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的兴盛与民族的交融

作者：阎立新

《满族研究》 2001年03期

　　满族是崛起于我国东北的一个庞大的少数民族，它建立的清政权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宏伟的篇章。其二百九十多年的历史大致可划分为入关前和入关后两个阶段，其复杂的发展过程就是一部民族交融的历史，总的发展趋势是满文化融入汉文化的浩瀚大海。至今，满族文化特征的表现已寥若晨星，但纵观其两大阶段，民族发展与融合的过程又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和结果。入关前的一段时期是满族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本文试就这一阶段满族与其它相近民族交流及融合的状况做简单论述。

　　女真是满族的先世。公元1115年，其部族首领阿骨打称帝，始建金政权，它先后灭掉辽与北宋，掀开了统治北中国的历史画页。由于其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与中原地区的先进经济产生了强烈的冲突，女真统治者多次将南下占领区的汉人及契丹人强制向北方迁徙。这种被迫的移民方式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带入东北地区，他们和东北地区的女真人共同开发边疆，发展当时落后的经济生活，积极促进了女真人文明化进程。在东北地区考古挖掘出来的银器、铜钱、印牌等许多金代文物就是中原文化对金代东北地区文化影响的最好证明。同时，为了镇压中原人民的激烈反抗，缓解女真族内部的阶级分化，金统治者又将大量的女真猛安、谋克户南迁到华北地区。这些女真的猛安谋克户同中原地区的汉族农民杂居，共同从事农业生产，又与汉人、契丹人互相通婚。这种共同的生产和生活，不但使女真人学习了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逐渐遗弃了本族的语言、风俗，改为说汉话、穿汉衣、改汉性。虽然金统治者严令禁止，极力提倡保持“国语骑射”，但历史的发展是任何力量不可阻拦的。金代的女真人中的大部分逐渐走上了与其它民族融合的道路。

　　在民族不断发展与融合的趋势下，做为金统治者的女真贵族仍实行其残暴落后统治。因而，公元1234年，在我国北方统治一个多世纪的金政权被蒙古和南宋联合所灭。从此，女真人在元代蒙古贵族的统治下。其中一部分在辽阳等路辖区内，这些女真人与汉族杂居共处，共同从事农业生产，他们逐渐汉化了。另一部分分布在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即以依兰县为中心的松花江、黑龙江流域。他们“各仍旧俗，无市井城廓，逐水草而居，以射猎为业”。（注：《元史》卷59）这部分较落后的女真人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南迁，成为满族最主要、最直接的来源。

　　到了明代、女真人再次崛起，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的女真人逐步南移，形成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三大部分。其中东海女真是较落后部分，而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虽然也存在着狩猎经济，但他们向农业经济转变的速度比较快。他们在与相近的先进民族不断接触，并进行着贸易往来。这样，女真人落后的经济得到发展。朝鲜平安节制使李藏派人偷渡婆猎江（今佟佳江、浑江）入建州女真地区窥探，在兀喇山北隅吾弥府（今辽宁省桓仁县境），“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注：《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卷77）。之后，明朝锦衣卫指挥佥事吴良奉命到海西，所见“女真野人家多中国人（即汉人），驱使耕作，询之，有为掠去者，有为避差操罪犯逃窜者”（注：《明英宗实录》卷103）。这些记录，反映了明初到中叶以前，较先进的女真部落受相近的先进民族经济的影响，已经走上了“俗尚耕稼”的农耕经济道路。

　　经济的发展变化是与诸多社会因素相关联的。明代女真经济不断发展壮大，与其自身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民族融合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民族融合是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必然，而民族融合的前提就是民族之间的接触与杂居共处。明代女真不断南迁，造成与朝鲜族、蒙古族和汉族杂居共处之势。这为民族间的融合提供了充分的条件。以下就谈女真族的发展过程中与相近民族的融合之势。

　　明代，女真族与朝鲜族通过不断的接近，形成杂居之势，其混居共处的局面有三种情况：在女真人聚集区（赫图阿拉为主）；在辽东诸卫；在朝鲜国境内。进入女真人聚集区的朝鲜人，有的是被女真人抢掠而来，有的是不堪朝鲜国沉重的贡赋之压自动投奔而来。善于骑射的女真人早就有抢掠之俗，因而，邻近的朝鲜边民在耕作之时被女真人抢掠的现象便屡屡出现。另外，朝鲜国民每年负担繁重的赋税和兵役，而女真地区对投靠而来的朝鲜国民允许随意定居，不纳税、不服役。这样，朝鲜国民不断归附女真地区，在此与女真人杂居共处。随着女真人的不断南迁，在明朝辽东管辖区内的东宁等卫，朝鲜人也先后移入本区，出现了“华人十七，高丽、女直十三”的情况，由此可见，女真人与朝鲜人在辽东也形成混居之势。明代，朝鲜族较落后的女真族文明而发达，因而女真人向朝鲜地区投靠者络绎不绝，朝鲜政府对他们实行安抚政策，对女真人“习礼仪之教，与国人相婚，服役纳赋，无异于编户。且耻于酋长，皆愿为国民。”（注：《朝鲜李朝实录·太祖》卷8）女真人正是通过与朝鲜人的杂居共处，得到向先进民族学习的机会，并使自身的经济很快地发展起来。比如，朝鲜国在北部的镜城等地设市。女真人以所采货物换朝鲜人的食盐、铁器、耕牛等物品，为了换取女真人的良马，朝鲜更是将大量的盐、布等生活用品低价估算，因此，女真人总是能够以高价成交，女真人的利益得到保护。朝鲜人与女真人之间的经贸往来是推动女真发展不可低估的力量。

　　女真人与朝鲜人的杂居共处，使得民族间的通婚成为必然。史载：自李朝太祖时，两族互市、至结婚姻，往来不息。女真人与朝鲜人的通婚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女真人向来有抢掠朝鲜人之习俗，因而所掠之人，被迫嫁与女真人结婚。二是许多“投化者”，即投靠朝鲜的女真人，到朝鲜国土后，与朝鲜人婚配。有些女真首领由朝鲜官方许婚，更多的则是民族间正常的通婚。

　　正是这种杂居与通婚，使得两族间的接触更加频繁，因而边境贸易成为两族接触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彼此利益驱动的结果。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的过程中，建州女真的军事力量不断壮大，经济的发展还相对滞后，先进的朝鲜经济成为学习的主要对象，女真人正是通过边境的互市贸易得到好处，增长了见识，促使其落后的经济得到发展。女真人的铁农具主要是由与朝鲜的互市而来。满语中锄为"homin"，朝鲜语则为"homi"，由此推测，女真人的铁助、犁铧等农具皆由朝鲜输入，而征讨战争中所用的大量兵器、弓箭等的制造业，更是从朝鲜冶铁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是否可以这样结论：虽然在政治上朝鲜国始终对后金国持有一种暖昧的态度，但双方经济互相往来却是女真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

　　除了杂居与通婚外，朝鲜人融入（满族）的另一个主要途径就是战争所获人口，纵观努尔哈赤建国以前的一段时期，女真各部落对朝鲜的抢掠是经常的，但基本上都是较小的规模。如果把这种抢掠也称是部落战争的话，其俘获也是甚微的。天命三年（公元1619年）前后，后金军中有“朝鲜营三千兵”，（注：《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卷130），并聚居而住，称“高丽村”。真正得到大批的朝鲜人口，是通过努尔哈赤建“后金”（清）以后几次大规模讨伐战争。天命三年（公元1619年）萨尔浒大战，俘获助明作战的朝鲜都元帅姜宏烈部下三、四千人，除被杀、逃跑外，其余都作女真人奴仆使唤。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进军朝鲜，所获人口，只平壤等六城就达四千九百八十六人，平安道等地又被掠去六百余人（注：《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6）。又崇德二年（公元1637年），清军再次大举进攻朝鲜，掠夺人口数万。这些被抢掠或俘获的朝鲜人，长期与女真人共同生产、生活，渐渐地融入了满族共同体之中。

　　自明初始蒙古与女真就处于混居杂处的状态。女真与蒙古之间水草相连，地理上没有任何的障碍，这样有益于他们之间的接近、交往。尤其作为满族重要来源的海西女真与蒙古兀良哈三卫相邻，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是紧密。海西叶赫部始祖姓根达尔汗即原姓土默特的蒙古人。又有史料记载：明末海西乌拉部酋长布占泰其先祖亦蒙古人。（注：《清太宗实录》卷15，台湾华文书局影印本）建州女真大首领李满住的三个妻子中有两个是蒙古人。这些都充分说明女真族与蒙古族不仅是邻帮的关系而且是血肉相通的亲族。两族之间的血缘交流，一是通过部落之间的征战讨伐，二是借助于一种友好、和平的方式即联姻。

　　由于女真与蒙古兀良哈三卫的近邻关系，明中期时就有关于两族通婚的记载：朵颜卫头目速可台娶兀者卫都督刺塔之妹为妻。（注：《明英宗实录》卷153）明中期以后，这种通婚的现象越来越多见，其中北关叶赫部首领“世与北虏结婚”（注：《开原图说》下卷），北虏即明朝人对蒙古的歧视性称谓，北关最后一位贝勒锦台什孙女即嫁给强大的林丹汗为妻。此时，散落的女真族与蒙古族强大骑兵的势力骑兵的势力相比还是处于弱小的态势，这种姻缘的缔结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以人与人，族与族之间的相融来求得局势的安宁或暂时的稳定。因此，恩格斯才有如下的阐述：“亲属关系在一切蒙味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明后期，蒙古形成漠南、漠北、漠西三大部分。漠南蒙古与女真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此时的女真也不再是那种涣散、无力的状态，以努尔哈赤为首领的建州女真崛起，走上了一条统一女真各部的道路，其力量不断壮大。女真统一大业的阻碍之一就是邻近的漠南蒙古三部（科尔泌部、喀尔喀部、察哈尔部）。他们与明、金之间摇摆不定的态度加上其不可小视的强大军事战斗力量都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因此，努尔哈赤采取了征伐与安抚并用即“慑之以后、怀之以德”（注：《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21）的刚柔相济政策。满蒙联姻、结盟就是这种政策下的产物。

　　入关前的一段时期，即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满蒙（主要是漠南蒙古）的联姻对后金大业的开创具有卓越的贡献。明安，科尔泌左翼后旗贝勒，曾参与九部联军攻打建州，战败，于是与建州建立友好往来。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太祖闻其女颇有丰姿，遣使欲娶之，明安贝勒遂绝先许之婿，送其女来，太祖以礼亲迎，大宴成婚”（注：《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万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安兄也将其女送与皇太极成婚。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明安弟又将其女送与努尔哈赤成婚。从此，开创了女真与科尔沁部联姻的局面。而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科尔沁部鄂巴与努尔哈赤的联姻结盟是科尔沁部全部归附后金的一个重要标志。科尔沁右翼中旗大首领鄂巴台吉多次与努尔哈赤交战，并逐步认识到后金军的强大，于是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察哈尔蒙古林丹汗，天命九年（公元1624年）与后金焚香盟誓，接受努尔哈赤授予的土谢图汗封号和大量赏赐，并娶图伦之女（努尔哈赤弟舒尔哈赤之孙女）敦哲为妻。鄂巴的哥哥及弟弟也同时得到努尔哈赤赐予的汗号。这样，整个科尔沁蒙古就完全掌握在后金手中，为征服漠南蒙古打下坚实的基础。到皇太极时期，随着后金与蒙古关系的更加紧密，后金与科尔沁蒙古联姻次数的不断增加和等级不断提高。皇太极后妃中有三个都是出自科尔沁的博尔济吉特家族，因为博尔济吉特为元太祖成吉思汗的后裔，（注：《清朝通志·氏族略》卷6）地位的高尚与尊贵深受蒙古人的重视，这种强与强的联合必然受到人们，尤其是蒙古各部的推崇与抑慕。这样，后金以血缘为纽带为自己铺就了一条通向蒙古的友好之路。而那些得到优厚待遇和封号的科尔沁亲族明安、鄂巴、吴克善等人在征服明朝、朝鲜及喀尔喀、察哈尔蒙古的战争中，皆率领强大的蒙古骑兵冲锋陷阵，尽忠效力，为后金的大业立下汗马功劳。

　　喀尔喀部是漠南蒙古的又一强大势力，内有五部。扎鲁特部最早与满洲建立联姻关系。巴约特部恩格德尔又娶舒尔哈赤之女为妻。但喀尔喀蒙古总体上是依附明朝的，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喀尔喀蒙古翁吉剌特部介赛等助明抗金，被俘为人质。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与后金结盟联姻，从此，喀尔喀蒙古走上了联金抗明的道路。在强大的政治利益的驱动下，结亲是一种最实际而良好的手段，以和平与亲善代替了争斗和杀戮。

　　察哈尔蒙古是元的嫡裔。明末清初该部首领林丹汗兵力强大，暴虐无道，时时攻打、抢掠东部蒙古各部，称霸之心昭然若揭。因此，后金联合蒙古其它各部，与林丹汗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战争。终于在天聪九年（公元1635）征服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于青海大草滩。后金去掉了长期的心头之患，进军明朝的道路上再无后顾之忧。察哈尔蒙古被征服之后，后金仍然采取笼络的手段进行封赏和联姻。皇太极纳林丹汗两妻为嫔妃，林丹汗之妹嫁与代善为妻，皇太极之次女下嫁林丹汗之子额哲。这种怀柔之策，以柔族之情取代双方的敌我之势，是后金统治者的高明之处。从此，后金和蒙古由军事上的抗争转为盟友关系，蒙古由联明抗金转为联金抗明，为后金建立清朝大业出生入死，立下了卓著的战功。

　　虽然这种联姻与结盟完全是政治利益的驱使，但这种和亲关系使两族之间日益相融，再加上两族间地理上的接壤，又同属狩猎经济为主的民族，交流与互动的结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因此，日本著名学者稻叶君山先生曾指出女真人的风俗颇受蒙古人的影响，“信仰起居之微，殆无不取法于蒙古”（注：《清朝全史》上卷，第1册）。

　　首先，蒙古语言、文字对女真人颇有影响。在《朝鲜李朝实录》中，有许多关于女真人通晓蒙古文字的记载：建州卫女真人“朝鲜文字虽或不知，蒙古书则多有知之者”。努尔哈赤就精通蒙古语文，直到满文创制之前，女真人只知蒙古文字，记录事情及对外行文皆用蒙古文字。正是这种情况，努尔哈赤于公元1599年命额尔德尼和噶盖以蒙古文字母合女真语音，创立满文。在满文中有许多词汇直接参照蒙语而来，有些只是在词尾或词根处稍加变动。满语中畜牧业方面的许多词汇，如牛马的毛色、年龄、体态、鞍具等词汇几乎完全出自于蒙语。如：满语枣骝马为keire、海骝马为kailon，这些与蒙语完全一致。又满语镰刀为"had-ufun"、蒙语为"hadugur"；满语耕作为"tarimbi"、蒙语为"tariyaho"；（注：刘小萌《满族的社会和生活》）满语饭为"buda"、蒙语为"bada"。这些都可以反映出蒙语文对满语文的影响。

　　萨满教是满族的原始宗教，对天地神灵的祭祀是一项重要内容，满族和蒙古族一样称天神为天汗，在祭天的仪式中，满族采用杀白马祭天的形式。而蒙古民族历来就是杀白马祭天的。满族觉罗氏世代供奉的神祇中有所谓的“蒙古神”即哈屯（王妃）、诺颜（王爷），哈屯和诺颜是蒙古族的祖先崇拜。这些都体现了蒙古族宗教文化对满族的影响。

　　满族是由较落后的民族发展而来，在缔造国家的过程中，与其有长期友好交往的蒙古国的先进的国家行政制度是它借鉴的主要对象。努尔哈赤称额亦都、费扬古为“巴图鲁”（勇士、英雄），管理军政大事，费英东为“大札尔固齐”（断事官），管理刑政。他所赐予的这些政治名号皆出自于蒙古官职名称。同时，又取蒙古“巴克什”（师傅，精通读写之人）制度冠以文官职称。此外，还引用了蒙古尊号对贵族大加封赠。如雅尔哈齐为“卓里克图”（有志者，能干）、多尔衮为“墨尔根岱青”（聪明的斗士）。我们还可以从满语的一些词汇中看出蒙古行政制度对满族的影响。“法律”一词，满语，蒙语皆为"kooli"；“官职”一词，满语，蒙语皆为"hergen"；规则一词，满语为"yoso"，蒙语为"yoson"。

　　通过以上简单的阐述，可以清晰地看出满蒙之间历史悠长的交往与融合。满族正是在不断汲取邻近民族优良的物质和精神双重养料的过程中发展和强大起来的。当满族由边远落后的辽东山区挺进先进文明的辽沈汉人聚居区后，随着其经济的发展，国家政治权力的稳固，汉族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又渐渐侵透其肌肤，并不断融入血肉之躯，满族由一个渔猎民族迅速蜕变为农耕民族。这种大幅度向文明迈进的步伐，历史上也是少见。因而，满族才能够使经济得到飞跃发展，同时军事力量更加强大，不久，既以所向披靡之势长驱直入山海关，进入有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原地区，并迅速地被卷入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

　　入关前及入关后满汉之间的民族关系是复杂的，民族关系史是漫长的。在此不再涉猎。本文只想通过以上并不全面的例论，简单阐明入关前一段时期内满族与相邻民族接触，交融的历史，陋失难免，望师长，同行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