农民手中被收回集体所拥有。 具体做法是，农民以土地做股，加入生产合作社，社员私有的牲畜，大中型农机器具被集体收购。低级合作社还按照土地和劳力分配，发展到高级合作社，由于土地转化为集体所有，此时完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按劳分配。1956年底，参加高级合作社的农户占了所有农户的88%，这之后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彻底将所有农户卷入到集体农业的浪潮当中。 农业发展在人民公社运动中遭受了巨大的倒退。小岗村的试验走出了安徽，被外界所广泛传播。农民又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不过这一次农民只是获得了使用权，不管怎么说，“剩下都是自己的”使得农民不遗余力地提高自己土地的产量，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也在改革开放之后被大部分地区一直沿用至今。 最近的一次改革则对土地政策又做了一个调整，通过土地流转，鼓励有实力的种粮大户和农业公司承包大量土地，农民则以土地做股从中获益。以科技带来的高生产力为支撑，土地此时又被集中到几个人手里。 被牺牲的农民 中共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这是动乱时期中共为了发动革命的政策考量。当社会趋于稳定，这个政策逐渐向着不符合中共原始的意愿发展。 个人劳动力成果的差异使得农村再次出现了贫富差距。富裕的农民扩充了土地，同时又有农民重新掉到贫农的境地。照这种趋势下去，土地革命前“地主拥有大量土地”的局面根本就没有一丝改观。 一方面是私有化出现了中共不愿意看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农民也有意愿从事生产互助。 由于农村生产资源的极度匮乏，往往农作时生产工具也并不完全具备，还需要向其他农户借用，个人购置全套生产用具成本是极其高昂的。靠天吃饭的农业，集体化生产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显然比个人更强。 但是，农民并没有在此次集体化浪潮中获利，甚至他们在此次政策调整中面临着牺牲。 新中国的领导人正在进行着“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而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又从何而来，答案则是农业。土地在私人手里，国家明显很难从中充分获取利益。可是随着土地转为国家所有，完全掌握了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权。利用工农”剪刀差“，农业对于当时的工业化中国做出了一个巨大的牺牲。 适应中的政策进步 人民公社的出现则是生产力一个巨大的倒退，以平均主义为风潮，自己取得收益的多少和自己的贡献程度完全不成比率，做多做少都一样，使得一大批民众逃避责任，对于土地也疏于照顾。 联产承包责任则改变了这一切，土地的收益直接和自己的劳作程度挂钩，农民此时也愿意下足心思经营自己的土地。在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小岗村，全队粮食总产13.2万多斤，比上年增产六倍多。 打工的收益逐渐超过种田的收益，继续守着几亩薄田赚几千块钱逐渐没有了吸引力，随着一大批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老人的劳作力有限，农村土地的撂荒就已经成为必然。 更重要的是，当科技时代的来临，一些种田大户的生产力显然不是一亩半分田就能够满足的。如何使得科技种田创造的经济效益最大，土地被成片集中到一起显然比较符合大规模生产的条件。此时土地流转政策便应运而生。 土地集中也好，分散也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不是为农民考虑，农民是否从中受益，是否符合当时社会科技发展规律。如果农民的生活越过越苦，那么这注定不是一条好政策。 本栏目责任编辑： 杜彬（[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