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凌云:教育投入比与地区经济增长差异*

内容提要：本文在Lucas （1988）等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主体分为非政府教育投入和政府教育投入两类，分析均衡条件下两类教育投入比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较好地刻画了在一定条件下非政府教育投入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以此为基础，用1996-2005年中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类比较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的政府和非政府投入对于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具有短期效应。在教育投入比相对较低的地区，物质资本投入是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原因，而非政府投入的增长对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更加明显。

关键词：人力资本；教育投入比；地区增长差异

*于凌云，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邮政编码：610031，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本项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府主导型多元教育资助体系"（06CJY037）的资助。同时作为项目研究"养老保险、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一部分，感谢贾志永等教授的悉心帮助，也十分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一、引言

在新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物质资本积累，而且取决于收益递增、技术进步等因素，人力资本这一内生变量也逐渐被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中进行分析。一般而言，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重要因素，教育投资越多，则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反之人力资本积累就少。教育投入主要来源于政府部门和非政府部门，其中，非政府教育投入主要来源于学生个人、家庭、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非政府部门的教育投入决策取决于对教育投资收益的预期，遵循个人效用或者边际产出最大化原则；而政府公共教育投入取决于全社会对公共政策的支持程度，并遵循公共支出效用最大化原则。

以世代交叠模型（OLG ）（Samuelson ，1958）为基础，Barro 和Becker（1988）、Zhang （1995）、Docquier和Paddiso （2003）及Cruz和Amaia （2006）等通过个人终生效用最大化的决策选择，较好地刻画了学生及家庭如何进行人力资本的教育投资，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制度创新为背景，Nikos （2006）和Volker和Grossmann （2007）等从制度和企业技术革新层面研究了通过企业培训等教育资助带来企业创新和效率提高的机制，从而进一步分析了企业教育（或培训）投入对产出的影响。

在以Lucas （1988）为代表的两部门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许多内生增长模型中的人力资本投入影响技术进步，并且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作用这一关系得到了体现。Glomm 和Ravikumar （1998）、Van Zon 和Nuysken （2001）、Creedy和Gemmell （2002）、Viaene和Zilcha（2003）及Blankenau 和Simpson （2004）等从公共教育投资角度出发，阐述了政府教育支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运行机制。一些文献如Kevin （2000；2002）、Jung和Thorbecke （2003）、Glomm 和Ravikumar （2003）和刘海英、赵英才（2004）等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考察了人力资本的政府教育投入如何改善分配格局，从而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此外，Penrose （1993）、Bray（1996）以及廖楚晖（2004）等则从公共资源配置角度研究了政府如何通过公平、有效地配置公共教育资源，以促进区域间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进而缩小地区间的增长差异。

上述研究都分别从非政府和政府教育投入角度对教育、人力资本及其增长效应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研究，但都忽略了非政府教育投入和政府教育投入之间的比重（下文简称为"教育投入比"）对于人力资本及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相关的文献也十分少见。事实上，各国教育投入比重各有差异，而且在不同的经济增长周期中，同一个经济体内的教育投入比重也在不断变化。例如，美国教育投入比由1995年的40.1%上升到2004年的46.2%；英国教育投入比由1995年的14.51%上升到2004年的19.2%；澳大利亚的教育投入比由1995年的26.7%上升到2004年的36.9%；而中国的教育投入比由1991年的18.4%上升到2005年的63.1%，且这一比重仍有逐年增长的趋势。

本文在Lucas （1988）和Romer （1990）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分为政府教育投入和非政府教育投入，运用1996-2005年中国的面板数据，重点考察了不同教育投入比地区的非政府教育投入和政府教育投入对于地区之间人力资本积累及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本文的结构是：第二部分为理论模型，将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分为政府教育投入和非政府教育投入，并将教育投入比纳入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分析；第三部分是实证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结果的分析，最后为结论。

五、结论

本文在Lucas （1988）和Rome（1990）等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的教育投入分为非政府教育投入和政府教育投入两类，分析了均衡条件下这两类教育投入比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非政府教育投入并不是越多越好，而需要充分考虑非政府教育投入与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当人均私人教育投入的产出弹性等于人均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时，能够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据此，我们运用1996-2005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数据进行的分类比较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无论是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同主体教育投入，还是作为短期的教育消费支出，中国政府和非政府教育投入对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的效应是十分明显的。但通过不同教育投入水平的三类地区的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教育投入比最低的这类地区（除了北京和西藏），包括东北三省和西部不发达地区的物质资本投入是拉动经济增长主要因素，这类地区非政府教育投入的提高将对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产生积极影响，也将有利于保持这类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性。

此外，实证分析结果还显示，教育投入比最高的这类地区也是中国人力资本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其不同主体教育投入无论对于人力资本的形成还是对于当期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都不显著。上述结论表明，当考虑到教育投入比、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时，政府不仅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来调整各地区的教育投入水平，而且能够在区域间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劳动力流动管理等方面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