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眉与低眉

　　 　　赵无眠 本名徐晓鹤，出生于湖南长沙，做过知青、民工、工人、编辑、专业作家。文革后开始发表作品，上世纪80年代活跃于国内文坛，1991年移居美国，为自由撰稿人。1993年获第六届梁实秋文学奖散文一等奖。曾出版小说集、诗集、散文集、史论十余部。散文代表作有《假如阿Ｑ还活着》、《南人北人》、《无耻的好人》、《话说屁股》、《谁是兽王》等。 　　 　　又到了三月。因与朋友聊起文章上的一些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 　　那是许多许多年前，三月的最后一天下午，一位青年作家，带着他刚满一岁的儿子去拜访鲁迅。鲁迅关心青年，又特别喜欢小孩，又圆又大的眼睛，胖胖乎乎的身材，虽然忙，还是兴致很高地接待了他们，并应请题赠小诗一首： 　　 　　蓦地飞仙降碧空，云车双辆挈灵童。 　　可怜蓬子非天子，逃来逃去吸北风。 　　 　　对现代文学史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位青年作家，就是诗中提到的（姚）蓬子，中共党员，时年26岁。他的儿子，即鲁迅夸奖的“灵童”，日后名震中国政坛，以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文革序幕的姚文元。 　　姚文元是一位才子。天资聪颖，当左翼作家、书店老板的父亲言传身教，从小与大量文化人打交道，最值得称道的当然是一岁时就被带到文学大师家“摸顶”，小小年纪便展露才华。他考入上海第一流的中学，加入中共地下党，爱好文学，十几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二十四岁因批判胡风一鸣惊人，成为青年理论家，开始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整版刊登大块文章。不久，受到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的注意。二十七岁，已出版了四本书。1962年春天，也就是他父亲带他去拜访鲁迅刚好三十年之后，他当上了解放日报社的编委。 　　许多人以为，姚文元从小便是个恶棍无赖，不学无术。才不是那么回事。他无疑是很聪明的，要不怎么被鲁迅称作“灵童”？翻遍《鲁迅全集》，一岁就当灵童的孩子，也就一个姚文元了。鲁迅可不是那种见了人家孩子就乱夸的俗人，君不见他还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讽刺这种人。姚好学不倦，不修边幅，一心只会看书、写稿。我有一位朋友，小时住张春桥、姚文元一栋楼（解放日报编委楼），说张、姚二人的个人生活都是非常严谨、朴素的。姚文元早上上班，与同事在小摊上吃油条，还自带一小纸包糖，这样买豆浆可以省下三分钱。 　　人是很复杂的。一个生活中的正人君子，一个才学超群的文章高手，完全有可能成为祸国殃民的大浑蛋。姚文元就是典型一例。可惜，鲁迅没有看到灵童长大成人的这一天。 　　鲁迅当然无须对后来的姚文元负责。“灵童”的称号保不了他，正像翻出张春桥当年的“狄克案”一样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虽然一度以此来说明“很多问题”。人们发现，用“鲁迅”来批判四人帮，结果自己就走进四人帮构制的怪圈。 　　我绝不认为，鲁迅应该对文革负责，但鲁迅和文革文化的关联足以引起我们沉思。深刻与浅薄，沉郁与喧嚣，超凡与庸俗，精绝与垃圾，竟能够如此和谐、相通！我完全理解现在一些作家、思想者对鲁迅的反思甚至否定。他的偏激，他“一个也不宽恕”，他太尖酸刻薄，他强调文学的阶级性，他对苏联社会的推崇和期盼，他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得诘屈聱牙，他批判过的作家在文革中惨遭迫害，他无情嘲讽和痛斥过的那些对手中有许多成就卓然的文化大师如胡适、梁实秋、林语堂……尽管如此，我仍然推崇鲁迅，从做人到为文。刚才讲过，人是很复杂的。而鲁迅尤其复杂。我们可以不学他的偏激，主张一点费厄泼赖，不再相信绝对正确的神话。但如果彻底没有了鲁迅，我们的社会、文化将过于苍白。 　　这样就有一个问题。学习鲁迅，怎样不变成姚文元？特别是那些搞批评的文化人？ 　　我们看看，“鲁迅”和“姚文元”有些什么区别。 　　首先，鲁迅是一个文化的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鲁迅的小说是非常棒的，一篇《阿Ｑ正传》，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亦算精品。他还写诗和散文，尤以散文为佳。他后期大量的杂文，文学价值也相当高，见解之独到，语言之精练，比喻之绝妙，往往令人不忍释卷。在文艺研究、史论方面，亦有值得称道的贡献。姚文元则首先是一个破坏者。他从事文学创作，基本上是失败的。搞批评之前，写过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投到出版社至今无有消息。他的杂文也无甚特色，平平板板，在文学上没有什么贡献。虽然大量见诸于报纸杂志，乃至头版头条，也能结集出版，但永远不会在任何一本文学性的优秀作品选集中发现它。 　　所以我主张，凡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不妨老老实实好好地写一些作品，光在自办的校园刊物上过过瘾是远远不够的。当然，要是你并不喜欢创作，只喜欢批评，那另当别论。但如果喜欢创作，最好是先写出来，我指的是写出些名堂来，哪怕是小小的名堂。体会一下创作的艰辛与喜悦，熟悉一点行规和门道。否则容易出现姚文元心态，自己创作不行，又老恋着这档子事，对行的人难免横挑鼻子竖挑眼。看着人家的成就“技痒难熬”是好的，别成天只挖空心思捉摸着往别人身上泼脏水──你王小波的小说写得好么？我看就不怎么的，你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才回国的──这就是典型的文化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嫉贤妒能而不是与人为善的心态，典型的张春桥、姚文元式的“文学批评”（如对待《八月的乡村》）。试想，鲁迅会干这种没头脸的事吗？纯粹从事批评，也可以成为文化的建设者，甚至一代宗师。但那种学棍式的敲打，恶少式的纠缠，市井式的谩骂，我们总还是能分辨得出的。 　　其次，鲁迅骂人讲规矩，一般是批判某种社会现象，或讽刺当局、权贵，很少看见他主动攻击具体的某个人，尤其同行。他的投枪、匕首基本是还手、回击性质的。不象姚文元，常常主动攻击他人，被攻击者又大都是政治上的弱势群体或个人。所以他居高临下，指名道姓，毫无顾及。鲁迅虽然“一个都不宽恕”，但一旦发现被他骂错，立即道歉。姚文元则绝不认错，总是有理，永远有理（上了法庭除外）。鲁迅不忌讳解剖自己；姚文元只会解剖别人，把人家切得支离破碎，以便断章取义。鲁迅含蓄，点到即止，妙语妙喻，棉里藏针；姚文元轻薄直露，把人批得滔滔不绝，登在报上跟社论似的，大量制造语言垃圾。 　　再次，鲁迅绝不会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被他批过的人在文革中的厄运，实为他始料未及。在他生前，没有一个人因他的痛斥而遭遇政治迫害。倒是他自己被对手迫害，在北京丢了饭碗。姚文元则老是从政治上整人，凡事都要上纲上线，打棍子，扣帽子。你在那里探讨历史问题，他偏要扯到政治上去，说你为什么什么“翻案”，要害就是“翻案”。他给你扣的帽子一定都极为可怕：汉奸、走狗、反动、造谣、骗子、叛徒、民族的罪人、反党反政府、卖国贼、洋奴哲学、投降派、伪科学……他罗织罪名，牵强附会，无限夸张，恨不得一棍子把你打死，不知他对别人哪来的那么大仇。 　　鲁迅和姚文元都有正义感。鲁迅的正义感是个人的，自我的，独立人格的。姚文元的正义感则来自于某种强大的势力和意识形态，读他的文章，你总可以感受到他身后的东西：主义，科学，旗帜，国家，民族，人民……他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以马克思主义的嫡传弟子自居；若讨论历史，一定自命为爱国主义，满嘴的民族大义，不象鲁迅那样实事求是地将元朝归为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政权；若讨论科学，一定又以最正确的“科学主义者”、“达尔文主义者”自居，不由别人分说，拉虎皮作大旗。虎皮令人胆寒，一旦他先拥有，你便是它们的对立面，只有死路一条。姚文元要没有这些东西支撑，立刻硬不起来了。法庭上的姚文元为什么变得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因为他发现身后的人民、民族、主义……都跑到前面去了。 　　鲁迅富于幽默，也富于人情味。“怜子如何不丈夫”，正因为怜子，才把跟儿子年纪差不多的姚文元当灵童一并怜了进去。他还不乏自嘲，《伪自由书》呀，《且介亭集》呀，笔名“隋洛文”（堕落文人）呀，毫不介意拿对手的嘲讽开自己的玩笑。姚文元绝无幽默感，更谈不上自嘲。你幽默两句，他是怎么也看不懂的，他甚至会把别人的反讽一本正经当反面材料来批判。无幽默感使他缺乏人情味，终至于丧失起码的同情心，以把别人批倒批臭作为生活的最高准则。 　　鲁迅是一位独立作家，也就是所谓“自由知识份子”，不屈从或趋附于强权，不迎合任何政治机构与势力，即使跟他关系友好的共产党，他也坚持己见绝不苟且，不惜与领导左联的党员作家们公开论争，甚至翻脸。姚文元则自觉充当强权的代言人，暴政的辩护士，御用的刀笔吏，权贵的马前卒。此人极会摸风，“上面”有何意图，他必然早有所察，积极配合，提前大造舆论。还要装出一副纯学术讨论的样子，扮成一个科学权威、主义阐释者，让不知底细的人蒙在鼓里，以为他真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在他的批判文章背后，隐藏的总是一场血腥、恐怖和暴力，充满着迟早要把你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的威吓与自信。“鲁迅”与“姚文元”的区别还有许多，而这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条。 　　正是这些区别，鲁迅做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第一人，而姚文元则位列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文痞。 　　姚文元这种人，如果是在晚明，说不定就是投效阉党锦衣卫而为士子所不齿的阮大铖；如果放在汉朝，一定是帮朝廷迫害正直史学家司马迁的酷吏；设若一不留神让他到了今天的美国，大概也免不了故伎重演，放出“舆论总管”的手段，乱扣连国内都罕见或弃之不用的罪名，横行网坛，令世人避之犹恐不及。 　　“灵童”是可爱的，完全可能成为未来的鲁迅、达尔文、袁崇焕，结果却成了姚文元。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教训呢？“画虎不成反类犬”，学习鲁迅没错，千万不要学成了一个姚文元。鲁迅不常有，而姚文元老是不绝于世，这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