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记者的职责

第三章 记者的职责

在介绍了记者的历史和几种不同类型记者的情况之后，本章要着重讲座的问题是：记者的职责。不同类型的记者有不同的任务，但是不同类型的记者又有共同的职责。这个共同的职责概括说来，一是采写新闻报道，二是反映情况，三是做群众工作。当然，在履行这些职责的过程中，在不同时间和不同条件下，对不同类型记者的要求应有所区别，有所侧重。记者这三项职责，不是记者主观愿望的产物，而是由我国新闻媒体的性质和任务，以及记者在编辑部中所处的外勤工作地位决定的。这三项职责，也是党和人民对记者的要求。记者怎样正确对待和履行自己的职责呢？

第一节 采写新闻报道

采写新闻报道，是记者的首要职责。这里说的新闻报道，是包括消息、通讯、调查报告等在内的各种新闻报道。本来采写新闻报道应是记者的首要职责，正如教学是教师的首要职责一样，没有必要作过多的解释，但是鉴于过去曾有过这种情况：一强调反映情况重要，有的文章就说反映情况是记者的首要职责；一强调做群众通讯工作重要，有的文章又说做群众通讯工作是记者的首要职责。

因此，有必要对为什么采写新闻报道是记者的首要职责这一问题作一番论述。早期的新闻记者，采与新闻报道是他唯一的职责。记者不采写新闻，就不成其为名副其实的记者。后来随着新闻事业的发展和新闻工作的改进，利用记者广泛接触社会、接触群众之便，才有要求记者反映情况、做群众工作一说，并把这两项也列为记者

职责的内容。这样就发生了何者为首要职责的问题。把采写新闻报道作为记者的首要职责，是因为在三项职责中，采写新闻报道是向广大受众传播新闻信息，关系着新闻媒体政党运转的问题。记者只有源源不断地供给编辑部新闻，才能保证通讯社政党发稿，报纸政党出版，广播、电视正常播出。一天也不能停，这是新闻媒体运转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要是记者不把采写新闻报道放在首位，那将是一种什么情景呢？闹新闻饥荒，新闻媒体不能正常运转，那可是件大事呀！把采写新闻报道放在首位，意味着在通常情况下，记者要以较多时间，较多精力，放在新闻报道上，完成一定的数量，保证一定的质量。这样说，是不是反映情况和做群众工作这两项职责就不重要了呢？也不是。

反映情况和做群众工作也是不可少的，是记者职责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不排除在一定时间内根据需要用较多精力去做好这两项工作。还应该看到，记者这三项职责，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为用的。抓住采写新闻报道这一主要矛盾，就能把反映情况和做群众工作这两项任务带动起来。比如，记者去某地采访新闻，在采访中发现某一重要情况，又不宜公开报道，便可写成内参稿，寄回编辑部，向上反映；又如，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同群众接触，就可以利用这个条件开展组稿等群众工作。记者只有将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按照事物本身的逻辑，辩证地处理好三者的关系，便能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反之，把它们割裂开来，或者对立起来，顾此失彼，其结果必然影响到全面发挥记者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方面，

要强调记者把采写新闻报道看作是自己的首要职责；另一方面，又要求记者正确处理好三项职责之间的关系。

下面进一步谈谈在履行采写新闻报道这一职责时要注意的几点：

一、采写新闻报道责任重大，记者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新闻报道具有传递信息、宣传政策、宏扬先进、批评监督、传播知识、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等功能。经验证明，新闻报道搞好了，会起到利党利国利民社会的作用，促进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搞不好，出了偏差和错误，小则贻误工作，造成局部损失，大则祸国殃民，后患无穷。可见，采写新闻报道责任重大，记者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起来，一丝不苟。周恩来同志曾经对人民日报一位记者说：“你们是人民的记者，要对人民负责呢。”

二、记者要发挥作为新闻报道主力军的作用

编辑部新闻稿件的主要来源，一是记者，二是报道组，三是通讯员。记者是专业新闻工作者，毫无疑问，他应该是新闻报道的主力军。在战争年代，新闻界曾经把通讯员比作民兵，反报道组比作地方部队，把记者比作野战军来说明三者的地位，在打新闻仗时既要互相配合、取长补短，又要发挥记者主力军的作用。

记者如何在新闻报道方面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呢？

1．要重视采写新闻。这里说的新闻是指纯新闻，即消息。为什

么要强调记者重视采访消息呢？因为在各种新闻体栽中，消息是最基本的体裁。报纸又名新闻纸，不登消息，尽登通讯、文章，无异于杂志；登的消息少了，不能满足读者对信息的需求，还不行。消息在报纸上应占主要地位。好比一台戏，有唱主角的、有唱配角的，消息应该唱主角。从记者这一方面来说，多写消息，也有许多好处，可以增强记者的新闻敏感，培养记者捕捉新闻的能力，训练记者写得快、短„„写好消息并不容易，既要写得短，又要写得好，更难。因此任何轻视消息写作的思想，都应该摈弃。强调记者多写消息，并不是说记者可以不写通讯，更不意味着反对记者写通讯。通讯也是报纸需要的，也是读者欢迎的一种体裁。内容决定形式，有些题材适合写通讯，写成消息反而不伦不类；有些记者擅长写通讯，多发挥他在这方面的优势，也无可非议。但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来看，只是要注意处理好写消息和写通讯的关系。

2.要非常敏锐，不漏报重大新闻。西方记者漏报重大新闻，有被“炒鱿鱼”的危险；我们的记者漏报重大新闻，也不是一件小事，至少是严重失职。记者要非常敏锐，不让重大新闻在自己身边溜掉。

3.要会打大仗、硬仗。对一此重大的、紧迫的、困难的报道任务，记者要勇于承担，主动出击。这类报道任务，一般报道组和通讯员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很难胜任，要靠记者挑起重担，或记者与报道组、通讯员合作共同去完成。

4.要在新闻报道上不断地开拓创新。

5.要在思想作风、职业道德、采访写作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给报道组和通讯员作出榜样。

三、要正确处理好记者与编辑部之间的关系

从记者方面来说，处理好与编辑部的关系，要在以下方面努力：

1.服从编辑部调遣。记者是编辑部的成员，是在编辑部领导下进行采访报道工作的。按照编辑部在每个时期的宣传方针和计划来安排自己的报道，接受编辑部给的任务，是一个记者起码的工作常识和组织观念。不服从编辑部调遣，自搞一套，是工作纪律不允许的。

2.从实际出发。在多数情况下，编辑部交给的任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也有这种时候，编辑部掌握的情况不够充分，布置的任务，提出的要求，与实际情况不那么吻合，对此记者该怎么办？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向编辑部说明情况，要求改变任务，把对编辑部负责和对实际负责一致起来；另一种态度是：单纯任务观点，明知编辑部交给的任务与实际情况不符，也勉力去完成。这两种态度，孰是孰非，应该取哪一种态度，是很清楚的。即使编辑部交给的任务符合实际，记者在执行时仍有一个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因为编辑部不可能把每个具体细节都交待得那么清楚，更不可能把采写中将会碰到的种种具体问题都为记者预想到。

3.发挥主动性。记者不能光靠编辑部出题目过日子。个人有作为的记者，应当发挥主动性，通过自己的深入采访，从实际中不断

地发现新线索，新题目，新典型。

4.处理好和编辑的矛盾。有的同志著文，认为“编辑高于记者”，并且举出种种理由论证。一般地说，这种看法在理论上是能够成立的。倘若编辑水平不高，怎么能指挥记者？怎么能处理记者的稿件？从实际情况看也是如此，记者是许多稿件，往往经过编辑指点、修改、润色，或者“起死回生”，或者质量大为提高，或者“锦上添花”。编辑“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功劳，记者心中是有数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编辑收到记者写的好稿，也会从中受到鼓舞，启迪，甚至拍案叫绝。许多编辑也有这样的经历。

但是，由于记者和编辑所处的地位不同，思维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完全一致，再加上具体人的水平有高有低等诸多因素，在工作中也难免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往往在对具体稿件的处理上。比如，稿件用与不用，便是一个矛盾。稿件不用，一般有两种原因：一是记者写得不合时宜，有悖当前的宣传方针，或者写得一般化，没提出什么新问题，或者言之无物，等等。如属这种情况，记者应虚心听取编辑的意见，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加以修改，或重新采写；二是记者的稿件写得不错，只是编辑缺乏慧眼，给枪毙了。如属这种情况，记者应抱着商量的态度，申述已见，以求合理解决。又如，编辑修改稿件，有时也有可能改得不当，或把事实改得走样了，或不尊重作者的风格，大砍大杀，也会出现矛盾。在这种时候，记者也应从工作出发，抱着商量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以供编辑参考和研究。再如，有的编辑工作拖拉，

积压稿件，这就要从编辑方面增强工作责任心，提高工作效率，加速处理稿件的进程来解决了。总之，编辑与记者之间，要营造一种相互尊重，相互通气，本互学习，相互帮助的氛围。

5.要定期向编辑部报告工作，重要问题要及时请示，以争取编辑部的领导。

6.建立记者与编辑轮换制度。这样记者可以学习编辑业务，编辑也可以学习记者业务，成为“全才”；在互知甘苦后，也有利于解决记者与编辑之间出现的矛盾。

第二节 反映情况

广义而言，公开的新闻报道也是反映情况的一种形式。但这里说的反映情况，是指以写“内参”稿的形式，反映那些不宜公开发表，但对编辑部和党政领导机关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情况。有的记者认为采写新闻报道是硬任务，完不成要受批评，而反映情况则是“软任务”，反映不反映问题不大，因而不甚重视。这些记者还没有把做党的耳目放在应有的位置上。

党了解情况的渠道很多，为什么还要求记者反映情况呢？记者因职务的关系，跑的地方多，接触的面广，同上上下下各种人打交道，无无疑能比较迅速地掌握较多的新情况。正因为这样，党中央不仅要求记者搞好公开报道，而且历来重视记者反映情况。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红色中华》报和“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也同时诞生。那时是报与社一家。除出报和播发新闻外，还编印《参考消息》（每

日电讯），登新闻台抄收的中外电讯，送中央机关负责同志参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一度在长征途中停刊的《红色中华》报和《参考消息》恢复出版。1935年“一二·九”和“一二·六”运动的消息，就是通过“每日电讯”向中央领导同志反映的。党中央据此作出了重大决策，派刘少奇同志到北方局去恢复华北的地下党工作，并领导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每日电讯”这可以看作是后来“内参报道”的前身。也有的同志认为这大概就是我国最早的“内参报道”了。

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由“每日电讯”发展到记者采写“内参报道”并逐渐形成一种制度。党中央于1948年6月5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新结社应供给各种资料的指示》之后，1953年7月又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新华社记者采写内部参考资料的规定》。《规定》指出“新华通讯社是国家的通讯社。它的任务是要成为消息总汇，充分地、及时地、精确地报道对人民群众有教育意义、对实际工作有指导或参考意义的新事物、新情况、新人物和新经验。同时，由于新华社的记者分布广，还可以并应当利用他们的便利条件，反映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缺点和群众的思想情况，供给中央负责同志参考。因此，新华社除发行通讯稿，并根据资产阶级通讯社资料编印《参考消息》外，还编印了一种《内部参考》。”《规定》对新华社记者采写参考资料的范围，在采写参考资料中应注意的问题，和各地党委的关系等项，都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是我们党的新闻事业史上关于采写内参的一个带有指导性的重要文件。此后，一直到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中央办公厅和中央宣传部还多次为新华社的内参报道、内参刊物发过文件。从中央到地方，许多报社纷纷办起了类似新华社那种《内部参考》，有的叫《内参清样》，有的叫《情况汇编》，有的叫《情况反映》，等等。名称虽不同，但目的是一个：向党中央或地方党委及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从某种意义上说，“内参”起的作用不亚于公开的新闻报道，并且是公开的新闻报道不可代替的。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党中央领导同志看了“内参”后，对反映的许多重要情况亲自批示，这对促进问题的解决，推动实际工作，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同志生前看了亲华社记者写的“内参”，就有不少批示。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新华社的同志写的纪念文章中，谈到一件令人深受感动的事情：1971年10月，河北分社记者采写了一篇“内参”，反映治理海河处理白洋淀措施不当，以致水产资源遭到破坏的情况。周恩来同志看了这篇“内参”后，亲自把它批给李先念等同志，并指示要开个会，讨论一下治理海河工程的问题，请河北、天津管水利的同志参加。李先念同志也与了批语，表示坚决遵照总理批示办理，并指示水电部立即通知有关同志参加会议。水电部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召开了这个会议。11月23日晚，周恩来同志在接见参加汇报会的同志时，还专门通知新华社派采写白洋淀问题“内参”稿的分社记者和总社有关编辑来参加，并且表扬了这篇。

秦始皇兵马俑号称“世界第八奇迹”。秦俑的发现震惊了世界。是谁把这一发现最先向党中央报告的呢？是新华社记者蔺安稳（后

调中新社）。1974年春，陕西临潼的农民在秦始皇陵地旁挖井抗旱，突然挖出几个陶俑。正在临潼老家探亲的新华社记者蔺安稳获悉后，立即赶到县文化馆，仔细端详了刚出土的“泥娃娃”：高高的个头，同真人一般大小，身披铠甲，手持长矛，雄纠纠，气昂昂，好不威武，完全是2000多年前秦代士兵的形象。蔺安稳以其记者职业的敏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当即断言：“这很可能是稀世珍宝！”他回到北京，连夜赶写了《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一文，第二天交与人民日报编辑部。这篇报道作为“内参”，刊登在1974年6月27日人民日报社编印的《情况汇编》上。这是关天秦俑发现的第一次文字报道。报道说：“陶俑体高1.68米,身穿军服,手持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实形象塑造的.像这种同真人一样的立俑,还是第一次发现。”报道还提出保护文物古迹的问题。这一内参稿，立即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6月30日，李先念同志作了批示：“建议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国家文物局有关同志立即飞赴西安，赶至临潼，经过现场勘察，决定立即组建秦俑考古了，进队认真的挖掘清理工作。7月15日，一支由经验丰富的考古专家组成的工作队，开进了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墓地旁，从此，揭开了国际考古史上壮丽的一页。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第一任馆长杨正卿说：“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当初没有蔺安稳的那篇报道，就不会有今天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显而易见，蔺安稳这篇“内参”立了大功。

80年代初，北京市为解决住房紧张问题，盖了许多高楼，但是

有一些宿舍楼盖起来不能尽快使用，让其闲置。市民对此意见很大。1981年初，北京日报一位同志对劲松、团结湖许多新建的宿舍楼房不能尽快使用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写了四篇“内参”：《条件齐备，只等主人》、《新建商店多数没有开张》、《新楼闲置变成旧楼》、《建筑单位“屁股大，尾巴长”》。中央负责同志看到后很重视，指示有关方面组织人，把这四份材料压成一份材料，印成书记处文件，并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内参”反映的问题。这次会议，通知了北京市委有关同志参加，写“内参”的记者也被邀列席会议，并在会上反映了有关情况。书记处会议做出了限期解决团结湖、劲松两个居民区问题的决定。会后，北京市委在市委工作会议上及时传达了中央书记的指示，并决定在全市展开“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讨论。市有关部门也立即着手解决团结湖、劲松两个居民区的楼房使用问题。类似上面引起中央领导同志重视的“内参”例子很多，举不胜举。据新华社社长郭超人1998年写的《建设世界性通讯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一文②提供的材料，近五年来仅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新华社有关国内工作的参考稿件就达1600多件。由此我们不难看到，记者反映的重要情况是怎样帮助了党的工作，又是怎样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和赞扬。这对记者来说，既是鼓舞，又是鞭策，鼓舞鞭策是记者当好党的耳目，把反映情况的工作做的更好。

怎样做好反映情况的工作呢？

根据多年来的实践经验，最重要的一条是：记者要有很强的党

性，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像采写公开的新闻报道那样，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做得较好，采写《延安调查》的新华社记者冯森龄，就是其中之一。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采写《延安》调查》的经过。

冯森龄是一位老记者，从1937年到1949年，在陕北工作了整整12年头。他热爱陕北人民，热爱陕北土地，对陕北的山川草木有很深的感情。1977年底，他调到陕西分社担任领导工作后，就急着想回阔别多年的延安看看。正在这时，总社转来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志丹县县的问题。他看了这封来信，心时很不平静。解放以来，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都十分关怀陕北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和人民的生活，为什么志丹县的问题还那么严重？志丹县的问题在陕北有没有普遍性？1978年七八月间，他带着这些问题到延安地区去调查，14个县市，他跑了11个，发现志丹县的问题带有普遍性：整个延安地区的生产发展缓慢，农村严重缺粮，人民生活相当困难。为什么会这？他从调查材料中看到：主要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而一些干部民主作风差，生产上搞形式主义、瞎指挥和“一刀切”，也是重要原因。要不要所延安地区的严重情况如实地向党中央反映呢？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地摆在他的面前。他觉得反映了，肯定有些人不高兴。再说，50年代他曾因身中央反映某地情况呼过苦头，人家到总社、中央告他的状，使他蒙受不白之冤，受到错误处分，直到1963年才平反。当一些人还在为“内参危险论”困扰的时候，作为一个入党多年的老共产党员的党性告诉冯森龄，一个记

者不能因个人得失而趑趄不前。为了党的事业，要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否则就对不起陕北人民，就没有尽到一个记者应尽的职责。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写了几篇《延安调查》。材料送到党中央，中央很重视；许多在陕北生活和战斗过的老同志看后也难过得流泪。中共陕西省委很快把《延安调查》翻印，发给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学习。省委还专门成立了陕北建设委员会，由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任主任，决心解决陕北的问题。有些外地的老同志还向中央写信，表示要支援陕北建设。《延安调查》起了如此大的作用，是冯森龄事前没有估计到的。通过这件事，他也深受教育。他深有体会地说，记者要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起来，看到群众的疾苦，要有勇气向党反映。记者首先应该是个战士，是个革命者，然后才是记者。

这位老记者采写《延安调查》的经过和体会告诉我们，凭党性办事，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把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一致起来，是一个记者极为宝贵的品质，是记者做好反映情况工作的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即使受到打击，也不后退；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动摇。同时，它还告诉我们，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党性，一切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不计较个人得失，对一个记者来说，多么重要！

要做好反映情况的工作，在具体操作上，还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一、要及时反映情况。情况贵在及时。

二、要如实反映情况。党中央重申的党政干部三大纪委第一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内参报道和公开报道一样，都必须坚持新

闻真实性原则。如果反映的情况不实，党的领导机关据此作出决策，那后果不堪设想的。记者一定要慎用手中反映情况的权利，对反映的情况，要反复核实，并说明资料来源，以做到对事实负责。

三、要贯彻全面反映情况的方针。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一个文件中提出：内参报道要贯彻“全面地反映情况的编辑方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工作中总有两个方面，有好有坏，有成绩有缺点，有经验有教训，当然不是半斤八两，而是有主有次。因此，既要重视反映负面情况——报忧，也要重视反映正面情况——报喜（主要是不宜公开发表或暂时不宜公开发表的情况），采取全面反映情况的方针。全面反映情况，并不意味着每篇内参报道，都要按照先成绩，后问题、缺点、错误这种模式去写，而是说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作全面的反映和分析，力戒片面性。可以着重写成绩，也可以着重写问题、缺点、错误。这种全面反映情况的方针，好处是：可以帮助党政领导机关全面地了解下情，从而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四、对工作中一些带试验性的做法，因为尚不成熟，记者可先写成“内参”，供领导机关报关参考。不少这样的“内参”，后来成为公开见报的重要稿件。也有些重大典型，有些记者也走的是先“内参”，后公开报道的路了。

五、记者经过调查研究，对某些问题形成一些新的看法，为慎重起见，也可以先作为“内参”稿，送领导机关参阅。1998年8月，《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写的《一个牵动全局的结合部——谈谈农

村城市化和小城镇问题》，就是这么处理的。此文指出环顾亚洲，我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但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出是严峻的。全面进入买方市场，各种东西都多，都难卖，我国还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进一步把握我国经济跨世纪发展的大趋势，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作才认为，加速农村城市化特别是小城镇建设，可能是一个能够牵动全局的结合部和突破口。作者对此进行了充分论证。最后，作者说，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方针，远在8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但是那时更多的是从狭义的城市建设来理解的，当时也还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来发展小城镇。今天我们提出小城镇的问题，是从经济发展全局提出来的，而且加速小城镇的发展，具备了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条件。大量小城镇的发展，包括不少地方农民集资建设小城镇的事实，就是一个证明。作者说，总这，从我国经济跨世纪发展趋势和要求来看，很需要反小城镇问题放在事关全局重要地位来深化认识，并及时研究和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对策。此文有许多新见解，引起中央领导决策层重视。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0月4日至7日，江泽民总书记在江苏、上海、浙江考察时所作的讲话中，就十分关注农村小城镇建设问题。他指出，发展乡镇企业是一个重大战略，是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在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同时，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也是一个大战略。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进一小发展小城镇，应当作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点。六、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被反映对象的变化。对那些有问题的地区或单位，记者在反映了它胶的问题之

后，要注意它们的变化。如果那里的领导正确地对待记者反映的问题，不是讳疾忌医，而是用积极态度，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改进工作，并做出成绩，那么记者还可以公开宣传，作正面报道。像前面谈到的新华社记者冯森龄，在写了内参《延安调查》后，不但对中共陕西省委成立陕北革命建设委员会，省委负责同志带领工作组深入陕北进行调查研究作了报道，而且在1981年12月和另一位记者合作，对三中全会以来陕北连续第三年全右丰收，根本扭转了多的贫困的局面作了报道。这样做就比较好，表明记者看到了问题就反映，看到了成绩就表扬，都是从工作出发的。当然，还要看到另一种情况，有的地区或单位的领导人在记者反映了他们的问题、缺点或错误之后，无动于衷，甚至对上级的检查督促阳奉阴违。对此，记者有责任继续向上级党委反映，直至在报上公开批评。七、要警惕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记者反映情况。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很懂得“内参”可以“通天”的分量，他们千方百计编造假情况，企图蒙骗记者，利用记者，让记者给他们写材料向上反映，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对此，记者要提高警惕。缺乏警惕，偏听偏信，不深入调查，容易上当受骗。有的记者就有过这方面的教训。上面几点，是对记者而言的。然而，记者要做好反映情况的工作，和新闻单位领导也有关。至少有两个总是需要认真对待和正确处理：第一个问题是：新闻单位领导对记者反映情况要敢于支持，保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在逐渐恢复，党风在逐渐好转，大大有利于记者反映情况。但是，实际工作中总有那么一些人喜欢

报喜不报忧，或者做了坏事、丑事，怕曝光，怕记者向上反映，因此他们总是休取这样那样的办法来掩盖自己的错误，以至对反映情况的记者刁难打击，甚至迫害。面对这种情况，新闻单位领导有责任挺身而出，会同有关部门支持记者，保护记者的正当权益，并把保护勇于反映真实情况的记者，看作是一条重要政策。这样才能伸张正气，打击邪气，给记者反映情况扫清道路，让反映情况的工作健康发展。第二个个问题是：记者反映情况出了差错怎么办？1984年经中央审定、转发的《新华社内参工作会议纪要》有这么一条：“鼓励记者如实向中央反映情况。如确因记者思想、政策水平不高，或深入调查研究不够而发生差错，只要不是有意假造，就不要追究记者个人的政治责任，不作党纪、政纪、军纪处分，而应按岗位责任制处理，有关人员要作认真的自我批评，组织上对有关人员要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使其吸取经验教训。”这样，问题就解决了。当然，如果“有意造假”，那就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了，处理自当别论。可以这么说，把反映情况作为记者的职责之一，是我们党的新闻工作的传统，是社会主义中国记者的一个特色。写到这儿，笔者想用一点篇幅顺便说说西方记者的情况。西方记者没有写“内参”一说。不过，有些西方政府首脑除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情报外，还喜欢同到处跑的记者打交道，交朋友，希望从他们那里听到从情报部门听不到的消息，以及对某些总是独特的见解。当然，这样的记者不是一般记者，他们往往在国际上颇有影响，是世界级记者。1941年12月，斯诺去白宫参加每周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他得到通知，罗

斯福总统要见他。他去了，受到总统的热情欢迎。总统说，他是通过阅读《红星照耀中国》认识斯诺的，他想向斯诺“采访”。罗斯福向斯诺提出各种各种的问题，比如“中国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中国人认为我们好吗？”“给我说说，你对蒋介石就印度问题发表的谈话有什么看法？（按：指蒋介石呼吁英国人让印度实行完全自治，以便印度人民能够以同盟和平等的地位加入战争）”„„罗斯福倾听着斯诺的看法，也谈自己的看法，他们交谈得很愉快。不知不觉谈了半个多小时，斯诺知道还有一些人等着总统接见，两次三番站起来告辞，罗斯福都示意要他坐下，并问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和他们作战的情况。斯诺把他所知道的情况都向他作了简单的介绍。罗斯福又问他：我们怎样帮助中国最有效？最后，当罗斯福总统得知有两面三刀份工作在等待斯诺选择，一份去《星期六晚邮报》任它的第一个战地记者，迅速前往印度和中国，然后到俄国，或其他国家，一份去空军情报部门任职时，要他接受《星期六晚邮报》的工作。在伸出手来欢送斯诺时，罗斯福说：“听到什么有趣的消息，请随时来信。„„你回来后给我个人写一份报告。”斯诺践诺，1944年8月14日，从莫斯科给罗斯福福发出一封信，描述了他重返俄国近两月的新印象，并谈了他对公众希望和平、战后东欧将出现什么性质的政府、苏美关系、党的控制、反犹太主义等问题的看法。从一定意义说，罗斯福约见斯诺，并希望斯诺随时给他写信报告“有趣的消息”，出国采访回来后给他写一份报告，是不是也有点类似我们党的领导机关要求记者写“内参”呢？当然，这在西方并没有

形成一种制度，也并不是所有的西方首脑都像罗斯福总统那样尊重记者，同记者有那么多的交往。

第三节 做群众工作

这里说的群众工作，不是指一般工作部门的群众工作，而是指新闻单位的群众工作。但记者的群众工作，又不完全同于编辑部专门负责群众工作的通联部的工作。通联部的工作对象，面向全体通讯员和报道组，此外还要处理读者来信、接待群众来访等。记者做群众工作，一般只限于结合自己的采访活动，或者在自己分工采访的地区、部门，重点做好通讯员（或报道组、作者积极分子）的工作。

列宁办《火星报》时，就亲自动手做通讯员的工作。列宁夫人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在侨居国外之前，就为《火星报》的出版尽力挑选了一批通讯员。1894年秋积极参与编写圣彼得堡出版的第一份鼓动传单的革命工人伊万·瓦西里也维奇·巴布什金，便是其中之一。列宁认真指导巴布什金，告诉他怎样当通讯员，怎样搜集材料，怎样写通讯。果然，后来巴布什金成了《火星报》最热心最积极的通讯员，他除自己写能讯外，还组织其他工人写通讯。列宁说：“在伊万·瓦西里也维奇没有被捕以前，” 《火星报》从来没有感觉到纯粹工人通讯稿稿源不足。

翻阅一下《火星报》的最初20号，那些寄自舒雅、伊万诺沃-沃滋涅先斯克、奥列洽沃-祖也沃和俄国中部其他地区的通讯，几乎全部都经过致力于建立《火星报》和工人之间最密切联系的伊万·瓦

西里也维奇之手。伊万·瓦西里也维奇是《火星报》最热心的通讯员和最热烈的拥护者。”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新闻事业像无产阶级新闻事业那样重视群众工作，也从来没有一种记者像无产阶级记者那样用力气去做群众工作。这是由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性质决定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既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又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来办。列宁的名言是：“要把机关报办得生动活泼，生气勃勃，不仅需要5个从事领导和经常写作的著作家，而且需要500个、5000个非著作家的工作人员。”实行专业新闻工作者同业余新闻工作者相结合的路线。

我们党的新闻事业按照马列主义的新闻原理，历来注意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做群众工作看作是办好新闻事业的基础，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同志把它概括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这就是通常称之为“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贯彻这个方针，是编辑部全体人员的责任，记者作为编辑部的外勤工作人员，更责无旁贷。

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是指记者要树立群众观点，把要不要做群众工作提到要不要贯彻全党办报（通讯社、广播电视）、群众办报的方针这个高度来认识，同时还要解决一些具体思想问题。比如，有的记者认为自己连报道也忙不过来，哪有时间、精力去做群众工作？！特别是有的地方记者，认为记者站人手少，要管偌大一个地区的报道，任务如此繁重，更无暇顾及群众工

作了。这些记者把做群众工作同报道对立起来，看作额外负担，不认真去做。其实，他们不了解，越是人手少，越是忙不过来，越要发动群众。实践证明，靠自己单枪匹马、孤军奋虎是不行的，一个人包打天下是包不下来打不下来的。相反，群众工作做好了，就不是记者一个人在那里工作，而是许多人在那里工作，就会开创报道的新局面。在解决了认识之后，还要解决如何做的问题。

由一地方记者做群众工作的任务相对来说要重一些，下面我们就着重谈谈地方记者的群众工作。

一、做群众工作要有长计划，短安排。这个长计划、短安排，要纳入记者站的工作计划。有些记者报道有计划，群众工作却无计划，想起什么做什么，走一走看一步。这样报道和群众工作就不能相辅相成，同步发展。制定计划要做到目标明确，切实可行。

二、要协助当地党委开展通讯工作。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地方记者曾用很大精力协助当地党委发展通讯员，建立通讯网。今天，通讯工作的重点已不是建立通讯网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发挥通讯网的作用。地方记者应在这一方面协助当地党委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三、要经常联系一此骨干通讯员（包括特约记者）。记者初到一个地方，可先作些调查研究，然后取得当地党委的同意和支持，召开骨干通计员会议，一是见面，二是讨论一些如何开展通讯报道工作以及如何加强联系的问题。会后，记者还可以分头拜访，深入交谈。一个月谈两个，一年就24个，两年就48个。有了几十个经

常联系的骨干通讯员，记者工作起来耳目就灵了，帮手就多了。这些骨干通讯员还可以“滚雪球”，在他们的周围又联系一批人，这样作用就更大了。一个记者联系几十个骨干通讯员能不能做到？按理不难，关键是要舍得下功夫。没有耕耘，哪来收获？

四、把编辑部每个时期的宣传意图、报道要点，告诉给自己经常联系的骨干通讯员，以便他们及时掌握，进行报道。虽然编辑部一般都定期出版新闻业务刊物，有的还是专门发给通讯员阅读的，但这些刊物不一定每期都登宣传计划和提示，也不一定每期都能发到每个通讯员手里，所辑部和通讯员这间起一个桥梁作用是必要的。

五、组稿。周恩来同志很重视记者组稿。1939年5月，他对重庆新华日报赴外地采访的特派员如何做群众工作一事，在给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和采访部主任陆诒的信中，专门作了指示，要求“特派员在出勤期中，尚应为本报向预定的及同情我们的社会闻人代约投稿与写专论等，尤其在七七及八·一三两面三两周年纪念刊中，应有各战线有名将军之论文或意见。如其不愿写稿，能发表意见代其记下，亦所欢迎。请即预定此计划。”在周恩来同志指导下，《新华日报》记者不单纯为完成报道任务而去采访，而是通过采访组稿这个途径，团结了党外一些知名人士，做了扩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可见，组稿很重要。我们要把组稿的任务纳入工作计划。

一般地说，组稿的对象有四类：一是通讯员；二是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写作积极分子；三是领导干部；四是知名人士。记者组什么稿，找什么人，要选准对象，同时又要根据不同对象做好工作。组

稿并非简单的事情，给人家招呼一声往往达不到目的。记者要和写稿人深入交谈，启发对方去写他感兴趣、有研究、又是报纸需要的文章。交谈中要注意不把自己的一套想法强加于人。在这方面，要学习列宁组稿的方法。

六、和通讯员合作写稿。通讯员比较熟悉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情况；记者比较了解编辑部的意图，比较了解全局，比较熟悉新闻业务。两方面全作，可以取长补短，还可以互相学习，有助于又快又好地完成报道任务。所以我们提倡记者和通讯员合作写稿。提倡记者和能讯员合作写稿，并不是说任何一篇报道都必须这样做。有些报道，通讯员不便参加，就不要勉为其难。需不需要合作，要从实际出发，不能一刀切。我们只是不赞成那种本该合作而把通讯员撇在一边的做法，也不赞成那种为“调动”通讯员的积极性，给通讯员挂上一个名字那种“有名无实”的合作。

七、征求通讯员和广大读者对宣传报道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反映给编辑部，以利宣传报道工作的改进。征求意见的方式，可以个别交谈，也可以开座谈会。个别交谈，结合采访，随时都可以进行，开座谈会则可根据需要不定期进行。

八、给通讯员讲课。为满足通讯员学习和提高机关报闻业务的要求，各地有关部门经常举办通讯员学习班。这些学习班常常邀请记者站记者去讲课，地方记者要勇于承担。讲课对记者来说，也是一个总结自己的经验、重新学习新闻业务、探索新闻规律的好机会。

九、关于读者来信、来访问题。记者站人手少，有的名为记者

站，实际只有一个记者。为了集中精力抓好报道，编辑部一般都不给记者站规定处理读者来信、来访的任务。但也有几种例外，一是接受编辑部委托，处理所在地区某一件关系重大的读者来信，而去进行调查；二是处理读者对直接关系记者站工作的来信；三是有读者找上门来，反映重要情况。这应该看作是读者对新闻媒体和记者的信任，不能拒之门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一个时期，群众到记者站反映情况的就不少，主要是涉及历史上特别是“文革时期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对群众来访的问题，有的不宜公开报道，可以写成“内参”，向上反映；有的有公开报道的价值，可以经过深入调查后，公开报道；有的可以按照组织原则，转请有关部门处理。

十、为搞好报纸发行，开展群众工作。综上所述，地方记者做群众工作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也许有人担心，要做这么多工作，还要搞报道、写“内参”，怎么忙得过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学会弹钢琴。有许多工作是可以结合采写任务去做的，如第三、四、

五、六、七项；其他则要安排一定时间专门去做。如果记者站人多，记者之间还可以分工。既然做群众工作是记者的职责之一，花一定时间也是完全应该的。地方记者做群众工作的内容，有些对专业记者也是适用的。专业记者长期分工管一条战线或一个部门的报道，理应在群众工作方面有一个长计划、短安排，把基础打好。特派记者和机动记者，因为采访地点、对象不固定，对他们来说应该强调

采访到哪里，就把群众工作做到哪里，主要是要处理好同通讯员的关系。特派记者和机动记者到一个地方，人地两生，当地党委常常派通讯员（包括报道组成员）陪同，以团协助记者工作。通讯员也想借此机会向记者学习。碰到这种情况，特派记者和机动记者也应像地方记者那样，一方面注意学习和发挥通讯员的长处；另一方面，用自己在采写中的好思想好作风去影响他们。这样，特派记者、机动记者同通讯员就能建立起真正的友谊，即使在分开后，这些通讯员还会经常给他们通讯员消息，当耳目，使他们能及时了解到许多新消息。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媒体的群众工作有许多新发展，新创造：在报纸上公开发动读者为某一新辟专栏提供新闻线索，而且还要给奖励；对某一专门问题，邀请有关专家座谈，并将发言整理后公开发表（这一举措， “文革”前就有，但不像现在这么经常）；邀请热心读者到编辑部当一天编辑，参加编辑活动；邀请名人来编辑部值班，开通“名人热线”，同读者交谈；邀请嘉宾作节目主持人（电台、电视台）；举办有奖征文和有奖知识问答；举办读者之友联谊活动，等等。这些活动，重在受众参与新闻工作，使我们的新闻媒介更密切地联系群众，办得更有生气，内容更丰富多彩。这些活动，从策划到具休组织，大多由编辑去完成。有时在编辑部的专职记者也参与一部分工作，实行编采合一的专业部，更是全体人员的共同责任。由此看为，做群众工作是可以不断开创新局面的。

思考与练习题

1、为什么说记者是新闻报道的主力军？记者怎样发挥作为新闻

报道主力军的作用？

2、对记者反映情况写“内参”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3、妨碍记者做群众工作的思想障碍是什么？怎样做好群众工作？

4、怎能样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记者在个职责之间的辩证关系？

5、要出色地履行记者的职责，创造第一流的工作，为什么特别需要强调记者的责任感和主动精神？

第四章 记者的修养

记者在履行采写新闻报道、反映情况和做群众工作三项职责时，不能满足于一般地完成任务，要有所作为。恩格斯说：“有作为是生活中最高境界。”有所作为，就是要创造第一流的工作，对国家、民族、社会多作贡献。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从根本上说，记者要具备一定的修养。“修养”一词，《辞海》的解释是：“指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和知识技能等方面经过长期锻炼和培养而达

到的一定水平。”

记者的修养问题，从我们党的新闻事业诞生的那一天起，在实际上就存在了，但是，见诸文字，明确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强调，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当时，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给宣传工作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记者的修养总是变得突出起来。党非常关心记者的修养，不只关心党报记者的修养，而且关心凡是爱国、有民族自尊心、要抗日的记者的修养。1938年9月1日，汉口《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纪念九一记者节》的社论。这篇社论写道：“目前我们能听到许多记者讲起他们修养和学习不足，特别是战地记者，常因对于军事政治的修养不够，不能控制战争发展的情势，所以我们希望全国的新闻记者能‘在学习中工作，在工作中学习’，使得更能适应于当前的需要。”

一年后的9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又在题为《纪念记者节》的社论中指出：“新闻记者必须有健全的政治立场，深刻的理论和技术修养，才足以应付伟大解放战争需要。这样的干部，正是中国新闻界中所迫切需要的。”此后，延安《解放日报》的有关社论，党中央有关新闻和宣传工作的决定，以及党中央负责同志的有关文章和讲话，都不只一次地强调过记者要加强修养。

50年代，党更明确提出包括新闻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邓小平同志也多次阐释过毛主席提倡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以及红与专的统一的思想。红是政治标准，专是业务要求。

1996年1月2日江泽民同志在视察解放军报社时又强调要培养

出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要适应新时期新闻工作的需用，高标准地搞好新闻队伍建设，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从新闻工作的特性和要求出发，记者最基本的修养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政治修养，理论修养，知识修养、专业修养、道德修养。前面“记者的类型”一章，已多多少少涉及到不同类型记者的修养问题，本章将就各种类型记者都应具备的政治修养、理论修养、知识修养、专业修养作出一步论述；道德修养将在下章作为专章去讨论。

第一节 政治修养

新闻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这种性质，决定了记者应有较高的政治修养。党历来强调，在选拔和培养记者时，要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实践证明，一个记者的政治素质差，修养不够，就很难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很难胜任自己的采访报道工作，更不要说成为出色的记者了。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来看，记者只有具备较高的政治觉悟，饱满的政治热情，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才能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新闻业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记者应该着重从哪些方面来提高政治素质，加强政治修养呢？

一、政治立场。即在新闻宣传中要坚持无产阶级立场，也即党和人民的立场。

二、政治方向。即在新闻宣传中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是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离开这两个基本点，我们的新闻宣传就无正确的政治方向可言。要做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还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三、政治观点。即在新闻宣传中要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所谓正确的政治观点，是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观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观点。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要体现在各种具休问题上。在处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政治与军事等等各种关系时，既要反对脱离政治的倾向，又要防止空喊政治口号、用政治代替一切的倾向。

四、政治纪律。即在新闻宣传中要增强纪律性，自觉地按照党的新闻宣传纪律办事。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指出：“党的报刊必须无条件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政治观点。对于中央已经作出决定的这种有重大政治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党员如有意见，可以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提出，但是绝对不允许在报刊、广播的公开宣传中发表同中央的决定相反的言论；也不得在群众中散布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相反的意见。这是党的纪律。”党中央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规定，是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是党的利益所在。

五、政治鉴别力。即在新闻宣传中要提高政治鉴别力，分清是非，辨别真假。在错综复杂的斗争面前，善于保持清醒的头脑。

六、政治敏感性。即在新闻宣传中要有很强的政治敏感，善于辨别政治风向，在“风起于青萍之末”时，就敏锐地察觉到它。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有一种说法，称记者为“天然风派”。这种说法显然是不正确的。善于辨别政治风向，是记者可贵的素质，是记者职业的需要。政治迟钝是当不了也当不好记者的，怎能把善辨政治风向同“风派”混为一谈？“风派”的突出特征是政治上见风使舵，投机取巧。这种人在记者中有没有呢？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时有过，但只是极少数，不能把他们和记者这个群体等同起来，给凡是记者都扣上“天然风派”的帽子。当然，对每一个记者来说，要警惕当“风派”，则是完全应该的，因为这不仅涉及到一个记者的政治修养问题，而且涉及到一个记者的政治品质问题。

七、政治远见。即在新闻宣传中要站得高，看得远，高瞻远瞩。同政治上迟钝当不了也当不好记者一样，站不高，看不远，也是当不了当不好记者的，。国内外许多有成就的记者都很有政治远见。例如，1935年范长江去西北采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此行怀着两个目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当时抗战即将开始，抗日战争爆发后，敌人肯定会占领我们的若干大城市，那么我们的后方——西北、西南的情况怎么样？这两个问题，也是当时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应该说，这是两个在政治上很有远见的问题。可见，《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之所以成功不是偶然的。 范长江结束西北行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在缓远前线采访。最初他对西安事变不大理解，以为只

是张学良、杨虎城的个人行动，后来傅作义告诉他，由于中共参加进去，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这时他预感到中国政治要发生大变化，便决定采取一个大胆行动，冒险只身进入西安，“弄清当时的政治大方向，采访当时全国也是世界性的大新闻，以便向全国宣传。”在西安，他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作竟日长谈，了解了西安事变的真相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接着，他又去延安，毛主席同他彻夜长谈，给他讲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两个阶段，以及十年内战的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等，使他“茅塞顿开，豁然开朗”。他回到上海后，立即写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披露了西安事变的真相，打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一改过去国民党报纸上对西安事变的歪曲报道。1937年3月29日，毛主席给范长江写信说：“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当时范长江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的西安、延安之行，是又一次在政治上有远见的行动。

又如，1936年6月，斯诺从北平出发，不畏艰险，排除各种阻挠，进入陕甘宁边区。他在红色区域作了将近上个月的实地采访之后，在敌众我、敌强我弱、红军处于劣势的情形下，得出结论：中国社会革命还可能经过这样那样的曲折，但“最后张于会获得胜利，原因很简单（正如本书所证明的一样，如果说明了什么的话），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有力因素。而且这种胜利一旦实现，将是极其有力的，它所释放出来的分解代谢的能量将是无法抗拒的，必然会把目前奴役东方世界的帝国

主义的最后野蛮暴政投入历史的深渊。”斯诺的预言，后来完全得到证实：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将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侵略者“投入历史的深渊”；而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也在凯歌中行进，演出一幕载入史册的壮丽活剧，最终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胜利”。

在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中，我们需要一大批像斯诺、范长江这样的在政治上有远见的记者。上述七点，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毛主席说：“搞新闻工作，要政治家办报。”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感性，政治远见，正是政治家办报应具备的政治素养。我们不是说要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吗？要做到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和对以上问题的解决都有直接关系。

第二节 理论修养

本节说的理论修养，是和上一节政治修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又有分开来论述的必要。记者的理论修养，是指记者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即马克思主义水平。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结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对个人来说，它是我们行动的指南。理论家需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记者不是理论家，需不需要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呢？回答是肯定的。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人，没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怎么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呢？这个道理，应该说大多数记者没有异议。但也有的记者认为，记者从事新闻宣传不是写理论文章，而是报道客观

事实，只要把事实调查清楚了，就完成了任务，理论水平不高，关系也不大。这种看法显然是看轻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记者如何去发现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又如何把事实调查清楚？调查清楚了又如何通过事实不体现和宣传马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凡此种种都离不开记者的理论修养。常常有这种情形，同一件事，两个记者同时去采访，一个记者的理论水平高，看问题深刻，一个记者的理论水平低，看问题肤浅，结果写出来的报道大不一样：一个既有思想高度，又无思想深度，就事论事，平淡无奇。这说明，记者的理论修养和报道水平有着多么密切的关系，理论水平的高低和报道思想水平的高低是成正比的。

记者要提高理论修养，还基于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 历史的经验教训，因为理论水平不高，不仅会导致报

道的思想水平不高，而且导致在理论上犯错误，分不

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在报道中出现混淆真假马克思主

义的情况，这方面有十年动乱的教训；

第二， 第二，宣传中常常出现片面性的问题，和理论水平不

高、思想方法片面有关；

第三， 第三，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出现了许

多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等等，都需要在理论上给

以说明；

第四， 第四，读者的思想水平越来越高，识别能力越来越强，

他们对报道中有一丁点儿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很快

就能识别出来。

所有这些，都要求记者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衡量记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有没有一个尺度呢？查一查我们党的新闻文献，是可以找到尺度的。194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中，把报纸、刊物、书籍当作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锐利的武器，并提出了对包括记者在内的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家和鼓动家的品质、素养的要求，其中一条谈到要通晓马列主义学说。1950年5月1日《中央求民政府新闻总署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中又指出，采访人员“必须通晓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两个“通晓”，实际是一个意思，就是要了解和吃透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这个要求应该说是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和新闻报道的关系非常密切，离开哪一个都不行。三个组成部分中，哲学又是根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记者在采访报道中正确认识和反映客观世界的锐利武器。要不得解和吃透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克服轻视理论的思想，有计划地读些马列著作。要了解和吃透马克思主义，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全的产物，它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法宝。为了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要认真读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要了解和吃透马克思主义，还要努力学习邓小平同志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的创立，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学习马克思主义，要和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结全起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并考虑到世界的情势，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制定的。它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具体体现，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记者工作忙，流动性大。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做到多学一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呢？除了编辑部给记者创造条件去党校或理论学习班学习外，记者自己要有一个计划和“挤”的精神。要读的东西很多，这就要有计划，不能一口吃个胖子。有了计划后，还要“忙里偷闲”，挤时间学习。鲁迅说：“时间就介海绵里的不一样，只要你愿挤，总还是有的。”学习贵在坚持，古人云：“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可能有好的效果。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采访报道工作中的问题，把报道搞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包括主观认识能力。所谓了解和吃透，不仅仅意味着多读、熟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系统上、掌握精髓上下工夫，而且意味着会应用，在应用上下工夫，这是记者在加强理论修养时要注意的。

第三节 知识修养

记者知识修养的标志，主要看他的知识结构是否合理。所谓且

理，既要博，又要专。博，是新闻工作的需要。记者工作接触面广，各行各业，无所不包；记者采访的对象，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平民百姓，无所不有；记者采访的足迹，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无所不到；记者碰到的问题，层出不穷，欲要知晓，无所不问。诸如此类的职业特蹼，决定了记者的知识要博，记者应该是“通才”。在第一章中，我们并且国经谈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知识十分渊博，这里我们还要引马克思关于知识对新闻工作重要性的一段自述：“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善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的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型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马克思说的“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的情况，许多记者不都碰到过吗？当然，马克思后来的实际情况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成年累

月只和书本打交道。他为了创立新的学说，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一生都在社会舞台上战斗。同时，他又在战斗中孜孜不倦地学习，用人类积累起来的浩瀚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这里且不说他在中年以后的著作，只要看看他30岁时创办《新莱茵报》写的那些新、政论，就可以了解到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学、法学等方面的知识，是何等丰富啊！以文学为例，他引用了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以及塞 万提出斯、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席勒、海涅等著名作家、诗人、戏剧家作品中的材料，为自己的文章服务。他引用得那样自然，恰到好处，显而易见他对这些作家的作品是非常熟悉的。从马克思一生的工作来看，他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都是非常渊博的。记者也正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从记者工作的需要出发，我们把记者要博的知识结构分为五个层次。

第一层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上节已谈，此不赘述。 第二层次：文学知识。这是基础知识。中外有成就的名记者，他们大都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他们中不少人，既是记者，又是作家。文学和新闻有如孪生姐妹，关系非常密切。记者在坚持新闻报道必须完全真实的原则下，可以从文学作口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了解社会，增长知识，开阔思路，吸收词汇，借鉴某些表现手法。文学素养好，对新闻写作大有帮助。文学，有中外文学之分；中外文学中，又有文学史、文艺理论、文艺创作之分；在文艺创作中，又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等之分。文学宝库太丰富了。对一般记者来说，方方面面都了解难于做到，但文学的基本知识是应该有的。中华民

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文化灿烂，遗产丰富。熟悉文学史，对记者工作甚为重要。要读历史上的名著名篇。像司马迁的《史记》，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对我们写通讯，就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军事记者读读《左传》，看看它是臬写战争的，也会受益匪浅。从《诗经》以来历代诗人的名篇佳句，最好能背诵一些。有时候，一篇新闻，一篇通讯，引上一两句古人的诗，就出新境界，增色不少。

历史地理知识。这也是基础知识。不了解历史，就不可能更好地了解现在。有了历史知识，可以以史为鉴，可以用历史的观点来评价一个事物。毛泽东写的《中原我军占领南阳》那打脍炙人口的消息，就写了一段历史：“南阳为古宛县，三国时，曹操与张绣曾于此场城发生争压战。后汉光武帝刘秀，曾于此地起兵，发动反对王莽王朝的战争，创立了后汉王朝。民间所传二十八宿，即刘秀的二十八个主要干部，多是出于南阳一带。”这说明南阳解放在军事上有重要战略意义。地理学（自然地理一经济地理）和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环境保护、旅游等报道都有密切关系。

范长江著的《中国的西北角》给人印象深之一，是它展示出作者各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丰富的地理知识。他每到一地，就注意考察地理，把当地的地理位置、山川风貌、风土人情一一描绘出来，甚至能纠下当时出版物中的某些谬误。经济学知识。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从东南亚一些国家开始发生的金融危机，对记者学经济，掌握经济知识的要求，变得突出起来。

法学知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加强了民主法制建设。各个领域都有一个“法”的问题。新闻报道涉及“法”也越来越多。学法、懂法、用法、是摆在记者面前的一个新任务。

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是用科学的态度来研究人类的社会生活总是的学问。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搞新闻工作，除了要有政治、经济、文学、语言等训练外，也应该有社会学的训练。一个记者不能缺少这方面的训练。”社会学研究的问题，如婚姻家庭问题、妇女儿童问题、青少年犯罪问题、成人再教育问题、老龄问题、人口问题、就业问题„„在采访报道中经常碰到。如果一个记者有社会学方面的训练，就有助于他更好地完成这些方面的报道任务。

统计学知识。统计学方面的训练，对记者调查研究大有好处。统计学中的统计调查方法，如普查、重点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等，都可以在一定情况下用到记者调查研究工作中来。

心理学知识。这也是与记者采访报道有关的知识。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校长蔡元培在演说时，曾讲到“新闻之内容，几与各种科学相关。„„而采访编辑之务，尤与心理学有密切关系。”记者懂点心理学，知道怎样去研究采访对象的心理，怎样去研究受众的心理，怎样去调节采访者本人的心理，于采访报道也大有裨益。

第三层次：自然科学知识。自然科学中，基础科学包括数、理、化、天、地、生六大类，另外还有技术科学，如农家、医学、以及门类众多的工程技术等。今天我们正处在世界科技水平飞速发展的

时代，像过去那样甘于“科盲”的状态，早已不能适应了。毫无疑问，专门采访科技的记者，应该具有较多的科技知识。其他记者，也应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道理很简单，现在无论从事哪一方面的报道，都有可能碰到科技方面的问题。再说，掌握一定的科技知识，对于训练我们的思维，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对于我们把握未来，都有好处。

第四层次：新闻业务知识。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节专门论述。

第五层次：外语知识。外语，作为一种语言交流工具，驻外记者是必须掌握的。此点在前面“记者的类型”一章讲到驻外记者时已提到。在国内采访，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的对外交往越来越多，不少记者也逐渐认识到掌握外语的重要性。不懂外语，不能直接采访外国人，不能直接阅读外国资料，正是目前许多记者的一大缺憾。学外语，一般首选语种，当然以世界通用语英语为宜。总之，记者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应该广一些，厚实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也应懂得一点。

正如美国杰克·海敦在他著的那本新闻学教材《怎样当好新闻记者》中所说：“新闻专业的学生，应该像哲学家培根一样，把一切知识都当作自己的领域”。他认为“知识面越广就越能写好各种各样的题材。”他说：“记者应当是具有各方面知识的通才。”以上是就博的方面而言。至于专，同样是新闻工作的需要。专什么？你从事哪一方面的采访报道，你就应该在哪一方面专深。专和博要

统一起来，记者既应是“杂家”，又应是“专家”。知识怎么来？许多基础知识，在大学学习阶段就可以打下基础。走向社会后，则要结合工作，靠长期学习，长期积累。首先要有雄心壮志。马克思最喜欢的一句格言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这也应当成为我们掌握知识的格言。其次，要读书，。杜甫用诗道出了读书和写作的关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要博览群书，广泛涉猎，有的要精读，关键是个“破”这。“破”者，融会贯通也，然后下笔，方能有神。读知识性方面的书，也应当像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那样，要有计划，要挤时间。邓拓同志的体会是，半个月读一本天文学，积累了一些有用的资料；半个月读一本地质学，又积累了一些有用的资料。一年十二个月，就有二十四本了。读书，主要是读正面的东西，但也要读点反面的东西。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经常号召新华日报的同志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同时他又提倡大有适当读一点反面的东西。周恩来同志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不研究反面的东西，就不知道反革命是怎样反对革命的，也不知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在什么地方。除了读书外，记者还有一个吸收知识的有利条件：社会大课堂。那里有记者的许多老师：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其他采访对象。记者要善于向采访对象和社会学习，学习书本上没有的活知识。知识积累没有捷径可寻，靠的是勤奋，要像工蜂采蜜那样，辛勤劳作，一点一滴积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知识就会逐渐丰富起来，并把知识的积累和不断更新统一起来。时代在飞速发展，知识更新也

在加快。放眼世界，21世纪将是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世纪。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已越来越成为当今人们关注的焦点。面对涌动的知识经济与信息经济潮，记者应当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它，应该学习和掌握哪些新知识，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四节 专业修养

记者专业修养包括的内容主要是：一要学好新闻学；二要有较强的独立作成能力，一专多能，是业务上的多面手。

一、要学好新闻学

新闻学是研究新闻工作规律的科学。做新闻工作，不懂新闻规律行吗？因此，学好新闻学，是对记者的起码要求。我们的记者，来自各种渠道，真正从大学新闻院系毕业，经过系统新闻教育训练的占少数，相当多的是学其他专业或从别的工作岗位调来的。鉴于这种情况，强调一下学好新闻学很有必要。没有经过系统新闻教育训练的记者有一个补课的任务，从大学新闻院毕业的学生，则有一个在实践中进一步学习新闻学，认识和掌握新闻规律的问题。

新闻学有无产阶级新闻学与资产阶级新闻学之分。对我们的记者来说，当然首先要学好无产阶级新闻学，掌握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了解中外新闻事业史，具备关于采访、写作、编辑等新闻业务的系统知识。在学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同时，读一点资产阶级新闻学著作，也有必要。有比较，才有鉴别，才知道人家的长处和短处，才知道什么是科学的，什么是违反科学的，才知道什么应该批判，什么应该借鉴。

我们党历来重视宣传。宣传是一门学问。研究宣传对象，研究宣传方式方法，研究宣传策略，研究宣传艺术，研究宣传规律，研究宣传效果，是宣传学要解决的问题。新闻媒体是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学习新闻学，要落实在宣传上。宣传不光是总编辑的事，也是一般编辑、记者的事。毛泽东同志称新闻记者为宣传家，指出了新闻是专门从事宣传工作的人。要做出色的宣传家，不做蹩脚的宣传家，就要懂宣传学。

现在一些大学的新闻院系除开设新闻学课程外，还开设了传播学课程。这就拓展了我们学习和研究新闻学的空间，使人们对新闻学的学习和研究进入到一个更广阔的领域。

二、要有较强的独立作战能力，一专多能，是业务上的多面手 记者工作的特点之一是独立作战，而且经常在远离编辑部的情况下独立作战。为适应这种特点，记者要有较强的独立作战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包括采访能力和写作能力。采访能力又主要包括社会活动的能力，发现新闻的能力，调查研究的能力，观察问题的能力，判断事物的能力等。这些能力将在本书第二、三、四、五各篇有关章节中详加论述，这里重点谈谈新闻写作能力。

写好一篇新闻，不单纯是个写作方法技巧问题，它还涉及到一个记者的思想水平、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知识水平，等等。它是记者各方面素质的综合体现。但是，不可否认，也有以下属于写作领域需要专门解决的问题：

要讲究语法、逻辑、修辞。这是写各类文章都必须注意的，新

闻写作也不例外。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不答合语法，不合乎逻辑，不讲究修辞的情况，并不罕见。不光语言学家经常著文评点这方面和毛病，一般读者也对此提出过意见。语法、逻辑、修辞是作文的基本功，记者天天都在动笔，理应练好这方而后的基本功。

要掌握新闻写作规律。以消息写作为例，现在教科书讲的导语、背景、主体等写法，以及必须坚持新闻的真实性、时效性等等原则，都是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在比较了各种文体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新闻的写法也是从过去新闻的写法发展而来的。比如最早的新闻，就没有导语，导语是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才开始兴起的。1919年，我国新闻学的开山祖师徐宝璜在他著的《新闻学》一书中把“导语”介绍到中国来。那时不叫“导语”，叫“摘要”。此后，导语不断变化发展，种类愈来愈多，写作愈来愈讲究，还出版了研究新闻导语的专著。这说明，我们在新闻写作问题上，既要遵循已经揭示出来的规律，又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把新闻写作不断推向前进。

要重视语言。文章是语言的艺术。新闻语言也是世界上受众最多的语言之一。新闻语言如何？不仅直接关系着一篇新闻的传播效果，而且会给受众学习和使用祖国语言以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影响不可低估。列宁说：“一个刚学会阅读，特别是刚学会阅读报纸的人，他就会很热心地看报，会不知不觉地吸收报上的词汇。”①我们的新闻语言应该符合规范，是纯洁的、健康的、优美的。根据新闻的特点，还要求新闻语言做到准确、新鲜、精炼、生动、通俗。

新闻语言忌干巴。而干巴，恰恰是一些新闻语言的通病。语言干巴，不足以表面丰富多彩的生活，不能吸引人，打动人。语言干巴和作者掌握词汇少有关。夏衍同志在谈记者、编辑的修养时，曾讲到中国的语言在世界各种语言中是最丰富、优美、精炼的语言之一。他说，全世界的语言有4000多种①，其中5000万人以上的语言有13种，中国语言有6亿人用，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其词汇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掌握它，要下相当的功夫。夏衍同志讲这番话是1963年，当是我国有6亿人口，现在是12亿人口了。这么多人用，词汇的丰富是可想而知的。夏衍自己也在语言上就下过相当大的功夫。鲁迅、老舍等许多语言大师，在语言上下的功夫也令人惊叹。他们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从古人语言中吸收有生命力的东西，从外国语言中吸取对我有用的精华，以丰富自己的语言宝库，形成了自己的语言风格。他们很讲究遣词用字，老舍曾经说过为了苦思诗里的一人字，“想得眼都发了蓝”。我们要向这些语言大师学习，并结合新闻文体的特点，在语言上不断出新。作家的作品可以有自己的语言风格，记者写的新闻，也应该显示自己的风格。毛泽东同志写的新闻，不就有自己的语言风格吗？当然，语言要有自己的风格，是较高的要求。

写作，还要训练写得好，写得快，有“倚马可待”的本领。好，是各种文体的共同要求；快，恐怕其他文体都不及新闻文体要求那么高。

写作上一专多能，主要是指写新闻（包括消息、通讯等）要专，

同时也能写评论，写报告文学，写散文等。多掌握一种体裁，就多一个用武之地。要求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难于做到；但精通一两门，其他武艺也懂一些，则是完全能做到的。

此外，学会用电脑写作，学会上网，学会使用各种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学会驾驶汽车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这些过去不敢想，或者想了也觉得是遥不可及的事情，现在已陆续手提到记者工作的日程上来，要求记者尽快去掌握。如果说记者要多能，这些也都是记者应该具备的技能。文字记者还要学会摄影。

记者究意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这是当今人们感兴趣的一个话题。是成为社会活动家呢？还是成为专家型的记者呢？或者成为学者型的记者呢？从记者的工作性质和需要来看，记者应该成为社会活动家。在知识经济之风迎面扑来的时代，专家型记者、学者型记者，尤显需要。但就一般而论，要在21世纪具有更强的适应能力，笔者以为记者应该成为复合型人才。这种人才，政治理强，业务要精，知识要博，作风要硬，善于思考，勇于创新，敢于竞争，也就是说，在各方面都具有较高的素质。本章论记者的修养，也正是从一根本点出发来考虑的。

思考与练习题

1．为什么要强调记者加强自己的修养？记者修养包括哪些基本内容？

2．怎样处理好政治修养和业务修养的关系？

3．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记者知识面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4．江泽民同志强调养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作风正”的新闻队伍有何现实意义？培养这样一支队伍应该做哪些工作？怎样使自己成为复合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