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大阅兵

“九·三”大阅兵，最震撼人心的是“精气神”

“九·三”大阅兵给每一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海内外媒体给予高度评价，尤其关注亮相的新武器、新装备。作为一个有40多年军龄的老兵，我所关注的不仅是武器装备，更打动我的是受阅官兵所展现的神采。

在这次阅兵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精气神”。回想一下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中国人的眼神，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的眼神，那种无奈、无助和悲情，让人心情沉重。 \

(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图为英气逼人的受阅官兵。)

再看“九·三”大阅兵中所有中国人的眼神，受阅官兵尤其是基层官兵的眼神，炯炯放光，眼神里迸射出的那种自信、自强、自尊、自豪，像一团火一样感染着每一个人。从这些高举战旗的中国军人眼里，投射出英武与神气。

科技界对光线有“波动说”和“微粒说”两种说法。观看“九·三”大阅兵后，我更愿意相信“微粒说”。因为受阅官兵通过眼神所传递的那种强大的“信息流”，直达心底、震撼人心。

创深痛剧的民族耻辱

近代以来，除却抗日战争，在中国遭遇的其他战争中，中国胜利过吗?答案是：没有。不仅没有胜利过，而且一败再败。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对抗外敌侵略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用28条军舰、1.5万人打败并迫使大清帝国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并赔款英国2100万两白银;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其中英国18000人、法国7200人)长驱直入北京，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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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英签署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这是《南京条约》签订现场的图画。)

以2.52万人的兵力长驱直入一个大国的首都杀人放火，在世界战争史上也算奇迹了;1894年甲午战争，大清国战败后被迫签订的《马关条约》，开创了近代以来中国割地赔款的空前纪录，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给日本，赔款两亿两白银。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并且上一场灾难导致下一场灾难的真实写照。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可八个国家总共派了多少兵力?日军最多，派出8000人，俄军4800人，英军3000人，美军2100人，法军800人，奥匈帝国军队58人，意大利军队53人。满打满算，以1900年8月3日由天津向北京发起攻击时计算，七国联军加起来共有官兵18811人(尚有7000名德军未赶到)，十天之内即攻陷北京。

当时，北京一带的义和团团民约有五六十万人、清军约有十五六万人，可北京仅十天就被打下来了。二战时，希特勒进攻苏联，发动《巴巴罗莎》作战计划，当时希特勒讲过一句话：苏联就是个“破草房子”，我一脚就能踹倒他。

事实证明希特勒错了，他不仅没能把苏联踹倒，反倒把自己的腿“踹断了”，最终落得个满盘皆输的下场。但中国当年却真的是个“破草房子”，谁上来踹一脚都能踹倒。残垣断壁搭起梁来支撑一会，又被人一脚踹倒;再撑起来，再被踹倒。

八国联军侵华后签订的《辛丑条约》第九款规定：“中国应允诺诸国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自此以后，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日五个国家，司令部设在天津，约定人数为8200人，其中日军为400人。

这就直接为“七七事变”埋下了祸根。辛亥革命期间，日本趁乱将“清国驻屯军”改为“中国驻屯军”，并暗中扩大编制，由400人扩编至“七七事变”时的六七千人。这就是“前一场灾难导致后一场灾难”的典型范例。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七七事变”前，日本侵略者实际上已经扼住我们的咽喉了?就是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允许日本人在华北一带驻军，从而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祸根。 \

(图为《南京条约》签字页。)

如果我们不汲取历史教训，甚至遗忘了历史，你能明了今天的中国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吗?我们又如何走向未来呢?遥想当年，两国尚未开战，日本人却已抄到了京师以南，轻易就扼住了我们的咽喉，这是多么创深痛剧的民族耻辱。然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是从这样的耻辱中走过来的。

一味妥协退让，能换来和平与尊严吗?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下决心抗战。他说：“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此话现在海峡对岸引用很多。

蒋介石下决心抗日，有基础也有矛盾。他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但屡次“剿共”却一直拿共产党人毫无办法，日本侵略者又步步紧逼，再不抗日，恐怕连“安内”的空间都没有了，这是其一。

其二，国内外的巨大压力。国内民众强烈要求抗日、共产党强烈要求抗日，英、美政府当时也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从而形成了内外施压的氛围。

第三，就是“西安事变”的直接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后，拒不承认曾面见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但据现存美国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披露，“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确与周恩来有过两次直接面谈，且是宋美龄把周恩来带来的，蒋周面谈并最终达成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国共合作协议。

当然，对于蒋介石来说，他内心也恨日本人。而且日本人对蒋介石也没有什么好感，后来日本人几次与国民党谈判，最后都要求蒋介石下台，导致谈判破裂。

所以，蒋介石抗日也是有一定基础的，一是有感情上的基础，二是有利益上的基础。在这一点上，他其实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决策处置是后悔的。

1932年6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的翁文灏向蒋介石汇报并介绍了东三省的资源储备情况，当蒋介石了解到东三省储煤占全国的60%以上、铁矿占82%等情况后，在日记里写道：“惊骇莫名!东北煤铁如此丰富，倭寇安得不欲强占?中正梦梦，今日始醒。

甚恨研究之晚，对内、对外之政策之错误也。”东三省当时说丢就丢了，可蒋介石没想到资源矿藏那么丰富，他后悔了。这也是蒋介石决心抗日的动因之一。

我们说，蒋介石抗战有感情的因素，也有利益的因素，但为何他明知要与日本作战，却迟迟不宣战，一直到1941年12月9日才对日宣战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

1941年12月8日，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国民政府才鼓足勇气对日本“正式宣战”。美国不宣战，国民政府都不敢宣战。都打成这样了，还不敢宣战，这不是值得检讨的问题吗?难道因为胜利了，就能够把这些问题一笔勾销了吗?

如果美国不对日宣战呢?如果日本没有偷袭珍珠港呢?这场由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将打到什么时候?据当时国民政府兵工署统计：各弹药库库存子弹5亿发，长江北岸有山炮、野炮炮弹12万发，克虏伯野战炮炮弹10万发，合计22万发，只够20个师3个月的

消耗量。

1937年7月31日，“庐山讲话”刚过十几天，蒋介石就邀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一帮智囊吃饭，告知他们决心抗战。席间，胡适问蒋：“能支撑多长时间?”蒋答：“可支撑6个月。”由此可见当时的形势。

所以，蒋介石迟迟不敢对日正式宣战。他是一边打一边想着和，总想着能妥协就妥协，能不打就不打。据此可以判断，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没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因此，就出现了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当时，德国不希望日本被中国战场拖住，希望与日本从东、西两面夹攻苏联。所以，陶德曼大使秉承希特勒的意志进行“调停”，在中日两国间“穿针引线”。

日本当时提出了七个条件：第一、内蒙古自治;第二、华北建立非军事区;第三、上海扩大非军事区;第四、停止抗日政策;第五、共同反共;第六、降低对日关税;第七、尊重外国主权。

最初蒋介石表示难以接受，因当时东北已经丢了，华北也已被日本占领，现在日本又提出“内蒙古自治”，胃口也实在太大了，故不能接受。但就在蒋介石向陶德曼表示不能接受日本条件的7天后，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随后直逼南京。

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其实在1937年8月7日召开的国民政府国防会议上，蒋介石就已经说过：“如果能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内的资源，日本不得有丝毫侵占的行为，这我敢做，可以以长城划分疆界。”可见，蒋介石当年就准备以长城为界与日妥协了，能不能收回东北已管不了那么多了，形势能恢复到“七七事变”前就可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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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上海沦陷。图为日军占领上海后，其骑兵在南京路上阅兵。)

1937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在武汉召开，正式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历史至此走到了极为危险的境地。如果当时中日双方真的接受陶德曼调停而停火，日本在中国战场“拔出腿来”，这架疯狂的战争机器其寿命不知道还要延续多久，战争给东亚人民带来的蹂躏与苦难也不知还要持续多久。

但此刻的日本已经利令智昏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反而是日本人“挽救”了蒋介石，不然，“民族罪人”和“头号汉奸”的帽子，他怕是想甩也不容易甩掉了。

1937年12月13日，日本攻陷南京，条件立即加码，七个条件不行了，再加四个，不仅要求经济赔偿，更提出在必要的地区设立特殊机构、伪政权，这已经是灭亡中国的条件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无法再退，对陶德曼说“绝无接受之余地”。日本就这样第一次错过了抽身中国战场的“机遇”。

紧接着，1938年5月，宇垣一成出任日本外相。此人跟蒋介石私人关系非常好。当年，蒋介石在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日本期间，宇垣一成曾给予精心照料，两人结下友谊。

蒋介石一看老朋友当外相了，觉得和谈有戏，可以再做文章。于是，日本宇垣外相的代表跟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并进行和谈。

宇垣一成在日记中记录下孔祥熙的表态，“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领事解决不了，再派公使或大使”。

这就等于间接承认了“满洲国”独立、承认内蒙古成为特殊地区。今天，有些别有用心之人煽动对这段历史了解较少的民众时说，是共产党主动放弃了外蒙古，且不说外蒙古丢失是蒋经国与斯大林签署的协议，就单看当时国民政府与宇垣一成的谈判内容，不但放弃东北，连内蒙古都要放弃，就可知谁是始作俑者。

宇垣一成的日记现在在日本已经公开了，台湾方面却有意回避、从不引用，也觉得这个事不是那么光彩。当然，最后这个事也没搞成，因为日本陆军强硬派不同意宇垣一成的意见，坚持要“蒋介石下野”，最终使交涉告吹。

孔祥熙都讲到什么地步了?孔说，让蒋委员长下野就没人跟你签署协议了，我下台行不行?我是行政院院长，第二号人物。日本人说不行，就得蒋下野。这才告吹的。当然，日本人在此又错失了第二次“机遇”。

日本人第三次错失“机遇”，是1939年3月，国民党复兴社人员与日方人员在香港秘密谈判，得到消息的共产党要求通缉主和人员，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也表示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谈判因此告吹。

日本人第四次错失“机遇”，是1940年军统局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门，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进行交涉，被日方列为“桐工作”。双方讨论的核心内容为：承认“满洲国”问题、华北驻兵问题、对汪伪政府的处理问题。蒋介石特别提出“会谈要在绝密中进行”，不能让外界任何人知道。

1940年7月22日夜，国民政府与日本双方代表在长沙正式交换备忘录。将长沙定为会谈地点，这是蒋介石选定的，当时长沙还在国民政府控制中。但日方觉得不安全，因为汪精卫也要来。板垣征四郎、汪精卫及蒋介石三方进行会谈，主要由板垣征四郎与蒋介石商谈日中停战问题，然后三方商谈汪伪政府前途问题。

后来日方提出：能不能在洞庭湖上谈。因为洞庭湖是中立地带，日方觉得安全。国民政府代表认为不行，坚持就在长沙谈。日方又提出中方应以书面形式保证板垣征四郎和汪精卫的安全，但蒋介石不愿意写，要“绝对保密”，不能把任何字据留到对方手里，双方因此来回扯皮。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在《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中记录下这样珍贵的一段，“1940年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期间，曾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中共察觉到了日中进行和平谈判的危机，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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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淞沪会战期间，德国大使陶德曼在中日两国间居中“调停”。) 今天，有些人认为“百团大战”打掉了当时的降日派、和谈派的说法不实，那你可以看看日本人的记录。“百团大战”于1940年8月发动，国民政府与日本的这个秘密协议于1940年7月23日达成，很明显，中共在整个华北地区发动的大规模作战硬是把这个会谈给搅黄了。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就是由这些隐藏在历史事件中的细节而塑造的。所以，我们研究历史决不能大而化之，一定要注重观察和研究细节，才能明白历史事物究竟是如何演变和推进的。

历史不是没有给日本人从中国战场抽身的“机遇”，但被他们一次次错过了。究其原因：一是狂妄的日本胃口过大，造成呑下的东西他们根本消化不了;二是共产党方面的坚决抗战态度。国民政府一直在与日本私下接触、和谈，一直谈到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此后美国对日宣战了，国民政府才不得不正式对日宣战。

其实，宣战之后蒋介石一直还在犹豫，因日本偷袭珍珠港得手后，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连连获胜，打得美军连菲律宾都丢了、接连后退，蒋介石就有点后悔了，觉得日军凶猛，美国人可能也顶不住。美国总统罗斯福后来担心“中国战场崩溃”，就是因为觉得蒋介石打日本总是三心二意，有点靠不住。

由此可知，抗战期间，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私下与日本的接触，并寄希望于“调停”，始终在寻找可能的妥协之道。日本一直在制造危机，利用危机向预定目标节节推进;而国民党则一直在后退，祈求通过忍让换得和平。如果日本不偷袭珍珠港，如果美国不对日宣战，

抗日战争最终将如何了结?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索!

抗战期间，为什么中国出了那么多汉奸?

这是一个我时常思考的问题：抗战期间，为什么中国出了那么多汉奸?呈现出集团性的精神沉沦趋势，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批一大片。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及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投敌，58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有的部队成建制哗变。

八年抗战中，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总数高达210万人，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国家。二战中各受害国都出现过伪军，德国进攻苏联，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乌克兰就出现了伪军;德国进攻法国，法国也出现了伪军;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阿比西尼亚也出现了伪军。

但像中国这样，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数量的，绝无仅有。为什么抗战中出现那么多伪军、汉奸?这些汉奸过去还都是社会中的精英，如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殷汝耕、梁鸿志、王揖唐、齐夑元、庞炳勋等，这些人哪一个不是国民政府的军政精英?庞炳勋刚在台儿庄作战立功，随后就降日，成为日伪第24集团军军长。

更让人厌恶的是，这些汉奸之间还斗得非常厉害。南京伪政府的汪精卫与华北伪政府的王克敏就斗得不可开交。王克敏看不起汪精卫，说：“精卫啊，怎么跟日本人打交道，你还得跟我学，那帮家伙前面说话后面就不算数，怎么跟他们打交道，你还不会。”王克敏之所以这样说，就因为他比汪精卫降日早，在汪面前摆“老资格”。

汪精卫很生气，在南京伪国会搞了一个提案把王克敏的权力尽数剥夺。会议期间王克敏打瞌睡，提案通过时糊里糊涂地跟着大家一起举手表决，后来才发现权力没有了，王克敏找周佛海发牢骚说：“我都快70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候两眼一闭，呜呼哀哉。

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他做的可是缺德事情呀!”弄得周佛海都连声叹息：“我们中国都到这个地步了，还窝里斗!”再看看汪精卫用来取代王克敏的王揖唐，此人去了一趟日本，见到了裕仁天皇，回国后写了一首七言诗：“八纮一宇浴仁风，旭日萦辉递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 这是多么肮脏、丑陋和丢脸的事!这样的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的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这难道不是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我们中国人一定不能忘记这些。

遥想当年汪精卫刺杀大清摄政王载沣时是多么英勇，被捕入狱后还曾写下豪言壮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当时审汪精卫的肃亲王善耆，看过汪精卫写的革命文章后讲了一句话：“如果我不是王公大臣，我也要变成革命者。”

善耆做摄政王载沣的工作，为了获取天下人心，特赦了汪精卫。特赦前，肃亲王善耆多次在监狱里提审汪精卫，所谓“提审”，实则是两个人之间进行辩论，但谁也没能说服谁。 想说服汪精卫为大清效力的肃亲王善耆最后讲了一句话：“你们这革命当然是有原因的，是看到清朝太坏了。假如你们革命成功，我看你们也强不过我们多少。”后来真如善耆所言，革命成功了，大清王朝崩溃了，民国建立了，问题非但没有解决，汪精卫最后还成了汉奸。 还有一个人物，梅思平，也是这样。此人是北大学生、“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火烧赵家楼”时第一个冲进去点火的人，一把火烧了北洋政府交通总长曹汝霖的房子。曹汝霖在“五四运动”中被指为卖国贼。

但后来历史是怎么演变的呢?梅思平抗战期间叛国投敌，成为汪伪政府的骨干，干过多个伪部长职位，还当过伪政府的浙江省省长。而曹汝霖于抗战期间坚决拒绝与日本合作。什么叫革命?看看这些曾经的革命党人的嬗变，就知道真正、彻底的革命究竟有多么艰难和复

杂。

今天，有人说周作人的散文太优美了，周可算是“中国散文第一人”。可如果一个人的才华与气节脱节，这种“才华”的意义何在呢?“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

周作人不走，想留在日占区是可以的，但你留下来也不能跟日本鬼子沆瀣一气啊!可是，连当时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大感意外，最初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的清高，日方当时认为周作人出任伪职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如果他坚辞不受，也并不打算勉为其难。 可连日本人也万万没有想到，这百分之一的可能性被周作人给予了百分之百的回报，最后竟出任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跟随汪精卫访问日本、伪满洲国，发表讲演和广播讲话、慰问日本伤兵。

一个学者居然干出这些事情，为什么?周作人自己解释说：不出任伪职，日本人要杀他。现在还有一些人替周作人辩白开脱，说有另外一个汉奸缪斌更坏，周作人如果不把教育总署的位置占住，让缪斌上来的话危害更大。受此种谬论毒害，能不得精神和气节方面的“佝偻病”吗?

评价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只论其才华，不论其情怀、人格与气节，不论其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的休戚关联，这样的知识分子能作为业界楷模、道德榜样、社会良心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周作人说过：“就是死了再多的文天祥又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但面对外敌入侵，知识分子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去做侵略者的帮凶吗?!

还有就是“家天下”的封建专制政权始终脱离民众，从而导致民众对政府产生敌对情绪和“看客心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地民众在远处观战，英军登陆后民众主动向其出售蔬菜、牲畜、粮食。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民众也加入哄抢园内财物行列。 1900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18811个侵略者在十天之内就攻陷北京，为什么?从八国联军当年留下的一些历史资料照片中，我们可窥知一二。许多中国人帮助侵略者推小车、输送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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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八国联军沿广渠门下水道攻入北京城，中国民众袖手观看，无动于衷。) 联军攻到北京城下，北京墙高池深，居然有北京市民密告联军，京城广渠门下水道没有设防。八国联军后来从广渠门下水道顺着土坡攻上来，许多中国民众就一直袖手而立，表情麻木地观看。

或许他们想，八国联军在跟皇帝打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联军入侵北京后杀人，一些中国人反成为侵略者的帮凶，中国人捆中国人，中国人杀中国人。

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孙中山感慨：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屡屡被强敌觊觎、轻视、侵略的重要原因

不能忘却之一：为什么卢沟桥竟然成为中日战争爆发地点？

在中国，人人皆知卢沟桥是爆发抗日战争的地点。年年月月，参观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的人络绎不绝。如果有一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突然发问：战争怎么会在这儿爆发呢？这儿是中国和日本的分界线吗？

我们这些懂事的大人，该如何回答？

孩子问得对。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是在北京西南。虽然完全不是中日两国的分界线，但战争又确实在这里爆发。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鬼子已经抄到了京师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至于1937年7月7日侵略者用多少兵力挑起卢沟桥事变，别说不懂事的孩子、连懂事的大人也很少知道了：华北地区全部日军最高统计数字只有8400人。同一地区的中国军队有多少呢？仅宋哲元29军就不下10万。战争爆发之前，敌人不但已经如此深入了你的领土，还以如此少的兵力向你挑战、一个月时间令华北沦陷，查遍世界战争史，有没有这样的先例？

无独有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同样如此。当时东北地区日军1万余人，张学良的东北军人数达19万。19万人也未阻止侵略军事变第二天就占领沈阳，一星期控制辽宁，三个月占领整个东北。

从七·七事变算起，时间过去了78年。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则已经过去了84年。一个中国人，如果仅仅会唱《大刀进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无法明白那段历史。我们必须直面那些令人不情愿直面的事实。必须探究，我们是怎样落到了这样的地步，才终于“忍无可忍”的。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大英帝国凭借28艘军舰、15,000军队迫使大清王朝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款2100万两白银。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长驱直入中国首都杀人放火，将圆明园付之一炬。

1894年甲午战争，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开辟空前的割地赔款。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国家虽然不少，拼凑的兵力却不足两万，10天令北京陷落，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亿5千万两白银。

一个被西方描述为GDP占世界三分之一的东方大国，面对坚船利炮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为什么会这样？

发动“七·七事变”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是八国联军侵华后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奥、法、意、荷、比、西十一国代表在北京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九款规定: “中国应允诺诸国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道无断绝之虞。”从此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日五个国家，司令部都设在天津。最初约定驻军人数为8200人，日军400人。后来利用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动荡，日本明里将“清国驻屯军”改称“中国驻屯军”，暗中则扩大编制，一步步将驻屯军由数百人扩大到数千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国家本应拒对手于千里之外的核心区域，战争发生以前竟然人家已经久据于此，形成“卧榻之上他人可以酣睡”、“卧榻之上他人长期酣睡”的局面，这是多么创深痛巨的民族耻辱。

中国近代历史，往往是先一场悲剧衍生后一场悲剧，前一场灾难导致下一场灾难。正因为面对侵略一败再败，才签下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正因为这些丧权辱国的条款，才酿成七·七事变前略者已经挺进到眼皮底下的局面。一个中国人，如果不了解当年中国政治有多么腐朽、中国军事有多么衰弱，就不会明白腐朽与衰弱要带来多么巨大且深重的灾难。

不能忘却之二：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

从1937年7月的“七·七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我们常说的8年抗战。从1931年9月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则是更加真实的14年抗战。但是从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到日本无条件投降，却只有短短的3年零8个月时间。

这是怎么回事？七·七事变之后10天，即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讲话“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态度不可谓不坚决。为什么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日本大规模入侵已经发生了10年零3个月，从1937年

七·七事变算起、中国全面抗战已经开展了4年零5个月，国民政府才终于正式对日宣战？

无须讳言，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参战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于是才终于有了12月9日的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

如今天很多国人未想过为什么卢沟桥是战争爆发地一样，很多国人也不知道迟至1941年12月9日中国才对日本正式宣战。卢沟桥作为战争爆发地是耻辱，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敢正式宣战就不是耻辱了么？美国一旦被偷袭，第二天就宣战，最后一定要把偷袭者打到Unconditional Surrender（无条件投降）方才罢手；我们早已不是被“偷袭”而是侵略者早已明火执仗了、在南京屠城了、大半个中国被侵占了，竟然还未向对方“正式宣战”，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一边盘算着退路。

首先出现的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只因侵略者攻陷南京条件大大加码，“陶德曼调停”才宣告中止。

接着又出现了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宇垣一成在日记中记录了孔祥熙的表态：“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例如首先设置领事，凡属经济问题由领事间解决”；“领事解决不了，接下来再派公使或大使”。后因日本陆军强硬派要“蒋介石下野”，交涉才告吹。1939年3月又有国民党复兴社人员与日本方面在香港悄悄谈判，得到消息的中国共产党方面要求“通缉主和人员”，桂系也表示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谈判才夭折。1940年军统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门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交涉，甚至一度拟定蒋、汪、日三方长沙会谈，被日方列为“桐工作”，称“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

当然应该理解当时中国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困难局面。也不能说与对方接触不包含权益之计而都是出卖与叛变。毕竟国民政府苦撑到了最后日本投降。毕竟抗日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文稿6次提到“弱国”。当时所说的“弱”，是指国力弱，军力弱、装备弱，训练弱。至于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斗志弱，则未曾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愿承认。8年抗战也好，14年抗战也好，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虽然有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1931年6月“中村事件”、7月“万宝山事件”、9月“九·一八事变”、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1935年5月“张北事件”、1937年7月“七·七事变”，但没有一个事变使国民政府痛下决心与侵略者彻底决裂、撕破脸皮正式宣战，始终没有放弃私下接触与调停，始终在寻找可能的妥协之道。再也没有人比中国人更想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退人之兵的了。直到美国对日宣战，才看到有胜利希望，最终鼓足勇气“对日正式宣战”。如果日本不偷袭珍珠港，如果美国不对日宣战，中日之间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又该怎样了结？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警告美国人时讲过一段话：“我们决不能扮演中国的角色，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它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真实历史。真实历史之所以提供启示，就因为它是扎人的荆棘，不是妩媚的花环。

不能忘却之三：为什么抗战中出现集团性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以下20多位中央委员、58位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整个八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

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难道不是在显露一个国家和民族集团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沉沦。

伪政权内部矛盾丛生。而汪精卫与王克敏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卫面前摆老资格，不把汪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将王克敏管辖的华北地区实权悉数收回，用另一个大汉奸王揖唐去取代，弄得王克敏在周佛海面前大倒苦水：“我都快70岁的人了，快要入土了，管他什么汉奸不汉奸，反正当不了几年，到时候两眼一闭，呜呼哀哉。你看汪先生，自己下水也就罢了，何必把一些年轻人也拖下水，跟着他当汉奸挨骂呢，他做的可是缺德事情呀！”这种局面让大汉奸周佛海也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这样一批人，把中国政治演绎到如此龌龊和猥琐地步，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抗战期间中国出汉奸很多，为什么？

一是弥漫于统治阶层的失败主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说：“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抵偿”。他问冯玉祥：大家都说抗战到底，“底”在何处？冯玉祥回答“日本投降”。汪精卫后来嘲弄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与无知。”像汪精卫这样无心抗日、谋求妥协的当时大有人在。

二是弥漫于社会中的妄自菲薄，精神上跪倒在别人面前。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就说过：中国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没有一种能和日本比拟，战必败。看自己一切都不好，看别人一切都好的心态，当时十分普遍。七·七事变后胡适向蒋介石推荐高宗武“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这个后来出任汪伪政权“外交部长”高宗武所谓“见识”，就是毫不隐晦地认为：只要中日开战，打不了三个月中国就垮。胡适本人就深为此观点所动。

三是自由主义思想侵蚀，只知个人，不知民族。例如周作人，面对日本侵略，很多知识分子在《救国宣言》上签名，周作人不签。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不走。连劝诱周作人出任伪职的日本人都感到意外，原以为他不会放弃文人清高，出任伪职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一，未料想他不但接过汪伪政权北大图书馆长聘书，后来竟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说过“就是死了许多文天祥也何补于事呢，我不希望中国再出文天祥”；但不做文天祥就可以做侵略者的陪衬和帮凶么？就可以不要民族气节么？

四是长期封建社会影响，只知小家，不知国家。清末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严复说：“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顾其所利害者,亦利害于一家而已，未尝为天下计也。”这段话极其深刻。以血缘和姓氏为核心的封建王朝从来是“家天下”，统治者只对家族、姓氏负责，不对国家、民族负责，全社会没有“天下为公”的理念和实践，怎么可能要求民众与你“万众一心”。

不能忘却之四：为什么日本侵略者以为短时间可灭亡中国？

以上几条，可以明白为什么日本轻视中国了。长期以来有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说法。准确的说，只有日军参谋本部《在华北使用武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中出现类似描述：两个月解决驻扎北平一带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三个月击败国民党中央军。当然根据他们的逻辑，击败国民党中央军，就相当于征服中国了。

侵略者轻看中国，源于中国统治者阶层抵抗意志薄弱。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清政府为息事宁人，付50万两白银让日本退兵，默认琉球人是日本属民。当时英国人李欧尔卡克就说：“台湾事件是中国向全世界登出广告——这里有一个愿意付款但是不愿意战争的富有的帝国”。1875年日舰闯入汉江河口，朝鲜还击，日本派人来华试探态度。总理外交事务大臣奕訢告之：“朝鲜虽属中国藩属，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自行专立，中国从不与闻”；不但将自己藩属国出卖，更为后来甲午战争全面爆发埋下伏笔。

侵略者轻看中国，还源于两国工业能力的差距。到1937年全面侵华前，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600架，中国一架也产不了；日本年产坦克200辆，中国一辆造不出来。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火炮口径和装甲厚度优于日本联合舰队，却在很短时间内全军覆灭。1937年中国与日本的国力差距比甲午战争年代更为巨大了。

侵略者轻看中国，更是看透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日本甲级战犯、“九·一八事变”元凶坂垣征四郎说过一番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这个“中国通”的这番话，真正戳到了我们痛处。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另一个元凶石原莞尔，在中国搞化装侦察，穿着破烂扮作苦力，几次被当地警察扒光搜身，抄走最后一个铜板。石原从切身体验中得出结论：中国官府对民众苛刻，一旦有事，民众不会站到官府一边共同担当。此人一到东北就口出狂言：“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另一个也是“中国通”的侵华元凶冈村宁次，1932年“1·28事变”后描述自己赴上海参战的心情“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子飞到淞沪战场”，周围则是“怀着必胜的自信心，抢着同中国军作战的陆军兵将”。

这些人就是以这种心理状态，在中国大地上烧杀抢掠的。他们看透了中国国家内耗、政府腐朽、社会涣散带来的软弱，看透了民众与政府的游离与对立，看透了他们的对手不过是几个孤家寡人的首领率领一伙四分五裂的族群。“落后要挨打”在中国更多表现为“软弱挨打”、“内耗挨打”、“腐朽挨打”、“涣散挨打”。就如田汉、聂耳1935年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经唱出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不能忘却之五：为什么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短时间灭亡中国，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对身边亲信透露“可支持六个月”，也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掌握的有限资源。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军队在华北战场几乎一溃千里，华东和华中战场虽然进行了顽强抵抗，也未挡住日军进攻。事实很明显：仅仅靠正面战场和正规军队，中国的抗日战争很难取胜。

真正发现全新取胜资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说得非常有力，被广泛引用。还有一句说得更好，但却很少被引用了：“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触到了中国至弱的根源。

由于长期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封闭和愚昧，加上近代以来殖民地半殖民地处境的摧残和窒息，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品格几乎丢失殆尽，一般中国人尤其是农业人口，在侵略、压迫和摧残面前表现麻木、散漫、冷漠甚至无为的绝望。鲁迅的《阿Q正传》就是对这一精神状态的传神描述。近代以来,不少仁人志士由于未能认识到普通民众中蕴藏的伟力，不把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唤醒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重点。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再到孙中山组织的一次又一次会党起义，基本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改造，民众只是改造的对象而不是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导致变革与革命一再失败。

是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民众空前地动员与组织起来。

抗日战争中的民众动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经历过民众动员。日本侵略者发动的战

争使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大大超越中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为动员各阶层民众开辟了全新的广阔空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一个家庭中父亲是农救会员，大儿子是工救会员，媳妇是妇救会员，小儿子是青救会员，孙子是儿童团员，各自分工合作，为抗日救亡努力。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儿童，都积极投身到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体系中来。这是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景象，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是血肉筑起的钢铁长城，由千千万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结成的铜墙铁壁。

其实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和巨大潜能就像熔岩和地火一样，被长期压藏在普通民众心底。共产党组织、动员民众的核心与关键，不是创造一种全新的理念，而是激发民众心中潜在的火种。那里有一种不须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麻木千年、沉睡千年也会被触发和唤醒。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正是那些洋洋自得、以为短时期就可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者巨大悲剧所在：原来以为对手只是中国执政当局及其掌握的武装力量，现在发现还必须面对觉悟的、有组织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曾在中国尝尽甜头的侵略者跌入它们最大的战略失算：完全没有想到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新力量。由中国共产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一座永远无法逾越的高山。

不能忘却之六：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回答“蒋廷黻之问”？

纪念抗日战争从来不乏争论与设问：谁领导了这场战争？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哪个作用大？国共双方都打了多少战役？各自歼灭多少对手？„„仅仅把抗日战争看作是一场军事冲突，似打扫战场清点缴获物那样讨论：你的多？还是我的多？

这些问题争多少年，也没有一个能超过“蒋廷黻之问”。

1938年抗日战争最艰苦阶段，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发出设问：“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历史把它留给了中国共产党人。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广泛的组织和深入的动员，使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贫苦大众第一次认识了自己，认识了抗战，认识了中国，认识了世界，也认识了几千年不曾认识的自己拥有的力量。这一成果极大地推动了民众从传统的家庭观念、家族观念向民族意识、国家意识迈进，从而积极、主动地投身到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中华民族第一次形成全民共识：为了生存、发展、繁荣、昌盛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必须在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肌体上，构建自己的新型民族国家。

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是这一艰难探索的起始。30余年实践证明，它不稳定、不持续、不繁荣，最终既无法完成救亡，也无法完成复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能够稳定、持续、繁荣、既能完成民族救亡、又能完成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政权和国家体制。

现代国家学说奠基者霍布斯说：“人人难以自我保存时，人们便自觉自愿放弃权利开始缔约，指定一人或多人组成集体，来代表他们的人格，将自己的意志服从于集体意志，将自己的判断服从于集体判断，在此基础之上实现联合，这就是国家。”

历史证明：只有新中国，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集体意志和集体判断。

1949年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人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献上的一份大礼。新中国不但从根源上消除了封建半封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痕迹，而且从根源上清除了“一盘散沙”的涣散状态，中国人民被前所未有的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持续、稳定、繁荣、昌盛，能够完成民族救亡与民族复兴双重历史使命的现代民族国家。全民抗战中的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培育新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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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篮。新中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稳定的、繁荣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今天回顾可以清晰看到，没有民族危亡中实现的民族觉醒，没有全民抗战中结成的民众组织，没有反抗侵略中锤炼的战斗队伍，这一胜利肯定不会这样快的到来。

美国人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在《世界政治》一书中说：“历史上，大多数国家都是在战争的经历中形成的。”中国同样概莫能外。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同样讲得很好，正是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抗战胜利，使中国开始进入世界大国之列。

中国人民在抵抗外来侵略中表现的深刻的民族觉醒、空前的民族团结、英勇的民族抗争、坚强的民族组织，成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也成为今天和今后继续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性支撑。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这句话说出了一百多年来所有中国人的心声。

国家主席习近平2014年3月在巴黎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大会上也讲了一句话： “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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