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学生的一九五八
1958年“大跃进放卫星”,尚马朝是山西年龄最小的名人。 尚马朝是山西永济县卿头小学六年级学生。卿头是永济的一个镇,靠着涑水河,地势平坦,盛产粮棉,教育办得好。辛亥革命前后,镇里就有3座小学,其中一座女小。1937年抗战前夕,三校合一,合称卿头初级小学。中共建国以后50年代,号召教学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课堂教育和生产实践相结合,学校形成一股风气,教给学生书本知识,也重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爱科学、爱劳动是大家向往的好品德。农村小学容易走向大田,认识接触农作物。1957年村里给小学划拨了一块地,用作试验田。小学生课外成立了一个“米丘林小组”,老师带领小同学,就在大田边教边学,动手动脑。当年10月,学校办起了工厂、农场、饲养场,“米丘林小组”改成“红色少年科学院”。师生就在这个开放的教学基地,边学习,边劳动,大胆进行各种栽培养殖试验。 尚马朝的父亲就是个乡村能人,栽培果树,整枝嫁接,算个土专家。受家里影响,尚马朝从小学习果树管理,喜欢在庄稼地里鼓捣些小名堂。人们看到的小学生尚马朝,屁股后面经常别着小铲嫁接刀,在试验田上劳动课。一个班的小学生辨识各色各样的田禾苗,也跟着辅导老师练习嫁接技术。 “大跃进”中号召老师学生敢想敢干大搞科学实验,1958年夏天,也是突发奇想,尚马朝和同学张成全一起练习嫁接西红柿和马铃薯。取西红柿幼苗的枝干,去根,取马铃薯幼苗的根茎,嫁接成功。这个农田里的奇观,当地学校农村都叫它“两层楼”,地上长西红柿,地下结马铃薯。当年10月,这棵远近闻名的“两层楼”成熟,收西红柿36个,重8斤7两,地下结马铃薯11颗,重1斤2两。上级教育部门大力表彰“两层楼”创造奇迹,10月8日,当地将“两层楼”送往北京,参加全国文教展览会展出。小学生尚马朝在现场介绍培育新品种的经验。 尚马朝的“两层楼”,大家都觉得很神奇。上级领导认为放了一颗科技卫星,大树特树小科学家的形象。尚马朝迅速一鸣惊人,成为远近闻名的少年科研模范典型。1959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报道卿头小学的教学劳动科技相结合的路子,题目是《乡村小学一枝花》。4月16日,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来学校拍摄了新闻纪录片。当年国庆节十年大庆,国家领导人邀请尚马朝赴京观礼,邀请函以毛泽东主席、刘少奇等五位副主席的名义发出,尚马朝登上了国庆观礼台。11月,尚马朝参加了全国第二次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入选大会主席团,受到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接见。 跨过年头,国家已经进入经济困难时期,学习宣传尚马朝的热浪依然高温不退。1960年5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视察卿头小学的科研活动,挥毫题词:“一群红领巾闯进了科学之宫,好比孙悟空进了天宫,打烂了天宫旧秩序,结果还是红领巾们做了齐天大圣。”这期间,还有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张际春、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全国政协文教参观团团长胡愈之到学校视察访问。钱俊瑞副部长给卿头小学小农场题词:“大胆发明创造,学米丘林,超米丘林!”1960年5月13日,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也到卿头小学视察工作,留下了很有特色的五言诗体题词: 卿头小学好,年小志气高,你学鲁班师,心灵手更巧,他比米丘林,苹果嫁仙桃,我超李时珍,健壮永不老,他超李太白,个个是文豪。敢想敢干,天天向上,共产主义早——早——早! 山西省的省长副省长各级领导,也纷纷来到卿头小学视察,表彰先进。 尚马朝和他的伙伴搞出了小发明,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当然难能可贵。回想起来,这和当时的小学教育引导学生走进大自然,重视实用技术教学有关。小学教育启发学生开动脑筋,发明创造,对于青少年成长,非常有益。少年时代科学启蒙,一旦开悟,终身受益。一代人如果在青少年时代养成对科学技术的迷恋向往,有益于优化人才综合素质,全面发展。中国的旧式教育往往只重视人文不重视科技知识传授。国家发展经济,需要实用性的技术人才,从娃娃抓起,卿头小学当时的实践,引起上下关注是有道理的。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卿头小学依然坚持了引导学生走出课堂,普及科技知识的好传统。“文革”结束以后,1980年代初学校恢复了农场,重建了少年宫,规划了小麦棉花试验田。少先队辅导员吕自诚老师带领学生,观察农作物生长规律,开展生物防治病虫害研究活动,瓢虫治蚜虫,赤眼蜂治蚜虫活动都有声有色。他们制作的昆虫植物标本,在全省少年科技成果展览获奖。吕自诚老师代表卿头小学出席了全国少先队工作表彰大会。 但是在“大跃进”创奇迹放卫星的特殊政治气氛中,山西到全国,无疑夸大了少年尚马朝的试验价值。50年代新政初建,从上到下,科学技术知识普及程度很低。人们乍一听到地上西红柿,地下山药蛋,首先感觉无比神秘无比好奇。现在基因技术人人耳熟能详,稍微有点专门知识都知道,同一个科属的植物都能够嫁接,西红柿马铃薯同属茄科,嫁接成功不是多么神奇的事。这就是一项普通的嫁接技术,尚马朝有一个能人父亲,得益于家庭影响,让他很早掌握了嫁接技术而已。尚马朝升入初中以后,吕自诚老师带领他们,在“两层楼”的基础上再嫁接,西红柿枝干上嫁接茄子,形成了“三层楼”。这些都说明,同一科属嫁接再嫁接不是多么神秘的事。由于不涉及基因转变,“两层楼”的科研价值和技术含量非常有限。即使从实用的角度衡量,西红柿和马铃薯的嫁接成果也很难大面积推广。马铃薯在山西多生长在中北部高寒地区,耐寒耐旱,土壤肥料要求低,西红柿却是喜温喜湿喜灌溉浇水,同一种土壤气候条件下,二者同株,土肥水难免顾此失彼。农作物的嫁接最好时段往往只有几天,嫁接技术也不是人人都能掌握,一棵一棵嫁接,很难形成大田种植。即使嫁接了,也不能保证棵棵成功。茄科是草本,一岁一枯荣,第二年又要重新嫁接。所有这些,都使得大田生产几乎不可能。近年来有人肯定它的观赏价值,对于旅游观光农业,当然可行。但是在大饥荒的1960年,搞什么西红柿马铃薯嫁接观光,那是肯定不得人心的。 “大跃进”中粮棉高产指标已经吹得离谱,同样的道理,科学技术创造发明,人们首先想到的也是放卫星创奇迹,是否属实能否应用倒没有人较真。大家都在比赛谁的调子高,这是那个年代的病态狂热。上上下下头脑发热,全国各地都在创纪录出新品,一个少年儿童的发明创造,当然更加振奋人心。对“两层楼”的鼓吹,更多的是从它的政治层面着眼。中国人民有志气,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相信不相信,宣传不宣传,已经不是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问题,而是敢不敢大跃进愿不愿大跃进的政治思想问题。这就是“两层楼”的价值一再高估放大的深层原因。“小科学家”、“小发明家”,放在一个仅仅学会嫁接的少年儿童身上,明显有些夸大虚饰。至于“小米丘林”,甚至还可以嗅出一股强烈的倒向苏联遗传学的刺鼻气味。 尚马朝可说运气不错,一个“两层楼”,确定了他终生的职业选择。中学毕业以后,教育部门保送尚马朝进了山西农业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到运城地区科委。前几年,在科委副主任的职位上退休。 时过50多年,尚马朝的发明创造昙花一现,已经渐渐被人们遗忘,从上到下再不见有人提起了。“文革”以后拨乱反正,1984年,胡耀邦总书记曾经有重访卿头小学的动念,山西方面接到通知,也做好了准备,最终总书记没有来。如果他来,要讲些什么,做些什么,现在人们已经很难猜测得到了。时下的中小学教育,应试为中心,脱离开书本学习的一切课外活动早已不予考虑,卿头小学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气象。只有当地五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还经常提起这一段历史,回忆起当年照亮全国的短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