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夫曼的角色距离理论及其意义

作者：项光勤

学海 1998年05期

　　“角色”这个概念是社会学中普遍运用的概念之一。研究“角色”这个概念，其意义十分重要。在这篇论文中，笔者拟对欧·戈夫曼（加拿大社会学家，1922年生于加拿大，至今在世）的“角色”概念以及“角色距离”的理论框架进行初步的分析。

　　一、戈夫曼“角色”概念

　　传统的社会人类学对“角色”概念进行过经典阐述。在此以后，发展成为一种“角色理论”的概念框架。戈夫曼认为，“角色”由这样一种活动来构成，如果任职者纯粹根据处于他这样地位的人所应遵守的规范来行事的话，那他就会置身于这一活动之中。戈夫曼把“角色”同“规范”联系起来。他认为，“角色”是一种借之行动的规范。这种规范性意义上的角色同角色表演或角色扮演区别开来。后者是指一个特定的个体在履行职责时所表现出的实际行为。当任职者进入他的地位时，他自己必须承担相应角色所包含的全部行为。因此，“角色”意味着一种社会宿命论以及一种有关社会化的学说。我们不是每次只承担行为中的一项，而是包揽行为的所有项目。由此可见，“角色”是社会化的基本单位。正是通过角色分工，社会工作才得以分配和安排，以迫使这些工作得到完成。在这里，戈夫曼对“地位”与“角色”进行了区分。“地位”能够为人们所获取、占据和弃离；“角色”却不可以这样，“角色”只能被扮演。

　　戈夫曼认为，个体的角色扮演主要是通过同“角色他人”，即同相关观众的一连串面对面交往的社会情境而发生的。角色扮演中的一个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角色丛”。“角色丛”包括角色中的一个个体所具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角色他人，他说“一个角色的社会变化，可根据角色他人类型的得与失来追踪。即使在一个角色的特殊区域中，这个角色把表演者与一种类型的角色他人相联系，所涉及的活动本身亦可以分为不同的、多少有点独立的“宗”与“堆”，而且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宗”或“堆”还可能得到减少或增加，但每次仅增减一‘堆’”。（注：分别见戈夫曼：《日常接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

　　戈夫曼认为，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在扮演某一角色的过程中，个体必须努力使他在情境中传达出来的印象与实际赋予他的同角色相称的个人素质相一致，这些应该具有并已获得了的个人品质一旦同某一地位的头衔结合起来，如果有这样一个头衔的话——就能给任职者提供一个自我形象的基础，并提供他的角色他人所要求他具备的形象的基础。

　　戈夫曼在阐明了“角色”概念之后，提出了角色依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人们会逐渐领会到一个个体应如何恰当地依附于一个特定的角色，这就导致了一种可能，即，同这种道德规范相比，一个表演者可能过分地依附于他的角色，也可能同这一角色过分疏远。就目前而言，如果一个个体依附于他所扮演的角色，尤其当他对这一角色非常执着，并经常不断地扮演这一角色时，那么，人们就会感到他的心理是卫生的、健全的。在有学问的职业中，角色依附从传统上来说是很大的，但这种依附却忽视了人们带着超然、耻辱或怨恨的情感来扮演的众多角色。

　　戈夫曼指出，虽然传统的角色分析一开始总是把焦点对着产生于角色分化和整合中的模式或系统，但近来人们已使用另一种方法来进行角色分析。这一方法是把个体作为中心单位来对待的。角色分析中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每个个体都将卷入到一个以上的系统或模式中去，并因此而扮演几个角色。即这些自我是如何发生相互联系的。根据第一种角色观点，人的模型有点象一个股份公司，由一群彼此不相关的角色构成。只有第二种观点才能力求弄清是如何经营这个股份公司的。

　　戈夫曼认为，虽然个体表面上只参与一个角色系统，但他依然具有某种限制自己卷入其它模式的能力，这就使他能够在其他场合中维持一个或更多的潜在地得以扮演的角色。“角色隔离”可能受到“观众隔离”的促进和推动。因此，那些包括在个体的一个主要角色丛中的人不再被划入另一个角色丛，从而允许个体拥有相互矛盾的品质。体现着“角色冲突”特征的困难和踌躇便可产生于这种情境：一个象外科医生这样不把手术器具放在餐桌上、也不让妻子接近另一张桌子的人，或许有一天在为亲属动手术时，他会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角色窘境之中。

　　对于戈夫曼的角色概念所作的描述，我们特作如下几点评析：

　　第一，戈夫曼的“在扮演某一角色的过程中，个体必须努力使他在情境中传达出来的印象与实际赋予他的同角色相称的个人素质相同一致”的论点是与帕森斯在《社会行动论》中提出的“角色期待”的概念有相似之处。帕森斯在《社会行动论》中提出，任何社会都存在着一整套“角色期待”，它规定了社会中每个成员彼此期待着要充当的社会角色。社会则通过奖励和分配系统对角色期待提供保护。社会的角色期待及其保护机制构成了“社会价值观念体系。”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具有制约和强化每个社会成员行动的能力，在个人社会行动的选择中使角色期待得以实现。（注：见[美]西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在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也存在着类似于戈夫曼的角色表演现象。如公关小姐应该是彬彬有礼的，美丽的；教师应该是为人师表、很有教养、知识丰富的；而科学家应该是头脑充满智慧的、具有献身精神的。

　　第二，戈夫曼的角色依附理论中，有些观点现在看来是有些合理成份的。例如，一个表演者可能过份地依附于他的角色，也可能同这一角色过分疏远，何时依附何时疏远取决于一个表演者对这一角色的认识和由此带来的价值。如一位企业家可能会根据企业利润的多少来决定是进入还是离开某一投资开发区，如果他发现在这一投资开发区能给他的企业带来更多的利益，他可能会在这一地区办厂；反之，他则会离开这一开发区，到其他地区寻求发展。

　　第三，角色冲突以及如何避免角色冲突是角色理论是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当一个个体同时面临几个相互矛盾的角色时，他就会产生角色冲突感。例如，一个当法官的父亲发现自己儿子犯罪，这时，作为法官的父亲就会产生一种角色冲突感，从而困挠着他作出决策。戈夫曼在自己著作中说：“对这种烦恼的认识并不是角色分析中的一种局限，而是它的价值之一，因为它迫使我们去研究何种机制才能避免这种冲突，或处理不可避免的冲突。”（注：分别见戈夫曼：《日常接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戈夫曼在自己著作中研究一种机制去解决这些角色冲突，这是他对角色冲突理论贡献之所在。

　　第四，戈夫曼的角色分析的观点有些类似于他在前文提出过的角色丛的概念，因为按照戈夫曼的观点，角色丛是指角色中的一个个体所具有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角色他人。此外，戈夫曼的“一个有趣的难题，即把这些自我是如何发生相互联系的看成是有点象股份公司中一群彼此不相关的角色组成”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上，个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依赖于他所扮演的角色的特定情境。在这些情境中，这些角色是彼此相互联系的，集于一个个体的。例如，一个个体可能同时扮演父亲、律师、儿子三个角色。相对于他所养之子，他扮演父亲的角色；相对于他自己的父亲，他扮演着儿子的角色；相对于原告或被告，他扮演着律师的角色。父亲、儿子、律师这些角色是相互关联的，集于一体的。

　　第五，戈夫曼的“即在较大社会单位中——在群体而不是地位中——依附更可能含有一种无私的成份”的观点，和我们实现生活相对照，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实际上，在现实社会组织中，角色依附更可能蕴含着一种价值成份或功利成份，从而使得某些个体对角色产生依附，使他热爱这一角色。

　　二、角色距离理论的基本内涵

　　戈夫曼认为，在具体的面对面活动中所发生的情境事例——旋转木马中，就可以看到角色距离的情境。他说：“正如一个骑手在骑木马过程中因不能操纵木马而可能失去其资格一样，他也可能在一开始就因无票、或父母不在场而使管理人员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失去资格。因此，在一个角色的资格要求与适当地扮演已获得的角色所需的属性之间，就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区别。”（注：分别见戈夫曼：《日常接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到了五岁的时候，情境就会改观，特别是对男孩子来说，仅仅作为一名旋转木马的骑手显然是不够的，而且这一事实必然会在藐视其真实性格特征的情况下表现出来。他不再让父母一道陪他们骑马了，对安全带也常常不屑一顾了。戈夫曼认为，骑手在这里作的辨解不是指在交往中出现的那些不足称道的麻烦事，而是整个角色。仅仅由于他的参与而必然产生的例行程序使他获得了一种自我形象——该情景中的真实自我——但他却通过积极地调整情境而在表面上退出了这种形象。无论这种小心翼翼的行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真诚的还是做作的，得到或没得到在场的其他人正确评价的，它都的确在个体和他的角色之间，在活动和存在之间打进了一个楔子，戈夫曼说：“这种在个体和他的假定存在的角色之间“有效地”表达的显著区别，我将称之为“角色距离”。这里涉及到一种速记法，实际上，个体否认的不是角色，而是角色中为所有表演者暗示的实际上的自我。”（注：分别见戈夫曼：《日常接触》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戈夫曼认为，十一、二岁的男孩做旋转木马这一游戏已不能轻易地表现角色距离了，避开这种游戏或发挥创造性的角色距离的行为是很有必要的。一个男孩子可能会开玩笑似地把一匹木马当作一匹奔驰的马来对待，一会儿跳上马去，一会儿又从马上跳下去，前胸紧紧地贴在马脖子上，用脚后跟毫不留情地敲击着马的腰窝，扬鞭抽马使它加快速度，骑完后又野蛮地把马拴起来。他的年龄允许他通过把骑马活动看作一种玩乐——一种笨拙的模仿情境，从而表现出角色距离。

　　从上述骑木马的行为中，得出关于骑木马角色距离的几点结论：首先，在西方文化中，驾驭旋转木马很快就不再是一项具有挑战意味的“发展的任务了”，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改变这一观点。其次，现场的观众能够直接在角色距离的表现中显露头角；最后，确认角色距离似乎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在一种情况下，个体尽可能使自己脱离情景的污染。在另一种情况下，个体抱着合作的态度投射出一个孩子或自我，但当情境的发展过半时，他便突然以一种表示玩笑已经开得够味了的小小手势，从这个被抛弃的自我中脱身而去。戈夫曼对“角色距离”所下的定义是：那些有效地传达表演者对其扮演角色表示某种轻视的分离行为。

　　戈夫曼接着分析道：出现角色距离的情境，一方面象角色义务，另一方面又象实际的角色扮演。首先，我们知道，角色距离虽然常常不是在个体基础上加以采用的，但却能够让表演者的年龄——性别特征为根据来进行预测。角色距离是典型角色的一部分，这种惯例化了的社会学特征不能仅仅因为角色距离不是规范角色框架的一部分而不为我们所重视。其次，那种使人们审慎地指出某人不是或不仅仅是什么的东西，必然对某人的行为具有一种直接而又密切的影响。特别在用以表达这种不满的方式必须从情境中的标准材料中分离出来时更是如此。

　　对戈夫曼上述对角色距离内涵的分析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住其实质内涵。角色距离不是指所有不能对某一特定角色的核心任务作出直接贡献的行为，而仅仅是指那些被某些在场者视为同评价表演者对其特定角色的依附程度相关，并能暗示出表演者对角色可能有某些不满或抵触情绪的行为。戈夫曼上述对“角色距离”这一概念所下定义即在于此。所以，我们认为，戈夫曼的角色距离的内涵是很微妙的，需要细心地体会。

　　三、角色距离与自我的同时多样性

　　戈夫曼指出，我们必须把个体看作这样一个人：他根据自己的表演性情境行为与情境活动角色的关系来把这种行为组织起来，在这种组织活动中运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来引进一种自由和推动的界限，同时还引进一种介于他本人的和他在情境中可确实获得的自我之间的明显的反认同界限。

　　戈夫曼分析道，平时喜欢嘟嘟哝哝的人、爱开玩笑的人，以及以讥讽态度对待情境中所发生的事物的人，依然附和着起支配作用的情境定义，而不管他在内心里是多么地不乐意。

　　当前的活动系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情境角色将支配着情境，但这些角色又提供了角色距离得以表现的框架。我们还应该注意，面对面的交往为双重态度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背景——个体的任务性活动服从地依附着正式的情景定义。与此同时，又有一种姿势活动能够同时得到维持，而不会对其他活动加以干扰。这种姿势活动表明，个体不同意正式的情境定义来支配他的全部自我。

　　戈夫曼下定义说，不管个体以什么样的名义来表现出角色距离，受到注入的认同作用都将或多或少地与情境角色中的认同作用处于对立状态。但是，现在我们必须明白，角色距离仅仅是表达方法上的一个极端例证，而不是实际上能在角色中实现的自我的一部分。并且，其他许多处于较小对立状态中的表达方式也可能出现。只要情境角色的支配地位没有受到挑战，那么，其他虽不同于正式的自我，但却没有必要与这种自我相对抗的角色认同也是能够得以维持的。

　　戈夫曼总结道：如果以一种情境系统为参照依据，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角色距离是角色中的一种典型而又不规范的方面。但是，个体借以处理情境角色的轻松感，却由于他对多方位社会实体的多重依附和承诺的份量而强加于他。戈夫曼认为，对一个情境角色的轻蔑是对另一种认同作用基础予以重视的结果。但如果我们不以情境系统为参照。而以这些更为广泛的实体为参照，那么，我们就可以再一次地把角色距离看作为对一种规范性框架的反应。就骑旋转木马的游戏而言，由一个八岁的男孩表现出的角色距离，是情境中的一种典型但不是必须的部分。但对该男孩的男子汉气质来说，这些角色距离的表现则是必须的。

　　对于戈夫曼上述对角色距离与自我关系的精彩阐述，特作如下两点评析：

　　第一，戈夫曼认为的情境定义在一个人的角色表现过程中起着支配的作用，而这些角色表现又是使角色距离得以表现的框架。这一观点在我们日常生产中通过就验证明了它的存在。这就是说，角色距离是通过角色表现这一框架才得以实现。在面对面的交往活动中，个体表现出双重态度，一方面，个体要顺从正式的或特定的情景定义，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姿势活动表现出来，这种姿势活动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对正式情景定义的分离。这就是说，个体的自我并不都是由正式的情景定义来完全支配的，它还具有其它方面属性的自我不被完全融入这种正式的情景定义之中。

　　第二，戈夫曼认为，由于从情境活动角色中产生的自我是由于顺从情境定义的要求，这种自我不是原来意义上的那种自我，是自我偏离的结果，而那种同角色相称的自我，一方面是社会赋予的，另一方面情境活动的自我又是同这种社会赋予的角色自我联系在一起的，并以社会赋予的角色自我的名义进行活动的。但是这两种自我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差异或偏离；“角色距离”这个概念正好又是这种差异的确切的表述。这种自我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制度化角色要求的结果，使得自我即使在一种特定的情境中也不能完全脱离制度化角色的要求。例如，制度化角色要求教师是传授知识，为人师表的，如果这个教师在一种儿童般游戏中，也不能完全脱离教师的社会身份而完全投入儿童般游戏中，他总是要受到社会制度化角色的限制，在此一游戏中表现某种程度的偏离行为，那么，这亦是戈夫曼所要表达的角色距离的概念。这一概念说明了制度化角色对于个体实际行为的影响作用，同时也说明了个体接受社会化的程度。一般地说，个体接受制度化影响和社会化程度越大，其偏离行为就越明显。

　　四、戈夫曼的结论

　　戈夫曼指出，许多角色分析似乎都假定人们一旦选择了一种个体和背景范畴，或选择了借以考察个体的生活范围，那么就会出现某种主要角色，由这种角色来全面支配个体的活动。

　　戈夫曼认为，即使在自我认同的基础没有受到正式威胁的情况下，个体也可能利用他在情境活动中的角色来表达出与这种基础的距离。与此同时，个体可能充分利用他的言行举止、衣着服饰来表现出与某一特定角色的距离，以致于使该角色本身成为不可见的东西。

　　对于戈夫曼的上述结论，我们必须作出以下两点评述：

　　第一，戈夫曼的角色距离是一种有限度的反认同作用，这种限度是与特定情境地位中任何人都可以得到的认同作用相联系的。这种在特定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角色距离是个体有意识的行为，其目的是让别人看出是与某一事物的距离。而这种事物又是制度化角色所赋予的。在这里，戈夫曼是想阐明人们在特定的情境中总是不可能完全接受制度化所赋予的角色要求，总是要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分离行为，即角色距离。

　　第二，戈夫曼的角色距离理论中论述的社会组织中的角色问题，令人想起角色丛理论。一个人往往与他人建立多方面的关系，在许多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占有不同的地位。戈夫曼的理论的贡献，在于指出了一个体在一种情境活动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得以维持的组织，给个体提供了众多角色中的一个，这一角色在这种场合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划分了在一特定情境中主要角色和次要角色的意义。同时，个体在这一特定情境中扮演主要角色时，他的许多其他次要角色也会同时产生作用，这种次要作用产生作用时，会使主要角色产生某种程度的偏离——即角色距离。

作者介绍：项光勤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邮编：21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