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角度论杜甫对诸葛亮人格形象定位的贡献_李兵

第35卷第6期

　　　

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

　　　

Vol.35No.6

　

从传播学角度论杜甫对诸葛亮

人格形象定位的贡献

李　兵,聂巧平

(暨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广东广州　510632)

　　摘　要:《三国演义》之前,诸葛亮形象的传播大致遵循两条线索———一条是智慧形象传播史,一条是人格形象传播史。前者传播的结果使诸葛亮演化为“智慧的化身”;后者传播的结果使诸葛亮被定位成“儒家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化身”。在诸葛亮人格形象的定位问题上,杜甫起到了开创性作用。　　关键词:诸葛亮;人格形象;传播;杜甫;贡献

　　中图分类号:I207.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448(2004)06-0116-06

　　胡适曾说:“《三国演义》不是一个人做的,乃是

胡适《三国志演义五百年的演义家的共同的作品。”(

序》,768—775页)显然,胡适是从宋代的“说三分”平

[1]

武》),在三国历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角色的蜀相诸

葛亮死后不久,就走出单一枯燥的史书,进入千姿百态的文学领域,成为中国文学画廊里极富生命力的经典形象,并在知识阶层和平民阶层中引起了热闹非凡的“诸葛亮崇拜”现象。当然,由于时代和身份的不同,人们对诸葛亮形象的理解、接受和传播角度也呈现出无限多样化的可能。但通过细心爬梳可以得出,三国以降人们对诸葛亮形象的主流接受角度只有两个:一个是运筹帷幄、神机妙算的“智者”诸葛亮,一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德者”诸葛亮。主流的接受角度决定着主流的传播趋势,因而在《三国演义》之前,诸葛亮形象的传播大致沿着两条差别较大的线索:一条是智慧形象的传播线索,一条是人格形象的传播线索。

这两条传播线索虽然偶或有交叉,但是从诸葛亮形象的接受主体———主要为市井细民和知识分子

两大阵营———的理解和偏好来看,基本上是遵循着侧重不同、各自加工、分头发展的路子,故而在民间文学和士大夫文学中,诸葛亮形象显示出不同的魅力和情调。

市井细民热衷于浅层次的现世娱乐,这种品味

话算起的,到清初毛宗岗父子对《三国演义》进行加工,有500多年。但笔者认为,《三国演义》的很多人物形象在三国人物死后不久就在逐渐成型了,因此更确切地说,它是自三国到清初1400多年来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共同的智慧结晶和情感结晶。其中,书中主人公诸葛亮形象的定型问题最能证明这一点。而唐代诗人杜甫在诸葛亮人格形象演进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历代杜诗研究者皆注意到杜甫晚年流寓四川成都、夔州等地写下了数量可观的吟咏诸葛亮的诗歌,并给予了相应的论述。但是,从诸葛亮形象传播史这一宏观大视角着眼,揭示出诸葛亮形象传播的二重线索性以及杜甫在塑造诸葛亮人格形象的历程中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这一问题尚无专文论述。本文试探讨之。

诸葛亮形象传播的二重线索　　一　

“诸葛蜀人爱”(杜甫《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

收稿日期:2004-09-18

作者简介:李兵(1978—),男,山东青岛人,古代文学硕士,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聂巧平(1966—),女,湖北天门人,副教授,博士,从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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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他们喜闻乐道的是诸葛亮的智慧形象,因为诸葛亮智慧形象的后面有着无数惊险热闹的故事情节可供取娱。他们乐意传播并且不断加工着诸葛亮

的智慧形象,把诸葛亮渲染成“智慧的化身”,甚至走向了“仙化”诸葛、“妖化”诸葛、“巫化”诸葛的极端。如草船借箭、祭东风、三气周瑜、七擒孟获、空城计、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等故事梗概,就是这种倾向的产物。由于市井细民远离精英话语,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命题不感兴趣,因而很难发掘诸葛亮人格形象的意义。一直到元朝,作为《三国演义》重要母本和民间三国故事的集大成者———《三国志平话》,依然没有揭示出诸葛亮的儒家知识分子特质,而是把他当成这样一个道行高深的术士来描述的:“诸葛本是一神仙,自小学业,时至中年,无书不览,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挥剑成河……”明显看出平民阶层对诸葛亮人格形象的淡漠态度。

知识界对诸葛亮形象的传播分两种不同的情况。在被斥为“小道末流”的小说和戏曲中,作者为了遵循“搜奇猎异”和“娱乐戏众”的创作规律,走的是与民间文学相似的道路———即不惜以离奇荒诞的情节夸大诸葛亮的智慧形象,他们是诸葛亮定型为“智慧的化身”(或者妖道、巫师)的另一功臣。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正统士大夫,深受儒家入世理想的浸染,孜孜不倦地追求生命的终极意义,因而偏爱的是诸葛亮的人格形象,因为诸葛亮人格形象里浓缩了古代文人悲情而宿命的心路历程———为报答“美人”对“香草”的知遇之恩,奋其智勇实践“治国平天下”的承诺,却每每壮志难酬,终成虚话,从而特别容易引发历代知识分子深深的同情和共鸣,这个意义上的诸葛亮多出现在士大夫的诗文里。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在这两种善于表达“寄托”的文体里,诸葛亮逐渐被儒家知识分子引为“理想人格的化身”。杜甫的“诸葛诗”就是其一。

到罗贯中“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

121页)陈叙百年,该括万事”(构制《三国演义》时,

诸葛亮人格形象和智慧形象的两条传播线索最终合

[2]

诸葛亮人格形象的意义揭示得比较晚,正如莫砺锋先生所说:“在杜甫之前,诸葛亮的人格精神尚未成为诗人吟咏的主题。”其实,不独诗歌,其他领域的文本也没有能够对诸葛亮人格形象的意义进行认真而深刻的发掘,更谈不上大力阐释和推介,乃至拔高到儒家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化身”这一高度来加以传播了。

我们先看一下杜甫之前知识界创作的与诸葛亮相关的文本概况:

史学领域,以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三国志》注为主要成果,完成了诸葛亮传记的撰写、史料的补充以及史实的辨正,确立了诸葛亮“一代贤相”的地位,陈“传”和裴“注”的结合是诸葛亮形象传播最重要的“母本”。

小说领域,以刘敬叔《异苑》、殷芸《小说》、裴启《语林》、刘义庆《世说新语》、《诸葛亮集》附录《遗事篇》为代表,开始出现“神化”诸葛亮的苗头。诗歌领域,唐以前吟咏诸葛亮的诗篇,似乎只有桓温的一首《八阵图》:

望古识其真,临源爱往迹。恐君遗事节,聊下南山石。

诗的艺术水平一般,无可称道。入唐以后,“诸葛诗”渐多,杜甫之前,骆宾王、李峤的诗歌中,就有吟咏诸葛之句;杨炯的《广溪峡》、刘希夷的《谒武侯庙》、李白的《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府叔封昆季》、岑参的《先主武侯庙》、李华的《咏史十一首·其九》等,则为专咏诸葛而作。不过这些诗歌无论在认识高度上,还是在数量、艺术成就等方面,都没有能力确立诸葛亮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理想人格化身”这一定位。即以上述的李白诗为例:

汉道昔云季,群雄方战争。霸图各未立,割据资豪英。赤伏起颓运,卧龙得孔明。当其南阳时,陇亩躬自耕。鱼水三顾合,风云四海生。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

李白的立论角度仍然停留在较浅层次上,不过是借诸葛亮的踌躇满志、叱咤风云来寄托诗人建功立业的豪情而已,对诸葛亮的人格精神认识并不深。这一问题,只有到杜甫那里才得到了圆满的解决。可以说,杜甫是《三国演义》诞生之前完整揭示诸葛亮人格形象的意义,并最终确立其崇高地位的第一功臣。

[3]

流,并在艺术造诣上皆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从此,诸葛亮作为“大德大智”统一体的形象深入百姓和士林人心,不再割裂。在《三国志平话》里,中心人物还是张飞,而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不仅夺得了中心人物的席位,而且自始至终主要以“羽扇纶巾”的儒家知识分子面貌而出现,最后“出师未捷身先死”,在秋风五丈原完成了苍凉的人格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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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什么杜甫对诸葛亮人格形象的定位会得到后人的认同?下文从传播学的几个因素———人物本体因素、传播者因素、传播文本因素、传播环境因素等

方面详论之。

　　二　杜甫人格形象与诸葛亮理想人

时,引唐代薛能“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诗句之后,批驳道:“小儒乱道”。可谓见解犀利。历史上不少人过分歌颂诸葛亮的隐士风流,这是没有真正读懂诸葛亮。诸葛年轻时每每自比管仲、乐毅

两位典型的入世型士大夫,建功立业是他真正的价值观,隐居生活不过是古代文人惯用的“待价而沽”的策略。《武侯庙》“犹闻辞后主,不复卧南阳”一句,从诸葛亮的实际行动角度证明了其始终如一的入世热情。而最能读懂诸葛亮的杜甫本人,从青壮年的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江汉》),也是到晚年的“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

抱着一腔颠扑不破的热情走上了入世的不归路。

格形象的交融

　　这是从人物本体因素和传播者因素两个角度来考察。

从人物本体因素来看,既然诸葛亮能够超越中国历史上众多的杰出人物,被后世公认为“儒家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化身”,那么,他本身必定要具备儒家的特质,其修养必定臻于儒家规定的较高境界,这是其人格形象被赋予“理想色彩”的基础。宋代理学家在评骘历史人物时,素以苛求完美著称,经如此沙汰,三代以下算得上“真儒”的人寥寥无几,而诸葛亮就是这不多的“真儒”之一。程颢赞:“诸葛武侯有儒者气象。”[4]能获严苛的大儒此评可谓殊荣。清朱璘又说:“予以为孔孟之学,发明之者,宋先儒也;身体力行之者,诸葛武侯也。”是此种论调的延续。可见,杜甫对发掘并拔高诸葛亮的人格形象,对宋以后诸儒起了先导作用,亦可见作为诗人的杜甫的洞察力。

从传播者因素来看,凡是为诸葛亮人格形象的传播做出过贡献的知识分子,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信仰,或者说,他们本身具有与诸葛亮相似的人格风貌或“儒者气象”,易与诸葛亮产生“异代知己”之感,往往借赞美诸葛亮的人格来寄托自己的怀抱。从杜甫、李商隐、陆游、辛弃疾一直到罗贯中等诸葛亮的崇拜者皆是此种情况,其中以杜甫尤为突出。清代学者刘熙载认为:“太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故诗意每托之以自娱。少陵一生只在儒家界内。”[6](《诗概》,59页)而此前朱熹早就指出:“予尝窃推《易》说以观天下之人……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皆所谓光明正大,舒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7](朱熹《王梅溪文集序》)把杜甫与诸葛亮并列,指出二人生平虽异,但是其儒者之心息息相通,可谓知人善论。

笔者认为,杜甫人格形象与诸葛亮理想人格形象的交融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

第一,积极入世的价值信仰

7[5]

第二,坚持正统精神,维护“大一统”理念儒家自始至终十分在乎“正统”与“非正统”之别,认为这是防止“礼崩乐坏”、维护秩序的根基。孔子在《春秋》中不厌其烦地强调“王正月”,处处维护

周天子的权威,就是一种树立正统、摈斥非正统的有意示范。《公羊传》认为这是“大一统也”。“大一统”理念经董仲舒大力推广后,逐步积淀为儒家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成为判断他们事业价值的立场标准。诸葛亮从早年选择辅佐势单力薄的皇叔刘备,到晚年在《后出师表》中耿耿于“汉、贼不两立”,数次发动旨在“恢复汉室”的北伐战争,就是“大一统”理念的强烈体现。杜甫晚年遭逢安史之乱、吐蕃入侵等损害“大一统”的严重事变,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唐王朝的立场上,对叛军、侵略者概以“胡”斥

《悲陈陶》)、之,如“群胡归来血洗箭”(“胡命其能久”

(《北征》)等,同时坚信“皇纲未宜绝”(《北征》)、“五陵《哀王孙》),维护“大一统”的信念与诸佳气无时无”(

葛亮一脉相承。

第三,强烈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儒家的优良传统,也是激励知识分子前进的不竭动力,其内涵主要为“忧君”和“忧国”。诸葛亮的忧患意识集中体现在他的前后《出师表》中,由于其忧君之切,所以表现为古今无二的忠臣形象;由于其忧国之深,所以表现为千古敬仰的爱国者形象。纵观杜甫的诗歌特别是动乱后的诗歌,表现出的忧患意识同样强烈而深刻。苏轼《与王定国四十一首之八》赞杜甫:“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明人袁宏道更指出:“自从老杜得诗名,忠君爱国成虚话”,用略带夸张的语气表明,杜甫已经把忠君爱国的话题写尽,这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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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是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带有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进步因素,实现仁政是儒者追求的“理想国”。陈寿《三国志》借孟子的话赞扬诸葛亮:“以逸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人,虽死不忿。”指出

诸葛亮治蜀的仁政色彩。杜甫虽然没有诸葛亮那样的理政机会,但是其诗歌中表现出的仁政思想是鲜

《奉赠韦左明而一贯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丞丈二十二韵》),是他仁政理想的总纲领,其余如《三

第一,从杜诗编年上看,“诸葛诗”全部作于杜甫晚年

乾元二年(759年)杜甫在秦州(今甘肃天水)的《遣兴五首》中有”孔明有知音”之句,可算其第一首”诸葛诗”,借古比今,表达他不受肃宗信任的惆怅,但不是专咏。当年年底,杜甫举家入川(759—766年定居成都;766—768年移居夔州;768年离蜀),在蜀地生活了近10年时间。杜甫晚年所处时局及心境,恰与当年的诸葛亮极为相似,而蜀地又是“诸葛亮文化”的繁荣区,特别是在成都和夔州地区,有关诸葛亮的祠庙、遗迹、传说等等众多,杜甫深受感染,对诸葛亮的业绩特别是人格有了深入理解,顿生无限景仰之情,因而创作出数量众多、真挚感人的“诸葛诗”。流落四川虽是杜甫的不幸,但是借江山之助,杜甫的诸葛亮诗成为文学史上一道明亮的风景线,同时也为诸葛亮形象的定位与传播带来了契机。

第二,从描写对象而言,杜甫“诸葛诗”描绘的基本都是老年诸葛亮的形象

唐太宗赠萧瑀诗句,“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资治通鉴·唐纪》),诸葛亮晚年遭逢蜀国凋敝,幼主暗

吏》、《三别》、《兵车行》、《后出塞》等大量诗歌则是其仁政思想在各个方面的体现。

第五,百折不挠,九死不悔的殉道精神

这是最能体现儒家知识分子信仰忠诚度的韧性品质。诸葛晚年,为践“恢复汉室”承诺,以蜀国之弱征伐魏国之强,屡败屡战,最后病逝军营,集中折射出自先师孔子以来儒家这种为道义而殒身的惊人力量。杜甫从开元、天宝全盛时期追求“尧舜”之道,到安史乱后退而求其次,执著于“中兴”之道,同样是一个明知无望而又不甘放弃的殉道历程。其绝笔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所说“狂走终奚适,微才谢所钦”,是对其毕生追求遭遇失败的惨痛总结;“朗鉴存愚直,皇天实照临。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则表明了诗人“死而后已”的道义追求。

另外,杜甫身上还具备与诸葛亮相似的多种优秀的儒家个人修养,如勤恳谨慎、安贫乐道等。综上所述,正是由于传播者杜甫具有和被传播者诸葛亮相似的儒家完美人格的形象,故而杜甫在其诗歌中描绘的诸葛亮形象才能感人至深且有说服力。

　　三　杜甫“诸葛诗”的特点这是从传播文本的因素作考察。

杜甫对诸葛亮人格形象的阐释和传播主要是通过诗歌手段实现的,因此,考察杜甫的“诸葛诗”就显得特别必要。所谓“诸葛诗”,既指专咏诸葛亮的诗歌,也包括从各个角度提及诸葛亮的诗歌。

现存杜甫“诸葛诗”共24首,其中属于专咏的就有9首。就数量而言,在有唐一代首屈一指。在艺术造诣上,由于得力于杜甫高超的诗歌技巧,特别是炉火纯青的律诗艺术和挥洒自如的歌行艺术,《蜀相》、《登楼》、《古柏行》、《咏怀古迹五首·其五》等皆成为千古传颂的名篇。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的优势对诸葛亮人格形象的传播必然起到极大促进作用。

”弱,这是最能体现和检验其崇高人格精神的时候。杜甫敏锐地抓住诸葛亮晚年的两大任务———“托孤”和“兴汉”,以饱含感情的笔调塑造了一个独撑危局的孤忠“老臣”的形象。在“托孤”方面,与三国另两个托孤大臣司马懿和诸葛恪相比(前者虎视鹰顾,包藏野心;后者毛躁少谋,害国害家),诸葛亮则善始善终,光明正大,小心谨慎,循循善诱,有如慈父,所以

《蜀相》),“可怜后主还祠杜甫说:“两朝开济老臣心”(《登楼》);庙,日暮聊为梁甫吟”(在“兴汉”方面,诸葛亮心硬如铁,九死不悔,所以杜甫赞道:“复汉留长

策,中原仗老臣”(《谒先主庙》),“犹闻辞后主,不复卧

《武侯庙》)。杨伦《杜诗镜铨》在《武侯庙》诗注南阳”(

中引朱鹤龄评语曰:“武侯为昭烈驱驰,未见其忠,惟当后主昏庸而尽瘁出师,不复有归卧南阳之意,此则云霄万古者耳。”可谓善评。在《古柏行》中,杜甫又写道:“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这是典型的比兴手法,老柏即老年诸葛亮也。如此老而弥坚的伟岸人格形象,千载下读之,怎能不让人一洒感佩和同情之泪!

第三,从情感基调上来看,“诸葛诗”带有浓厚的悲情主义色彩

诸葛亮的一生,是一个以信念抗争命运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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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看”。诸葛亮悲剧形象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千百年来儒家知识分子人格的完美和事业的不完美之间的巨大反差,浓缩了儒家知识分子为追求道义“一

息尚存,奋斗不止”的使徒般虔诚的心路历程。它是集中了共性心态的个性形象,每一个知识分子都能从诸葛亮悲剧中看到自己悲剧的影子,而杜甫也不过是这个悲剧链上的一环。

但是,在杜甫之前,特别是盛唐,吟咏诸葛亮的诗歌没有能够完整揭示其悲剧意义的。诗人们关注的主要角度是诸葛亮的少年得志,这恰恰暗合了盛唐文人的青春精神,李白堪为代表。杜甫开启了后世“诸葛文学”悲情主义的先河。浦起龙《读杜心解》评《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一联

卷41)说:“慷慨涕泗,武侯精爽,定闻此哭声。”(指出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才大难为用。

杨伦《杜诗镜铨》注引王右仲云:“公生平极赞孔明,盖窃比之意。孔明材大而不尽其用,公尝自比稷

卷12)契而人莫之用,故篇终结出材大难用……”(可

见,“材大难用”是杜甫自比性“诸葛诗”中的抒情主

旨。“材”,既指经天纬地的政治才干,更多的是指诸葛亮身上体现出来的诸如“正直”、“苦心”等理想人格。

但是,杜甫在自比中并不仅仅抒发了一己的牢骚,同时也概括了一切生不逢时者共同的人格悲剧。金圣叹《杜诗解》解《蜀相》一诗说:“嗟乎,后世英雄有其计与心,而不获见诸事者,可胜道哉!在昔日为英雄之计,英雄之心,在今日皆成英雄之泪矣!”(卷2)正确指出杜甫“诸葛诗”蕴含的代言性质。代言性质增强了“诸葛诗”在知识分子中的感染力和认同感。

综上所述,杜甫的“诸葛诗”对诸葛亮人格形象传播的贡献在于:篇目之多和名篇效应扩大了传播的广度,阐释角度的准确性和独到性又强化了传播的深度。

了其浓烈的悲情主义色彩。其实这个评语可以拿来评价杜甫的大部分“诸葛诗”。如:

杂耕心未已,呕血事酸辛。霸气西南

《谒先主庙》)歇,雄图历数屯。(

《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运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

(《咏怀古迹五首》其五)

杜甫刻意强调诸葛亮事业失败的遗憾,更能衬

托出诸葛亮人格的高大完美。在此影响下,其后中晚唐章孝标的《诸葛武侯庙》、李商隐的《筹笔驿》、胡曾的《五丈原》、李山甫的《代孔明哭先主》以及宋代陆游的《书愤》等一大批诗人的“诸葛诗”基本上是沿着悲剧的基调来吟唱的。

杜甫以准确而深刻的解读,把诸葛亮的悲剧人格揭示得淋漓尽致,触发了儒家知识分子心灵最深处的伤痛,同时在知识界引发了一股持久的“悲情化”诸葛亮的思潮,从而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的结局安排酝酿了充分的悲剧氛围。

第四,从表现手法上来看,“诸葛诗”带有“自比”和“代言”性质

古代文人有一种“自比”传统,即常常把自己比作某某前贤,作为崇敬、相惜、效仿的对象。如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陶渊明自比羲皇,李白自比谢安等。杜甫在入川前,崇拜稷契的辅宰之风,因以自比;10年蜀地生活,发现了诸葛亮的意义,便把自比的目标转向诸葛亮,不过,杜甫在功业上无法与诸葛亮相提并论,能够自比的只能是具有相似性的人格悲剧。如《古柏行》一诗:

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

四　杜甫“诸葛诗”传播诸葛亮人格　　

形象的社会基础

　　这是从杜甫“诸葛诗”的传播环境亦即深层的社会文化基础来作简要探讨。

第一,杜甫“诸葛诗”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安史之乱后

安史之乱开启了封建社会中后期“胡”“夷”政权凌轹压迫汉族正统皇权的闸门,此后在胡、汉之争中,汉族政权占下风的时候要多。后晋石敬瑭向胡人称“儿皇帝”并割幽云十六州,北宋政权处于契丹、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中,南宋政权自始自终受到金元的凌辱,最终灭于蒙古,大明江山灭于清人,这些无不为汉族正统知识分子视为“痛史”。有感于正统的王道受到削弱,一方面,知识分子们在不懈地进行补救工作;另一方面,从坚持正统理想的历史人物中推举出一系列榜样式的人物来鼓舞整个士林的精神,诸葛亮毫无疑义被地排在了第一位。而杜甫的“诸葛诗”,因为对诸葛亮正统精神的热诚赞赏、积极宣扬,在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自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响应,受到最为广泛的推崇和传播。第二,自宋代起,文化界掀起了“尊杜”热潮并一直持续到清末,杜甫地位空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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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诗派视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就是在诗歌技巧方面对杜诗的崇拜。同样,知识分子对杜诗中描绘的形象也乐意接受和传播。《苏轼文集》卷67说:“昔

齐鲁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独何人哉,而托此诗不朽,可以使览者一笑。”确实,从自身条件来看,“黄四娘”是没有资格在历史上留名的小人物,但因为他是杜甫的邻居,故附骥于《江畔独步寻花》绝句而留名百代。类似情况还有公孙大娘、花卿、李龟年等。不难理解,在“尊杜”的环境中,知识分子们必定会因“尊杜”进而尊杜甫所尊之人,诸葛亮是杜甫极力推崇的人物,故而亦获得了尊崇。

当然,诸葛亮显非黄四娘辈可比,其本身具备足够的自我传播的能力。但是,在阐释被传播者的形象时,传播者的主观选择倾向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因为,诸葛亮身上固然有“儒者气象”,但同时还兼具兵家、阴阳家、发明家、法家和道家的色彩,而且,民间始终有一股强大的“戏说”诸葛亮的势头,如果不是杜甫以及其后的儒家知识分子选择从人格角度纯化、理想化、完美化诸葛亮并赋予其悲剧色彩,那么,诸葛亮形象演变的结果可能与今天所见大相径庭。一个反例就是曹操形象的传播史。曹操与诸葛亮同为三国时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其文治、武功远在诸葛

亮之上,可曹操的形象在后世却逐步被贬为奸臣贼子的代表而遗臭万年,这与儒家知识分子在传播其形象时的主观选择的角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这

个角度来讲,杜甫称颂诸葛亮的人格贡献就显得异乎寻常。

所幸的是,《三国演义》的写定者罗贯中也是一位杰出的儒家知识分子,与诸葛亮心心相通,亦与杜甫心心相通,所以他能在纷繁复杂的材料中恰当地取舍,塑造出一个既不失智慧风度又具有儒家知识分子理想人格色彩的诸葛亮。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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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莫砺锋.长使英雄泪满襟———论杜甫对诸葛亮的赞颂[J].杜甫研究学刊,2000,(1):7—12.[4]程颐,程颢.二程集(卷18)[M].四库全书本.[5](清)张鹏翮.诸葛忠武志(卷8)[M].四部丛刊本.[6]刘熙载.艺概·诗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9.

[7]朱熹.王梅溪文集序[A].晦庵集(卷75)[C].四库全书

本.

OntheContributionofDuFu'sPoemstothe

PersonalityImageofZhugeLiang

LIBing,NIEQiao-ping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choolofHumanities,Ji'nanUniversity,Guangzhou510632,China)

Abstract:BeforeThreeKingdoms,ZhugeLiang'spersonalityimagewastransmittingthroughtwoseparateclues.Thefirstwasthehistoryofwisdomimage,thereforeZhugeLiangbecame“theincarnationofwisdom”.Thesecondwasthehistoryofpersonalityimage,soZhugeLiangbecame“theincarnationofConfucianperfectpersonality”.OnthefigurationofZhugeLiang'spersonalityimage,thefirstcontributionbelongstothegreatpoetDuFu.

Keywords:ZhugeLiang;personalityimage;transmission;DuFu;contribution

(责任编辑　吴直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