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问题

今天我主要讲五个问题。第一、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趋势是什么？第二、中国城镇化道路回顾。第三、城镇化道路选择。第四、深刻理解胡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第五、城镇化推进中的几项政策。

首先讲，什么叫城镇化？本来有城市，又加一个化，什么意思？城市化或者叫城镇化。社会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伴生现象，没有工业化，不可能有城市化。城市化实际是产业、人口、物流、资金流在空间上的一种集聚，集聚的结果就是城市。那么这种城市的数量扩张、规模扩张就是一种城市化。从人口流动看，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是城镇化。另外一个要素，城镇化不但使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数量的增加，同时也是城市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对农村的一种改造。特别像一些城市郊区，农村人口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就是以城市人口为样板、为导向。

城市化的程度标志，一般在国际上讲，每个国家、每个区域城市人口的居住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就表明它的城市化的一个比重。从世界看，城市化率越高的国家，经济越发展，文明程度越高；城市化越低的国家，文明程度越低，经济发展程度越低。这是世界的普遍现象，所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化程度标志着这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程度。这是城市化的定义，或者叫城镇化定义。那么国际来讲，一般叫城市化，但是我们中国叫城镇化。 从当前看，中国正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时期，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社会高速转换，大量的人口将要进入城市。我们国家在这个时候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如何处理大中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面临和平崛起的一个战略问题。

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趋势

今天我首先第一个问题，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趋势。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城，本来就没有市。从历史学家的角度来讲，什么叫城？城实际就是战争产生的一种产物。为了攻为了守，我要建一个城堡。这个城堡就是防卫、生存的需要，把敌人挡在之外，开始才出现了城。那么经济学家认为，交易才有了市，就是市场。我有了东西要卖，你有东西要买，或者咱们俩都有东西要进行交易。在这个地点上进行交易，就有了真正的城市。从历史世界看，真正的城市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比如说，在公元前中国就有了城市，但是大规模的城市是在18世纪以后出现的。那么在公元前1360年，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最早的大城市——埃及巴比伦。当时巴比伦集聚着十万人口，经过了800年到900年的演变，到公元前500年，巴比伦的人口才长了20万人。到了后来文艺复兴的时候，有了世界上最大城市——罗马。

中国也有城，最早的城是在秦汉时期的长安，就是我们现在的西安。长安在西汉时期人口达到了50万人口，后来发展到100万人口。公元1200年，中国出现了一个世界公认的大城市，不是上海是杭州。当时杭州的城市规模在世界上很有名的。而上海是一个小镇。18世纪以前，世界的城市人口只有总人口的3%，大部分人口是住在村。只是到了20世纪，在1950年代左右，世界的城镇人口占30%，目前是占了50%。

城市一般分两类，一类是供给型，一类是需求消费型。在历史最早的时期，城市只是一种需求消费型，很少有供给型。经过世界三次大的产业革命，城市功能在不断演变，那么演变到今天就开始分为两类，一类是供给型，一类是消费型。那么实际上供给和消费两类城市也不是截然分开的，有的城市既是供给也是消费，有的城市是供给大于消费，有的城市供给与消费是相等的。北京是什么型？北京严格意义上说是一种消费需求型城市。像唐山市是什么城市？供给型城市，以供给为主。北京是以消费为主，以需求为主。上海呢？上海也是一种消费型城市，以需求为主的城市。

国外和国内在城市定义上是不同的。国外的城市定义是以人口数量的门槛定义的，而且门槛都比较很低。比如说美国，美国的城市定义一般是，在一个空间上集中集聚的人口达到每平方英里两千五百人，就是城市。瑞典只要一个地方集中的人口达到200人，就是城市。法国只要集中的人口达到500人，也是城市。那么你现在看看，依这三个国家的标准，在中国的人全部是城市人。我们哪个村不超过几千人？都是城市了。所以我到法国，参观的时候，我说你们这些农村建得挺好的。他们不对，你说错了，我们这是城镇。他们那些城镇全部超过500人。我一看乐了，要这样的话，中国全部实现城镇化了。那么在中国由于人口数量比较多，不少的自然村人口都超过200人。行政人口超过2500人的，也不在少数。所以说我们国家的城镇不是按照这种标准划分的。所以中国城市化的统计跟国际上还没有接轨。

从世界看，各国的城市化的发展历程都有一个普遍的规律，都经历了两个演变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城市化，一般经历了集聚过程。首先是集聚，就是说农村人口不断进城，先集聚，然后再分散。人口在城市集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钱的人又开始向外分散，到郊区去。第二个过程，城市化一般经历由小到大的过程。城市一般先小，像在500年前的时候，我们的燕京也是非常小的城市，现在发展到1700万人，加上外来人口300万，是两千万人口。过去是不足一百万，几十万人口。

在城市化的两大演变过程中，城市发展的演变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人口向城市集中，并因此促进了村镇发展为小城镇，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小城市然后向大城市迈进、扩展。这种由小到大的变化，比如说1000年前，上海还是一个小镇，1292年才设县，到20世纪末期已经发展为国际型大城市，现在人口是1800万，比北京多一点。但是在1848年的时候，上海这个地方才3.5千方公里。所以这个城市发展是一个演变过程，一个规律。比如说美国的波士顿，在17世纪的时候还是一个小镇，就是一个村，现在是300万人口。深圳市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公社。设立特区才20多年，现在发展成为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加上流动人口是800万。所以说城镇化是一个人口不断集中、从小到大的一个演变过程。这个演变的时候就有一个情况，就是不农村地区要变成一个城市，郊区人口要不断地变成城市人口，朝阳区就处在这个结合部。你想想30年前朝阳区的边界在哪里？所以说城市化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过程，是一种从小到大的过程。说白了就是说，城市化是农村越来越小、城市越来越大的过程。

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人口流向城市的速度加快，大中城市迅速发展，小城镇发展速度相对

减缓，甚至出现萎缩和停止状态。就是说城镇化到了一定阶段，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一般在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大城市急剧扩张，扩张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远离大城市，远离郊区的城市，那么小城镇开始萎缩。在这个阶段，大城市增长快，小城镇增长慢，甚至出现萎缩。中国现在还没有到达这种程度。

第三阶段，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的现象。就是说人口继续向城市集中，但是速度减慢。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大城市的人口向周边地区扩散，出现了逆城市化现象。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一个现象，大中城市的周边小城镇出现了繁荣，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出现了衰落。所以这个城市化过程非常奇怪。我们曾经承担过欧盟的一个城镇化的项目，我考察了世界许多发达国家，有些现象不深入研究是很难说清楚。

我们曾经对美国做过考察，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起，城市化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在第三个阶段，它的标志就是说，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仍在继续，但是速度放慢，甚至出现了大中城市人口向郊区小城市迁徙的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的趋势。比如说在198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整个70年代，美国50个大城市的人口下降了4%。大城市人口没有增加，反倒减少。这些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人口增长了11%。中等城市增加了5%。就是说开始出现这种逆城市化现象。

中小城市的兴起是伴随人口和产业向中小城镇集聚发生的。那么随着中小城镇产业的扩展，企业数量的扩展，中小城市的商业活动日益繁荣，带动了中小城镇经济发展。比如说美国洛杉矶一个小镇，过去常住人口只有9千人，但是在这里工作的人口是七万人。比如在美国的西雅图有一个小城镇，我在那里住过两天， 1990年人口是4.2万人，到2001年11年人口增长了11.6%，达到5.1万人，但是工作人口就达到了4.6万人。这什么意思？城镇化到了第三个阶段以后，居住和工作会分离，我在这个城里工作，但是我不一定在这里居住、在这里生活。这是城镇化的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因为通信、交通发达，空间距离相对缩小，所以我可以在这里工作，不一定在这里工作。

还有巴西，巴西目前的城镇化跟美国不一样，处在第二阶段。这个第二阶段的特征是什么？人口集聚向城市，特别是少数几个大城市，特大城市集中，导致了巴西的城市数量、规模普遍增大，城市扩容，人口膨胀，带来大城市的交通、环境、住房问题，非常严重。但是远离大城市的郊区城市，小城镇开始出现衰落。巴西的政府为了缓解人口产业活动对大城市的压力，在巴西的圣保罗老社区80公里的半径范围之内，建了八个卫星镇。政府干预，引导人口向这些城市流动，努了多少年的劲，才分流了10%的人口。在圣保罗的示范下，巴西许多大城市开始在周围建立卫星镇。大家都知道，一说拉美城市现象，就是贫民窟，他们为了解决贫民窟的现象，把这些人向周围的小城镇、卫星镇来分散。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的过程中，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城市化的过程中，大城市和小城镇的关系开始是二元结构，大城市发展和小城市没关系，是一种割裂的发展。到了后来逐渐演变成集聚、融合，大城市和小城镇融合发展，一体化。所以在区域地理空间上，就出现了大小融合，出现了城市群、城市带。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大城市人口开始向小城镇流动，大城市周围出现了很多卫星城。这些卫星城通过与大城市的好多产业关联，进行人口、物流、市流、资金流的联系，那么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城市网络。那么这种网络的融合，最后变成了一个城市群、城市带。在这种城市网络化的过程中，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就开始消亡，就开始走向灭亡。

目前美国有三大城市群或者带，创造了国内了GDP的2/3，2/3财富是由这三大城市群或者带造成的。第一个是东北部的华盛顿、纽约城市带或者群。东部地区沿海这一块是城市群、城市带综合。五大湖地区的城市带，这是以产业集聚造成的城市带，是高度密集型的。还有加利福尼亚作为集聚的第三大城市带。这些城市就是大小结合，关联在一起，共生共融。大中城市是核心区、就业区，小城镇是大中城市的商务区、生活区，当然有的也是就业区。但是在这三大城市之外，一些中部落后地区小城镇就出现衰落，比如说我去过美国中部地区一个城市——圣路易斯，它远离大城市，那个地方人口开始减少，人口老龄化，城镇萧条。当时我带队去的时候，他们好多人仿佛看西洋景，说老外来了。看我们是外国人。他们那里很难看到外国人，城市开始衰落，年轻人全部走了。我去过英国考察，北部一个城市叫白尔兰，从爱丁堡向北走大概七八个小时，那里的城市也是一样，也开始衰落，老年人多，大部分人去到了爱丁堡、伦敦。所以说伦敦周围，爱丁堡这样的周围小城镇开始繁荣。有人讲，在英国大城市周围的墓地也比远离大城市农村和村镇的人口要多，而且墓地周围的价格非常高。

日本也一样，日本经济发展从过去的3000美元演变到今天人均GDP达到三万七千美元的时候，也形成了三大都市板块。第一个板块是东京，大东京区，现在集聚着全国人五千万人口。还有大阪区。就是说日本这三大都市圈集聚了全国80%的人口，创造了全国GDP的70%。日本这个国家的人均耕地资源非常少，空间非常小，所以城市出现了三大板块，特点是在三大板块里面，人流、物流、价值流，流动非常畅快。但是三大板块之间的流动非常少。但是三大板块跟国外的流量交流，又大于三大板块之间的交流。这种城市化的特点，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日本是一个岛国，耕地少，土地空间少，所以没有办法，只好把全国的城市组成三个组团，三个组团里面内部交易，内部的产业分割，交流非常繁荣，非常快。再看巴黎，法国的大巴黎区超过一千万人，有八个省。巴黎的人口也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核心区人口向郊区走，所以周边就出现了五个镇。这五个镇，目前集聚了35万人。对于我们朝阳区是小菜了。

从世界一般趋势看，西方国家城镇化的普遍经验是城镇村三者的关系，从长期趋势看是一体化的趋势。就是说，开始由分割走向一体，而且这种一体化非常明显，首先是在城市郊区的小城镇跟大城市一体化、网络化、集权化。那么这种一体化的内容主要是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产业发展、管理体制、生活方式之间的一体化。那么我告诉大家，在历史上西方国家的城市福利跟农村也是有差别的，也不是说一体化的，他们只是到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才实现一体化。比如说韩国，韩国在1970年以前，城乡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收入差别、保障差别、福利差别，包括道路、水电都有差别的。只是到了1970年以后，国家进行体制改革，搞工业化，最后是城乡差别缩小，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差别缩小，实现了一体化。所以说当

前我们国家提出要实行缩小城乡差别，实行均等化的服务是有道理的。

第三从历史上看，不管是小城镇还是大中城市发展，都经历了一个由慢到快再到慢的过程，叫城市化慢快慢，像跳舞一样。我们跳舞也是慢快慢，城市发展也是这样的。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家叫霍利斯（音同），做过一个统计，按照1970年的美元计算，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70到820美元迈进过程中，城市化上升一般要经过14个点。从820美元到1200美元的时候，城市迈进12个点。从1300到1850的时候，城市化上升17个点。1800美元到11000的时候，城镇化上升10个点。你看先慢后快，再到慢。大家看这个表，我做了一个统计。从世界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城市化率都比较低，比如说人均GDP270美元的国家，或者低收入阶段的国家，城市化率只有22%。中下收入、人均是820美元的国家，城市化率36%。那么中等收入阶段，1290美元的时候是48%。1290美元是1970年的价格，要按照现在的价格应该是五六千美元，中上等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65%。到发达国家阶段11000美元的时候，是75%，75%的人口在城市，25%的人口在农村。即使这25%的人口在农村，生活方式也已经城市化了。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在美国的芝加哥北部一个农场住过两天。这个农场三兄弟种了九千六百亩的地，种大豆，种玉米，养了一百多头墨西哥奶牛。这哥仨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城市化的，上下班开车，操作机械化，我坐在那个拖拉机上跟他聊天，那个拖拉机装有GDPS定位。前面玉米要施肥，施肥量多少，那个仪表给你指示出来，完全是机械化的。干完活，下班回家，洗澡冲凉，上酒馆喝啤酒，听乡村爵士音乐。他的女儿当时正处于谈恋爱期间，领上男朋友到田园里面玩，晚上到城市玩去，完全是一种城市化的方式。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回顾

第二个内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回顾。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遵循世界城市化的规律。我们1949年建国，后来走的是一条奇特的工业化道路。在这种奇特的工业化道路下，我们的城市化并没有遵循世界规律。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城市化的现状。中国的城市化现状是，到了去年底，全国的城镇总数建制镇以上的总数是661个，常住的城镇人口是5.77亿人。 我们的人口统计有两个统计体系，一个是公安局的统计体系。公安局的统计体系是叫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按照这个统计目前我们的城镇人口不到四个亿。但是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形成一个按照建制镇的常住人口统计，这个人口就是5.77亿。其中地级市以上的城市287个，这些人口总数是3.67亿人。这些人口生产的产值是多少呢？2006年我们国家地级以上的城市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3万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3%。就是说目前中国的财富2/3是由地级以上城市创造的。那么全国现在地级以上的城市，生产的产值超过一千亿的城市有30个。其中有12个城市超过两千亿，像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佛山、杭州、东莞、南京、重庆、沈阳、武汉。那么去年年底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地方的财政预算收入超过一万亿，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59%。这什么概念？就是目前我国地级以上的大中城市创造的GDP占全国2/3，创造的财政收入占2/3。所以我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地级以上的城市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现状的结论。

前我们国家提出要实行缩小城乡差别，实行均等化的服务是有道理的。

第三从历史上看，不管是小城镇还是大中城市发展，都经历了一个由慢到快再到慢的过程，叫城市化慢快慢，像跳舞一样。我们跳舞也是慢快慢，城市发展也是这样的。有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家叫霍利斯（音同），做过一个统计，按照1970年的美元计算，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70到820美元迈进过程中，城市化上升一般要经过14个点。从820美元到1200美元的时候，城市迈进12个点。从1300到1850的时候，城市化上升17个点。1800美元到11000的时候，城镇化上升10个点。你看先慢后快，再到慢。大家看这个表，我做了一个统计。从世界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城市化率都比较低，比如说人均GDP270美元的国家，或者低收入阶段的国家，城市化率只有22%。中下收入、人均是820美元的国家，城市化率36%。那么中等收入阶段，1290美元的时候是48%。1290美元是1970年的价格，要按照现在的价格应该是五六千美元，中上等收入国家，城市化水平65%。到发达国家阶段11000美元的时候，是75%，75%的人口在城市，25%的人口在农村。即使这25%的人口在农村，生活方式也已经城市化了。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曾经在美国的芝加哥北部一个农场住过两天。这个农场三兄弟种了九千六百亩的地，种大豆，种玉米，养了一百多头墨西哥奶牛。这哥仨的生活方式完全是城市化的，上下班开车，操作机械化，我坐在那个拖拉机上跟他聊天，那个拖拉机装有GDPS定位。前面玉米要施肥，施肥量多少，那个仪表给你指示出来，完全是机械化的。干完活，下班回家，洗澡冲凉，上酒馆喝啤酒，听乡村爵士音乐。他的女儿当时正处于谈恋爱期间，领上男朋友到田园里面玩，晚上到城市玩去，完全是一种城市化的方式。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回顾

第二个内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回顾。中国的城市化并没有遵循世界城市化的规律。我们1949年建国，后来走的是一条奇特的工业化道路。在这种奇特的工业化道路下，我们的城市化并没有遵循世界规律。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城市化的现状。中国的城市化现状是，到了去年底，全国的城镇总数建制镇以上的总数是661个，常住的城镇人口是5.77亿人。 我们的人口统计有两个统计体系，一个是公安局的统计体系。公安局的统计体系是叫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按照这个统计目前我们的城镇人口不到四个亿。但是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形成一个按照建制镇的常住人口统计，这个人口就是5.77亿。其中地级市以上的城市287个，这些人口总数是3.67亿人。这些人口生产的产值是多少呢？2006年我们国家地级以上的城市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是13万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3%。就是说目前中国的财富2/3是由地级以上城市创造的。那么全国现在地级以上的城市，生产的产值超过一千亿的城市有30个。其中有12个城市超过两千亿，像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佛山、杭州、东莞、南京、重庆、沈阳、武汉。那么去年年底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地方的财政预算收入超过一万亿，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59%。这什么概念？就是目前我国地级以上的大中城市创造的GDP占全国2/3，创造的财政收入占2/3。所以我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地级以上的城市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是一个现状的结论。

从历史上看，建国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走了一个极特的道路，所以说中国的城市化没有遵循世界的演变规律。我们一般叫先工业化，后城镇化，是先重工化，后轻工业化，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实现城市化同步。西方国家一般是遵循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的规律。我们恰恰相反，我们是先治坡，后置窝。我们把一些大企业、大项目建在大山沟里，深挖洞广积粮，山洞里挖个窟窿，工厂设在里面去，怕敌人来袭击，怕美帝国主义来袭击。我们就在山沟里造了好多大工厂，造成了工业化并没有带来城市化的发展。所以形成了工业化超前，城镇化滞后。这是第一个。

在城市化道路上，我们采取的一种工业优先、城市滞后的发展道路，那么我们在资源配置上，往往是先支持工业化，后支持城市化，所以使得城市人口增长缓慢。我们通过好多限制，导致了大量的农村人口滞留在农村，叫农民进不了村。在改革开放以前，谁要能招工，谁要能当兵，谁要能进城，那绝对是天大的喜事。 这种先工业后城镇发展，导致了大量的人口滞留在农村。本来应该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进城的，没有进城。所以导致了中国的农村人口不应该有这么高的比重。按道理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应该在50%以上，人均三千美元，城镇化人口比例应该是在55%左右。就是说这是我们工业化和制度安排造成的。

在公共资源安排上我们往往也是重城轻乡，就是优先安排城市，留一点汤让农村人喝。有了让你喝，没了你还喝不着。重视大中城市建设，忽视小城镇建设，我们在公共资源分配上也是这样。你看这两年全国的城镇建设出现了一个顺口溜说，叫中国的城市向欧洲，中国的农村像非洲。什么原因？就是我们公共资源分配上，从制度安排上，城市政府管，农村农民自筹、政府补助。你们在座的哪个城市人，为了修城市的马路、修城市的公共设施掏过钱，我相信大中城市人都没有。但是农村不一样，农村的路、农村的水、农村的电都是叫农民为主体，政府补助为辅。所以这样才出现了农民说的顺口溜，政府修路的时候，农民打里子，政府铺面子。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农民把这个地基修好了，我给你铺一层柏油，给你铺一层水泥，给你补贴多少钱。

这是我们国家在资源稀缺、经济不发展的情况下，设置了一个城乡二元制度。所以说，这种制度安排结果是中国的城市结构矛盾日常突出。怎么突出呢？公共资源向大中城市倾斜，最后导致大城市过大，中等城市功能财权不全，小城镇发展不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一个奇怪了，人们都想到大城市走，为什么，说大城市国家有保障啊，小城镇国家没保障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不断改革和深化，大量农村人口开始对工业化城镇化的需求日益上升。改革开放以后，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第一次工业化浪潮。工业化浪潮的时候，农民开始有钱了，人生自由了，就开始向城市转移。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城镇化的制度安排还没有准备好。那么面临这些大量的“盲流”怎么办？当时中国政府提出来，为了防止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大中城市，造成类似于印度、孟加拉、拉美等等国家的城市病，所以当时提出一个政策，叫离土不离乡，倡导农民离土不离乡，叫进厂不进城。为了减轻城市压力，说你们农民，离土可以，别离乡；进厂可以，别进城。当时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

农村就开始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到处发展乡镇企业。那么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一看不行，最后怎么办，我们接着又提出一个小城镇大战略。就是什么意思？你们别在村里发展乡镇企业了，村里发展乡镇企业不经济，大城市又不能进，最后怎么办？发展小城镇吧。所以各种文件里面提出，小城镇大战略。农民企业家，农民首先应该转移到小城镇。小城镇是救中国的大战略。这是第二个阶段。

但是从当前的人口流转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看，中国人口的转移，实际的结果并不遵循先向小城镇，然后再到大中城市的转移。中国的现实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国的现实情况恰恰是劳动力和人口流动与城市规模是正相关。什么意思？凡是城市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劳动力人口流动多，凡是城市规模小的城市，劳动力进入的都少。所以说，现在目前的统计结果是大中城市规模大，反倒是吸引劳力农民人口多，现在目前中国的大中城市，吸引了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比重50%以上。小城镇那么吸引的农村劳动力只占8.7%不到9%。所以大量的农村人口转移还是大中城市。而且我告诉大家，从1990年开始，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向小城镇转移的人口，比重是下降的。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为什么农村劳动力不向小城镇转移，非得向大中城市转移。实际原因无非几条。第一条，小城镇没有支撑产业，就业空间小，产业发展规模小，到那儿去没有生存之本，没有生存的空间。第二条，大城市支撑产业多，产业空间大。那么同时呢，大城市跟小城市相比，大城市的公共设施健全，马路宽，马路硬，医疗条件、就学条件、住房条件等等条件都比小城镇好。所以只要他是正常人，肯定会选大中城市。

用工业化的标准衡量，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到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两千美元。像北京，人均的国内生产总值去年已经超过了六千美元，上海超过七千美元。按道理，我们国家的城镇化应该进入到第二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城镇化应该处于加速发展时期。但是由我们现在目前的体制政策和城镇化的模式道路选择有偏差，导致我们国家城镇化进程比经济发展要慢，所以城镇化水平比工业化要低。而且我们国家目前的城镇化率既低于中等国家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水平。我们国家目前的城镇化率比印度还低，印度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700美元，我们国家是两千多美元，印度的城镇化率超过50%，我们现在还不到50%。 按照常规理论，中国的城市化率现在应该是55%左右，我们低了10个点。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是5.77亿人的城镇人口，按道理应该6.5亿左右，6.5—6.7亿城市人口。但是我们没有，因为我们体制问题，城镇化道路问题，工业化道路问题。

那么中国城镇化滞后的原因是，第一个是我们存在着比较完备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管理。我们尽管说农民可以进城，但是农民进城不可以变成市民，改变不了身份，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从就业、上学、就医、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限制了农村人口非农化，使农村人口进城的门槛、成本非常高。就拿朝阳区来说，朝阳区的农民目前要想转换成城市身份，享受到城市的社会保障非常难。难在哪里？朝阳区的财政有钱，可以实现城乡的社会保障一体化，但是现在制度不允许。农民的地，可以变成公家地、变为国有地，但是农民的身份要想变成城市，跟城市享受到一样的社会保障制度非常难。制度限制，第一个限制了进程。

第二我们从决策理念上，往往把大城市同农村发展孤立开来。一方面我们在说城市的公共资源有限，我们的财政能力有限，我们的各种福利政策不允许农村人来享受，把农村人排斥在外。所以好多人尽管进了城，但是这些人由于享受不到城市的经济适用房、就业、子女上学、劳动保障、医疗保障等等，那么这些人变成了候鸟式的人，正月十五以后飞来了打工，到春节前又飞回家去了。工作挣钱在城，盖房娶媳妇在村，成了两栖人。他们这些人，往往变成了为城镇提供廉价劳改力的流民、劳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出现了两大群体，一个是叫真正的制度之内的城市人，一个为城市人服务的农村人。那么这些人常年在外，在城市里打工，但是进入不到城市主流社会。这些人现在很难处理。就是说这1.2亿人回了农村，农村人说你们已经城市人了、城市化了，很难融入到农村，但是这些人回到城市，城市人说你们是“盲流”，你们是农村人。所以这些人成了一个四不像，他们始终游离在城市和农村之间。

小城镇和农村像孤儿，他们的建设没有规划，比较分散，比较乱，特别是远离大城市，往往造成一个结果，这些小城镇远看像城镇，近看像农村。楼房一看像城市，进楼房生活方式还是农村。楼前那边贴瓷砖，刷白灰，搞草坪，挺漂亮。楼背后全拉的是屎，撒的是尿，没有公共服务设施。所以说在中国的现行体制上，造就了大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二元城镇建设结构。 第三个，中国的大中城市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走了一条贵族化道路。什么叫贵族化道路？就是中国的大城市现在目前搞城市建设，就像建造碉堡一样，既远离小城镇，也远离农村。90年代以来，我们许多大城市在城市建设上走入误区，用这种英雄主义、用这种帝王情绪，认为老子是书记、老子是师长，我要建那个大楼，50年不落后，一百年看起来还像今天一样漂亮。所以说将城市建得格外张扬，花巨资建世界最高，建世界最大，建世界最漂亮的建筑物。所以说把农民的地收过来，关起门来搞“四化”。怎么叫关起门来？用二元初级制度，让农民别进城，关起门来搞“四化”。什么叫“四化”知道吗？叫城镇的道路要硬化。铺水泥，可以过坦克，降落飞机都可以。墙面要白化，贴瓷砖，刷白漆。为了漂亮，这一条主道街，全部给我贴上瓷砖，全部都给我刷上白漆，漂亮。环境要绿化。有的城市为了叫整体升值，把深山老林的两千年到三千年的树移到广场上去，说整体增值。老树过来不适应气侯变化，要死，怎么办？给它打吊针。人打吊针，树怎么打吊针知道吗？给树的脉管输液，让它活了。为什么让它活？他不敢让它死，死了那个市长就没命了。他把两千年的树弄过来，花了几百万，那树一死，辞他职。还有的城市建广场，中国的草坪不够，中国的树不够，飘洋过海花了几十万元买一棵树，买一群树，栽在广场上，确实很漂亮。最后一化叫城市洋化。什么叫洋化？你们知道吗？城市为了显示自己的特色，我要跟你们中国人不一样。把巴黎小镇、西班牙小镇、罗马小镇都引过来，造在我这儿。我要把埃菲尔铁塔也造到这儿来。就是说我们的城市化没有考虑到人口城市化、农民的城市化，而是用一种帝王将相的情绪，用一种英雄主义创造世界的情绪来造城市化。所以这样才出现了大剧院、世纪大道、中央公园、巴洛克式广场、超天安门建设。

我们国家目前人均GDP才2000多美元，我们并不富裕，城镇化不是要追求壮观，不是要追求美丽，不是要追求豪华，而是要清洁、实用、卫生。当前中国城镇化最大目标是要干嘛？我

觉得从上到下领导决策者要思考，我们的城镇化到底想干什么。我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的最大目标是要最大限度吸纳人口，转移人口，尽快实现城市化，或者要补过去城镇化之后的路，这是第一目标。

当然了，这个目标下，你不能搞环境污染、破坏环境。在这种“四化”支配下，我们好多城市，谁当了市长之后，第一目标是什么，第一目标是拆，第二目标是拆，第三目标是拆，全是拆，不打破旧的、不拆旧的，新的不起来、政绩出不来。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中国的城市化肯定走向了一个歧途。

那么在国外，人口的城市化一般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实现，一条途径是靠近城镇郊区的土地由于能增值，同时这些土地是土地私有，随着产业发展、城镇发展、土地增值以后，这些土地要交易，那么靠近郊区的农民可以拿自己的土地到市场上去交易。交易以后，土地增值获得的收益，除了交税后，绝大部分是农民的。所以土地一增值，农民收益，农民收益了，拿着钱，把土地卖掉，进了城，置房置产、置业、娶媳妇、生孩子，就变成了城市人。而且这些人往往是比城市还富裕。所以他们置业办厂、盖房子，变成资本家。那么，在西方国家，许多国家的城市化动力往往来自这部分，叫郊区农民从土地所有者变成了资产所有者，变成了城市人。 我们国家这一条不通，土地增值获来的城市化动力在中国没有。我们法律规定，农村土地不能进入一级市场，农民不能进入二级市场，土地卖给谁，怎么卖？卖多少钱？钱怎么分配？分配给谁？不由农民自己定，那么最后的结果是土地的收益80%以上是给了开发商和各级政府，农民只拿到收益的10%。所以说农民根本没有动力，土地增值收益以后，没有钱，没有动力去进城置业，比城市人还富。

第二，在国外，远离大城镇的地方，由于当地的地不值钱，产业萧条，这些人口要想变成城市人，就要靠腿靠脚走出大山。这些国家，往往城乡的制度没有障碍，可以顺利进入，只要有就业，没有人挡我，我可就以顺利进入。通过打工、挣钱、买房子、娶媳妇、生孩子，都很顺利。在国外，城乡没有差别，农民到了城市，照样可以娶城市的媳妇。在中国不行，你要是农民的孩子进城打工，你想娶个城市媳妇，还得看你啥户口。最现实的例子，是生了孩子不能就业，在城市享受不到福利，所以在中国第二条渠道也不畅通。

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农民有权利进城打工，但是制度安排上他没有权变成城市人。你们可以看看北京市，历年来进入北京的农民打工者，有几个变成城市市民。那几个建筑工评上了北京市级优秀劳动模范，特殊政策变成了城市人。尽管说北京城门是敞开的，但是北京周围的城市、周围的制度是一种隐形城门，这种隐形城门对农民永远是关着的。所以说，当前我们现在国家要想推进城市化，目前这两条人口转移道路都不具备。大城市的发展就受到了限制。 目前在中国鼓励小城镇大战略、鼓励小城镇大发展也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你看，第一，中国小城镇人均建设占有土地资源要比大中城市高4—8倍，我们土地少人多，比如北京，人均占有土地空间是106平米，天津68平米，上海64平米，重庆49平米。一般的小城镇建设人均占有耕地是要150平米以上，而且效率低下。20年来，北京市的建成区每增加一平方公里，可增加6.3

亿元的收入，就是一平方公里增加，可以增加GDP产值6亿元，上海增加12亿元。而小城镇，每增加1平方公里，生产的GDP不足1亿元。这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中国土地资源比较少，人口比较多，所以大量建设小城镇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第二，由于小城镇规模太小，缺乏明显的集聚效应，公共品德、社会效益差，基础设施投资成本高，所以说，当前我们国家的城镇人口，在10—100万人口之间，它的规模效应为正，但是在100万—400万人口的时候，规模效应最大。像北京市1700万人口，规模效应并不一定最好。目前中国的城市人口最好是在100万—400万之间，城镇人口低于10万以下的，没有经济效应，是负效应。

第三，小城镇功能残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严重不足，导致企业人口劳动力进城的成本高。所以我有钱，我是企业家，是不会到小城镇发展的。因为小城镇的成本高，它的交易成本、基础成本都高。说白了，我在朝阳区建厂，电拉个线就行，路是水泥的，手机空中有网，笔记本插个接口就接上了，各种公共设施非常齐全，要在小城镇建厂，马路要修，电话要通，澡堂子要自己盖，成本很高。

第四，小城镇缺乏支撑产业，就业空间小，缺乏立业之本。这两年远离大城市的一些小城镇确实搞了一些开发，地方政府费了好大的脑子搞小区、搞园区，结果是园区建立起来了，但是园区空空荡荡，没有人去，一片萧条。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新要求，说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要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代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就是说，孤立的发展小城镇、大中城市都是不可取的。 中国的城镇化道路选择

第三个大问题，中国的城镇化道路选择。在新世纪里，中国的经济增长空间格局正在发生两大变化。第一大变化，全国的增长中心正在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向北部转移。所以说中部地区和北部经济总量在全国的份额在上升，比如说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国的GDP比重贡献最大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从城市群看，主要是长三角、珠三角。近五年来，发生了变化，现在北部淮河以北、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在上升。第二个变化是经济增长中心从过去的带状形态向集群形态转变。过去是沿海12省的开放带增长比较快，现在变成了团状，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环渤海城市群的增长。特别是这几年，环渤海城市群的增长特别快。所以说在这两大变化中，后一种变化特别的突出，将会成为今后中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主要力量或者主要的推动力。城市群、城市网络的发展将是中国今后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不能违背世界规律，也不能违背国情。所以理想的模式应该是围绕一批大城市或中等城市发展城市网络群。在国内，我是最早，在前五年就提出来，中国应该走以大代小、大中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形成功能互补的城市群，这样的话，城市间可以共享公共设施，互补城市功能，形成集成聚合物流、价值流、信息流、人流，有利于节约各种资源，降低城市化的成本，容易形成经济增长基因。

中国的经济到了现在，根据中国的国情，应该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适时发展一些城市网络

群，比如长三角地区，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化网络群。在城市化网络群里面，形成了15+1模式，一个上海市，周边集聚了15个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所以这几个城市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化群，目前集聚全国人口1.4亿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0%，创造的GDP占全国的22.7%。这里10%的人创造了中国财富的22%，创造的财政收入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24%。

再看京津冀（北京、天津、河北地区），这个地区目前形成了9+2的城市群，唐山、承德、秦皇岛、张家口、廊坊、沧州、衡水、保定、石家庄，9个中等城市再加上北京、天津，形成了一个京津冀都市圈。这个地方目前聚集了全国9千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7%，创造的GDP是2.4万亿，占全国GDP11%，财政收入占全国11.8%。所以说经过这几年的发展，京津冀都市圈正在形成，这里的人流、物流、信息流、价值流已经开始紧密相连，资源、产品、市场、设施方面开始形成整合。我认为，将来这个地方如果能突破水资源的约束，假定说海水淡化成本降低，这个地方有可能变成中国最有希望的城市群。因为这个地方水资源短缺，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地下漏斗。如果水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地方将来会成为北方甚至是东亚地区一个最大的城市群。 以大代小，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实际上强调的是我们国家应该走一种资源节约型城市化道路，这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种模式强调由发散式、孤立式的发展大中城市小城镇转向并存、串联、网络式发展，形成产业群，形成城市群。很显然，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选择这样的城市化道路，可以节约土地，节约水，节约能源，节约公共设施。 现在看，发展城市群并不是要单一发展大城市，也不是要放弃发展小城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就应该停止摊大饼。这两年北京的发展走的是一条通过环路建设、向外不断摊大饼的形式。这种形式在以前是可取的，但是一旦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不应该再发展，应该停止发展。城市的承载人口是有极限的，不能超大型，一旦超大型，它的承载能力会下降，规模效应会变成负的。咱们说这几年北京下小雨、下小雪，造成异常拥堵，甚至出现瘫痪。什么原因？由于车流量规模、人口量的规模超载，超载以后，城市遇到小的变化，就会瘫痪。你说一个小雪、小雨，至于就走不过去吗？从人民大学到木樨地，去年碰到一个小雪，三个小时过不来，什么原因？就是城市功能已经远远难以支撑1700万，加上流动人口2千万的人口规模。所以这种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摊大饼的模式，已经达到了极限。理想的模式是，应该在加强核心区的承载功能同时，要发展周围的卫星镇。

就是说，北京采取两个战略，第一个战略是加强通州、顺义、昌平、怀柔、大兴、门头沟、三河、廊坊，包括你们朝阳周围的城镇卫星镇的建设，完善他们的功能，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包括产业联系、公共服务联系、基础设施联系、体制联系，然后减轻核心区的人口压力，这是第一个战略。

第二个战略，北京市的城市功能应该跟天津城市功能协调，协调以后，与周围的9大中等城市加强联系，与他们形成网络。比如说，建造城际之间的快速干线，缩短他们的城市空间距离，细化城市之间的分工，减轻这两个核，双核城群的功能压力。比如说，首都的飞机场，没有必

要造成是唯一的，从目前世界的大城市看，所有的超大型城市，超过1千万人口的城市，没有一个城市是只有一个机场的，都有好几个机场。我们为什么造一个超大型的机场？每天起架降次1000多，每分钟超过1次，一旦碰见下雪、雷阵雨、空中闪电打雷，非常立马就停，飞机场造成几千人、上万人拥挤在机场。就是说，应急反应、功能支撑已经达到了它的边界，还不说居住的生活质量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发展城市群，发展网络群，那么功能向周边扩展，这是我自己对北京的看法。

中国城市化的模式最理想的不应该是向西方国家学习，比如向美国学习，不应该向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学习，而是向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学习，向韩国学习，向日本学习，向我们的台湾地区学习。由于这些国家人多地少，他们形成的城市化模式是一种城市群，小城镇跟大城市发展是一体化的，什么一体化？就是谁也离不开谁，谁也缺不了谁。在中国发展城市化，应该选择是一种叫太阳系模式，什么叫太阳系？就是说大城市像太阳，中小城市像月亮，小城镇像星星，所以这种城市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太阳、月亮和星星之间的关系，他们连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

所以在中国发展小城镇，应该与大中城市紧密结合，切忌不要违反城镇化的规律，用行政力量来鼓励发展小城镇。在中国，我的观点是不要急于发展远离大中城市的小城镇，这些远离大中城市的小城镇，建设成本高，产业支撑能力低，你发展它，建立起来，去的人也不多。所以应该优先发展大中城市周围的小城镇。我的目标三句话，第一，大城市要适度发展，中等城市要完善他们的承载功能，小城镇要围绕大中城市优先发展，鼓励远离大城市的人口向这些地方转移，而不是让他们在当地浪费资源、占有土地发展小城镇。

中国的土地比较少，人口比较多，如果说有一天，我们经济发展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万美元的时候，到那时候，中西部地区的小城镇都衰落了，我们当年投的钱全浪费了，值不值？所以说，中国将来的城市化模式就像日本一样，会形成几个大的都市圈、大的城市群，支撑了中国的经济，支撑了中国人口的集聚，这是中国的必然选择。所以说，党中央提出，要大中小协调发展，要以大代小，就是我理解的道理。当然文件上没有说，不许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发展小城镇，那么即使中西部地区发展小城镇，也要为它的大城市发展，这样一些远离大中城市的生态比较脆弱的地区今后应该按照国家的城市功能区划分，逐步向外转移人口，甚至我们可以采取一些补贴政策，让你向外转移，不要再里面建工厂、建城镇。

像重庆市，最近中央批准为城乡统筹的示范点，它现在搞一个政策，鼓励重庆市本身的农民工进城以后，你的路费我给你补贴，然后我给你提供廉租房、廉租屋，让你居住下来。但是它建的只是给重庆市本身的农民工，外地来的没有。现在它还在考虑下一步能不能扩展，给重庆市以外的农民工进重庆市提供廉租屋。

深刻理解胡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第四个内容，深刻理解胡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大家知道，这次十七大报告亮点多、创新多、新思维多。其中在城市化这块也有新思维、新观点，比如十七大报告中，胡总书记提出伟大道

路，什么叫伟大道路？就是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面又提出五个具体的道路，就是相配套的五个具体道路，第一个道路叫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第二条道路是中国特色新兴工业化道路，

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第四条道路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第五条道路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所以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上就是要坚持中国五条具体道路。在中国的五条具体道路里面，就有一个重要的道路，就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没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这一条，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完善，就不健全。所以说，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应该深刻理解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实质。

为什么说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特呢？特色在什么地方？我给大家讲讲我的理解。第一个，中国的城镇化道路的特色首先体现了它的任务上，叫中国的城镇化要完成的任务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艰巨，都要大。中国当前城镇化的道路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要根据国情，将世界上最多的农村人口变成城镇居民，大家想过没有？中国假设到2030年，城镇化率达到65%，有人说70%，按照最低标准达到65%，届时是14.3亿人，那么城镇人口到那时要达到9.3亿人。我们到2030年，中国有9.3亿人生活居住在城市，什么概念？2030年世界城市人口50亿，亚洲的城镇人口是26亿，我们中国就有9亿人口在城市，中国的城市要吸纳世界城市人口的18.6%，就是世界人口50亿，我们有9个亿，亚洲人口的26亿人城市人，我们占了亚洲城市人口的35%。

所以，到那个时候，全国的农民人口只有5个亿，什么概念？从现在起，我们国家要将3.5亿人变成市民，平均每年要将1千五百万人口变成城市人，这是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你说这个工程大不大？这个任务重不重？所以说我们的城市化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任务都重都大，转移的人口都要多。所以这是一个大特色，我们的工程是世纪工程，是世界工程，是人类最庞大的工程。

像印度，印度2030年比中国人口多，但是印度现在城市化人口是58%，它的任务少，转移小城镇的任务少。第二个是中国的土地、水资源、矿石、能源极度短缺，决定了中国不能走平面发散形式的城市化道路，就是中国人没有条件让大部分人住大别墅，建大广场，开豪华车，行宽阔的马路，享受宽阔的草坪这种道路，只能选择一种资源节约型城市化道路。庞大的人口基数和相对较少资源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和未来中国城镇发展的最尖锐的矛盾也是最尖锐的挑战。 咱们设想一下，如果我们都像纽约一样，周围几百平方公里全是盖的别墅，中国绝对享受不起，中国的土地资源是高度稀缺。如果我们按照美国式的城市化道路发展，中国总有一天到不了2030年就无地可耕、无饭可吃，无水可喝。所以说我们要反思，假定说你要想住别墅，将来中国的别墅非常贵，是天价。现在说个笑话，从你的个人层面来说，有别墅千万别卖，将来的别墅价格非常贵，因为中国没有地。所以说，现在的别墅一套100万，将来搞不好升到上千万、上亿都有可能。在座的各位注意，在资金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在当前中国的国情下，只要流动性过剩，只要财富在增长，中国将来的产品价格会出现一个剪刀差趋向，地价、房价向上升，

工业品价格向下降，虚拟资本、基金、股票也是一种上升过程，这种上升是根据国家财富上升的。

从国际上看，凡是资源短缺的国家，房地产价格都是超高，香港、日本、韩国、台湾、伦敦这些地区，地价都是超高的。所以说北京目前的房价，从老百姓来说上得太高了，但是从经济发展规律来说不高。大家设想一下，如果中国的人均国民升值总值人均达到1万美元，大家都有钱的时候，你说到哪里去买房子，地越来越少，钱越来越多。什么地方涨价？无非就是两条，

第一条资产性、资源性的价格上涨，第二条是虚拟经济。什么是虚拟经济？股票、基金、邮票、黄金都在涨价，不是它涨了，是货币多了，是你们手里的财富多了，对等比例发生变化了。所以说各位同仁要有钱，先别买汽车。中档汽车价格每年跌一万，可是房子是每年涨一万。要是理性的话，应该是把你的钱投在最能升利、最能增值的地方去，回过头再消费。当然这不符合国家政策了，国家政策给你们涨工资，你们应该消费去，干吗搞资产，错了，但是从个人来说，这是理性选择。

中国目前城镇化面临着能源供给不足，矿产资源短缺，水资源严重稀缺，土地资源空间正在变小。在这种情况下，高耗能、多耗资源、大量占用土地和水的城市化方式，已经使我们中国在资源环境方面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比如说，目前我们2/3的GDP是城市生产的，但是全国目前生产的GDP占世界6%，可是消耗了全世界9%的石油，我们进口了原油加成品油两亿吨。那么，原煤消耗占全世界的1/3，钢铁消耗占了全世界的28%，铁矿石占全世界的35%，氧化铝占了全世界的20%，水泥占了将近一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世界上，中国卖啥啥价格低，中国买啥啥价格高。你看，铁矿石一进，全世界铁矿石上涨了两倍，氧化铝一进，氧化铝过了，铜一进，铜高了。我们一出口西服，全世界的西服低了，我们一出口手机，全世界的手机价格下降了。我告诉大家，中国每年生产的鞋，你们知道有多少吗？中国每年生产的塑料鞋、玩具鞋、纸鞋、布鞋、草鞋、皮鞋90亿双，我们每年出口多少呢？出口了69亿双鞋，你说鞋不便宜才怪呢？意大利的鞋以前贵，现在降下来了，不降的话，中国温州人生产意大利鞋，就在当地生产，价格比它低2/3，你不降价，就卖我的。还有，一大堆海关不让进，温州人想着办法进去，把什么都卖进去，鞋、衣服、餐馆、什么都弄进去了，绕过海关通过各种渠道进去，多了！

如果说，这90亿双鞋不全部进口，让我们城市人全部消费，我们城市是5亿人，每人平均20双鞋，什么概念？我们脖子上挂五双，右手提五双，左手拿五双，脚上套五双。我们目前出口的手机一共是4.8亿部，国内消费1亿部，去年出口3.8亿部。我们电风扇生产6亿台，国内消费1亿台，出口5.4亿台。但是这种生产是大量消耗国内资源、给国内带来污染的情况下形成的。当前的产业集聚、污染的排放大部分是在城市。所以说，当前我们带来的资源环境压力是城市造成的，当前我们的污染也是城市造成的。目前城市的粗放发展、高耗能、高资源的发展带来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比如说国家有关部门对我国几个城市做过调查，对全国522个城市监测，发现目前北京、苏州、广州、上海、烟台、宁波、西安、大连、佛山、重庆是全国交通最不便

的十大城市。过去我们是叫一天两次堵，上午堵晚上堵，现在是一次堵，从早到晚堵一天。国家环保总局2005年对520个城市的监测表明，全国只有4.2%的城市达到了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的一级标准，有50%的城市达到了城市环境质量二级标准，有将近40%的城市处于中度和重度污染，这是我们国家目前严重的现实。

还有水，比如说当前全国661个城市，有440个城市缺水，110个城市严重缺水，北京就是之一。2006年全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没有增加，还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些个别城市，为了自身的利益，大力发展高耗能、高耗水的企业。比如说华北地区，紧靠我们的地方，我参观了两个炼钢厂，我就问他们，你们炼钢从哪里取水？他说地下。我说地下有两个途径，一个是浅层水，一条是岩层水。他说我既从浅层水取，也从岩层水取。我问他，这两层取水哪个取水大？那个取水小？他告诉我，岩层取水多，浅层取水少。我问他，你们两个工厂，岩层取水的比例占多少？这两个厂都说，大约占60%。什么意思呢？这些地方大炼钢铁耗用的水是从岩层打个窟窿，把底下把2千年到3千年形成的水给提上来炼钢铁，污染留给国内，产品卖给国外。我在想，这种断子绝孙的做法是损害了我们全中国的利益，损害了我们子孙后代的利益。3千年的泉水不是你这一代人的，是我们好几代人形成的，你有什么权利消耗掉？你有什么资格把它钻一个窟窿抽上来，一次性消费。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到全国煤资源比较丰富的一个地区，这个地方煤资源多，水资源极其稀缺，但是这个地方准备计划造年产300万吨的甲醇，消耗当地600万吨煤，美其名曰煤化工转化、加工增值，要把钱留在当地，把产品运出去。没有水怎么办？他们搞可行性研究，说准备从地下岩层取水，当时我就问他，我说岩层水至少需要两到3千年才能实行水平衡，我说这个行吗？他说这个没有问题，我们这儿地大物博，人少，水资源能平衡。什么代价？这个地方造3百万吨的甲醇，需要4500立方米的水，你想想，啥概念？所以说，我们这种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方式是以损害环境、给资源带来极大承载压力下发展的，这种方式绝对不可取。实际上这种方式已经给我们国家造成了很大的问题。比如说今年，无锡市20万人断水，什么原因造成的？环境污染！还有今年6月15号早晨，遵义市突然之间空中弥漫毒物，老百姓上班得戴着口罩上班，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严重超标造成的。今年，浏阳河一个城镇5万人断水，什么原因？水体污染。所以说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只能是走一条与新兴工业化道路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不能是毁坏资源、污染环境搞城镇化、搞产业化。

第三个特色道路是中国的城镇化推进必须依靠两种力量。西方国家城镇化道路大部分都是通过漫长的道路，通过市场化，就是以市场为力量。中国不行，中国原来由于城镇化之后，大量人口要进城，靠这种发散式的市场力量不行。所以必须借助两种力量，一种是市场力量，一种是政府力量来推动。比如说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些人的公共服务由谁提供？市场在这方面是失灵的，只有靠政府提供。所以说政府的力量在城市化推进中，我们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强，应该强，这是我们的特色。我们的城市化推进是要靠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结合。当然了，政府推动不能违反市场规律。

第四，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必须与产业发展相协调。中国的非农产业绝大部分集中的在城镇，离开二三产业的发展，中国的城镇缺乏支撑，也会是空城。所以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城镇一定要紧密结合，选好位，定好功能。

最后一条，中国的城镇化道路跟世界不同之处是，世界上目前几个大的城市群、城市带都在发达国家产生，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那么，中国今后的城市化道路是在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体中培育出新型城市化群。这是在世界上是没有的。世界上目前的五大城市群或城市带都在发达国家，比如说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部海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美国中部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日本城市群，都是发达国家。我们今后面临的任务是要在一个发展的经济体——发展中国家造就几个城市群，将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城市化的一个典范。中国将来会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地带、川渝地区、关中等在内，包括东北要造就几个大的城市群，这些城市群将来会承载起将近十亿人口。所以在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刷新了历史，突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城镇化推进中需要注意的一个政策问题

最后，城镇化推进中需要注意的一个政策问题。说了这么多了，那么中国在今后推进城市化进程中需要注意的几个政策问题，我认为中国今后要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首先要明确一个思路。第一要围绕一个核心，核心要保证农村人口向城镇顺利转移。第二，沿着一条主线，什么主线？就是在适度的规模范围内，要成规模有重点地发展紧促型的城市群。第三句话是，要利用两种力量，叫市场力量和政府力量推进农村生活、生产方式向城市生活生产方式转变。什么意思呢？我们积极推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同时，让那些不能或者转不了城镇的一些农村人口生产生活方式也要转变。为此我提出几个政策问题。、

第一，各个城市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根据本身的地理位置、资源特点、历史沿革，确立城镇发展定位，城市功能定位确定好。比如上海定位为国际大都市，重庆定位为西南中心城市，三亚定为国际旅游名城，西安定位为国际旅行城市，唐山定位为国际性重化工名城，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定位为赌城，底特律定位汽车城，巴黎定位为国际旅游大都市，纽约和伦敦定位为国际金融城，北京定位啥？北京的功能很多了，城市定位于它的将来发展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国家对大中城市应该采取一种统筹发展的政策。包括北京市和朝阳区都应该采取统筹发展的政策，怎么统筹呢？就是要公平分配公共资源，特别是财政资源，只有中小城镇包括小城镇与大城市公平均衡的发展，才能改造目前不合理的城市结构，才能调整这种大城市过大、小城镇不足、中等城市功能不完善的问题。

第三，搞好规划。就是说，城镇规划不能乱搞，现在各大城市都是这样，城市的道路像拉链，公安拉开，土地部门给拉开，规划部门给拉开，都给拉开，没有规划。应该整体规划，科学发展，使得我们的规划有统一性、长期性、完整性，可持续性和可操作性。我去巴黎参观，巴黎的城市规划、建设规划100年不变。我专门访问过巴黎城的规划局，局长说，它的规划100

年没有变，只是对一些小的地方进行调整。我们倒好，来一个头搞一个规划，来一个头拆，来一个头还拆，再来一个头还是拆，就认拆。这是不科学的，要有次序性、统一性、整体性，继承性。

第四，要调整大中城市的建设方式。我们再也不能搞这种一圈一圈摊大饼的模式了，要科学发展卫星镇和城市的之间的关系。我到一些县级市，现在都学北京、上海搞圈，叫内环、外环、一环、二环、三环，瞎扯，一个小城镇还搞圈。从规划角度讲，这种圆圈式的城市，交通是最拥堵的。城市本来是一种开放性的，你非用圈圈起来，城市肯定不发散，肯定交通拥挤，没有办法。中国的大城市都是圈，一圈一圈的，领导好画圈，一个文件圈一下，城市建设圈一下，连小城镇都圈起来。这种封闭思想不可行，应该开放城门，搞网络式发展最合适。我不是说不应该画圈，有些圈是应该画圆的，但是有些是不能画圈的。不要超越经济发展阶段搞城市化，城市化应该结合经济发展阶段，应该适应经济发展阶段，不能超越阶段，100年不变固然重要，但是要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你不能把黄金贴到面上，搞黄金屋、搞黄金饭店，那就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了。你不能造一个太空城，你不能把老山林好好的两千年的树，搞到广场上去，你干嘛了呢？人家好好地呆着，你还让人家不安宁，把人家弄到广场上，不合适。

第五，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统筹城乡发展情况下的城镇化。要统筹城乡发展，在统筹城乡发展的前提下推进城镇化。我认为在目前来说，像朝阳区应该在五个方面统筹的情况下，实现城镇化。朝阳区现在是城乡结合部，将来北京城的功能一旦向外拓展，马上就变成了城市。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就应该实现统筹，公共资源统筹，土地资源、水都得统筹，城乡的基础设施统筹，能源供给、水管、道路、通信应该统筹，公共服务应该统筹，文化卫生教育应该统筹，社会保障统筹。就是说，从现在考虑，城乡的人口在低保、医疗保障、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包括廉租房的居住方面，都应该统筹。

我认为下一步城镇化过程中，我们要对两类穷人实行一体化管理，第一类是城市内部的低收入者，第二类是外来的农民工。这两类应该统筹解决，实行均等化的待遇，在低保、失业保险、医保、经济适用房居住方面都应该一体化。我们将来权力在阳光下操作，公共服务要均等化，这是党中央提出的，我们最终目标是要让城市人和农村人一个样、一种服务、一体化，尽管现在做不到，但是正在向前迈进。

最后一条，不管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我们政府都有责任把他们培育成为现代化的新人。

（报告人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报告时间：2007年底）

城市化并不能自动解决农民问题，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

保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使农民在城乡之间能够“双向”流动，对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在城镇规划、住房建设、公共服务、社区管理上考虑城就业农

飞利浦 精于心,简于

形

看比分直播用点点通 打工不如当老板！ 龙腾天下爱丽舍中华 行 民工的需要。

韩俊 崔传义 赵阳

最近，我们对巴西进行了考察，着重了解了巴西城市贫民窟形成的原因及其产生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巴西的考察，我们认为，必须准确理解我国城市化的内涵，合理把握好城市化进度，特别是在城市化过程中要妥善处理好农民的土地问题。

一、巴西城市贫民窟现状

经过几十年努力巴西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就已由农业国转变为现代工业化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60年为1049美元与我国目前的水平基本相当，1980年达到2486美元，2000年为3587美元。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构成是9％：33％：58％。巴西城市化率由1960年的56％，提高到1980年的67．6％，2000年为的81．2％。

巴西城市化的特点是大城市化，农村人口集中进入大都市。第一大城市圣保罗地区1950年人口为250万人1980年达到1350万人；同期，第二大城市里约热内卢地区人口由290万人增加到1070万人。现在全国51％的人口居住在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其中9个大都市占全国人口的29％。

巴西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贫富差别过大，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城市。巴西的基尼系数由1960年的0．5上升到1995年的0．6，现在全国贫困人口仍占34％，14％的人口未解决温饱。2000年巴西有46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即月收入低于80雷亚尔（35美元）。据巴西应用经济研究所介绍，目前贫困人口农村有1500万人中小城市有2200多万人，大城市有900多万人。

巴西城市贫民大部分住在贫民窟。贫民窟在巴西被称为“法维拉”（ｆａｖｅｌａ），指临时搭建的简陋住房的集中地。根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的界定，贫民窟是指50户以上的人家汇住一起，房屋建筑无序，占用他人或公共土地、缺乏主要卫生等服务设施的生活区。1987年全国约有250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近几年有加剧发展的趋势，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巴西有贫民窟3905个，比1991年增加717个。贫民窟遍及巴西所有的大城市，现在已发展到中等城市。圣保罗州是贫民窟最多的州，有1548个。我们考察的里约热内卢市是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世界十大著名旅游城市之一，城区人口550万人其中就有150多万人住在贫民窟里。城中不少山头被贫民窟所占据。4万人以上的贫民窟20多个，一个大的贫民窟占地139万平方米，有贫民15万多人，是拉美最大的贫民窟。

贫民窟带来的社会问题主要是一方面贫民窟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民感情隔阂，加之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影响社会安定。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毒品贩子往往把贫民窟作为“根据地”，以小恩小惠收买当地居民，为其贩毒活动“站岗放哨”，以至政府派军警去贫民窟扫毒，都不能取得理想的成果。里约热内卢市贫民窟里有6000多只枪，成为一个不安定因素。再者，贫民窟乱占公共土地和山头，也给城市生态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二、巴西城市贫民窟产生的主要原因

1、土地占有严重不平等，造成大量无地农民。巴西绝大部分土地一直为少数大地主所控制。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的统计，1996年占农户1％的农村土地所有者，占有土地面积的45％。全国大部分良田掌握在大庄园主手里，其规模最大的可以达到几万、十几万公顷。国家重视出口农业，忽视面向国内市场的小农，对农业的优惠政策补贴大都落在大中型农业企业手中。农村中小农

户和无地农民处境艰难，形成大量无地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由于他们在农村丧失了土地，这种流动是单向的，不可能再回流农村。这种流动虽然推动了工业的发展，但因超过城市工业发展提供的就业机会，一些人就由农村的无地农民转而成为城市的公开失业或隐蔽失业的贫困群体。现在巴西农村仍有1000多万无地农民，他们持续不断地向城市流动。

2、城市化过程中就业机会严重不足，非正规部门充当了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这与上世纪60－－70年代巴西工业化的战略选择有很大关系。这一阶段，巴西把工业重点转向资本、技术密集的部门，服装、制鞋等传统产业又在国际上失去竞争力，难以拓展就业，劳动力大量进入第三产业中的传统服务业和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一般指家庭服务、在5人以下微型企业工作及从事个体经营等，没有签定劳动合同，没有社会保障，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就业。1985－1997年非正规就业增加了97％，正规就业仅增加6％。非正规部门就业已经占总就业人员的近50％，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排气阀门”，起着缓解社会冲突的作用，然而工资一般只相当于正规部门人员工资的一半，多数属于低收入群体。另外有大量劳力失业。城市公开失业率由1990年的4．5％上升到近年的8－11％，有的统计称为17％。失业、就业不足、就业质量差，是造成城市贫困人口长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

3、城市规划、建房用地、基础设施、社区发展没有考虑低收入人群的要求。城市贫民窟的人80％收入在最低工资标准以下他们很难在城市获得建房用地和住房，又不能退回农村，就非法强占城市公有土地如山头、城乡结合部的公地 和私人土地，搭建简陋住房，搞违章建筑。适应其住房需要贫民窟的房地产商及非法交易的黑市也发展起来。

4、公共政策不够完善。如巴西的税收体制是根据各州工资标准确定税收，按税收贡献向各地返回，使地区差距拉大。再如，国家教育开支向中、高等教育过度倾斜，初等教育相对萎缩，在中等教育阶段重视普通教育和人文学科教育，而轻视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和师范教育，不利于改善低收入阶层子女受教育和就业状况。

三、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1、城市化并不能自动解决农民问题，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就业创造更多的机会。巴西的情况表明，进城农民就不了业，只不过是由农村的贫困人口变为城市的贫困人口。统筹城乡发展，关键是为农民进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农民在城里有长期稳定生存的手段，只有这样，城镇化水平才可能扎实地提高。要继续重视发展传统工业，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业，发展多种服务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充分发挥其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作用。

2、保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使农民在城乡之间能够“双向”流动，对城市化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巴西的经验教训提醒我们，城市化能否健康发展，与农村的土地制度关系很大。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外出打工的农民，大多处于不稳定状态，在家乡有一块地，仍然是农民维持生计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农民到城镇落户未取得稳定的就业、收入保障以前，保留这部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让农民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有助于防止大量的无地农民集中于城市，形成贫民窟。扩大农地规模，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都不能拔苗助长，不能剥夺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不能制造无地农民。

3、调整城市建设的思路，在城镇规划、住房建设、公共服务、社区管理上考虑城就业农民工的需要。巴西的情况表明，农村人口进城，除了就业之外，较大的问题是安居问题。我国农民进城就业与巴西无地农民进城有很大区别，一些人没有工作干还可回去，但相当一部分人，将长期拖家带口在城镇就业和生活，城市应把在他们视同常住人口对待，把外来人口对住房、就学、医疗等设施的需求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城市的财政支出和各种公共服务不能仅考虑城市户籍人口的需要，应该有效服务于全社会。

（作者单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中财办）

介绍美国城市化的几个数据兼谈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和发展问题

(2006-07-31 20:07:12)

转载▼ 分类： 教育视点

介绍美国城市化的几个数据兼谈中国的城市化问题和发展问题

——约有75%的美国人生活在大约占5%的土地上。

——至少70%的美国人生活在被称为都市的地方。

——约1亿美国人口生活在都市的“郊区”。

——最大的19个大都会地区容纳的人口达8000万，占全美总人口3亿的1/4强。 ——55%的人生活在沿海岸线60英里（96.6公里）以内的地方。

——美国有县政府3000余个，市政府约2万个。

(资料来源：中央情报局网站。)

这里请注意，这些美国的资料具有普遍性，全世界所有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国家，其人口分布都具有类似特征：大部分人口集中于大城市，集中于平原地带和沿海地带。

美国中小城市的功能属性，一般依次有：

1、 大城市卫星城，主要用于居住。

2、 退休人员养老地。大城市中心区的主要功能是用作经济活动的场所，是年轻时候打拼赚钱的地方，如果用于养老，那就太不合理了，既是资源浪费，住的人也不舒服不合算。所以美国的退休人员很少居住在大城市中心区，大多是到远离大城市的环境优雅、生活安宁、交通便利、住房宽敞、生活费用较低的小城镇养老，安度晚年，这些城镇居民也就由这些老年人和为他们提供服务业的人员组成。而上海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1/4，大多挤在内环线内，忍受着狭小的住房、昂贵的物价、恶劣的空气、喧嚣的环境，忍受出门难、看病难、洗澡难、买菜难，孤单寂寞，苦渡余生。

3、 特种经济城，居民从事如旅游服务，矿业，名优特稀产品生产等，如高速公路沿线的小镇等。

4、 工业园区。一个几千人甚至少到几百人的工厂就可能形成一个城镇。

5、 大学城。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中国现在的城乡隔离制度，画地为牢的户口制度，和所谓的中小城镇建设政策，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把农民禁锢于土地作为主要目的之一等政策的荒谬性。

现在的政策不但不是在推动城市化进程，反而是一心一意地阻止城市化，阻止人口向城市流动，向大城市流动，同时也阻止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产生和发展。

事实上，在不合理制度和政策的禁锢和误导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举步维艰，基本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中华民族的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进程正遭到彻底的阻碍和破坏。

有些专家宣称要走出一条新路，对这些成功的经验强行排斥，不知道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和人民的成功实践是不是还比不上他们几个人的凭空想象和纸上谈兵，真是大言不惭，这种江湖术士式的专家只会祸国殃民。

下面以中国目前最大的城市上海为例来加以说明。

上海直辖市管辖总面积5800平方公里，其中中心城区共9个区，根据地段，分为四个档次： 第一档次：黄浦、静安， 属于绝对的上只角；

第二档次：徐汇、卢湾、长宁，属于相对上只角；

第三档次：虹口、普陀， 属于相对下只角；

最低档次：闸北、杨浦区， 属于绝对的下只角，被人看不起的。

现在的浦东新区大概属于第二档次，和徐汇、卢湾、长宁同等。

上海人的地段意识极其强烈，这是由殖民主义者的无耻压迫造成的，这里先大致介绍一下： 过去，闸北区、杨浦区的女人如果能够嫁入黄浦、静安，那真是莫大的荣幸，哪怕对方是个黄浦静安的瘪三，至少也有一个虚名，全家都会感到得意和光彩。就像上等的黄浦区静安区女人如果能够嫁给外国人，就等于获得新生，是一样的感觉。

而闸北的男人基本是不可能娶到黄浦区或者静安区的女人的。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像印度的种姓制度一样严格和清晰。闸北区走出来的人在上海基本被看成是垃圾瘪三。

这一切，都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政策造成的，是一种几乎所有的殖民地都有的变态情形。黄浦、静安过去属于英租界和法租界，是租界的中心区，只有外国人才能享受到主人的地位，也是最好的地段；徐汇、卢湾等地则是高等华人的集中地；虹口是日租界，时间较后，地方较偏，所以主要是普通良民；而闸北、杨浦基本是棚户区，特别是闸北，是最低等的盲流苦力居住的地方。

这种情形在传说中的“解放”后并未得到有效的改变，反而得到全盘继承和发扬光大。“新社会”的先进代表，都以居住在当年洋人居住的地方为荣，并同时继承了当年洋人造成的优越地位。劳动人民居住的地方号称是解放了，其实地位还是一样。当年侵略者占据的中心地带如外滩，由于洋房集中，被当成是上海的标志。全国有很多城市受到过这种屈辱，这些大城市也同样有洋房集中的租界，比如汉口、天津、青岛、哈尔滨、广州、厦门等等，但只有上海当局将这些洋房和租界当成是炫耀的标志，当成是一种光荣和美丽，当成是一种值得自豪的文化传统和先进文化的代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比如外滩，全世界都知道外滩，而外滩的洋楼林立正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见证，代表了中国人近代以来的耻辱历史，但是“解放”后却成了上海的象征。我们不禁要问，这种象征到底代表了什么含义？是说明上海这块土地曾经留下的“高贵民族”的印记，还是代表上海曾经蒙受的“先进文化”的阳光雨露的滋润？在下从懂事时候起，就觉得无法理解，实在想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心态，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心理。

下面回归正题：

上海中心9区（不含浦东新区），面积290平方公里，总人口630万，已经完全饱和。

浦东新区主要是原来的川沙县，面积523平方公里，约是上海的2倍，人口170万，约是上海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人口密度只有上海的八分之一！

其他地方人口就更加稀少了。比如原嘉定县，面积459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0万，人口密度

只有上海的二十分之一。其他县也大致如此。不过，中心9区和浦东新区之间户口可以自由迁徙，出了这10个区就不可以了，这种限制也像印度种姓制度一样严格和清晰。

这些县和上海比，区位优势其实是差不多的，如果能够平等发展，自由发挥，而不是事事要由上海当局恩准，被捏着脖子的话，这些县基本都可以达到和上海差不多的发展水平，人口密度也可以大大提高。关于这一点，实在想不出否定的理由。

那样的话，今天整个上海地区的范围就可以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区，容纳的人口、经济的水平也可以翻几番，现在整个上海直辖市地区总人口2000万不到，但是发展的潜力完全可以达到6000万以上。上海老城区的人口也早就可以大大疏散了，生活质量也可以大大改善，经济发展也早就可以上新台阶，产业升级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管死不死活不活，都要挤到中心城区。

如果这样的话，也意味内地可以减少4000万的农民，相当于一个江西省的人口，意味这些农民造成的土地占用，资源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都可以消除。而集中到上海地区后，其生活水平则可以得到大大提高，成为有用的人力资源，其造成的污染也可以集中处理。他们的孩子可以受到集中的教育，原来办一所山区小学，只能有几十个孩子，孩子们上学还要走很远的山路，教学条件也极其恶劣，就算有钱也不可能搞好，因为效益太差了，而现在城市一所小学就可以容纳上千的孩子，教学条件也可以大大改善，这就是经济规模效应。所以这是利国利民利地方，大家说是不是。

也许有人要说，上海现在就是缺水城市，增加那么多人口，城市怎么承担得了阿？问得好！4000万人口，生活在长江上游的话，就不耗水了吗？上海在长江口，所谓缺水并不是没有水，而是供水基础设施不足导致的，还有水污染对水资源的破坏也是重要原因。人口集中起来，原来分布各处的污染自然可以减少甚至消除，而集中地的污染又可以集中治理，治理费用将大大降低。建设供水基础设施的投入由于有规模效应，用的人越多，费用越便宜，效率越高，会更加经济合理。自来水是天然垄断行业，从来都是稳赚钱的，搞成亏损，那是没有天理。

其他的公共设施和城市资源也是如此。人们来到城市，动一动都是花钱的，多一个人就意味多一个消费者，多一个客户。这样才是正面的看法，才是良性循环。你把人看成是负担，我把人看成是客户，观念不同，自然看法不同。孰对孰错，前面已经说了，这是所有现代化国家经过普遍实践后的成功经验。当年内地文革，大量人口涌入香港，绝大部分是文盲半文盲，结果是造成了负担呢？还是造就了繁荣，事实俱在。内地的城市资源再不足，总比香港好吧，香港可以搞好，你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天理何在？

所以，所谓现代化，从经济层面来说，必定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工业化的各产业必定要逐步从分散竞争过渡到产业集中，形成规模优势；而城市化也必定是大城市不断扩大，形成人口集中，大多数人口集中到少数的大城市里面，而不是分散于所谓的中小城市。这样才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符合规模效益，大家说是不是。

而现在当局对人口集中的恐惧和人为限制，其实是管理上无能的表现。因为他们根本就不

具备管理好大城市的能力，近60年的执政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所制造出来的理由什么城市不堪重负、大城市病等等都是欺骗外行人呢？1000万人的城市不堪重负，100万人的城市同样不堪重负。在现有体制下面，没有哪个城市不是不堪重负的，这难道不奇怪吗？是真的不堪重负，还是违背了经济规律和科学规律的无能和专横。

想想韩国，汉城地区集中了全国近一半的人口，2000万人，没听说不堪重负，总体上运行良好。东京地区集中了日本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也管理良好，成为不可替代的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中心。

香港面积1092平方公里，大部分是山地，可用的土地不超过30%，却容纳了700万人口，也运行良好。而上海地区5800平方公里，全部是可用的好地，按照比例的话，上海地区可以容纳的人口应该能够达到香港的20倍，即1亿人以上。

新加坡面积600平方公里，人口400万，按照这个比例的话，上海地区人口也至少应该翻一番。

所以，现在这种状况，是不是应该看成是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机会浪费？生活在上海的人就知道，在内环线以内，人满为患，但是出了内环线不远，就到处是空旷的地方了，如果出了外环线，简直是一片荒凉。上海这种地方怎么可以以保护耕地为名限制郊区县的发展呢？上海地区的全部耕地全部破坏掉，不做耕地做城市，又能有多少，结果却可以吸收一个中等省的人口，在内地可以节约出一个江西省的面积，到底哪个是真正保护了耕地，还不清楚吗？保护耕地，应该是全国统筹，而不是各个地方都要保护，上海这样的地方也要搞保护耕地，要考虑粮食安全，这是不是搞笑了。而今天的上海地区确实还有大量的农民在从事种水稻，种西瓜，种蔬菜之类活动，人均也只有一两亩地，其中一些还号称是米袋子、菜篮子工程，是不是很搞笑。不知道纽约东京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也要保护耕地，保护粮食安全，在郊区依然还保留人均几亩地的小农民在从事伟大的粮食生产，从事菜篮子工程。

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产业分工、比较优势、规模效应。国内的产业分工都解决不了，还妄想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国内的市场竞争都搞不好，还大言不惭要参与国际竞争，真是大言欺世、痴人说梦。

比如嘉定，他的区位优势完全不比上海差，和江苏的联系也比上海更加紧密，不管发展什么产业，上海能搞的嘉定都能搞，而且由于上海处于饱和状态，地价高，嘉定的地价低，应该可以很快地吸引投资和人才，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迅速赶上上海，成为和上海差不多的大城市才对。可现实是嘉定不管要搞什么，都必须得到上海人的恩准，这样就只能永远是上海的一个郊区，在上海人眼里，嘉定永远只能是乡下，就像在上等华人的眼里，闸北永远是垃圾瘪三，你要想改变命运，想要和上海平等竞争，那是不能被允许的，懂吗？

上海地区的发展，从交通上来说，至少应该有六条铁路干线通达各地，南北方向各三条，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具体规划如下：

北向增修两条：

1、修建第二条京沪线，走嘉定——太仓、常熟、张家港、江阴——走苏北中部：靖江、泰

兴、江都——淮阴、新沂——临沂、淄博、滨州——沧州、廊坊——北京。

2、修建北沿海铁路：走宝山——隧道至崇明——隧道至南通——走苏北沿海：海安、盐城、连云港——日照、青岛、烟台。

这两条线经过的都是人口稠密区，铁路稀疏，修建这两条干线应该是最基本的需求。

南向增修两条：

1、 修建上海至武汉拉直线：经过青浦——湖州、安吉——宁国、泾县、青阳、池州——安庆、太湖——拉直线到浠水——黄冈、鄂州——武汉。

这条线是在武汉和上海间拉一条直线，缩短两地间距离，也成为四川盆地通上海的快捷通道。

2、 修建第二条浙赣线，现有浙赣线走钱塘江南岸，新线走钱塘江北岸，并拉通南昌和长沙间直线。从南汇出发（连接芦潮港通洋山港）——经过奉贤、金山——平湖、海宁、余杭——富阳、桐庐、建德、开化——德兴、乐平、余干——南昌——高安、上高、万载——浏阳——长沙。

这条线可以缓解现在浙赣线的压力，可以拉通长沙至南昌至杭州、上海的直达线，也为经过地区的发展提供交通支持。

但是现在只有两条铁路，根本无法满足发展需要。而铁道部却热衷于搞华而不实的京沪快速干线，而且和原来的京沪线重叠，摆明重复建设，锦上添花。有这条快速干线的钱，可以把这四条铁路全部修好，按照国家一级干线标准，复线电气化一次建成，不但分流现有线路的压力，而且可以完善路网结构，提高铁路覆盖密度，促进地区经济平衡发展。明摆着的利弊关系，为什么就看不见呢？

再来看市政基础设施，比如当初要修内环高架，改善交通，这本来是好事。可是上海那么大的城市，作为公路交通核心骨干的高架，从长远来看，无论如何也应该至少修到8车道，可实际上只修了4车道，建成之日就是落后之时，很快就不堪重负。这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是为了为官一任，早出政绩、快出政绩，任期过后，管他洪水滔天。

上海的市政基础设施基本如此。这些基础设施一旦修好，要改就难了，因为代价太大以至基本不可能。而大部分基础设施都是这样建成劣等工程的话，它实际上是断送了上海的未来，断送了上海成为现代化城市的机会，决定了上海因此只能永远成为一个劣等的第三世界大城市。

一个低劣的基础设施系统，不可能支撑一个现代化的城市。而这些基础设施一旦建好，接着就要在上面进行大量的城市建设，因此要改就要动大手术，代价高昂。上海著名的四川北路，一年中开挖了10次，不知道有没有进吉尼斯。大街天天挖已经是顽症，如果其他的各种基础设施都是这样的话，那结果将是令人绝望的，要全部改过来就等于要重建一个城市，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何况，那些建于地下的基础设施，一旦建好，重建的可能性基本没有，因为地质状况已经定型了。二战中，德日许多城市被炸成废墟，但是损毁的只是地面建筑，地下设施还是完好的，规划也是现成的，因此重建很容易。所以，真正奠定一个城市发展基础的不是看得到的高楼大厦，而是看不到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地下基础设施，这也是最花钱的地方，也是最值得花钱的地方。

从基础设施的建设来看，有关当局根本就不是按照现代化发展，中华复兴的目标来设计的。

基础设施，百年大计，必须有长远的规划，应该能够符合相当长时间的发展要求。可是现在的规划是完全相反的。比如沪宁高速公路，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最发达、人口最多的一个地区的交通干线，就算按照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目标来设计，至少也应该有10个车道，而美国的洲际高速公路都能达到16个车道，可现实沪宁高速只有4个车道。建成时还无耻地搞欺骗宣传，说是双向6车道，还预留2个车道作为将来扩容云云，其实根本就是骗人的，不到十年就不堪重负。

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中国表面上看修了很多高速公路，但都是质量低劣，规格低下，根本无法支撑中国经济的发展，纯属政绩工程，出血工程，收费工程。高速公路建成之日就是大修之时也成为惯例。

南京长江大桥也是，本来万里长江是黄金水道，万吨轮可以直达宜昌，三万吨轮可以直达武汉。可是大桥一修，万里长江立刻被齐头斩首，从此后只能通过5千吨轮，损失的运力无法用金钱衡量。而现在长江上已建和将建的桥据说要超过100座，大致都是以南京长江大桥为基准，因此长江是万劫不复了。这是在对中华民族犯罪。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森林大砍光、水土大流失、土地大退化、资源大枯竭、生态大破坏、环境大污染，数不胜数。所谓发展旅游业，也不知道破坏了多少自然遗产、生态环境。

缺乏科学规划和质量保障，只为早出政绩、快出政绩，只为了通过上项目捞到好处的工程，以及竭泽而渔的发展，只能造成破坏，而不可能带来真正的发展；只能制造表面的繁荣，不可能带来真正的进步。它造成的隐患和代价必将在未来显现，遗祸将来。

这些所谓的发展，所谓的建设，到底是发展还是倒退，是建设还是破坏，是发家行为还是败家行为，不言自明。

现在已经不敢奢望什么发展，奢望什么现代化，什么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共产主义云云，这些宏大的题目已经成为笑柄。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正在被掏空，我们的民族正在走向生存危机。而那些破坏狂早已给自己准备好了后路，他们正是民族最凶恶的敌人。

不知各位以为我说的是不是有点道理，如果有的话，问题出在哪里了呢？又该怎么办？

第五章 第三节 中国农村城市化现状分析

一、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历史演进

中国有着悠久和灿烂的历史文明，城市发展在古代一直领先世界，并出现过像西安、洛阳、开封等享有世界盛誉的古代大都市。但到近代，农村城市化进程遭到抑制和摧残。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全国城镇人口只有5765万人，农村城市化率仅为10.6%，不仅远远低于当时世界的平均水平（28%），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16%）。新中国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农村城市化新征程，但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城市化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如何划分和确定新中国50多年来农村城市化历程，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标准和依据作出了不同的划分方法，有两阶段论、三阶段论、四阶段论、五阶段论、六阶段论等，这些划分方法，都应该值得肯定和借鉴。我们认为，对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划分不能太粗，也不能过细，既要概括出中国整个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全貌，也要揭示出整个进程中各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同时还要便于人们更好的理解和把握。基于这种思考，我们可以将中国农村城市化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49—1957年为正常发展的起步时期

这一阶段是中国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恢复国民经济，以工业化为主体，以城市为依托，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一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工业，使城镇人口得到快速增长，平均每年增加523万，到1957年城镇人口达到9949万人，城市化率上升到15.4%，平均每年提高0.6个百分点，城市数量由1949的135个增加到1957年的178个。 2、第二阶段：1958—1978年为徘徊停滞时期

这一阶段，中国农村城市化水平长期徘徊不前，发展速度十分缓慢。1958年开始，由于“大跃进”的指导思想，盲目追求高速度，全民大办工业，出现了爆发性的工业化过程和超高速的城市化过程。到1960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6.6%，增长速度为25.9%；城镇人口达13073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19.7%。1961年开始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大批城市人下放农村，结果城市数由1961年的208座下降到1964年的169座，城市化水平由1960年的19.7%下降到1964年的14.6%，城市化水平出现了大回落。 1966年开始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农村城市化停滞不前。1978年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比1966年的17.8%，仅增长了0.1个百分点，十二年时间，一直徘徊在17%—18%之间.

3、第三阶段：1979年以来为稳定快速的发展时期

从1979年至现在，这是中国农村城市化稳定发展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社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也摆脱了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步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特别是小城镇的发展尤为迅速。这主要得益于改革前期的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农村人口大量进入城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认识和重视，农村城市化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农村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1978年，中国城市只有193座，城镇人口只有17245

万人，城市化水平仅为17.9%。到2004年，城市增加到666座，城镇人口为54283万人，城市化水平提高到41.8%。

二、中国农村城市化化进程的分析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经济建设和农村城市化经历了五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从上述中国农村城市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

1.从发展阶段上看，中国农村城市化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

第一阶段1949—1957年农村城市化起步较好，工业化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第二阶段1957—1978年农村城市化处于曲折艰难时期，由于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和1964年《关于户口迁移政策规定》的实施，对城乡人口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限制了城乡之间人口流动，农村城市化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第三阶段1979年以来，中国农村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农村城市化成为中央政府重要的议程，被列入国家发展规划。小城镇、大战略成为该时期中国农村城市化发展的主旋律。特别是2002年以来，坚持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和城市体系建设，成为新阶段中国农村城市化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准则。 全国人口

起止年份

阶段 （万人） 第一阶段 1949—1957年 64653 第二阶段 1958-1978年 96256 第三阶段 1979-2004年 129988

表8－１新中国农村城市化发展阶段比较

城镇人口 城市化率

城市化率（%）

（万人） 年均增长（%） 9949 15.4 0.6 17245 17.9 0.1 54283 41.8 0.9

说明：①原始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②有关数据计算整理而得。

2、从发展水平上看，中国农村城市化水平较低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在第一、三阶段得到较快发展，到2004年，中国农村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41.8%。但由于中国农村城市化起步较晚，发展进程曲折，因此，中国农村城市化水平很低，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4%，1997年），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75%，1997年）。不仅如此，中国农村城市化水平低还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按照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城市化与工业化存在着正相关系。然而，中国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农村城市化水平一直较远地落后于工业化发展水平。1952年，城市化低于工业化7个百分点，而后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两者差距不断拉大，到1978年二者差距达到27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水平虽然提高很快，但仍然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二是城市化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1997年中国人均GDP为860美元，城市化水平为29.9%，同年人均GDP在630—1090美元之间的12个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41.3%，高出中国11.3个百分点。若按世界银行购买力评价（PPP）计算，中国人均GDP为3570美元，同年人均GDP在2040——4840美元之间的28个国家平均城市化水平为52.6%，与中国城市化水平相比，高出22.7个百分点。

3、从发展空间上看，中国农村城市化水平呈阶梯分布

中国农村城市化水平，同三大地带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呈现阶梯状态，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比中

部地区高，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比西部地区高。

4、从发展动力上看，中国农村城市化主要依靠政府来推动

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政府都是推动农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往往政府重视农村城市化工作，农村城市化速度就会加快，政府一忽视，农村城市化就会停滞不前。政府关于农村城市化的方针政策直接引导着农村城市化的走向。近年来，市场机制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作用越来越强劲，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政府推动的主导地位。

5、从发展重点上看，中国农村城市化以小城镇的发展作为重点

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是中国农村城市化发展的基本指导方针。在中国农村城市化50多年的历程中，大城市受到严格控制，中等城市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小城镇得到积极的发展。因此，小城镇发展极为迅速。 三、中国农村城市化的地域差异

中国是一个幅原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人口和资源分布极不平衡，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千差万别。因此，中国的农村城市化发展也表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

中国三大阶梯的地势形态构成了中国三大地带的明显差异，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也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东部沿海一带的经济发展领先于中部内陆地区，中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发展又领先于西部边远地区。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决定了农村城市化水平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从总体情况来看，中国当前的农村城市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可划分为三个层次，从东向西依次递减。具体表现如下： 1、农村城市化水平的地域差异

中国城市空间分布的突出特点是东密西疏，农村城市化水平是东高西低。 表8－2中国农村城市化水平三大地带差异

1990年农村城市化水平（%）

地区

东部 27.7 中部 24.9 西部 20.5 全国 24.4

2000年农村城市化水平（%）

44.6

33.5 27.7 36.2

说明：①原始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人口普查资料》（1990年，2000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②表中数据根据原始数据计算整理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在全国31个省（区、市）农村城市化水平排序中，排在后五位的分别为西藏、河南、云南、贵州和甘肃，城市化水平不足25%。农村城市化水平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上海、北京和天津三个直辖市，它们都高于70%以上。具体情况见表8-3：

表8－3全国各省（区、市）农村城市化水平排序

地区 农村城市化水平（%） 序号 地区

序号 1 上海 88.3 17 新疆

农村城市化水平（%）

33.8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北京 天津 广东 辽宁 黑龙江 吉林 浙江 内蒙古 福建 江苏 湖北 海南 山东 山西 青海 77.5 72.0 55.0 54.2 51.5 49.7 48.7 42.7 41.6 41.5 40.2 40.1 38.0 35.0 34.8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重庆 宁夏 陕西 湖南 广西 安徽 江西 四川 河北 甘肃 贵州 云南 河南 西藏 33.1 32.4 32.3 29.8 28.2 27.8 27.7 26.7 26.1 24.0 23.9 23.4 23.2 18.9

说明：①原始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②表中数据根据原始数据计算整理。 2、农村城市化速度的地域差异

改革开放后，随着东部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城市化进程相应加快，城市的数量也迅速增加，从而导致了东、西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差异进一步拉大。如1986—1994年间全国共设市300个，其中东部地区设145个，占48.3%，而西部地区设34个，占11.3%。东部地区尤其广东省农村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1980—1995年，广东省农村城市化水平提高了35.8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超过3.5个百分点。上海、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农村城市化水平提高均在20个百分点以上。农村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的主要是西部边远地区的一些省区，在1980—1995年间，贵州省农村城市化水平提高不到2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增长只有0.1个百分点。新疆、云南、青海、宁夏、陕西等省区平均每年增长也均在0.5个百分点以下。农村城市化发展速度上的差异，主要与农村工业化和小城镇发展情况密切相关。 3、城市分布密度的地域差异

根据1994年资料分析，中国设市城市共计622个，其中东、中、西三大地带分别为278个、231个和113个。按每平方公里的城市数计，东部为2.04个，西部为0.21个，相差9.7倍以上。2002年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概况资料显示，到2002年底，东部地区城市有287个，占43.5%，中部地区城市247个，占37.4%，西部地区城市126个，占19.1%。以上情况表明，在幅原辽阔、人口众多的中西部地区，城市分布极为稀疏，致使中西部地区缺乏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整个地区经济发展缺乏活力。 4、城市规模结构的地域差异

根据2002年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统计资料，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全国共有33个，其中东部有23个，中部有6个，西部只有4个，分别占69.7%，18.2%，12.1%。100—200万人口的城市全国共有138个，其中东部73个，中部44个，西部21个，分别占52.9%，31.9%，15.2%。整体上，中国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从各地带内部城市结构看，东部地区人口100万以上、50—100万、50万以下城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