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历史观资料

现代化是指资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中，经济落后国家经过大搞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现代化实质上是工业化，更确切地说，是经济落后国家实现工业化的进程。是自然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过程的统称。现代化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过程。换句话，现代化可以看作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形式”。

发展的最终要求是人在素质方面的改变，即从传统主义到个人的现代性的改变。认为片面强调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从心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上实现由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使之具备人的现代人格、现代品质，不可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国家跨入自身拥有的持续发展能力的现代化国家的行列。社会现代化的指标加以量化，其具体参数如下：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3000美元以上；2.农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2%——15%以上；3.服务业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45%以上；4.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70%以上；

5.识字人口的比重——80%以上；6.适龄年龄组中大学生的比重——10%——15%以上；7.每名医生服务的人数——1000人以下；

8.平均预期寿命——70岁以上；9.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50%以上；10.人口自然增长率——1%以下。

现代化过程中，经济发展是物质层面，政治发展是利度层面，

而思想与行为模式则是社会深度层面。

用“现代化”这个概念作为研究日本近代历史的分析架构，与会者对“现代化”的含义与标准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最后提出以下几条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标准：

（一）人口较高地向城市集中，整个社会日益以都市为中心组织起来；

（二）非生物能源高度利用，商品广泛流通，服务性行业发达；

（三）社会成员在广泛空间范围内相互作用，社会成员普遍参与经济和政治事务；

（四）村社和世袭社会群体普遍解体，个人社会流动性增大，个人的社会表面范围更加多样化；

（五）伴随个人非宗教地并日益科学地应付环境，普及读写能力；

（六）广泛具有渗透性的大众传播网；

（七）政府、企业、工业等大规模社会设施的拥有。

（八）各 大集团逐渐统一 控制下（国家）。

近年西方理论所涉及的许多问题中，我认为以一三个问题至关重要。

第一带根本性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发展问题，更确切地说，是关于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问题。

其次，关于现代社会的整体、关联和相互依存问题。

第三，关于世界发展的长期趋势，即对社会变迁的预测问题。 迄今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几种根本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社会生产力，其出现的顺序是：1.原始生产力，即自然形态的生产力，这是自然力统治的时代；2.农业（含畜牧业）生产力，即半人工形态的生产力，这是适应自然力进行物质生产的时代；3.工业生产力，即完全人工形态的生产力，这是人类“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这三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划分出人类的宏观历史演讲的最一般的大阶段：前农业时代即采集一渔猎时代，农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时代。三大生产力形态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但又是有重叠而不是截然分开的。

人类学家认为，第一次变革是工具制作的革命，即粗石器的制作，包括火的使用的发现。有了工具，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竞争才取得优越的地位，狩猎和采集的食物开始大增，人类的生活区域扩大，迁徒扩大。这种生活方式大约占人类历史的99%以上的时间。

第二次大变革是“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又称“农业革命”大约发生在一万年到八千年前，人类由于使用新石器而进入主动利用自然资源的食物生产经济，即驯化和饲养家畜并栽培农作物的定居生活方式，人口的增长也加速。但人类从早期原始农业过渡到真正锄耕农业大约经历了数千年时间，大约5000年前西亚

地区才开始真正进入到第一种文明形态——农业文明时代。

第三次大变革是工业革命，最先发生于两百年前的西欧，至今全世界许多地区仍在进行这个过渡。现代工业生产力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机器力即技术力代替了自然力和人力，非生物性能源的广泛采用，从而使生产过程发生了质的变化，强大的市场竞争机制形成经济自行增长的能力，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国际化，使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得以持续增长，从而进入第二种文明形态——工业文明的新时代。野蛮与文明的历史划分已被工业社会与前工业社会所划分取代，工业化和都市化。

推进现代化的三次大浪潮

发生在两百年前的工业革命标志着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的分水岭，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性的胜利。

第一次现代化大浪潮

第一次现代化大浪潮是由第一次工业革命推动的，时间是从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叶（大约1780——1860年），这是由英国开然后向西欧扩散的工业化进程。经济史学家往往把工业革命仅仅看成是经济与技术问题，或生产结构的问题，这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大变动的问题”。这一巨大的社会变动不是现代生产力自发推动的，而是史无前例的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即经济大革命与政治大革

命共同推动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使用非生物能源的机器大生产（蒸汽机）和并不太的高技术水平为特征，它的物质基础是煤和铁。

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工业化和现代化在欧洲核心地区取得巨大成就，并向周围地区扩散，越出欧洲向异质文化地区传播，于是形成了推动现代化的第二次大浪潮。这次大浪潮使“西化”或“欧化”成为鲜明的历史发展潮流。

在第一镒现代化浪潮中形成的技术传播、世界市场、经济增长势头，首先为欧洲、北美那些同属于基督教文明世界的后起现代化开辟了道路。

第二次大浪潮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电与钢铁，由内燃机和电动机带动的“电工技术革命”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蒸汽机带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铁路建设成为这一时期新兴工业化的中心。

第一次发展性危机

在第二次大浪潮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30年的停滞与与徘徊，这是第一次世界规模的发展性危机。

第三次现代化大浪潮

现代化的第三次大浪潮出现在20世纪下半叶。这是一次真正全球性变革的大浪潮。

这次大浪潮是新兴工业化世界对非工业化世界的一次全球性大冲击。在新的工业革命的冲击下，一方面带来初级工业化向高级工业化升级，在发达工业国中引起工业升级；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新变化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冲浪向全球扩散，大批欠发达国家争取进入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使全球的经济与政治关系，人类自下而上的生物圈，都出现许多新问题，通向现代化的道路呈现出更多大的多样化与复杂化。

这次大浪潮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步进行了。新的物质技术、基础是石油能源、人工合成材料、微电子技术。高科技、机关报能源、新原材料与人工智能相结合，使科学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而巨型跨国公司和全球产销网的出现，则引起现代发展的结构性的重大变化。

全球工业化——现代化的进程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波浪式地跳跃推进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运动相关联的。按战后经济史家重新提出的“长波”理论的观点，自18世纪后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存在着平均大约每50—60年的长周期，从而形成外向“扩张”与内向“调整”的周期交替。

每次长波可再分为利润率增长、加速积累、加速发展的上升阶段与利润衰退、积累减速、发展减速的下降阶段。现代化三次在浪潮大致上与经济发展的长波是相对应的。

现代化的进程呈梯级进秩序。被卷进现代化世界大浪潮中的

不同国家，按进入这一大转变过程的先后分为三大批：第一批在19世纪前半叶，赶上现代化的头班车，可称为现代化的“先行国”（first comers），它们是自发地进行的；第二批在19世纪后半叶，赶上现代化的第二班车，可称为现代化的“后进国”（late comers）；第三批是20世纪后半叶才开始搭上现代化快车，奋起直追的，可称为现代化的“迟到国”（later comers）。

伴随工业化——现代化向世界各地区的扩展，原来的地区性相对孤立的发展被纳入新的国际分工的世界经济体（world economy），由此而引起世界整体结构的转换。生产制造品的工业国是发展的中心，生产初级产品的农业国则处在发展的边缘，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游离在世界经济体之外。经济持续增长必然引起两种结构性变化：一是国民生产中工业生产比重上升和农业生产比重下降；二是随着工业化而引起的人口从乡村地区向城市的流动。这样，各国在世界经济体中的地位可根据工业发展程度大致排列如下：（1）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制品份额占商品生产总值60%以上，一般人均工业品产值在1500美元以上，并具有成就了工业结构，在高科技领域中占有优势。（2）半工业化国家，其工业制品占商品生产总值40%—50%，工业区大多集中在局部地区，工业结构不够成熟，技术水平也不够高，但正在准备迈向高科技领域。（3）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国家，即初步工业化的国家，其工业制品占商品生产总值约20%—40%，大多是劳动密集型工

业，基础设施不足，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4）非工业化国家。

考虑问题要胸怀全球，行动要始于足下。

近年来，国际学术界对东亚现代化的文化因素的探讨，涉及到对三个根本性大问题的重新估价。

首先，是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重新估价。

其次，是对儒教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发展或适应于现代生活的合理性因素的重新估价。

儒家伦理是：工作勤奋，敬业乐群，和睦人际关系，尊敬长上，强调配合协调与合作，而不是突出个人或个人利益等等。这些“现代儒教伦理”不同于早期新教伦理之处是它提倡个人对组织的忠诚、奉献、责任，这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企业组织都朋在裨益。

文化意识仍在韩国经济与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为：以“孝”观念为中心的家庭主义意识；“学面优”的人身价值意识；人际间的同族意识；尚名主义的自强意识。

再次，是对现代西方文明中的现代性（modernity）的重新估价。

西方的研究者也发现：在东亚的最现代化的工业部门中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出集体主义、团队精神和纪委的价值。

重新估价这绝不是要否定西方个人主义的现代物质文明的

价值，重新回到“非物质文化”的中世纪社会。

从根本上来说，在于中国控变革中不同性质的多重矛盾纠缠在一起：一是殖民主义侵略和反殖民主义侵略的矛盾；一是资本主义新生产方式与中国古老的农副结合的生产方式的矛盾；一是正在兴起的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现代工业——商业文明与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华夏农耕文明的矛盾。这三重矛盾的交织，既是世界历史处在有史以来的大转变时代所产生的复杂现象，又是东西两大文明体系相会的必然撞击。

最近大半个世纪中，中国史学界对控中国社会变革的认识，都是以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压迫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两个过程”作为基本线索和基本理论分析框架。中国控史的研究被革命史化，这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的历史发展长期以来都是渐进性变革与突发性变革相结合，但带有自己的独特性，即形成为一种中国式的“朝代循环”（dynastic cycle）模式。在近两千年中，中国有过许多次乞讨朝换代，都显示一定的规律性：每个五朝大都经历一个上升即兴盛时期，然后走向衰落，引起内部分裂或农民起义，于是旧王朝解体并引向另一个新王朝建立，如此循环入复。这种中国式的发展模式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稳定结构，政治基础是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帝国。经济的增长，人口的蕃衍，技术的进步，文化的繁荣与传播，都在这一循环模式中

缓慢地进行着，使中国历史与文明在总体上形成长期连续性的发展，文化积累层之丰厚为举世所无，因此能在前现代时期长期保持世界的领先地位。

尽管中国早于西方出现某些新发展趋向，例如，宋代出现重大的技术进步；元代蒙古族统治对汉人政治文化的巨大冲击；明代初期郑和舰队驶出亚洲，开拓了向海洋发展的大好时机；清王朝建立了使欧洲新君主国相形见绌的大陆帝国。但这些变化都耒能形成一种新的发展定势，因而未能从内冲破坚硬的传统结构外壳，使中国率先走上通向现代社会的道路。

近代中国的变革至少贯穿了下面四条明显的线索，或称之为四个过程。

1.自身衰败的过程 这是指引起“王朝循环”的各种内部体制性危机和社会骚乱的再现，中央集权的王朝统治机构衰落的趋势。

2.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过程 这是指在强大的外来政治、经济、军事渗透下，中国原有的进程被打断，被逐步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新体系之中，沦为依附性的半殖民地，主权的丧失与变形。但半边缘化过程同时也是外来资本主义因素引入中国、影响中国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的过程。

3.革命化过程 这是指上述1、2两过程激起中国内部产生反西方侵略与拯救危亡的强烈回应。这一回应最初是传统形式和

准传统形式的——民间起义和骚动、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行等，逐步转变为准现代形式的和现代形式的——自强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

4.现代化过程 这是指在世界变革浪潮的推动下，内部新兴民族主义勃起，出现经济增长、制度革新和文化革命，从而引起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适应现代工业世界的新的社会经济体制缓慢转换的过程。

中西冲突的焦点最早是中国传统朝贡贸易制度与西方自由贸易制度的对抗。

中国百年巨变走过的道路是极为复杂和曲折的。在这一时期中，半边缘化的过程与内部物过程常常重叠在一起，但半边缘化并不等同于内部衰败；同样，革命化的过程虽与现代的过程亦步亦趋，但革命化也不等同于现代化。这些过程都处在相互依存的互动之中，或推动社会的变革，或阴碍社会的变革。大大说来，半边缘化是近百年社会演变的关键因素，它加速了内部衰败的速度，并使现代化被扭曲甚至断裂；但在一定条件下也推动依附性发展。而革命化则是抗议内部衰败和阻止半边缘化的关键性因素，它为现代化扫清障碍；但单纯的革命暴力并不能导致现代经济增长。各种不同方向的社会冲击最后都要归结为以发展现代生产力为中心的现代化运动，只有这一共训才可能使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大转变找到明确的世界坐标。

在这一个世纪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极端动荡的国内外形势下缓慢地展开的。在前半个世纪中，前30年在维护旧体制的前提下搞了一点现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成效甚微；在后20年旧体制逐步崩溃，并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第一次小高潮，变化和进步远远超过了前30年。在后半个世纪中，现代化是在半边缘化和革命化同步加深的形势下进行的。整个体制的重组和更新进行得很不顺利，但其中前30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与现代教育的发展，比前半个世纪有显著的进步。只是在最后10来年时间战争打断了现代化进程，才导致了断裂性的大震荡与经济增长的倒退。

（一）中国现代化是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落后的农业大国中进行的。

（二）中国现代化是在异乎常态的内外环境中进行的。控中国的内忧外患交织。

失败，屈辱，灾难，激发了中国人现代民族主义的觉醒，推动了涣散的中国走向团结、统一和进步。

（三）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连续性的破坏与延续的深刻矛盾运动。

一方面，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必须打破几千年来小农经济的稳定和皇权专制统治的稳定；但另一方面，旧秩序的完全解体，政治稳定的大破坏，剧烈的社会大震荡，引起社会的完全失序，这

又加大了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阻力。

（四）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是在世界现代化浪潮不断冲击与挑战之下，不断选择与变换发展模式的过程。

一 现代化意识的最初萌芽

——从“御夷图强”到“中体西用”

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最早启动，始于两次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革命之后，由清廷中的洋务派发动的模仿西方先进兵工技术的自强运动（亦称洋务运动）。由于认识到西方列强东来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最早产生了应变的思想。当时中国的领导层在对现代世界具有初步朦胧认识之后，为应变而必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种自变、自强思想可说是中国的现代化思想的最早萌芽。

二 现代化意识的明确显示

——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

在辛亥革命以后，中体西用论的思潮日趋衰落，但是主张中西调和观点在思想界仍一直占据上风。只是到“五四”前后，平民知识分子登上了历史舞台，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报刊上以彻底

的不胺协的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吴虞等人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大旗，才在思想界激起了轩然大小以。陈独秀勇敢地思维框架的束缚，旗帜鲜明地主张接受近代西洋文明来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彻底速写了“中体西用”论。而陈独秀所说的“欧化”，集中到一点，就是拥护科学与民主。

三 现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

——从“中国本位”、“全盘西化”到“现代化”

四 探索中国发展的道路

——以工立国与以农立国的争论

这是“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另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与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基本上是同时开始的。

即将结束的这一百年是迄今人类历史上变革最大、斗争最激烈、折腾最多的一个世纪。有人称之为“人类流血最多和怨恨最深的世纪”。概而言之，这个世纪有三大特点：

（一）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巨变、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世纪。

世界上有40%以上的居民，生活方式都市化，以西方工业国家为 心的联成一气的世界经济体系有了巨大发展。

（二）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社会震荡最剧烈、最不稳定的

一个世纪。

（三）20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意识形态斗争最激烈、思潮变化巨大、技术知识猛增、信息传播最快的一个世纪。

1、工业化的全球扩散，市场经济的全球发展，资本的国际化，使经济的全球一体化成为不可抗拒的大趋势。

这是一种政治民族主义的趋势。很显然，这两种背道而驰的趋势必将给21世纪国际政治带来更多的纷争和冲突。

2、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在21世纪将遇到两个不同方向的运动的冲突。在过去两百年中建立起来的现行的世界经济体，形成“中心一边缘”型结构的不平等国际分工，建立了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为准则的国际经济秩序。

3、21世纪的最大问题是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将日趋严重。

4、与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同步增长的是全球性的精神危机。 长期以来，革命史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中心和主题。所有一切其他研究如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的。革命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惟一“范式”即惟一的解释模式。换言之，就是认为对革命的理解和正面评价是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一切变革的首要前提。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现实的大变革主题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革命转向现代化，而且是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现代化。历史总是要不断进行再认识与再研究的。

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新进展就是在“革命”的传统范式之外出现了“现代化”这个新范式。

研究落后国家工业化提出的一个著名论点。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愈落后，工业化的赴就愈是呈现大冲刺，就愈要强调搞大企业和生产性产品的生产。这个关于经济落后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命题，正是从俄国与东欧国家的历史经验中概括出来的。如果从经济战略引申到政治战略，那么还应补充一个新论点：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工业化的启动就需要强大的国家导向与政治推动。根据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依照格申克隆的经济命题，提出如下一组政治命题：

1、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就愈不可能从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直接过渡，而需要通过若干中介阶段；

2、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首先解决的问题是国权问题（民族解放）而不是民权（个人解放）问题，是民族的生存权而不是个人的人权；

3、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就愈需要强调权力集中，实行高度集权的政治运作，建立威权主义政府；

4、一个国家工业愈落后，工业化的启动就愈需要强大的国家导向与政治推动；

5、一个国家经济愈落后，农村势力（上层地方阶级、下层农民阶级）在社会变革中就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新的研究要求在概念、模式、理论、方法等方面都有新的突破，但这些突破又只有通过系统的切实的研究才可能取得。

自两千年前秦王朝统一以来，中国的历史发展具有自己的独特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形成中国式的“王朝循环”模式。历代王朝都经历想念的“建立—兴盛—衰亡”这样一个发展周期。每个周期中王权易主，而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却一脉相承，发生缓 慢的微变。这种中国式的发展模式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瞳的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结合的稳定结构，政治基础是中央集权制的官僚帝国，而朝代更替的动因则是内部分裂或农民起义。这一前现代发展模式在世界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其优点是政治上长期保持大一统，文化上形成无比丰厚的积累层，从而使中国在漫长的前现代时期独领风骚于世界；其弱点是形成千年不变自足发展定势（此所谓“格于定例”）与惟我独尊的文化优越主义（此所谓“以夏变夷”）。这些历史文化特点决定了19世纪以来中国通向现代化的巨变完全是靠异常强大的外来因素所推动，而这些外来因素的异质性与不确定性必然导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冲突的尖锐性

与不确定性。一位西方学者写道：“中国文明的丰饶和力量长期以来特别令局外人着边。如今，以此之外又添上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人类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于现代中国，并且仍在演示着。”

按照革命史的传统范式，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发展被概括为“两个过程”论，即一个是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过程；另一个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与封建主义压迫，把中国引向独立民主的过程。

90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的现代化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理论的主要基点是：把以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转变为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现代化作为世界历史进程的中心内容是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或大过渡）。从这个新视角来看，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有了这个中心主题，纲举目张，就不难探索近百年中国巨变的脉络和把握中国近现代史的复杂线索。

中国近代社会变革中的“四重奏”

衰败化 按照中国传统的“王循环”模式，每个王朝后期都会出现某种内部体制性危机或经济衰败，从而引起国家权力的内溃与社会动乱丛生。

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导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体制解体，中国仍保有主权与独立，但逐步沦为新兴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地位。

革命化 这是过去运用革命史范式研究得最多的一个问题。这里所说的革命，泛指在衰败化与半边缘化两种趋势冲击下出现的各种激进形式的斗争，通俗的说法就是用暴力对抗和推翻旧政权的造反或起义。中国是一个以农民革命形式实现政权更替最多的国家。但现代的革命应有新的内涵，它一般发生在政治发展落后于社会经济变革的社会之中，是具有现代纲领的革命政党领导实现政治结构大变动的各种激进斗争。近百年来中国的革命既包括传统形式的农民战争（如太平天国革命），也包括现代形式的资产阶级激进改革、民族革命运动（如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民主革命运动（如讨袁护法战争）。

现代化 这是中国在世界发展大潮的推动下，实现现代经济增长、制度革新、文化复兴的各种努力引起的社会变革趋势。这里所谓的现代化，实际上指引进现代生产方式后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革命，19世纪后期以来，中国适应现代世界生活的重大变革是：兴办现代工业，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废除科举制和实行新学制，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发展铁路、公路、航空等现代交通运输与通讯事业，改革旧礼俗与建立机关报风尚，等等。

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模式转换，出现了三次现代

化的局部断裂。

1、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即从自强运动经过维新运动到立宪运动，大约半个世纪，这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始阶段，是在旧王朝体制下探索资本主义发展取向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时期。

2、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革命，这40年是中国内忧外患同时加深、半边缘化与革命化同步发展的时期。国家的实效统治断裂，现代化处于自发的游离状态，被挤压在一条窄缝中断续地进行。

辛亥革命的最大成就是推翻两千年来的帝制而确立了适应世界潮流的共和制度。这是一次大的国家结构模式转换。

3、1946——1949年解放战争是中国两条道路的大决战。1949年革命的胜利带来了发展模式的一次全面大转换。这次模式大转换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体系对立的特殊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因此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思潮的国际上斗争在中国的鲜明反映。

在钭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中，中国对新的发展道路的探索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6年）：仿铲苏联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脱钩，建立中央指令性的计划经济，通过内部积累，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高速工业化战略，并进行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改革。第二阶段（1957——1978年），突破苏联式教条主

义的束缚，解放思想，独立地探索中国式的超前工业化战略，主要是强化政治手段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毛泽东式的改革。这次大胆的新探索没有成功。第三阶段始于1979年，由于上述改革的失败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推行了从封闭式的现代化路线向开放式的现代化路线的重大转变，主要是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导向，从单一经济万分转为多种经济成分，实质上是转向一种中国式的混合发展模式。

4、1979年以来的模式转换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体制内的改革。这可说是1949年模式大转换以来的又一次模式大转换，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第三次大转折。中国通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并经历了一次内部发生的错层式的现货（split—level modernization），才找到了适应世界潮流，兼采各国所长的发展方式，实现了从单纯政治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到加强经济手段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性转变，走上限比较平衡的经济持续发展道路。

近年研究者常谈到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变革沿着从保守主义向激进主义的上升路线发展，而且愈演愈激烈。的确，中国近代史上一直贯穿着革命与改良之争，而革命就是激进主义的同义语。众所周知，激进主义思潮曾经在相当长一个时期支配了史学研究。

中国现代化的严峻的历史条件是面临双重危机——民族危机和国家重建危机，前者的影响从鸦片战争一直延续到1949年

革命，后者的影响主要是辛亥革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期之间。

现代化作为中国、日本或东亚其他国家历史大变革趋势，是各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主要有八组因素（普量）：生态因素、人口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技术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国际效因素。中国型的历史运动的盛开，主要受以下这些重要因素的影响。

1、中国人口众多，土地辽阔，但数千年来一直保持封闭式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这种经济不同于地中海型的农商结合的奴隶制经济，也不同于西欧型的农牧结合的大庄园制经济，而是一种农业与家庭副业相结合的分散的小农制，精耕细作，灌溉技术先进，农产率在前现代时期相当高，但仍是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国的传统商业与地方市场相当发达，但从未独立于专制皇权而取得自由发展，一贯受到抑商政策的限制。在这种小农经济内部缺乏追求不断扩大再生产与征服海外新土地的内在活力。

2、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世袭君主官僚制帝国，这既不同于罗马帝国 式的寡头与僭主政治，也不同于西欧式的封建贵州统治，而是由庞大的官僚进行卓有成效的文官统治，法律缺乏对人身与财产权利与财产权利的保障。

3、中国是一个家族本位、农村导向的半封闭性宗法社会。

其特征是血缘家庭本位，父家长制，众子均分断承制，祖先崇拜，重视伟宗接代，个人价值受到贬抑。

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动发端于喜庆、道光年间的“经世致用”思潮，经历了“洞悉夷情”、“师夷长技”、“变通自强“维新变法”、“中体西用”等许多演变，都是在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框架中进行的。最激进的康有为也是采取儒生式的托古改制策略。

中国是一个以儒教人文主义为中心悠久的文化大国，也还有其他文化万分。儒学的庞大思想体系中包含着许多实践理性，德治和人治思想，民本思想、变通思想、自强思想，但其核心是“忠”“孝”伦理价值观。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把非西方世界现代化的启动过程概括为“挑战——回应”的公式。“挑战”是指来自外部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其中心是西方工业化的冲击波；所谓“回应”，是指受到挑战与冲击的各国传统产生的各种社会反响，其中心是进行适应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