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教兴国战略的理论意义和实践特点

作者：滕福星

社会科学战线 1997年09期

　　21世纪是富有挑战性的世纪。在世纪之交，我国决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意义十分重大。这一战略的实施，将使古老而文明的中华民族，在21世纪再次腾飞，站在世界科技强国之林。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国的一项跨世纪的重大战略决策，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深入探索领会这一战略决策的理论内涵、运行机制和实践特点，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

　　一、一种新的国家发展的运行机制

　　科教兴国是推动国家繁荣富强的战略决策。它的理论意义在于构建了一种新的推进国家发展的运行机制。对这一新的运行机制，我理解它大体包括以下四个基本要点。

　　1.以科技进步作为运行的动力和过程

　　科技进步是指科学技术自身的增长和长入经济、社会活动，并产生效益的现象和过程。它以解放科技生产力为动力；以科学→技术→经济、社会为全过程。它的理论基础，既邓小平同志高度概括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国家富强的财富来源在哪里，财富是由什么力量创造出来的？这是经济学诞生以来，一直引人关注的问题。重农主义者认为是农业，重商主义者认为贸易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A·斯密斯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由“看不见的手”市场法则在推动，科技只不过是“外生力量”，是“天赐之福”。

　　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理论，论述了劳动创造财富。他认为“科学是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生产力也包括科学”，“另一种不需资本家花钱的生产力是科学力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技术在知识形态上是一种社会生产力，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一旦进入生产过程，就会转化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

　　本世纪20年代，英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了“创新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由于创新而得以发展，创新是内在的因素，对经济的发展起着决定的作用。另外，从历史的经验分析，可以说，西方经济的周期性繁荣，取决于整个经济体系中对新技术的运用程度和应用的时机。

　　80年代中后期美国年轻的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提出“新增长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在信息时代，生产已不仅仅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科技已成为组成生产的第三大要素。“新增长理论”专门阐述经济学中最难以理解的，但又是极其重要的课题：增长的根本原因。保罗认为，科学技术是“内生的”，是经济体制的主要成份。

　　保罗提出，科技的增长与人类科技方面的投入的资源成正比，科技能够增加投资的效益。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强劲的增长率，主要原因就在于此。他强调投资能够使科技更有价值，而科技反过来，能使投资更有价值。这是一个有效力的周期，它能够长期提高经济增长率。

　　2.以增强科技实力作为运行的基础

　　科教兴国战略是以增强科技实力为起点，并作为运行的基础和“能源”。因此，也可以说它是科教兴国战略所追求的一个目标。

　　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科学现代化，就没有工业、农业和国防的现代化”。江泽民同志也指出：“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诺贝尔奖获得者、巴基斯坦物理学家萨拉姆说：“南北国家在经济影响力方面，日益扩大的差距，根本地说是科技差距。”日本外务省官员远藤哲也说：“科学技术已成为左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没有科学技术就没有经济的繁荣。”以上这些政治家的看法，现在已成为社会各方面人士的共识。

　　科技实力，从字面上可以解释为科学技术各种要素的含量和水平，以及组合所形成的合力。具体说，最重要的是科学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技术能力、生产能力）。

　　科学能力作为特殊生产力，推动科学知识的创生、发育、增长和变化，并且给社会生产提供着力点，进而决定科学事业的兴衰。正如生产力是一个社会的生产水平的标志一样，科学能力是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标志。

　　科学能力的基本要素包括：科学家队伍的社会集团研究能力、实验技术装备的质量、“图书——情报”系统的效率、科学劳动结构的最佳程度、全民族的科学教育水平。科学能力是上述五个要素的有机结合。一个国家的科学能力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学技术的本领。同样规模的科学投资，对具有不同科学能力的国家来说，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技术创新能力是指企业依靠新技术推动企业发展的能力。具体说，是企业通过引入或开发新技术，使企业满足或创造市场需求，增强竞争力、获得经济效益的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大体包括以下六个基本要素：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投入能力、发现新技术和创新的组织管理能力、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开拓能力、研制新产品、新工艺能力、产品制造能力和市场营销能力。技术创新能力涵盖了技术能力和生产能力。技术能力是把科学知识转化成一定的专业技术和生产技术。生产能力则最后完成科学技术向“直接生产力”的过渡，实现科学技术物化的能力。

　　3.以科技和经济的结合作为运行的基本结构

　　科技生产力的释放是以科技和经济相结合为基础的。事实上，科学、技术和经济并不存在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即科学技术发达，而经济就自然而然的也发达。只能说，科学技术发达为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和提供了前提条件。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和经济的有机的结合，科技生产力能量的大小，取决于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强度。

　　长期以来，科技和经济各自独立和相互脱节。经济学家们虽然承认科学技术对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但并不把科学技术活动看作是经济分析的现象。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鲁宾逊曾说过这样的话，技术进步是“上帝、科学家和工程师给定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本世纪初关于技术进步的许多灼见长期被人忽视。英国的基础科学研究并不落后，那么为什么经济力量落后了呢？人们普遍认为，主要是英国放松应用研究，技术成果商品化比日美相差甚远。

　　我国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科研机构和经济机构脱节，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与需求的目标方向相脱节，这必然造成科技进步的“梗阻”现象。

　　科技与经济相结合形成有机的社会结构，目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大向科学技术的资金投入。没有资金的投入，就不会有更大的产出。发达国家这些年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R＆D与GNP的比例，一般都在2%～3%之间。美国为2.8%；日本为3.1%；新兴的工业国家为1.6%，韩国到本世纪末要达到5%。二是推进产、学、研之间的相互结合，建立全社会的技术开发体系。企业建立技术开发机构，提高自主技术开发能力。三是建立科技经济一体化的体制。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按市场规律来推进研究与开发，使科技体制成为经济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二者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4.以高科技文化素质的劳动者作为运行的主体

　　当人们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回顾20世纪的历程和眺望21世纪的前景时，就会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无论经济竞争、军事竞争，乃至科教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科技进步的每一步都具有一种创造性，而且都是在竞争体系中运行的，没有一定科技文化素质，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很难参与这种运行活动。科技进步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必须是科学、技术和经济的专家。因为科技进步运行需要科学决策、科学管理、科学生产。

　　一个民族要振兴科技事业，首要条件是具有一流的杰出科学家队伍。这个队伍有一定的集团研究能力、有一种最佳的年龄结构、有一种稳定的代谢速度、有一个科学的专业构成，方能自立于科学之林，跻身于世界先进之列。为此，许多国家都加强科技人才的培养和争夺，竭尽全力形成自己的人才优势。战后，美国为争夺人才，曾两次修订移民法，优先批准各种专门人才入境。40多年来约有20多万外国科学家、工程师和医生、教授源源不断地流入美国，为美国的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日本引进、消化技术，综合改进技术，形成市场优势方面的成功，根源在于有一支适应生产形势需要的科技队伍，其中包括技术工人。

　　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也是科教兴国的基本条件和目标。一是提高科学文化的知识水平，不断改变个体和群体的知识结构；二是提高科学的思维能力学习现代科学的思想方法；三是提高对传统文化理解和外来文化的批判和吸收能力。

　　二、全社会的整体一致的行动

　　科教兴国战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长期的实践活动。这个活动涉及许多因素，它是一项系统工程，而需要全民族、全社会的整体一致的行动。具体表现在要有以下四种有效行为：

　　1.政府的决心和有效组织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政府的行为是起决定作用的。只有政府才有力量统一组织和调控，并且能保证长期、持久的实施。这样，政府的决心和行为有效性程度，决定这一战略实施效果的大小。当然，也不能离开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状况，孤立的去讲政府行为的有效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都在强化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领导，促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美国、俄罗斯、日本、英国、德国、韩国、波兰、澳大利亚、印度、埃及、匈牙利等国都先后成立了由总统或首相任主席（主任）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或其它科技决策机构。1995年，我国决定成立国家科技领导小组。

　　许多国家领导人公开发表讲话，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推进科技与经济的结合。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鲜明的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发表演说：“不重视知识分子的国家、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国家，必定走向灭亡。”美国前总统里根说：“技术是美国经济活力的源泉”，美国现任总统克林顿说：“技术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建立新的工业，并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所以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印度前总理、已故英·甘地夫人说：“近代国家经济繁荣的关键，除了人民的精神外，还在于技术、原材料、资本等三种要素的有效结合，其中技术是最重要的……。”

　　许多政府首脑和政治家对科学技术巨大作用的赞佩和关注迎来了一个新时代。许多分析家认为，1968—1987年的20年中，科学技术改变了人们以往的观念。罗马俱乐部主席佩依教授，曾把1989年看作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其标志是：“国家的首脑和资源的决策者、政治家们，正在认真地看待科学和科学家，把科学和科学家看作是解决特殊问题的能手”。

　　2.社会各领域行动的协同一致

　　全社会行动的一致性是科教兴国战略落实的可靠保证。然而，作到统一和一致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各个方面加强力度和协调。

　　首先是唤起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科教兴国是诸领域的协同，而千百年来各领域都有自己的规范和价值观。如科学追求发现、技术追求发明、企业追求利润。由于价值取向的差异，各个领域往往是独立的，其行动者在各自的领域里工作并获得声望和利益。这样，要统一行动就要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即为了民族的繁荣富强，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因而，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号召：“科学家应具有工业概念，工业家应有科学头脑。”

　　其次是各种社会改革的结合与协同。历史的实践告诉人们，社会革命要和技术革命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达到互动、互促的作用。邓小平同志指出：“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同理，新的教育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体制。因此，使教育体制的改革跟上经济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是至关重要的。

　　再次是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环境。科学技术和人才的紧密结合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确保人类生存的关键因素。国际政治、经济的新发展和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新趋势，更加显示出人才的价值。在这种形势下，世界各国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视人才的重要地位。从未象今天这样，把科技人员视为珍贵的战略资源。美国采取重金引进、重金培养两大措施，日本的格言是“求知最重要”，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在唐宁街首相府的显要位置上，悬挂过去和当代杰出科学家的画像”，以表彰他们做出的非凡贡献。

　　3.实施关键性计划并集中力量重点突破

　　一个战略行动，只是一般号召没有关键性的重点突破是不行的。18世纪英国发生的机器革命，19世纪德国的电机革命和化工革命，都是重大的关键性突破，对本国对世界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

　　20世纪40年代以来，许多有成就的国家，都与推出重大科技发展计划有关。如德国的导弹计划，美国的“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前苏联的人造卫星计划，中国的“两弹一星”计划。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国家把高技术作为战略争夺的制高点。美国推出“星球大战”计划，日本推出超大规集成电路计划，欧洲推出“尤里卡”计划，中国推出“863”计划。

　　90年代许多国家又纷纷推出大型发展高科技的系列计划。美国有高性能计算机与通讯计划、尖端技术开发计划、生物技术研究计划、新材料研究计划、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研究行动计划；日本提出第六代计算机计划、亚洲新阳光计划等；加拿大实施关键性技术支持计划、绿色计划；韩国提出了高科技与开发计划（G—7）、国家最先进计划和发展核能的中长期计划。我国提出超“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和“攀登”计划等等。

　　事实上，现代高科技产品蕴含着人类空前丰富的知识和技术劳动，它将使决定重大国策的公式发生深刻变化。它告诉人们，在这场新的技术革命爆发的全球性技术争夺大战中，谁占据高科技这个制高点，谁就有效地掌握了认识今天和把握明天的钥匙，谁就赢得21世纪。因此，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工程作为突破口和基础。

　　4.战胜各种困难和阻力

　　科教兴国战略是以理性、以艺术、以一定的投入和时间才能完成的伟业。同时，它也要战胜许多困难和阻力。科教兴国要攻破三个堡垒：愚昧、迷信和贫穷。要解决各种文化的冲突。

　　自然科学是人对自然界认识的精神产物，它是一种充满创造精神的理性过程。它不崇拜偶像，也不存在思想的顶峰。

　　传统的人文科学倾向于案例分析，善于用非科学的方法去解释所发生的现象。因此，人文科学的非模式思维与自然科学的模式思维之间，人文文化的崇尚灵感的神秘性与科学文化崇尚理性的公开性之间，常常是对立的。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受挫，这种对立情绪的阵势不断变化着。

　　大科学、大技术主张，一切与科学有关系的社会现象，都应当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主张科学方法可以成为揭示社会运动规律的有效工具。

　　保守主义的经济学家，历来限制科学成果在生产上的应用。他们认为，科学成果迅速加以利用，会造成工业上飞快的变化，打乱现有的经济秩序。原因是技术改进带来失业；产品换代带来高额折旧费用；造成经济不稳定。

　　世界性的科技进步，扩大了发达与不发达地带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贫富、技术开发水平的巨大差别。当今世界上，技术和科学通常是由高度组织化的研究与开发产业所控制，它们多半奠基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前苏联东欧地区，而对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大多是边缘性、服从性的低层次分工。所具备的研究和开发能力有限。据1983年统计，发达国家在全球研究与开发经费中所占比重为72.7%，其中美国占33.4%，欧共体为20.9%，日本为12.6%，原苏联东欧集团为24.2%。

　　发展中国家缺乏赢利的高、精、尖技术，因而它们要么只能使用技术低下的机器或产品，要么依赖外国公司或他国政府以高价购买技术。这种依赖性，已成为第三世界国家实现自身工业化的巨大障碍。因此，贫穷和落后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一大困难和一大特点。

　　三、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科教兴国战略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国情特点。江泽民同志指出：“科学事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立足自己的国情，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进步道路。”目前，我国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我理解有以下几个特点：

　　1.采取“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有限战略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过40多年的高速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已在世界科技发展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的科技实力，但与发达国家相比，科技实力明显落后。

　　其一，我国科技人员总数1860万人，排在世界前列，但每百万人口中从事研究和开发的科学家、工程师不足500人，与印度、巴西等主要发展中国家相差无几，而韩国、新加坡均在1000人以上，美、日、英、德均在2000人以上。

　　其二，科技投入低。1994年，我国研究与开发总经费为196亿元，合22.53亿美元，仅为美国的1607.5亿美元的1/71，为日本的1/29，德国的1/16，法国的1/11，韩国的1/24；还低于我国台湾省（25.4亿美元）和印度（23.27亿美元）。

　　其三，我国发表的科技论文在国际上排在12位上下。每年仅有3万多件专利问世，而发达国家则多达数10万件。作为科研创新基础的仪器设备已严重老化，实验装备水平停留在70、80年代水平。中科院有53个所没有得到任何仪器更新的支持。

　　以上情况表明，我国科技发展战略，只能采用“有所赶，有所不赶”的有限战略。不可能全面赶超，大多数领域采取跟踪战略。所以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基础性研究要按照“有所赶，有所不赶”的原则。瞄准国家目标和世界科学前沿，重点攻关，力争在我国具有优势领域中有重大突破。

　　2.把实现科技生产力的新解放和大发展作为战略的重点

　　我国科学技术落后于发达国家，又滞后于国内经济建设。如果，科学技术再没有大的发展，则必然更加滞后于经济建设，因而必将制约今后的经济发展。因此，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要把实现科技生产力的新解放和大发展作为战略重点，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

　　为突出这一战略重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规定：“科技工作要把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作为首要任务。”“在当前一个时期，基础性研究要把国家目标放在重要位置，把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作为中心任务，重点解决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理论和技术问题，创立新的技术和方法。”这就要求：

　　发展高技术要紧密结合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把握世界高技术发展的趋势，坚持有限目标，突出重点，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力、掌握知识产权、实现产业化作为主要目标。大力推进企业科技进步，促进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要把增强企业应用先进技术的活力，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大中型企业要普遍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机构，与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3.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科技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场解放科技生产力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到本世纪末，我国要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自身发展规律的新型科技体制，形成富有活力的运行机制。

　　过去，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科学技术长入经济的过程脱离了市场，造成了科学技术与市场脱节，因而科学技术进步运行的速度较慢，成效不大。其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下靠权力下达计划，企业的生产是几十年一贯制，这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新技术的采用和新产品的开发，使科技人员的知识逐渐老化，企业创新的能力逐渐减弱。在科学技术领域，虽然能推出新技术，但企业却难以吸收和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把企业全面推向市场，这样调动了企业为在竞争中获得胜利，就必须采用先进技术的积极性。同时，市场经济又把政企分开，使科技开发机构和企业都成为独立法人，他们可以直接结合。企业成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唯一场所，这又使企业和科研机构存在一种相互吸引的结合关系。

　　科技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按市场规律来推进研究与开发，并为市场需要服务，使科技体制成为经济体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同时，这种改革必须符合科学技术自身的发展规律，即发展的过程和动力机制。这样，就能使市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统一起来。

　　4.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技人才政策

　　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既是科教兴国的基础，又是一个目标。目前，我国科技人才面临一些问题，正在严重制约着科技的发展。应当认真加以分析和解决。比如：

　　基础研究目前存在走下坡路的趋势，孕育着基础研究重大突破的环境正在受到严重冲击。由于科研经费长期短缺，仪器设备更新速度慢，青年人才难以稳定等原因，近几年来自然科学一、二等奖明显减少，系统性的重大理论建树，科学前沿上的突破已很少。1983—1989年，共颁一等奖13项，二等奖58项。而1990—1993年，共颁一等奖1项，二等奖28项。仅此一项的一等奖还是植物区系分类方面的工作，系属长期积累的结果。1993年在国际发表科技论文，美国为40万篇，我国仅2万篇。

　　近些年来，科技事业、科技工作对杰出年轻人的吸引力继续减弱，科技队伍新鲜血液的补充越来越困难。中科院对43个单位抽样调查表明，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人才流失率达38%，大学本科学历流失率27%，有的单位年轻人的流失率高达80%。若不采取特殊措施，到本世纪之交，人才断层将成为严重的现实。

　　出现这种状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科研工作的清苦，收入又低，难以使年轻人才稳定。职称定岗、学位点固定不变没有活力机制，也难以调动科技人才的积极性。目前人才政策还存在一个误区：把希望寄托在海外留学人员大量回国上。结果是更多的人才竞相出国，留学不归。倒不如下决心改善自己培养的科研人才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因此，应当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科技人才政策。应当看到这是解放科技生产力的一个极为重要方面。

　　5.建立科学的科技投资体系

　　科技资金投入是科技进步的必要条件。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科技投入的总体强度还弱，研究与开发的投入指标，即R＆D与GND的比例偏低，多年来徘徊在0.5～0.7%左右。1994年，我国的这个指标仅为0.5%，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在发展中国家也仅处于中下水平。

　　造成这种局面原因很多。其一，政府财政支持不足；其二，未形成全社会多元化的投资体系；其三，科技投入政策与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而，利用市场机制吸收各类资金的能力相当薄弱；其四，科技资金投入中，各种矛盾冲突、责任不明确。如风险承担、技术作价等问题。没有形成有活力的机制。

　　长期以来，企业未形成为科技投入的主力。产业界自身很少有研究和开发机构，使产业界在我国科技投入中所占份额至今仍不到30%。而在发达国家，产业界这一比例高达60～80%。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需要采取果断措施。目前的关键是，根据国情建立全社会多元化、多层次的科技投入体系。这个体系由有效政策的吸引，有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作保证，真正实现既有政府投入，也有企业投入；有拨款，也有贷款；有资金直接投入，也有政策的间接投入；有国内资金，也有海外投入。通过各方面努力，形成强大的合力。

作者介绍：滕福星 东北师大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