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家的联盟思想及启迪_以_鬼谷子_战国策_为中心_王鹏

纵横家的联盟思想及启迪3

———以《鬼谷子》、《战国策》为中心

王　鹏　郭　莹

内容提要　本文以《”条件下,国家追求安但国家的最终目的并非成为霸权,而是成,“统一”化“国际无政府”为“国内等级制”。他们从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上进行战略分析,并从个人层次上揣摩君主的心理与好恶而实施游说,对“联盟困境”有独到的思考。他们根据国家所处的地位为其量身定做战略:超级大国兼并为主、联盟为辅;中等强国应建立以自己为首的联盟;至于小国,则逢迎、制衡各有利弊。这种个体主义和单元层次分析以及多线性动态分析方法,对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极富启发;其外交实践经验,对中国的崛起也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　纵横家　《鬼谷子》　《战国策》　联盟思想

3在本文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作者得到了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何茂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徐进博士以及两位匿名评审专家的批评和建议。文中如有不当之处,概由作者负责。

《国际政治科学》2009/3(总第19期),第83—111页。

QuarterlyJournalofIntenational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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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立、“联盟”是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现象。维护有益于本国的联盟或削

弱、拆散有害于本国的联盟,是应对威胁、谋求安全或扩张权力、攫取利益的重要手段,因此联盟战略也成为国际政治(尤其是国际安全)领域的核心问题。对此,西方学者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然而,他们经验考察主要依据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再到冷战格局的西方国际关系史,所得出的结论是否就能完全适用于西方以外的国家呢?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在异常激烈的国际斗争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联盟思想、经验,我们能否对其进行总结进而获得启发呢?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选择纵横家的联盟思想与实践为研究对象,结合对战国国际体系②的分析,试图以中国的经验分析拓展现有的联盟理论。

③所谓“纵横”意为“在政治、外交上运用手段进行联合或分化子・五蠹》释曰:“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家”,群。一般说来,、苏代、、、范雎、毛遂等。限于篇幅,。(allianceoralignment),在本文中可以通指“①“联盟”或称“同盟”两个或更多主权国家之间正式

的或非正式的安全合作安排”。参见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页。

②关于“战国国际体系”这一提法的合法性问题,陈琪和黄宇兴曾撰文做了很好的说明。他们认为:“从历史发展来看,作为人类政治组织的国家经历了城邦国家、诸侯国、帝国/属国和民族国家等诸种形态的变化。因而,在严格的意义上,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与民族国家是两种不同的国家形态。但是,从本文的目的而言,国家形态的区别并非重要问题,因为春秋时期的诸侯国虽然是华夏文明体系的派生物,但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分裂与主权国家之间的无政府状态具有相似性。正是基于对国家的这种宽泛理解,笔者把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干涉视为国家之间的互动。”参见陈琪、黄宇兴:《春秋时期的国家间干涉:基于〈左传〉的研究》,《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1期,第33页。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75页。

(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8④《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载于(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

年版,第4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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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现状综述

(一)对《战国策》的研究

　　《战国策》的作者不详,由西汉刘向整理编次,以其内容主要为“战国时游

②从国际政治研究的角度看,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①故命名为《战国策》。

该书作为历史记录显然难有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③但其中所蕴藏的深刻洞见和智谋却值得我们整理、研究。

多年来,学界对《战国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判断《战国策》的性质、作者考

④自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证、思想倾向、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纵横家书》出土以来,⑤热情并取得一定成果。但遗憾的是,必要的交流与互动,,阎学通和黄宇兴的《〈战

⑥。该文通过对《战国策》文本

、原理以及不同战略间分歧的产生根源。该文虽正确指出兼并战略与结盟战略之间所存在一定的互补关系,但事实上《战国策》中的纵横家们也曾同样尖锐地指出其互斥的一面,后文将对此详述。在其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考察纵横家思想体系,包括其哲学基础、方法论、核心假设、对联盟起源、应用与价值以及联盟战略与兼并战略关系等方面的①原文为:“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

②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范详雍撰“战国策”条目,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年版,第336—337页。

③阎学通、黄宇兴:《〈战国策〉的霸权思想及启示》,《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4期,第80页。④李意辉、李家骧:《近十年〈战国策〉研究概要》,《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103—105页。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⑤刘雯芳:《三十年来战国纵横家研究综述》,《山西大学学报》

第54—58页。该文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一是关于《战国纵横家书》的辨伪和整理;二是对“纵”、“横”、“纵横家”等概念及合纵、连横运动与纵横家流派的发展问题的探讨;三是关于纵横家的人格特征、策略与思想的研究;四是对张仪、苏秦史事的考证。

⑥阎学通、黄宇兴:《〈战国策〉的霸权思想及启示》,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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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二)对《鬼谷子》和“纵横家”群体的研究

《鬼谷子》一书是“先秦纵横家的理论著作,也是对春秋以来行人游说、谏说的经验技巧和此类文章写作经验与技巧的总结”,①其谋略思想是“纵横外交

②全书共十四篇,第十三、战略学说的哲学基础”。十四篇现已失传。其作者、

成书年代在史学界素有争议,或相传为隐士王诩所述,或以为是苏秦托名“鬼

③谷”而撰。

学术界对《鬼谷子》和“纵横家”群体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是历史学家、语言学家从历史考据或语言学、修辞学的角度分析《鬼谷子》文本。他们的研究虽然与本文所研讨的问题关联不大,证、对字词的训诂等基础性研究,、外交思想,并予以借鉴⑤作。“”。他分析了鬼谷子,即鉴于国家间博弈的“零和”性质,决策者必须遵”———“综合各方意见”———“计算敌我实力对比”的分析路径,才能够得出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他还探讨了张仪、苏秦对国家综合实力、称①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序言”,第1页。

②叶自成、庞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28页。

③历代大多数学者都主张《鬼谷子》是纵横家流派的重要理论著作,该书反映的是纵横家的群体思想。有关考证及其争议的重要文献有杨宽:《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史料价值》,《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第154—172页,熊宪光:《纵横家之兴考辨》,《文献》1997年第1期;马雍:《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各篇的年代和历史背景》,《战国纵横家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哲社版)1999第173—201页;车新亭:《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苏秦史料辨正》,《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年第3期;许富宏:《〈鬼谷子〉真伪及文学价值》,西北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5月,第123页。

④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熊宪光:《纵横家研究》,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许富宏:《〈鬼谷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⑤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叶自成、庞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第24—29页;叶自成、王日华:《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2期,第113—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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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条件、地缘政治与外交策略、离间计使用等问题的认识。最后,他对比了纵横家思想与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对“霸权”和“均势”的认识。不过,叶自成教授的研究也有尚待改进之处,除了孙学峰与杨子潇所指出的“没有说明其国家间政治思想的整体逻辑”、“未说明所使用的古代文献版本”外,①笔者认为还有四点:第一,重要史实的讹误。如该文中“苏秦、张仪都师从于鬼谷子门下”的观

②较严谨的考证认为,与张仪同时的纵横家点,在先秦史学界早就受到质疑。

③不是苏秦而是公孙衍。对重要史料的误读必然会降低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第二,该文缺乏对纵横家思想中分析层次、核心变量、变量关系等重要因素的探讨,而这将有损于其结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第三,缺乏对“纵横家”概念的探讨。“纵横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生活年代跨度达数百年、思想主张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群体,因此如以其为分析对象,并适当确定外延,以明确分析对象;第四,讨局及其变化进行分析,,,才能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纵横家,从而检验其策论。

(三)关于本文使用的古籍版本的说明

本文选取许富宏编纂、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鬼谷子集校集注》和上海古

④同时,以陈蒲清编纂的籍出版社1978年版的《战国策》为第一参考版本。《鬼

谷子详解》、诸祖耿编纂的《战国策集注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战国策笺证》、中华书局1990年版的《战国策注释》以及《战国纵横家书》、《史记》等文①孙学峰、杨子潇:《韩非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2期,第83—84页。②叶自成、庞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第28页。

③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④许富宏:《鬼谷子集校集注》;刘向辑录:《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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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献对照参考。

二、纵横家的历史舞台:战国国际体系

国际体系是国家活动的空间和舞台,一般包括国际行为体、国际规范和国际格局三要素,其中国际格局又由大国之间的实力分配和战略关系两方面

②决定。

(前赵鼎新将东周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主要载于《春秋》的“霸政时期”

(前419年—770年—前546年)、载于《战国策》的“全民战争期”前211年)以

③(前546年—及居于二者之间的“转型期”前419年)。在国际行为体方面,数

百年的残酷战争淘汰了缺乏足够生存能力的小国。到了“全民战争”国际行为体的数量已经大为减少,、

④魏、韩、燕七国,史称“战国七雄”。,“,虽然势力,,而在于成为一个能够支

⑤。”而在“转型期”,几个主要大国国内均兴起了法家改革运

动士卿贵族的“僭主政治”日益崛起,周天子的权威则进一步衰落,其在大国争霸中本已有限的制约作用,此时已消失殆尽,故而“尊王”的口号也就失去意

⑥义。受益于改革运动的大国君主们在有效解决“封建危机”后,其领土扩张的(精装增补①陈蒲清编:《鬼谷子详解》,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版;诸祖耿编:《战国策集注汇考》

(范邦瑾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范祥雍编:《战国策笺证》

何建章注:《战国策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汉墓帛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阎学通、阎梁:《国际关系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35页。

(夏江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③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6至9章。赵鼎新认为,相对前面的两个时期,“全民战争”时期的特点是战争持续时间长,投入资源多,参战者占其所在国成年男子比例更高,领土扩张取代霸主争夺而成为新的战争首要目标。

④关于幸存到战国时期国家,《战国策》上仅载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共12国。另据杨宽考证,到战国初期,仅存楚、越、赵、齐、秦、燕、魏、韩八大国,以及宋、鲁、郑、卫、莒、邹、杞、蔡、郯、任、腾、薛、费、曾等小国。参见杨宽:《战国史》,第278、303页。

⑤同上,第45页。

⑥刘泽华、李瑞兰:《竞争・改革・进步:战国历史反思》,北京,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88

欲望也纷纷膨胀起来,因而战争的目的也由争霸转为兼并。

关于国际格局,“全民战争”时代的国际格局从最初由魏国主导的“不平衡①多极”状态逐渐向秦国“一超独霸”的单极状态转变。在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后,秦国的绝对优势已经建立。最终,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春秋战国时期的“国际社会”质变为等级制的专制帝国。

在公元前341年到前260之间的81年间,正是纵横家们叱咤风云的时代。群星般璀璨的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范雎、陈轸、公孙衍、惠施、樗里子等,多活跃于这个时代。

三、纵横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世界观是人对世界的总的根本的看法,,从而系统地把握。

)类似于法家,纵横家也认为人性本恶。《鬼谷子・抵巇第四》指出:“天下纷错,上无明主,公侯无道德,则小人谗贼,贤人不用,圣人鼠匿,贪利诈伪者作,

②君臣相惑,土崩瓦解而相伐射,父子离散,乖乱反目,是谓萌芽巇罅。”这就是

说,人性是恶的,无论是君主、公侯还是庶民小人都“贪利诈伪”。《鬼谷子・决篇第十一》曰:“凡决物,必托于疑者。善其用福,恶其有患。善至于诱也,终无惑偏。有利焉,去其利则不受也;奇之所托。若有利于善者,隐托于恶,则不受

③矣,致疏远。故其有使失利者,有使离害者,此事之失。”这句话是说,人总是

希望自己有利、福,而害怕自己有害、患,因此在碰到利害冲突、取舍的问题时人①“不平衡多极”是存在一个潜在霸主的多极体系;“平衡多极”是指不存在潜在霸主的多极体系。所谓“潜在霸主”,不仅是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而且具有巨大实际军事能力和潜力。参见约翰・

(王义桅、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唐小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

②《鬼谷子・抵巇第四》。

③《鬼谷子・决篇第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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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会有疑惑。因此,纵横之士必须针对游说对象的疑惑,提出能够为其带来利益的决断,这样游说对象才会接受。在后文我们将看到,纵横家进献说词之时的确是在国家和个人(君主或权臣)两个层面上对“利益”与“威胁”进行反复权衡,进而提出合理的政策。

纵横家也认为当时的国际体系具有“无政府性质”。在周天子权威衰落,“天下纷错,上无明主”、等级秩序“土崩瓦解”、“公侯无道德”、“相伐射”的情况下,诸侯国之上找不到强制性的权威机构来管理彼此间的交往、处理矛盾,因而各国必须学会“自助”。

在世界观方面,纵横家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巇始有眹,可抵而塞,可抵而却,可抵而息,可抵而匿,可抵而得,此谓抵巇之理也。”这些矛盾是可以为纵横之士所利用:或加以补救,使其弥合、复原,维持现状;,己的权力结构。《鬼谷子》通过对比“”和“补救、,式:“圣人见萌芽巇罅,,;不可治,则抵而得之;;。五帝之政,抵而塞之;三王之事,

①,,当此之时,能抵为右。”

,决定了纵横家们的思维和行为模式:冷静观察、分析诸侯国之间、国君与大臣之间所潜藏的矛盾。纵横家没有儒家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着精神,而是观察客观现实,分析利害得失,判断成本收益,并以此为依据决定最有效的策略,然后精心设计说词,取得君主的信任,掌握权力后再利用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以实施对己方有利的分化或联合。

(二)对战国时期国际体系的基本认识

纵横家的思维模式与以米尔斯海默(JohnJ.Mearsheimer)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惊人地相似,而且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①《鬼谷子・抵巇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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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海默(JohnJ.Mearsheimer)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写道:“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一国的

①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因此,米尔斯海默认为体系中唯一的现状国

家就是已经获得霸权的国家。可是对比战国时代中后期,体系中唯一的霸权国秦国却是最大的“修正主义国家”———它怀有最强烈的改变现状的动机。

因此,进攻性现实主义关于国家权力需求的看法只能部分解释战国时代列国的行为。其实,对幸存到战国时代的列国而言,其终极目标已不再是“成为体系中的霸权”,而是成为体系本身,即彻底消灭、兼并其他的国家,化“国际”为“国内”,化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为强等级体制下的专制帝国。一切国家都是修正主义者,不存在安于现状的国家;霸权国尤其如此。纵横家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苏秦曾以合纵之计游说韩王:“大王事秦,明年又益求割地。与之,即无地以给之;大王之地有尽,,此所谓市怨而

②买祸者也,”,华军之战》载孙臣谓魏安王曰:“欲地者,秦也,而,而欲地者制玺,其势必无魏矣!且夫奸臣固皆。以地事秦,譬犹抱薪而救火也,薪不尽,则火不止。今王之地有

③尽,而秦之求无穷,是薪火之说也。”孙臣用“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止”的比喻,

形象地指出国家对权力的需求没有止境。这些观点与米尔斯海默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大国在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动摇均势时是不会自我克制的;一旦国家有了很多权力,它对权力的欲望是不会减退的。……没有什么证据表明决策者们在有能力获得更多权力的时候会说,他们对已占有的世界权力份额表示

④满意。”

①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0页。

②《战国策・韩策一・苏秦为楚合从说韩王》。

③《战国策・魏策三・华军之战》。

④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第2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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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析层次

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Waltz)在《人、国家、战争》一书中,用“决策者个人因素”、“国家内部因素”和“国际系统因素”三个层次分析战争爆发的起因。在这三者中,他又认为国际系统的特征对于战争有着直接的、重要的影响,是最

①此后,学者们继续拓展、值得分析的对象。细化了层次分析法,并往往选取某

②一层次作为核心变量进行分析。

以《鬼谷子》为代表的纵横家流派通常将这三个层次结合在一起,但更注重个人分析层次。具体而言,他们在进行战略分析时,偏重于体系层次和国家层次,注重分析国家实力对比、大国战略关系以及国内政治组织、君臣关系等因素。而在对君主、权臣实施游说的外交实践过程中,,注重揣摩游说对象的真实意图和心理、,③量;说人主,则当审揣情。”

:现代的国际政治,,追求结论的、社会活动家、职业说客,以成功进言君主()从而获得权势、地位为目的,追求策略的实用性和言语,因而对其游说的对象给予最大程度的关注,同时其说词也无需符合科学的标准。

《鬼谷子・揣第七》篇提出两个重要分析概念———“量权”与“揣情”:“古

④之善用天下者,必量天下之权,而揣诸侯之情。”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凡是善

于凭借天下各种条件来施展抱负的人,一定要衡量天下的权势、实力,同时还要揣测各诸侯的真实意图与情感。

具体来说,“量权”包括六个方面:

硬实力:①KennethWaltz,Man,theStateandWar(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59),Chapters6&7.

②参见秦亚青:《层次分析法与国际关系研究》,《欧洲》1998年第3期,第7页。

③《鬼谷子・揣第七》。

④《鬼谷子・揣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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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经济、人口、财富状况:“称货财有无之数,料人民多少、饶乏,有余不足几何?”

21地缘因素:“辨地形之险易,孰利孰害?”

软实力:

31决策水平与统治集团的凝聚力:“谋虑孰长孰短?揆君臣之亲疏,孰贤孰不肖?与宾客之智慧,孰多孰少?”

41运用策略的时机:“观天时之祸福,孰吉孰凶?”

51国家外交形势:诸侯之交,孰用孰不用?

61民心背向:“百姓之心,孰安孰危?孰好孰憎?反侧孰辨?”

“揣情”则需要注意:

第一,慎择进言时机。才能把握其真实意图。君主高兴时,惑,于是便会讲真话,正所谓“揣情者,;也,不能隐其情。”,使其被仇恨所激动,,,往而极其恶也;其,。,,即“情欲必知其变”。“夫情变于,形见于外,故常必以其者而知其隐者,此所以谓测深探情。”如果触动了游说对象的感情却仍无法把握他的真实意图,即“感动而不知其变者”,便“错其人勿与语,而更问其所亲,知其所安”———通过结交他所亲近的人,通过旁敲侧击的方法套出所需的信息。

纵横家是务实的外交实践者,因而对于游说对象的心理最为关注,认为个

①由此,他们的分析便切入人层次上的“揣情”之术是“谋之大本”、“说之法”。

到最微观的政治心理层面。下图旨在表明纵横家通常的思维模式:①《鬼谷子・揣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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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鉴于联盟行为对国际格局的重大影响,联盟理论历来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重点。较有影响的联盟理论有“权力平衡论”、“威胁平衡论”、“利益平衡论”、“联盟困境”理论等,此外新兴的制度主义、建构主义流派也都有各自的观点。下文将以纵横家的中国古典联盟思想同西方主要联盟理论进行对比分析。

(一)纵横家对“联盟困境”的思考

格伦・斯奈德(GlennSnyder)曾提出“联盟安全困境”理论。该理论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主要针对同盟内部成员间的互动:某一同盟成员国为避免其他同盟成员“抛弃”自己,就必须表现出自己的价值和实践联盟义务的决心;但另一方面,当它过于积极地表现自己对盟约的忠诚时,它又极可能被“牵连”到另一场它并不希望(也不大可能收益)的冲突或战争中。第二层含义着眼于不同联盟间的关系:如果一国为了避免被“抛弃”而强化同盟,那么这一行为也　94

极有可能强化敌对国家(或敌对同盟)的敌意,从而使局势更加紧张,结果事与

①愿违;但如果它弱化同盟,那么敌国就会得寸进尺。纵横家们虽没有提出如

此系统的理论,但同样对这些重要的问题进行了思考。

关于第一层含义,“信陵君窃符救赵”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长平之战后,秦国乘胜围攻赵都邯郸。危在旦夕的赵国向魏国求救,魏王便派晋鄙率十万大军救援赵国。秦昭王得知后威胁魏王:赵国很快将被攻下,哪个诸侯敢救赵国,

②灭赵国就调兵先攻打它。魏王畏惧秦的威势,于是只让晋鄙驻守邺城,采取

“骑墙”策略观望形势。魏公子信陵君认为魏不救赵,赵必灭,最终魏将更加危险,于是在公元前257年设法窃得魏王兵符,击杀将军晋鄙,夺取兵权,救赵却秦。史家历来对信陵君赞誉有加,但平心而论,魏王的担忧也不无道理。长平之战后,山东诸侯已经很难对秦实施有效制衡。魏援赵抗秦,太大。可若不救,长远看威胁亦必然骤增——③外,春秋时期著名的“烛之武退秦师”。

关于第二层含义,,即强化()的敌意,使局势更,从而达到威慑对方,增加己方安全的目》篇中,一位纵横之士劝告赵王:“三晋相亲相坚,出锐师以戍韩、梁西边”,即加强与韩、魏的军事联盟,结果“秦见三晋之坚也,

④秦国不敢进攻三晋,遂移师楚国,多向楚王要求果不出楚王卬,而多求地”。

割让土地,而三晋得以保全。

纵横家关于弱化同盟行为的观点与斯奈德一致,即认为这会使敌国得寸进GlennSnyder,“TheSecurityDilemmainAlliancePolitics,”WorldPolitics,Vol.34,No.3,July1984,pp.461—495.

②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参见《史记・①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③春秋早期,秦弱晋强,秦穆公为保持与霸主晋文公的联盟关系,曾多次与其协同作战。公元前630年,晋文公攻打郑国,秦国作为盟友出兵相助,这实际上就是被“牵连”到这场对自己无益而有害的战争中。但秦军远征郑国,是“越国以鄙远”,并不能扩充自己的版图,再加上可能“亡郑以陪邻”,使晋国得以兼并土地,扩充实力,导致“邻之厚,君之薄”的结果。纵横家烛之武也正是凭借对秦晋间这一“结构性”矛盾的深刻洞悉,而成功说服秦穆公停止伐郑并反过来与郑国结盟的。参见《左传・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

④《战国策・赵策一・谓赵王曰三晋合而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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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在《秦伐魏》篇中,秦国伐魏,策士陈轸劝说齐王援助三晋:“能危山东者,强秦也。不忧强秦,而递相罢弱,而两归其国于秦,此臣之所以为山东之患。……今韩、梁之目未尝干,而齐民独不也,非齐亲而韩、梁疏也,齐远秦而韩、梁近。今齐将近矣!今秦欲攻梁绛、安邑,秦得绛、安邑以东下河,必表里河而东攻齐,举齐属之海,南面而孤楚、韩、梁,北向而孤燕、赵,齐无所出其计矣,愿王

①熟虑之!”这就是说,齐国不援助三晋就会弱化合纵同盟,从而鼓励秦国得寸进尺,最终威胁到齐国自身的安全。

(二)纵横家对追随行为的分析

在战国时期,追随行为比较常见,随之而来的就是另一种安全困境:如果甲比乙强,乙追随甲在对第三国的征服中获利,但是甲获利通常会更多,实力差距将更加悬殊,而甲的“善意”,就更大了。

长平之战后,赵国力大减,。长平之战结束四年后(前),、负黍;前254年又向魏河,,,赵王起初不答应。赵国大臣虞卿认:“凡强弱之举事,强受其利,弱受其害。今魏求

②从,,是魏求害,而王辞利也。臣故曰,魏过,王亦过矣。”就是说,凡

是强国与弱国共事,总是强国得利,弱国受害。在当时赵强于魏的情况下,与魏合纵是符合赵国利益的。

(三)纵横家对联盟形成过程的动态分析

联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且充满变数的过程,前一回合博弈的结果会对后来新的结盟行为产生“路径依赖”效应,而并非部分学者所抽象出来的那么简单,单凭各国在实力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就能够清楚地判别联盟形成与变化的趋势。沃尔兹的结构均势理论与沃尔特的威胁平衡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静态”特征,对此,施韦勒已做出批评,并提出自己符合体系变化“动力学”的①《战国策・齐策一・秦伐魏》。

②《战国策・赵策三・魏使人因平原君请从于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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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性解释。他认为,修正主义国家往往充当体系变化的动力,其追随的信念

①与行为推动体系转化。

相较于现实主义联盟理论这种静态、僵化的弊端,纵横家策论中所体现出的多线式动态分析尤为可贵。以《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为例,苏秦就以多线式的动态分析,将几种不同策略及其导致的后果向赵王展示,从而阐明不合纵的严重后果:“大王与秦,则秦必弱韩、魏;与齐,则齐必弱楚、魏。魏弱则割河外,韩弱则效宜阳。宜阳效则上郡绝,河外割则道不通。楚弱则无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计也。夫秦下轵道则南阳动,劫韩包周则赵自销铄,据卫取淇则齐必入朝。秦欲已得行于山东,则必举甲而向赵。秦甲涉河逾漳,据番吾,则兵必战于邯郸之下矣。此臣之所以为大王患也。”②苏秦并未以静态的眼光预测联盟形成、发展的趋势,而是将秦、赵两国可能采取的不同策略一一罗列,此路径推演出出不同结果,及其对韩、魏、楚、的影响,最终综合各推演结果,安全处于险恶境地的结论。2下面,,并与博弈论做初步比较。在动,并且后行动者能够观察到先行动者。相应地,先行动者知道其行动会影响后行动者的行动选择,从而在决定自己的行动时会把这种影响考虑进去。苏秦分析赵国安全形势的逻辑脉络提炼后,可以得到如图23有关联盟行为的更为一般性的博弈决策树,它在纵横家的思维模式中是具有相当代表性的。

需要指出的是,图中“制衡”与“绥靖”既可以是现实的行为(如实线所示)也可以是决心的表达(如虚线所示),因而作为理性决策者的“侵略国”如果在实施侵略行为前就明确感知到“制衡”的强大决心,侵略行为就会收敛而不实行,如三晋联合使秦国打消进攻念头转而攻楚。RandL.Schweller,“BandwagoningforProfit:BringingtheRevisionistStateBackIn,”InternationalSecurity,Vol.19,No.1,pp.92—93.①

②《战国策・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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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苏秦分析赵国安全形势的逻辑脉络

(四)制衡为何不敌追随?

国家何时对何种崛起国实施制衡抑或是追随?这个问题不仅饶有趣味,而且与国运兴衰密切相关,因而素为学者瞩目。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制衡似乎已先验地成为国际政治逻辑的本质特征———维护均势、对大国实施制衡属于“自然状态”,而逢迎、绥靖则属于非常状态。然而,现实主义理论却难以解释战国时代的经验事实———制衡不敌追随。至战国中期,秦国已控制全部关中和巴蜀

①地区并明确宣称“容车通三川,窥周室,死不恨矣”之决心,于是被山东六国视①《史记・秦本纪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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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③①”的“天下之仇雠”。据此我们可以

,,同时山东六国对此也有明确的感知,那么山东六国联手制秦应是顺理成章之事,但历史并非如此。正如北宋苏洵《权书・六国》所论:“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

④援,不能独完。”

为什么山东六国争相“赂秦”,而使秦得以一统天下?许田波从单元层次

(主要指法家的行政管理改上进行解释,认为中国诸侯所采取的“自强性改革”

(主要指纵横家的外交谋略)是主要原因:“革)和“聪明的军事/外交策略”有

可能被吞并或被支配的对象可以受益于均势和扩张成本上升这些补偿机制,而①《史记・苏秦列传第九》。

②《史记・苏秦列传第九》。

③《史记・苏秦列传第九》。

④(宋)苏洵:《(曾枣庄、嘉佑集笺注》金成礼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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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主导地位的争霸国可能通过自强型改革、分而制之战略和残酷的策略克服这些障碍。尤其是自强型改革,能对战争的相对能力和相对成本产生决定性

①影响,进而为国际体系的强制性变革提供动力。”

类似地,纵横家倾向于通过对比秦与六国军事力量和外交谋略两方面的差距来,解释其制衡失败的原因。例如,有策士对赵王说:“三晋合而秦弱,三晋离而秦强,此天下之所明也。……然山东不能易其略,兵弱也。弱而不能相

②壹。”他认为六国的军事劣势(兵弱)和相互攻伐、不能统一(不能相壹),是它们不能有效制衡秦国的重要原因。那么,六国为何不能“相壹”呢?秦惠王一

③语道破:“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之明矣。”这一论断与现代国际

政治理论不谋而合:“在单极格局里,与唯一的超级大国相同等级的实力。于是,采取结盟战略,国时期机会主义行为盛行,。例如,长平之战后,,略,、扩张领土———这实为重大失

⑤其他国家类似的短期行为同样多见,于是便造,山东六国就会自相攻伐的恶果。

苏代也认为秦国取胜靠的是暴力和外交阴谋,即“秦取天下,非行义也,暴也。”他进而指出,秦每欲攻打一国,怕别的国家帮助它,就威胁利诱别国不要援助该国。“适燕者曰:‘以胶东。’适赵者曰:‘以济西。’适魏者曰:‘以叶、蔡。’适楚者曰:‘以塞鄳隘。’适齐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环,用兵如刺

⑥蜚绣,母不能制,舅不能约。”秦通过这种拉拢—打击的手段成功分化六国的

联盟,诱使其着眼于短期利益,为侵夺领土而自相残杀,如此一来便都有求于秦。除此之外,秦还以重金收买山东六国的权臣、宠臣。因此,秦国侵占三晋大①许田波:《大一统对抗制衡》,《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1期,第104页。

②《战国策・赵策一・谓赵王曰三晋合而秦弱》。

③《战国策・秦策一・秦惠王谓寒泉子》。

④阎学通、阎梁:《国际关系分析》,第39页。

⑤《战国策・赵策三・平原君请冯忌》。

⑥《战国策・燕策二・秦召燕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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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领土、屠杀六国大量人口,“秦祸如此其大,而燕、赵之秦者,皆以争事秦说其主”,也就不足为奇了。

或许有读者会问:山东六国为何不效仿秦国如此卓有成效的战略?从体系上看,地缘因素很重要,比如魏国同样采取兼并与联盟并重的战略,但无奈地处“四战之地”,无法像秦国一样对某一战略方向保持持久而坚韧的“军事注意力”;①从单元层次上看,由于山东各国的改革不彻底,导致难以像秦国那样高度集权并有效汲取全社会的力量“以事耕战”,相反却时常遭受士卿贵族篡权的困扰。

五、纵横家对联盟的应用与价值的认识

纵横家对联盟问题给予了持久的关切。的国家,度该国的决策能力、、,,对症下药。下面,我们,检验历史上纵横家的游说活动与《鬼谷子》的。

(一)霸权国的最优战略

纵横家认为,对于大国而言,联盟是其实现称霸甚至统一的重要手段。但对于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而言,联盟战略的重要性不及兼并战略,且将随着国家相对实力的提高而进一步下降。

苏秦的游说经历能从“纵”、“横”两方面为我们提供分析依据。他曾向当时最强大的秦国进献“连横”之策,然而遭到秦惠王的拒绝,于是转向山东六国,力主“合纵”。苏秦属于纵横家的代表人物,没有确定的政治主张和坚定的忠诚对象,因此他的策略是随其境遇、角色的改变而改变。但我们要从其思想主张的“变”中能找出“常”,即分析方法和原理。①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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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秦游说秦惠王时,起初希望秦国凭借其强大国力和地缘优势而“并诸侯,吞天下,称帝而治”,①但遭到拒绝,于是说道:

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尧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汤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纣,齐桓任战而伯天下。由此观之,恶有不战者乎?……行义约信,天下不亲。于是,乃废文任武,厚养死士,缀甲厉兵,效胜于战场。夫徒处而致利,安坐而广地,虽古五帝、三王、名主贤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势不能,故以战续之。宽则两军相攻,迫则杖戟相撞,然后可见大功。是故兵胜于外,义强于内;威立于上,民服于下。今欲并天下,凌万乘,诎敌国,制海内,子元元,臣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于至道,皆惛于教,乱于治,迷于言,惑于语,沈于辩溺于

②辞。以此论之,王固不能行也。

显然,苏秦认为,自古以来“伯天下”,即军事胜利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则是无用甚至是有害的,。

,会发现他与苏秦虽在政策方针(),但其背后的基本原理却完全相同。公元前329年),张仪入秦,代公孙衍为大良造。此时距商鞅变法已近30年,故秦国的实力具有相对优势。鉴此,张仪认为,秦国可以凭自身的超强优势去兼并天下,但一直都没有成功,甚至“四邻诸侯不服,伯王之名不成”,即连霸主都没有当上。原因就在于“谋臣之拙”,即所采用的策略不对。通过对历史的经验分析,他总结出军事胜利对于大国称霸的重要性:“臣敢言往昔。昔者齐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之君,地广而兵强,战胜攻取,诏令天下,济清河浊,足以为限,长城、鉅坊,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也,一战不胜

③而无齐。故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

然后,张仪用排比的形式,列举了秦国历史上四次在取得决定性军事胜利后(分别对楚、魏、齐、赵),因为“谋臣不为”,与战败国讲和、结盟,使其得以“收①《战国策・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惠王》。

②同上。

③《战国策・秦策一・张仪说秦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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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国,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庙”,恢复国力,并最终使秦国失去机遇,无法建立霸业。

这里,张仪的批评反映出“兼并战略”与“联盟战略”之间的固有矛盾。到战国中后期,大国的战略目标早已由“霸主时期”的“争霸”转变为“全民战争时期”的“兼并”,①因此张仪才会批评秦国实施的这种流行于霸主时期、但早已不合时宜的“以战促盟”战略,同时强烈主张军事征服、灭国兼土。

那么,为什么“以战促盟”是一种不合时宜、“不划算”的战略?张仪的理由是,这会使战败国得以恢复实力,在将来重新挑战霸主。一位名叫造、与张仪同

②时代且同为秦国客卿的纵横家,也持此观点。他曾以“吴许越成”、“乐毅复燕

③灭齐”的案例,劝说秦国权臣穰侯魏冉应采取彻底的兼并战略而非以战促盟、恃盟称霸:“吴不亡越,越故亡吴;齐不亡燕,燕故亡齐。齐亡于燕,,

④此除疾不尽也。”这一解释与美国学者威廉illia对收益理论”不同。赖克认为,报要高,,,那么保持

⑤。

、破解合纵。他在任秦相期间,,并“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⑥实力进一步增强,这都为前266年范雎相秦,并提出“远交近攻”的大战略奠定了物质基础。

范雎曾向秦昭王进言:“王不如远交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也。今舍此而远攻,不亦缪乎?……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若木①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第131页。

②吴国先前完全击败越国却又不将其彻底兼并,而是与越王建立同盟使其成为附庸;后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秣马厉兵二十年,最终乘吴王夫差北上与齐、晋争霸之机,灭亡吴国、逼死夫差。

③公元前314年,齐乘燕国内乱时将燕兼并,后遇反抗被迫撤军。燕昭王继位后秣马厉兵,徐图雪耻,遂于前284年,命乐毅为上将,率秦、韩、赵、魏、燕五国合纵伐齐,大破齐兵于济西,长驱直入,攻破临淄,下齐70余城。后来齐虽得以复国,但从此实力一落千丈、一蹶不振。

④《战国策・秦策三・秦客卿造谓穰侯》。

⑤WilliamH.Riker,TheTheoryofPoliticalCoalitions(NewHaven,CT:YaleUniversityPress,1962),p.174.

⑥《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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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里,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变,为秦害者,莫大于韩,王不如收韩。”

“远交近攻”与“连横破纵”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外交手段辅助军事征服。不同之处在于:“连横破纵”直接目的在于破坏对秦构成重大威胁的“六国合纵”,而经张仪及其继任者多年的努力,至范雎入秦时,合纵早已瓦解,六国自相攻伐,致使秦国相对实力进一步增强,故联盟战略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故更加强调军事征服的“远交近攻”战略得以出台。

长平之战后,秦国超强地位确立,天下大势已经明朗,于是纵横家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故公元前260年到前221年间的39年中,战将取代策士成为国际斗争舞台上的主角。与此类似的是,在冷战期间,美、苏实力差距不大,故多倚重联盟与集体安全;冷战后美国一超独霸,于是联盟战略价值相应降低,故其日益表现出单边主义倾向,更频繁地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观点。

(二)中等强国的最优战略

,“结盟战略”。

,胡服骑射”改革后实力大增,上升为。于是苏秦以合纵之术说赵王:“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请言外患: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齐,而民不得安;倚齐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谋人之主,伐人之国,常苦出辞断

②绝人之交,愿大王慎无出与口也。”

对比苏秦不久前游说秦王时对联盟战略的贬斥、对兼并战略的推崇,可以看出,他认为像赵国这样的中等强国,联盟战略具有极高的价值。赵国超过秦国取得霸主甚至一统天下的可能性非常小,因而其核心利益在于维护国家安全,即“安民无事”,而非称霸,“无庸有为”。而要达到维护安全的目的,就决不能两面树敌,即“齐、秦为两敌,而民不得安”,相反必须“择交”,即善于实施联盟战略。①《战国策・卷五・秦策三・范雎至秦》。

②《战国策・卷十九・赵二・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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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将“联盟战略”进一步细分为“结盟战略”和“搭车战略”:前者指“以自己为盟主与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强国结成同盟”,而后者则以当时的霸权

①国为盟主,通过与其联盟而加强自身的实力、提高地位。那么赵国应该采取

哪一种联盟战略呢?在苏秦看来,赵国采取“倚秦攻齐”或“倚齐攻秦”的“搭车战略”都不妥。鉴于其强大的国力———“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且秦之所畏害于天下者,莫如赵”,赵国有足够的资本建立制衡秦国的联盟并担任盟主,以成“伯业”———“故窃本大王计,莫如一韩、魏、齐、楚、燕、赵六

②国从亲,以傧畔秦。令天下之将相,相与会于洹水之上,通质刑白马以盟之。”

冷战时期的中国也能作为案例加强论证。上世纪50年代“一边倒”向苏联,并不能带来持久的安全保障;60年代与美苏同时交恶,“反修反霸”,安全环境更为险恶;70年代以后与美修好,但仍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第三世界国家开展合作,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三)中小国家的最优战略

,,但究竟是与,。除乐毅伐齐的短暂辉煌外,,因此我们以燕国为典型案例,探讨纵横家对弱。

“合纵”派代表人物苏秦认为,燕国应参与制衡秦国的联盟。原因有二:首先,秦国贪欲无尽,燕国“之地有尽而秦之求无已,以有尽之地而逆无已之求,此所谓市怨结祸者也,不战而地已削矣,”终究难逃灭亡的厄运;其次,“‘宁为鸡首,无为牛后。’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异于牛后乎?”这一观点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颇有相通之处。小国与大国联盟并不会明显增加该联盟的总体实力,因而小国的发言权很小,即为“牛后”;与其他小国一起建立联盟,不仅有可能制衡大国、维护安全,而且由于其实力在弱国联盟中所占分量较大,即为“鸡口”,因而其国际地位能够得到提升。

但也有不少策士主张“事大”:“夫先与强国之利,强国能王,则我必为之①阎学通、阎梁:《国际关系分析》,第104页。

②《战国策・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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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强国不能王,则可以辟其兵,使之无伐我。然则强国事成,则我立帝而霸;强国之事不成,犹之厚德我也。今与强国,强国之事成则有福,不成则无患,然则

①先与强国者,圣人之计也。”在他们看来,率先与强国结盟,强国能称王,自己

也能称霸;强国不能称王,自己至少也可以躲避它的军事进攻。

张仪曾为秦破纵连横而游说燕王,他的观点有三:第一,赵国对燕国威胁大,以赵为盟友不可信,因为赵国贪得无厌、“狼戾无亲”;第二,赵国实力有限,“今时赵之于秦,犹郡县也,不敢妄兴师以征伐”,自己本身就是秦的附庸,燕国想依靠赵国合纵抗秦是没有可行性的;第三,燕国投靠秦国可以获得利益,“西有强秦之援,而南无齐、赵之患”。②燕王最终为其所说服。

此外,还有策士向燕王比较“逢迎”与“制衡”的利弊及策略的可行性:“王而不能自恃,不恶卑名以事强,事强可以令国安长久,万世之善计。可以为万世,则不如合弱。,③其语义有两次转折:燕国是弱小的国家,国家,,则不如与其,,这也就是山东诸国不能制衡六、纵横家在先秦诸子国家间政治思想中的地位

(一)对“纵横家”传统定义的质疑

　　现代学者往往将纵横家单纯地界定为“外交谋略学派”,④是“片面强调依靠外交活动造成合纵或连横的有利形势,过分夸大计谋策略的作用”,⑤从而将

⑥其与主张“奉法是增强实力的根本”、“避免结盟”、“轻视外交”的法家以及以①《战国策・韩策三・谓郑王》。

②《战国策・燕策一・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谓燕王》。

③《战国策・燕策二・或献书燕王》。

④叶自成、王日华:《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流派》,第123页。

⑤杨宽:《战国史》,第11页。

⑥孙学峰、杨子潇:《韩非子的国家间政治思想》,第89—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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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军事策略见长的兵家区分开来。

但事实上,笔者认为这一界定本身是不太确切的,因为它的内涵和外延不能完全对应、吻合。游说行为在春秋战国时代非常普遍,无论是孔子、孟子、子贡①等“儒者”,还是孙武、孙膑等“兵家”,抑或是最鄙夷游说之士的法家韩非(吊诡的是,他本人恰死于游说秦王‘存韩’的外交活动之中),实际上都长于游说。所以,从事游说工作并不能作为纵横家的本质特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把纵横家界定为注重外交谋略者,但即便是最典型的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等,在游说活动中也曾多次贬低联盟的作用,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倡军事征服,而且也从来不忽视国际规范的作用。因此,主张联盟战略也不是纵横家的根本特征。只是为便于学术交流,本文才依然采纳约定俗成的纵横家定义。

(二)纵横家的“战略制胜论”

纵横家的战略观没有对“大战略”和“,主义的角度将二者结合起来,崛起困境”,,但都认为战略正确与否,魏王怒,“欲,:“不可。臣闻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计。,疏于度而远于计。王固先属怨于赵,而后与齐战。今战不胜,国无守战之备,王又欲悉起而攻齐,此非臣之所谓也。王若欲报齐乎,则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斗,则楚必伐齐。以休楚而伐罢

②齐,则必为楚禽矣。是王以楚毁齐也。”正是由于采纳惠施的正确战略,魏国

才通过谋略和外交手段,自己不出兵而借楚国之兵讨伐齐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另一纵横家陈轸也将战略视为国家称霸的根本之道:“计者事之本

③也;听者,存亡之机。”而苏秦通过对尧、舜、禹、汤、武的历史考察,得出他们崛

起的根本原因在于战略正确———“诚得其道也”。他认为只有在正确战略的指导下,国家才能料敌制胜:“是故明主外料其敌国之强弱,内度其士卒之众寡、①子贡虽位列孔门,但真正使他名垂青史的却是“存鲁、乱齐、强晋、破吴、霸越”的“纵横”之事。②《战国策・魏策二・齐魏战于马陵》。

③《秦策二・秦策二・楚绝齐齐举兵伐楚》。

107　

①贤与不肖,不待两军相当,而胜败存亡之机节,固已见于胸中矣。”苏秦之弟苏

代也曾说:“夫骄主必不好计,而亡国之臣贪于财”,从反面指出,骄傲的君主总

②是忽略谋略的作用。

作为“战略制胜论”的忠实实践者,纵横家的大战略介于法家和兵家之间。其对武力使用的审慎态度更接近于兵家,在具体操作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对“兼并战略”和“联盟战略”的取舍。总体而言,纵横家优先考虑依靠谋略和外交手段,尤其是在潜在霸主与次强国家的实力差距还不是很大之时,运用外交手段较之使用武力更为合算,因而“合纵”与“连横”之争成为主轴;随着“合纵”的失败以及秦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使单极趋势更为明显,因而联盟战略的重要性也随之下降,而军事征服的成本与风险也在降低,土地兼并战略的收益和重要性大大提高,因此范雎顺应时势地提出以兼并为主、联盟为辅的“”战略。

综合上述,胜论”,总体上将“伐谋”、“攻城”之上,同时。

、长久以来,《鬼谷子》颇受贬抑,儒者以其“险盭峭薄”、“妄言乱世”,而认

③、④《定“学者宜其不道”“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战国策》则因多载被指责为

⑤然而,我们以今人的眼光和国际“倾危之士”的纵横家之言行,亦难逃此运。

政治的专业视角来看,书中所揭示出的人性善恶之分、纵横捭阖之术、富国强兵之道、天下兴亡之理,却有着超越时空的理论价值和永恒魅力。①《战国策・赵策二・苏秦从燕之赵始合从》。

②《战国策・燕策一・苏秦死其弟苏代欲继之》。

③(唐)柳宗元《辨鬼谷子》:“《鬼谷子》,要为无取。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盭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

④(明)宋谦《诸子辩》:“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

⑤《史记・张仪列传第十》:“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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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体主义分析和个人层次分析的启示

纵横家通常结合体系、国家和个人三个层次分析国际局势,但又偏向个人层次的分析。这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事实上,在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兴起之前,中、西方的古典国际政治思想都是驰骋于各个层次,而非故意把三个层次区分开来的,个体主义和个人分析层次在古代中西方思想中都是主流。然而自沃尔兹创立结构现实主义以来,体系层次的研究日渐成为主流,其他学者也愈加倾向于明确界定自己研究的层次。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研究层次回落”的现象,即从传统的体系层次向单元层次转移,学者们纷纷要求放宽体系理论关于国家的假定,

①“复兴从国内政治视角解释国际关系的方法。研究层次回落”揭示出,,中国古典国际政治思想中重视单元作用(尤显其重要性。,、理性的行为体,,,而是充满了矛盾———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是纵横家缜密分析并实施纵横捭阖的对象纵横家也没有结构现实主义者那样根深蒂固的现状偏好和“制衡情结”,他们高度认同谋略的作用并身体力行地实践之,同时将国内与国际的分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而他们的分析虽体系化、理论化程度有限,但却具备高度的实用性和解释力。

当前,西方众多国际关系学流派都在为建立简约、抽象且能与体系理论进行因果逻辑链条整合的单元理论而努力。那么,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们就更应该考虑,如何将偏重单元的中国传统国家间政治思想(包括纵横家思想)与西方的体系理论对接,以或多或少地弥合体系与单元间的截然对立,在理论的严谨、精致与解释力间达成某种平衡。①李巍、王勇:《国际关系研究层次的回落》,《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3期,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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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联盟起源研究的启示

纵横家对联盟起源的认识在方法上有两个特点:一是双变量互动,二是动态分析。

自行为主义革命以来,国际政治学者为使国际政治学“科学化”、“系统化”而不懈努力。他们参考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力图控制变量,以“严格分析”来判断变量关系,解释国际政治现象。然而,社会领域的变量数多而且变动复杂,因而难以很好地控制。而“全面分析”又因只是把多个变量并列起来,同时解释因变量的变化,而不讨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容易流于形式,泛泛而谈。如何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是学科研究深化的一个瓶颈。

沃尔兹以“大国实力结构”为自变量,属典型的严格分析,得严谨而优雅,但缺陷是解释力受限。其后力”和“进攻实力”,同时引入“,,但仍,或许在理论优雅,(事实上这二)。

结构现实主义的静态特征一直广遭诟病,而其麾下的众多联盟理论,如权力平衡论、威胁平衡论等,也或多或少沾染静态特征。而纵横家的策略路径—动态分析模式,似乎能够启发我们去关注联盟形成中的复杂过程。其若与现代博弈论和决策理论相结合,则可望在联盟变迁研究的方法论层面上取得突破。

沃尔特本人在《联盟的起源》中也曾提到“制衡的世界”与“追随强者的世

①事实上,这一划分具有极高的学理价值,因为正是界”,可惜没有展开详述。

它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制约力量,决定着国家行为的偏好(现状/修正)。那么,我们能否通过对比春秋与战国时期国家行为偏好的转变,同时结合社会史、科技史的最新成果对此做出解释?我们相信,这极有可能成为中国学者从本土经验出发对国际政治学科所做出的重要贡献。①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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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中国崛起战略的启示

内政与外交从来都是大国实现崛起的两支杠杆,彼此不是替代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韩非子强调国家自强固然不错,但外交也同等重要:一个错误的外交决策可能使本国在过去数十年苦心发展所积累的成果化为灰烬;一个正确的外交决策也能够为国家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发展空间,加速其崛起进程,俾斯麦的老成谋国与威廉二世的冒险好战的对比就是明证。从历史上看,秦的崛起正是内行变法与“外连横而斗诸侯”两种策略双管齐下的结果。今天,中国要顺利实现崛起,在内部继续深化改革、奋发图强的同时,也必须有效化解外部威胁和制约。在战争成本愈加高昂的今天,通过外交谋略缓和首强大国的敌意,离间、拆散敌对联盟,拉拢其他强国,小国或转移矛盾、转嫁危机等等,措施。变的今天发挥积极作用。111　

作者简介

刘　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讲师。2004、2006和2009年在南开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译有《亚洲金融危机的政治经济学》。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冯惠云　犹他州立大学政治学系助理教授。1994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获英语语言文学学士学位。2002和2005年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分别获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最新著作为ChineseStrategicCultureandForeignPolicyDecision2Making:Confucianism,LeadershipandWar。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王一鸣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08级硕士生。200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田　野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1998、2001和2004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法学学士、硕士、《选择》。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王　鹏　:greatbird1020@sina./教授。著有《中国社会史论》、《震荡与》等。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1999年在安徽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2004和2008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分别获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徐　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2008年获清

(合编),译著有《华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学位。编著有《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战

争与国家形成》。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

杨倩如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2009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史学史与中国文化传统。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阎学通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教授。1992年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合编)、政治学博士学位。最新代表作为《王霸天下思想及启迪》《中国先秦国家

间政治思想选读》、《国际关系分析》。电子邮件:[email protected]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