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的人本情怀

　　“人本主义”发端于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的箴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其思想菁华和终极意义在于以人为本，以纯真的爱和天赋的善追求最大福祉。陶渊明的辞赋名篇《归去来兮辞》，就是一篇以率性的爱和天赋的善去彰显本我的处世宣言。欧阳修对这篇文章推崇备至，尝言：“两晋无文章，幸独有《归去来兮辞》一篇耳。”陶渊明曾把自己的理想根植于所处的那个时代，但后来又鄙弃其“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社会风气，最后，归隐于淳朴的田园风光和诗书琴酒的自我天地中。综观其一生，陶渊明总是活在当下，活在自我中，闲云野鹤地由性而为，展示了他崇尚真我、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　　《归去来兮辞》的人本情怀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陶渊明在社会、家庭中，立功业济苍生、负责任敢担当的世俗人本情怀；二、在归隐田园上，亲友、邻人对陶渊明无意或有意的人身关怀而形成的客体人本情怀；三、身处自然，物我独立又相互交融，从而形成天人合一的自然人本情怀。下面从这三个层面来具体解读。　　（一）　　陶渊明处在儒家与道家思想并行的玄学繁盛时代，受儒家思想的渐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一时深入其心。同时，陶渊明的先祖曾建功立业，其曾祖陶侃是东晋名将，祖父陶茂官至太守，父亲也曾出仕，所有这些，在陶渊明稚小的心里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他说：“悠悠我祖，爱自陶唐。……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命子》）在社会风尚和家族渊源的双重推动下，少年陶渊明有了“学而优则仕”的率真冲动，要一展抱负济苍生。在《杂诗》中他说道：“以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翻思远翥。”他不仅想要“猛志逸四海”，而且希望自己“远翥高飞”，从中，我们不难体味到他拒逸豫、立功业的雄伟抱负。这时的陶渊明，强化了自我主观能动性，把潜意识中兼济天下的本色情怀展现得淋漓尽致。“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此次出仕，虽有家贫的诱因、亲友的劝勉，但何尝又不是社会影响施于其身所致，“脱然有怀”说明无人催逼，这完全是他内心意愿的流露，谁说这不是本我的展示。　　无论是为了理想，还是为了脱贫，陶渊明宣告出仕了。可残酷的现实却容不下浪漫的理想，容不下“质性自然”的诗人，仕途有时是与阴暗和龌龊相生相伴的，要么同流合污，龙飞九天；要么恬淡无欲，独善其身。陶渊明做彭泽令前，四次出仕，四次辞官，个中情由，除了找不到一个“大济苍生”的施展抱负的舞台，主要是在官场上，他“举世皆浊我独清”的本我性格，显得那样孤独无助。但陶渊明不是一个死守儒家教义的人，他注重的是儒家思想对自身修为的提升。他说：“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既然世俗与我互相违悖，我再驾车出游又能追求什么呢？他的人格和尊严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考验，归去已是必然。最后一次出仕，却是因为“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小孩满屋，食不果腹，陶渊明受到了世俗生活的严峻考问。衣食住行是人类生活最原始的动因，为了家族的生存、繁衍，陶渊明只能暂时隐忍而“投耒去学仕”，于田园虽有不舍，却毅然赴任，其对家庭的责任感，敢于担当的男儿本色依然让人肃然起敬。　　于社会，于家庭，陶渊明作为官吏，作为家长，都是发自内心的担当。立功业济苍生的理想，家庭的责任，使其角色变换，但没有谁可以操控他，都是他内心真性情的流露。他集两重角色于一身，抒写了一个率真的世俗本我人生。　　（二）　　古代隐士是陶渊明的心灵慰藉，是他淡泊人生的指引，为他潇洒地跳出官场的牵绊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陶渊明一身轻松，两袖清风地回家了，可是，放弃功名利禄的实惠，舍去光宗耀祖的荣誉，毕竟不能视同等闲，世俗红尘中的亲友、邻居会尊重理解陶渊明的取舍吗？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年已不惑的陶公如童稚般跃然而至，游子思归的情怀，拳拳可见！了无牵绊的诗人回来了，率真由性的生活大幕也即时开启。“僮仆欢迎，稚子候门。”这里是主仆别后相聚的欣喜，是父子重享天伦的欢愉！陶渊明共有五子，此时年幼，尚不明了父亲辞官归隐后，会给他们造成何种成长的困惑，随着陶渊明的归隐，他们从肉体到灵魂也就属于了乡村，他们和农家子弟说着同样的语言，关注着同样的问题，这种与农家子弟毫无异致的生存方式大大收缩了他们的视界，制约了他们精神的成长，注定了他们成为农夫的命运，但翻遍史料，却找不到一点他们抱怨不满的文字记载，足以明证在血脉亲情前，世俗名利于他们已如同浮云，这是他们对陶渊明人生价值观的惯性认同。“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松菊依然如昨，淳香的美酒已经溢满了酒杯，往事不堪回首，如今则是何等洒脱雅致，陶渊明能有如今之闲适，除了自己的执着追求，也得益于他有一个贤慧的妻子。他的妻子翟氏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女人，萧统《陶渊明传》有“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的话；李延寿《南史·隐逸传》亦有“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等语。陶渊明的妻子是通情达理的，对丈夫的辞官也是支持的。即使在陶渊明的晚年，在“旧谷既没，新谷未登”之际饿得去讨饭，他的妻子也没和他红过脸——“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只是向丈夫抹了一把眼泪，绝不会像嫦娥那样扔下后羿去奔月，也不会像苏格拉底的悍妻那样经常给丈夫难堪，更没有逼其再出仕。陶渊明虽有“室无莱妇”之叹，是因为希望妻子能像老莱子的妻子那样对自己的弃官归隐表示充分理解，可是，如果连哭诉也不许，这未免有些苛求，反而可以说明，他的妻子翟氏是一个对陶渊明充满了人性关怀的好女人。　　陶渊明隐居乡野，邻居虽无求仲、羊仲那样的高士，但以人为核心的古老淳厚的民风，使之陶醉，这种美丽真挚的人世情感让我们驻足留连依依难舍。“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农人们把春天到来的消息告诉了我，将要到西边的田地去耕耘播种，没有嘲讽和捉弄，只有农事上的真挚关怀。陶渊明的诗文中，这种真挚的乡野人本情怀随处可见，有朴实的农民共话桑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有比邻的相与宴饮：“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如此种种，如沐春风，如饮甘醇。　　家人在日常的琐碎中给予陶渊明祸福与共的关怀，邻人在淳朴的民风中给了陶渊明真挚善良的关怀，他们以包容的心态尊重陶渊明的人生价值取向，接纳了遍体鳞伤的游子，撑起了他归隐的天空，圆润了他浪漫的田园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