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崔莺莺.张生.红娘.窦娥的人物形象分析[1]
《西厢记》 里的主要人物莺莺、 张生是王实甫精心刻画的人物形象。尤其是莺莺的形象 ,在作品中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 ,她的性格明朗而又丰富。莺莺是大家闺秀 ,她在作品中的唱词又是节奏舒展 ,色彩华美 ,感情含蓄 ,与婉约派词风相似。作者用写实主义的笔法 ,加以艺术的创造 ,从而把一个活脱脱的古典中的现代青年女子形象展现在舞台上。
在作者笔下 ,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 ,并且一直对张生抱有好感。只是她受着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 ,又疑惧被母亲派来监视她的红娘 ,但她有血、 有肉、 有情感 ,她有喜、 有忧、 有个性。她情窦初开 ,渴望爱情 ,但又不肯轻易流露乏真情 ,不少女特有的羞涩;她不满包办婚姻 ,想追求自由幸福 ,但又瞻前顾后 ,顾虑重重 ,不敢彻底背叛封建礼法 ,她总是若进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 ,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 ,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 ,随即赖个精光 „„因为她的这种性格特点 ,剧情变得十分复杂。作者就是从其人物形象的真实性下工夫 ,从各方面体现其性格特点。
一、敢于追求婚姻自主的幸福爱情生活
崔莺莺是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 ,带着青春的郁闷上场。她渴望爱情 ,但又不肯露真情 ,一旦步入爱河 ,便热情奔放 ,势不可当。正是由于她渴望爱情 ,当她遇到了风流俊雅的张生 ,四目交投 ,彼此就像磁石般互相吸引。按照封建礼教的规定 ,为女子者 , “非礼勿言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莺莺竟对张生一步一回头 ,把箴规抛之于脑后。通过这一细微的却是引人注目的举动 ,作者让观众清晰地看到她性格发展的走向。莺莺佛殿奇逢张生之后 ,心里再也没有平静过。作者写她相当主动地希望和张生接近。她知道那 “傻角” 月下吟诗 ,便去酬和联吟: “兰闺久寂寞 ,无事度芳春 ,料得行吟者 ,应怜长叹人。 ” 道出了一个青春少女对爱情的渴望。月夜听琴:晓知张生对自己情深意长 ,不禁长叹: “你差怨我 ,这都是俺娘的机变 ,非干是妾身的脱空;若由得我呵 ,乞求得效鸾凤。 ” 可见她对张生是处处留情的。而她的态度 ,张生也看在眼里他们心有灵犀 ,彼此都感受到相互的爱意。正是由于莺莺从一开始就对爱情炽热地追求 ,才使得她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违背纲常 ,反抗封建礼教的道路。
莺莺执著热烈地追求心中的爱恋。她对张生的爱 ,纯洁透明 ,没有一丝杂质。当张生被迫上京考试 ,她悔恨的是 “蜗角虚名 ,蝇头小利 ,拆鸳鸯两下里” ;长亭送别 ,她给张生把盏时的感触是 “但得一个并头莲 ,煞强如状元及第” ;她给张生最郑重的叮咛是 “此一行得官不得官 ,疾便回来” ;她担心的是张生不像她那样爱得专一 ,一再提醒他 “若见了异乡花草再休似此处栖迟” 。在她的心中 , “情” 始终是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至于功名利禄 ,是非荣辱 ,统统可以不管。
二、热情而又冷静 ,聪明而涉狡狯
然而强烈追求爱情只是莺莺性格的一个方面。莺莺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熏陶 ,加上对红娘有所顾忌 ,因此 ,她的性格显得热情而又冷静 ,聪明而涉狡狯。例如她看见红娘送来张生的 “简帖儿” ,勃然变色 ,还声称要拿简帖儿 “告过夫人打下你个小贱人下截来” 。她装腔作势要红娘传言责备张生 ,其实传去的却是私约张生相会的情诗。等到张生到后花园去赴约 ,她又忽然变卦 ,正儿八经地把张生数落一番。这种种表现 ,把张生弄得七颠八倒 ,连红娘也昏头转向。当观众看到莺莺 “对人前巧语花言 ,没人处便想张生 ,背地里愁眉泪眼” ，看到她有时一身大家闺秀 ,有时黠谲多端 ,有时又扭捏尴尬时 ,都会让读者哑然失笑。在作品中 ,王实甫让莺莺的形象具有两种不同的内心节奏 ,展示出她对爱情的追求既是急急切切 ,又是忐忐忑忑 ,读来让人觉得鲜活、 生动。
三、 由追求爱情幸福走向对封建礼教的叛逆 ,闪耀着鲜明的时代精神
文学作品 ,不管它使用的是历史题材 ,还是传说故事 ,它不能不打上作者生活时代的烙印 , 不能不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 ,不能不反映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 , 《西厢记》 自然也不例外。作者所处的元代 ,对于妇女来说 ,封建礼教的束缚像毒蛇一样缠束着他们 ,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就是当时的婚姻礼法 ,制约着一代又一代青年男女。但现实青年男女不愿受到封建婚姻制度的禁锢 ,追求自由恋爱自主婚姻 ,追求幸福生活。剧作者王实甫就是通过一个柔弱女子不堪忍受封建婚姻礼法 ,强烈追求自由婚姻来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
王实甫在《西厢记》中塑造了一个英俊潇洒、温文尔雅、才华出众、富有胆略、“志诚种”，又带着点傻气的张生。
（一）英俊潇洒、温文尔雅、才华出众、富有胆略。
在佛殿初逢，彼此眼角留意之时，莺莺因张生的英俊而产生好感。随后，张生又在莺莺烧香时，于太湖石畔墙角吟诗：“月色溶溶夜，花阴寂寂春；如何临皓魄，不见月中人。”抒发了张生内心的寂寞、孤独的情怀，寄托了自己的相思之情。他的风流儒雅，给莺莺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让她念念不忘。
张生不仅仅空有才华，在危难之际，孙飞虎兵围普救寺，众人慌乱无计。张生待老夫人许下婚姻承诺后，自告奋勇、献计献策。张生先是使用缓兵之计，请法本长老稳住贼兵三日，争取更多的时间。紧接着就修书一封，请武艺高强、见义勇为的惠明和尚送信给故人白马将军杜确，请杜确领兵解围相救。张生的“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半万贼兵，卷浮云片时扫净”。既表现了孙飞虎之流的卑劣与可耻，又表现了张生的不畏强暴、处事镇静、从容不迫、胆识过人。
除此以外，他还精通音律，多才多艺。例如：在莺莺夜听琴中，张生以琴声诉说心事，随心而奏。 张生又为了莺莺上京，一举夺得了头名状元。得了功名后，张生并没有富贵不认人，并没有“停妻再娶妻”，而是一往情深，刻骨的思恋着莺莺，并及时地赶了回来。
（二）“志诚种”——张生
张生性格中的“志诚”，对莺莺的追求，可谓一波三折，困难重重，然而他却不屈不挠、毫不退缩，是不折不扣的“志诚种”。张生和莺莺的社会地位悬殊，当时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的封建社会里，这是立在张生面前的一道无形障碍。张生在上京赴考途中，路经河中府，游于普救寺，巧遇了相国千金莺莺，被莺莺的美貌深深吸引住了，开始了楔而不舍的爱情攻势。在讲究“父母之命，不可违抗”的封建社会，婚姻由父母包办。尽管张生和莺莺彼此钟情，但得不到老夫人的允许。这是他们追求爱情婚姻道路上遇到的又一道极大的障碍。张生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在极度的失望痛苦之余，他没有离开普救寺，而是跪了下来请求红娘的帮助。
（三）“傻角” “银样蜡枪头”——张生
张生除了拥有过人的才学与志诚的性格外，在追求莺莺的过程中还常常透出一股傻气。 例如在第一本第二折中，张生在方丈室与红娘初次见面，就自我介绍：“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显得书呆子气十足，而且又是如此唐突，如此冒失。他的言语是这样的怪诞、迂腐，让人在吃惊之余，感到又可气又可笑。
例如在第三本第二折中，由于红娘为张生传书，张生便一厢情愿的认为这封书信一定能成事，并且信心十
足的等着好消息的到来。然而由于莺莺为瞒住红娘，在红娘面前使诈，红娘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张生听后，犹如晴天霹雷，不禁苦苦求红娘，并跪哭在红娘面前。然而一听到小姐有回书，看到内容，猜出了小姐的真意。张生这一哭一笑，情绪的高涨与失落，表现出他对爱情的无比自信，却又不堪一击。然而前后变化之大，变化之快，显得十足的滑稽，透出了十足的傻气，不禁让人失笑。
在王实甫的笔下，张生是一个丰满、完整的正面喜剧形象，同时赢得了广大市民的喜爱，但是同唐代传奇小说《莺莺传》中的张生形象有所不同，一个负心薄幸的负面形象，一个忠于爱情的正面形象。王实甫在《西厢记》中更多的融合了民间百姓的审美趣味，塑造了一个语言通俗易懂，轻松幽默的市民喜剧形象。
红娘——崔相国府中服侍小姐莺莺的丫鬟，在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中，红娘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形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重要的地位。剧中的红娘有着过人的胆识和才干，心直口快，泼辣爽直，重情重义。可以说，《西厢记》没有红娘，情节将惨淡无光，而崔、张的婚事也可能只是个泡影罢了。红娘形象代表了正义、智慧和力量，也代表了在当时社会前提下女性理性的觉醒和主体意识的萌动。
红娘性格中最能打动人心的是她的心地善良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和她的正义感，这也是她性格中最闪光的地方。剧中一开始就说她是相国之女莺莺的贴身丫鬟，老夫人让她服侍莺莺，让她“行监坐守”。但是，在莺莺和张生一见钟情，两情相悦时，她主动站了出来为两人穿针引线。比如在“酬韵”一折中，莺莺和张生隔墙吟诗，红娘催促道：“姐姐，有人咱家去来，怕夫人嗔着”。此时连张生都怨她“不做美的红娘忒浅情”。但是，当两个人历尽坎坷即将成婚之时，老夫人的赖婚，激起了她的不平和正义感，于是她更加义无反顾的帮助，尽一切力量将两人撮合到一起。当张生绝望不知所措时，红娘主动为其出谋划策，让张生在夜晚趁莺莺在后花园烧香时通过琴声以明心志，并且不再催促莺莺回去，而且借口“瞧夫人一会”，有意让出空间让他们充分的交谈。当莺莺请她去看望张生，她没多作推脱就答应了。她感谢张生一封书信救了“俺一家儿性命”，她同情莺莺、张生婚姻的受挫，她更为夫人的“失信”而不平。显然，红娘是一个恩怨分明，重情重义，有着强烈正义感的奴婢，而不是一个惟命是从、唯唯喏喏的丫鬟，这也是她最终违背夫人之命，热心帮助莺莺、张生走向团圆的根本原因，也是她个性之所在。
红娘的正义还表现在她充满反叛精神。按常理来说，崔、张的“自由”婚姻，在充斥着封建礼教的社会背景下，应该算是大逆不道的，但红娘作为一位老夫人派来
红娘的可爱之处还表现在她机警聪明，有高度的警惕心和保护意识又富于同情心，她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矛盾期”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在为崔张二人撮合过程中，她知道莺莺有“撮盐入火”的性子，有“心肠儿转关”的狡狯，于是她处处试探、揣度，照顾着小姐的自尊心，忍受着怀疑和指责。而张生是个缺乏社会经验的青年书生，在追求莺莺时不时流露出狂热的态度，他的深情和弱点都呈露在外面。于是红娘又不得不警惕着张生。同时，做为这场婚姻的一大障的老夫人，红娘依旧需要谨慎着，这样，一个小小的人心丫鬟夹杂在小姐，张生，老夫人三者之间，她担承着种种压力，却义无反顾地为别人合理的追求竭心尽力。而王实甫愈写红娘的 “两下里做人难”，愈写这“缝了口的撮合山”在困境
中巧妙周旋，就愈能生动地表现她机智倔强的个性，这也是她能在相国府应变自如，独善其身的诀窍。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如此的一个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的丫鬟形象是带着理想化成分的。剧中说她是个丫鬟，但是我们却很难看出真实的尊卑主仆身份，放眼望去几乎“人人平等，富有民主”，说她是丫鬟，她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主子小姐一会儿叫她“小贱人”，一会儿改口叫她“姐姐”；老夫人骂她“小贱人”，但是一番理论过后，又不得不服软的说“这小贱人也道的是”，马上又肯定了她。如此的一个敢与老妇人抗衡，与小姐戏弄的“放肆的大胆的”丫鬟形象在当时实难找的到。这不得不说是作者理想化的塑造，更进一步来说是对女性命运的同情，或者叫对女性独立意识觉醒的期望和呼唤吧！ 在《西厢记》的时代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十分艰难的，千百年来她们一直处于一个依附从属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以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教条更为沉重的制约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然而，在红娘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女性在“礼与法”道路上探求个体的人生价值，主宰自己命运的真实情况。她是这个社会正义的化身（即使有理想成分），是这个社会的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元代女性理性的觉醒以及主体意识萌动的现状，而这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