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怯懦

作者：Chris Walsh

2014-10-19

克里斯·瓦尔什（Chris Walsh）在研究怯懦的特性时，发现有学问也能成为一件可怕的事情。

“你害怕把书写完吗？”我的同事总喜欢用这个问题刺痛他的同行。这个问题对我打击很大，因为我确实害怕把书写完——更准确地说，由于太过害怕，所以没能去做本应该做的事情。这其实是怯懦。

对，我害怕把事情做完。自从20年前我开始研究这个话题，我就一直害怕把事情做完。我的确完成过一篇学位论文，它像所有学位论文一样，视野狭窄而集中，结构生硬而死板——“用智力绣花”，正如一位嬉皮笑脸的小说家朋友所言：一堆在美国小说中被形容为“怯懦化身”（“craven images”）的三十页读物。我提交论文之后，就立刻和它撇清关系，逃得远远的。

但逃避了五年之后，我发现怯懦不会离我而去。我从“9·11”后十年里反复报道的新闻中意识到这一点，然后我重新开始工作，力图让自己的视野超越美国的环境，撰写一些比我的学位论文领域更广阔，结构更灵活，而且，我不知道，更有看头的作品吧。奇迹的是，我得到了一份截止到2009年1月的预签合同——由于我害怕把事情做完，我已错过四年了。

我的一些担心是很典型的：担心外界评论家讨厌我的稿子，担心我的方法有缺陷，担心某些理论家表明我的设想只是空中楼阁，担心我的整个事业都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就好像世上的书还不够多似的！

我还担心这个话题就不该被探讨。即便是但丁笔下的维吉尔，地狱之旅的引导者，也不愿讨论那一入地狱之门便遇到的无数懦夫，那些生前没有恶名亦无荣耀的可怜虫，还有那些既不站在上帝一边、也不支持撒旦的“卑劣天使”。他们有时被称为中立者或机会主义者，以最基本的形式犯下了懦弱的原罪。他们由于不敢承担，不敢行动，在生活中充当看客，死后便无处可去。天堂不会容许这些阴影玷污它的美好，地狱也不准这些罪人享有进入的权利。于是他们就在那里，无法跨过冥河，只得在地狱外围徘徊。“我们就不谈他们了，”维吉尔对但丁说。

这个指示回荡了几个世纪。没有专门研究“怯懦”的书，因而这个领域留下了大片等待被填补的空白。可以说，在我充满希望的那个年岁，我的打算正是填补这片空白。但这片空白同样会让人想起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的讽刺小说《幸运的吉姆》（Lucky Jim）中的一个片段：主人公阅读自己撰写的关于“1450年到1485年间西欧造船技术的发展产生的经济影响”的文章时，刚读个开头，他就开始惴惴不安：“为自己这个冷门的话题感到担忧……”有时候，似乎学术就是专门探讨那些冷门话题的。我这个话题算不算冷门？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怯懦”挺有意思的，那为什么它总是得不到关注呢。

我同样担心，以怯懦为题进行写作，会不会有点多余或者弄巧成拙，甚至有些自我嘲弄的感觉。写作本身就具有逃避的意味——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逃避。作家常用的修辞方法“比喻”（Trope）一词来源于希腊语，而在希腊语中这个词还有“逃走”的意思。胆怯在学者身上可能体现得尤为突出。就像彼得·埃尔伯（Peter Elbow）在“当作家还是当学者：目标之争”一文中提出的，作家会对读者呼喊道，“听我说，我有些话要告诉你！”而学者则会缺乏底气地询问，“这样行吗？”戴眼镜的教授会引用伟大思想家的言论，在行文中铺满“可能性”和“我建议”，并于书末垫上一堆脚注，以免招架不住猛烈的批评：他可真是树立了一个典型的懦夫形象啊。

当我把自己研究的话题告诉别人，而对方却问我是否替军方服务时，我的担忧就更强烈了。这事经常发生——提醒我们战争领域是怯懦最初的家园。但我感觉这种提问背后还有一种指责的含义。如果我是为军方服务的，那么似乎我就有权进行这项研究；而如果我没有替军方服务，那就不用当真了。我的感受，就如同但丁被维吉尔劝说踏上精神之旅一样。但丁不同意，因为他觉得自己配不上这么一次朝圣之旅。“我不是埃涅阿斯，也不是保罗，”但丁说，“我和别人都不会认为，我能配得上这样的旅程。”我不是埃涅阿斯或保罗，也不是维吉尔或但丁。我应该是谁呢？

担心背上冒牌货的骂名，似乎是学术界的职业风险。露丝·巴肯（Ruth Barcan）曾撰文探讨这种担心如此普遍的原因——工作要求和工作难度的增加，大学里的阶层分化，教师和学校的不安，以及高等教育本身的迷茫。巴肯说“一个破碎的竞争系统”让人们不堪重负，坐立难安，这实在没错。很多时候，好像我们学者自己和别人都不认为我们有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谁能把事情做完啊？

然而我认为，认同这种自欺欺人的感觉，才会产生这种感觉。我是“冒牌货综合症”的受害者，还是我应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如果我拒绝承担责任，如果我屈服于让我无法把事情做完的恐惧，那我会不会变成但丁笔下的中立者？核心的深层恐惧是害怕自己变成懦夫，只有当我面对并利用这种恐惧时，我才有能力把事情做完。

比如，塞缪尔·约翰逊描述过，自称作家的人往往喜欢给自己不做某方面的努力找借口，我就曾受此困扰。我们会告诉自己，这个话题不适合你；你太老了，太没经验了，做不了这件事。甭费那个劲儿了。约翰逊称其为“知识分子的怯懦”——我可不想背上这种罪名。

另一个例子，是但丁在进入地狱之前怯懦的犹豫，这和我在写作过程中体会的痛苦心境颇为相似。我经常敦促学生复习，因为他们做得不够；而我则是做得太多，多到近乎病态的地步。维吉尔说但丁就像“一个不愿做渴望之事的人，/每个轻微想法都会改变他的计划，/直到他无法动手做任何事。”我写书时就经常改变计划，次数多到我都没法形容了。即便敲定了一个方案，怯懦都不甘心就此作罢。维吉尔不让但丁谈起懦夫，肯定有很重要的原因，据说这个重要的原因是一句西班牙谚语：“没有任何作品是关于懦夫的。”“这本书永远不会出版，就算出版了也只能得到差评，或是压根无人问津。你都没替军方服务过！”这是我脑海中声音的一些片段。

但除了这些声音，我还听到了但丁再次动摇时维吉尔对他的指责：“你的灵魂遭到怯懦的袭击，/怯懦给人的负担往往如此沉重——/让他无法专心应对高贵的考验——/如同阴影降临，百兽惊恐。”

这种鞭策推动着但丁继续前行。它也推动着我继续前行。对，戴眼镜的教授小心地证实、接受和承认了别人的看法：对于那些认定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生活的人来讲，他（或者她）看上去确实很懦弱。但是，不敢表现出懦弱的样子，这本身就是一种懦弱，就像挨打前先摘下眼镜，然后假装自己因为看不清才打不过一样。

我绝不是说，承认自己的懦弱是勇敢的行为。我想说的是，一旦我产生写书的念头，一旦我确信这是“高贵的考验”，我就意识到，逃避写作是怯懦的。由于怯懦，他没能写完他的书——要是我的讣告上出现这么一句话，那该多丢人啊！这个想法让我头脑更专注，意志也更坚定。当最初的激情消失，职业责任甚至个人利益（出书，不然就等死吧！）都无法让我继续坚持时，怯懦产生的耻辱感却能推动我走下去。

这种耻辱感很危险。对它的恐惧会驱使人（通常是男人）做出鲁莽的行为。从战场到街头，无论规模的大小，要不是人类对怯懦的恐惧，暴力的历史本可以大大缩短。不过，对自己被指为懦夫（特别是被自己当成懦夫）所产生的恐惧抱有恰当的理解，可以起到一种谦卑而有益的作用，而这种作用是对勇气的渴望所不能给予的。研究战争的学生经常可以看到，很少有士兵想当英雄，但没人愿意被看作是胆小鬼。在恐惧与自私胜过责任的环境里，怯懦可能就成了最引人注目的精神失败——完美的反角色榜样。

然后，到了某个特定的时刻，对怯懦的恰当理解不再仅仅是我写书的目标，还成了促使我写书的动力。我不断提醒自己，怯懦能教给我们一些东西。让我们大声喊出来！

这样的呐喊，意味着下定决心成为一名真正的、像战士一样的学者，为完成任务不惜付出一切代价。有时我会有这样的感受，但有时我还是想逃避。和但丁一样，如果我要更上一层楼，就需要被再一次提醒克服怯懦的重要性。虽然但丁得到保证，他会一路平安，而且他的旅程会通往救赎，但穿越地狱的前景还是把他给吓着了。当他看到地狱大门题词的著名结尾，“进入此地之人，弃绝一切希望”，他又开始畏缩不前。他告诉维吉尔，这话的意义对他来说太难了——太难理解，太难接受。他感到惶恐。但结果证明，被永恒所诅咒的灵魂必须弃绝希望。但丁的情况是不同的。他要接受高贵的考验，穿越地狱进行朝圣之旅，然后向上通过炼狱，并继续前行。别再犹豫了，维吉尔告诉他；“在这里你不能留下一丝怯懦。”直到那时，他才能开始这趟最终带他到天堂的旅程。

写完我的书，完成我的“高贵的考验”，感觉并不像来到天堂，但总比在地狱外围徘徊要强。对怯懦进行的反思，促使我严肃地思考自己应该做什么，以及自己如此害怕的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