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园.旅途与远方

家园、旅途与远方：《消失在地图上的名字》

（孟君，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430079）

片名：《消失在地图上的名字》（Koktebel ）

片长：109分钟

年代：2003年

出品国：俄罗斯

导演：博里斯·诃烈尼科夫（Boris Khiebnikov）

阿列克斯·巴波葛力斯基(Alexei Popogrebsky)

主演：葛莱布·普斯科帕里斯（Gleb Puskepalis）

伊戈尔·切涅维奇（Igor Chernevich）

获奖：2003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评委团特别大奖

故事梗概：

科克特贝尔（Koktebel ）是一个黑海边上的小镇，是影片中一对父子将要前往的地方。那个目的地在父亲的记忆中和儿子的想象中，有滑翔机飞行员纪念碑和骄傲的信天翁，他们可用一切方法抵达，比如搭顺风车、扒货车······而他们最终选择步行，暴雨、飓风、疾病以及爱情的诱惑无不在考验二者脆弱的信念。父亲是个丧妻又失业的工程师，对他而言，这次旅途包含着重拾生命的自尊、愈合破碎生活并赢回儿子信任的企望；而对于11岁的儿子来说，想象中的海边小镇仿佛是一扇通往新生活和解放道路的大门，他急切地梦想着在海边仰望海鸥，翱翔风中。然而，父亲难逃酒精和爱情的诱惑，成年人的软弱使他停留在女医生的身边。儿子坚强地独自上路，前往想象中的远方。儿子矢志不逾，在悲愤和幻想中抵达了那个在地图上已经消失了名字的目的地——科克特贝尔，然而那全然不是他想象中的地方。

《消失在地图上的名字》是两位俄罗斯年轻导演诃烈尼科夫和巴波葛力斯基的处女作，被誉为“俄罗斯电影的新希望”，评论称“他们的电影提供了新俄罗斯电影的决定性方向。”两位作者型导演兼任影片《消失在地图上的名字》（Koktebel ）的导演和编剧，1998年他们完成了剧本初稿，2000年他们从莫斯科出发行程4000多公里来到科克特贝尔（Koktebel ）寻找影片材料。沿途他们行走乡间公路，夜宿帐篷，拍摄了大量反映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地的风景和民情的影像资料。这是一次体验之旅，更是俄罗斯年轻导演对这块广袤大地的寻根之旅：因为科克特贝尔是游牧民族鞑靼人（Tartar ）的居住地，鞑靼人曾在13世纪至15世纪统治俄罗斯达240年时间，后来15世纪中叶伊凡大帝率军打败鞑靼人，鞑靼人被驱逐后，科克特贝尔的名字也于1944年消失在地图上而被另一个地名普拉尼奥尔斯科耶（Planerskoye ）所代替。科克特贝尔这个名字背负着俄罗斯历史的沉重记忆，帝国时期的辉煌和民族的流离失所都集结在这个地图上消隐的符号，和今日俄罗斯人经历的家国变故也构成呼应。因此，这一有特别意义的地标在影片中成为一个寓意丰富的表征，它不但是一个地理标志，更是一个铭刻在俄罗斯民族心中对过去的怀念，科克特贝尔代表了俄罗斯人记忆中的一段历史，更代表了俄罗斯人对于过往的一种塔尔科夫斯基式的沉甸甸的乡愁，《地图上消失的名字》简单的故事也自然包含了沉重的隐喻和寓言色彩。本片成功的地方不仅仅在于

叙述中精心刻画的大量细节，更在于故事中传达出的寓意和导演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思，从细节和叙事中凸现出作者与众不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镜语表达能力。

一 飞翔主题

科克特贝尔是位于西伯利亚地区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黑海边的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现在的名字是普拉尼奥尔斯科耶，在影片中它是一对父子前往的目的地。父子两人原本居住在莫斯科，那里是承载着他们伤痛记忆的家园，父亲在这里成为失业的飞机工程师和酗酒的男人，11岁的儿子在这里成为丧母的孤儿，而作为前苏联的首都，莫斯科也确乎是全体俄罗斯人永远伤痛的记忆，莫斯科是旅程的起点，他们计划前往科克特贝尔的姑姑家以图改变糟糕的生活现状。对父亲来说，科克特贝尔是摆脱现实、抚平伤痛的地方；对儿子来说，科克特贝尔则是负载着美好梦想的远方，科克特贝尔有滑翔机飞行员纪念碑和大海，是儿子实现飞翔之梦、完成人生理想的地方，飞翔主题贯穿了全片。

关于飞翔主题，影片中有一处极为反常、充满想象力的句段，儿子和路遇的女孩坦娅玩起了一个游戏，他说：“我可以从上面看见一切。”画面中儿子用手遮住眼睛，儿子是“被看”的客观视觉对象，然后是模仿飞鸟俯瞰森林和公路的土地高空镜头，这是以儿子丰富的想象力为视点的主观镜头，接着是一个近景镜头，画面上是儿子在土地上用手画出的抽象“高空”地图，这三个简洁的镜头视觉地呈现了既是儿子也是人类的飞翔之梦：“用俯视的角度找寻自己身在何方，用飞翔的方式流浪。”坦娅会心的笑了，儿子的飞翔之梦如此美妙而诗意。这段反常规镜头是惊人的想象力在视觉上的呈现，导演通过这种方式将残酷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有机沟通起来，既打破了影片的沉闷格局，又富有深意。和父亲那一代人相比，新一代人不拘泥于过去的生活，更注重于未来，尽管渺茫但是又有无穷的可能性，对他们而言，远方就是理想，远方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影片结尾处对飞翔主题给出了答案。在父亲拒绝继续旅途后，儿子独自上路寻找科克特贝尔。途中，不顾司机的挽留，儿子在一直向往的飞翔机滑行员纪念碑处下了车。残破不堪的纪念碑处于山坡的顶端，几乎难以辨认它竟是飞翔之梦的象征，父亲曾告诉儿子，这里的风和气流适合飞翔，在山顶举起一张纸，纸会像信天翁一样飞得又高又远。儿子一次次迎着风举起纸，纸却一次次落在地上，显然父亲欺骗了儿子，儿子的梦想终于被无情地破灭了。这是儿子梦想的第一次破灭，是飞翔之梦的破灭，是理想之梦的破灭；对于家国来说，残陋的飞翔机滑行员纪念碑背后寓意着家国的残破不堪，就象儿子举起的那张纸一样，在风中颠簸、最终还是跌落在地。

飞翔是一个少年的梦想，在影片中作为一个重要的行动元，飞翔更是儿子这代人摆脱现实负累的象征性行为，而父亲代表的一代人却已没有飞翔的梦想和勇气。导演既描述了年轻的一代俄罗斯人梦想的美好，却又无情地指出梦想必然幻灭。因此，在少年的梦想之外，导演更着意强调的是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巨大差异最终必然摆脱现实困境的梦想破产。

二 从家园出发

影片的结构脉线十分清晰，即一对父子从家园到目的地科克特贝尔的路途中发生的故事，据此影片可分为三个段落——家园、旅途和梦想中的远方，其中旅途是影片的重点部分。这一结构和公路电影(road movie) 的模式非常相似：人物在沿途发生的故事影射了人物与社会之间的疏离；旅行是人物为了寻找某种理想之物采取的逃离行动，旅途本身即是目的；影片的结果往往是寻找的失落，人物的自我也因而被否定。但影片没有陷于公路电影的窠臼，导演展现的是俄罗斯人寻找回忆和梦想的全新旅途。

影片对第一个段落即家园部分的交代虽然省略但至为重要，它是人物行为的动机，对影片的涵义也具有发生学意义。影片始于远景中一个荒野上的涵洞，静止的长镜头将人们带进

旅途的艰难和父子间无法真正交流的沉闷情绪中。远景镜头展现了俄罗斯广袤而荒凉的土地，无边的田野、泥泞的道路和无限延伸的铁路是俄罗斯独有的地貌特征，而冬天的景致增添了萧瑟的味道，更觉人的渺小和自然的神秘，在艰难的环境和旅途中父子关系既亲密依赖却又十分脆弱。被狗惊醒的父子背着行囊，向黑海边克里米亚的科克特贝尔进发，沿途停留了三次，迎接他们的是各种现实考验和人性考验。在考验面前，影片通过对比表现了父子之间在价值取向上三种不同层面上的差异，第一种差异就是态度上的差别，父亲对远方的追寻是摆脱苦难的权宜之计，儿子却将之视为梦想，向往并坚持着，这一差异通过旅途中第一站的停留表现出来。

第一站的停留近乎一个过渡插曲。在父子二人偷偷搭上的运货列车上，火车短暂停留时父亲跳下车去方便，车此时开动了，儿子在车厢里焦急地眺望，父亲将会丢失在路途上的可能性就此埋下了伏笔，这同时也暗含了一个重要的隐喻——一代人终将被抛弃的命运，这个场景将离家出走寻找未来的艰辛与再度被现实抛弃的残酷粘合起来，揭示出现实的残酷与无情。此处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儿子吃苹果时发现苹果里有条虫，冷静的儿子问：“爸爸，这是谁的虫？”父亲回答说：“巴浦洛夫的。”父亲对于儿子来说是知识和精神上的导师，而父亲的回答尽管是一个玩笑，却也说明作为导师他是不胜任的。随后，父亲要儿子记住科克特贝姑姑的地址和名字，儿子奇怪地问及姑姑名字有些古怪，父亲告诉他姑姑的名字中使用的是前夫的姓，这一细节就暗藏了导演之于过往的不可割裂，事实上使用前夫姓名的姑姑和早已分裂四散的家国对于他们来说是梦想的乐园，但在现实和银幕上都不过是个白日梦。

列车上，父子俩在黑暗和睡梦中被一个陌生的列车员惊醒了，列车员将他们带到一个旧陋的房间里休息，并邀请父亲喝酒，父亲拒绝了，但偷看了儿子一眼，父亲的眼神泄露了他的拒绝并不真诚。导演表面上表述了父亲和儿子在性格和相互关系上的差异，实质上揭示出 “远方”与“家园”在父亲与儿子心中的落差。可以说，父亲对“远方”的希望多少是盲目的，他只是希望能找到一处安身立命之地，一旦有合适的居所就会随遇而安，而儿子对“远方”与“家园”充满了憧憬，也对未来充满了向往。正是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导致了父子俩后来各自不同的行为选择，沿途父亲屡次被眼前的各种因素所羁绊，似乎处处都是他的“家园”，不能继续前行，儿子则一心向往梦中真正的“远方”，坚决地朝着目的地走下去。

停留的第二天，儿子在给父亲买香烟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和他同样冷静、早熟的女孩坦娅，他们之间虽然也很少对话，但通过两人的交流，影片表现了复杂而隐晦的信息。在树林中简陋的厕所外，儿子看到坦娅挂在树枝上的收录机，树林中寂静的环境和收录机刺耳的摇滚音乐产生了强烈对比，以摇滚乐为代表的西方流行文化响彻在这个偏远的俄罗斯乡村正是当代俄罗斯人无奈的现实。在小店里，特写镜头中是坦娅扎起头发露出的发根，坦娅买了一条面包，儿子给父亲买了一包普里玛香烟，同时自己又买了一包万宝路香烟，随即导演插入一个有些突然、但寓意十分明显的静止镜头：报纸上放着普里玛香烟和面包，香烟象征的前苏联和面包象征的国家经济之间构成突兀而不协调的联系，显然导演暗指前苏联经济改革的失败造成了俄罗斯人生活的困迥，这是造成俄罗斯人现今生活旅途困顿的真实原因。长镜头中两人穿行在树林中，在空地上儿子和坦娅抽起了万宝路香烟，反常规的前后对切镜头中导演无奈地承认新一代俄罗斯人的生活选择。导演蓄意进行了对比——普里玛香烟是前苏联品牌，是父亲的选择，万宝路香烟美国品牌，是儿子的选择。

这处对比直接说明两代人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的不同：父亲代表的老一代人对前苏联或者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怀有复杂感情，尽管经济已崩溃、生活日渐艰难、昔日家园不再，但他们仍留恋过去，不愿意接受新的变化；儿子和坦娅代表的年轻一代更容易接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仅是文化上的事物，更有精神上的事物。这正是导演试图说明的两代人在态度上的差别：父亲留恋过去于是追寻的最大阻力来自自身，儿子勇于接受新的变化于是追寻的动力也来自自身。这个片段既暗示了俄罗斯经济现实的困顿，也说明面临同样的窘境

两代人在态度上的差异，导演既承认了这一无奈的现实，也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三 旅途中的懦弱和坚持

面对沿途的考验，父子二人之间的第二种差异是选择上的差异，即父亲因懦弱而停留，儿子因坚持而继续前行。如果说态度上的差异是观念上的差异，那么选择上的差异则是实际行为上的必然结果，而这一结果是由态度决定的。

旅途的第二站是大雨中的两层楼房，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坏脾气、对他人充满怀疑的退休军官米歇尔·亚历山德洛维奇，在抵押护照之后父子二人在这里获得了修屋顶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用于跨国旅行的护照竟然成为穿行在俄罗斯土地上的凭证，导演再一次将土地和政治、国家之间的联系通过护照整合在一起。退休军官怀念斯大林时代，他多次对儿子朗诵富有过去意识形态气息的诗：

一个人威胁或者哀求的时候，

他的双臂向外挥动，

黑色的水蛭还有讨厌的小龙虾，

都附在他肿胀的身体上。

诗中，人、水蛭和龙虾都是强烈的敌对、霸权等政治意识形态意象，而军官在现实中也沿袭了这些意象，吃饭时他给父子二人各一根半香肠，却给自己两根；他不时从窗玻璃向外窥探父子的工作。儿子在这里的收获是从阁楼上泛黄的书页中了解到信天翁的信息，信天翁再次激励了他飞翔的梦想。而父亲在军官的诱惑下，一步步堕入了酒精的深渊，儿子用沉默和绝食表示对父亲的失望和抗议，黑夜中阁楼上儿子的背影任性而倔强，昏暗光线下儿子的身影同时出现在对切的俯镜头和仰镜头，影片对儿子坚强信念的赞许在运镜下混合了超现实色彩。在军官家的停留结束在一次醉酒后，父亲和军官发生了争执，儿子挺身而出，但神志不清的军官最终用枪打伤了父亲，因父亲的软弱二人狼狈地逃离而去。

这处场景颇有意味，老军官与父亲显然都属于怀旧的一代人，但是彼此并不信任，是什么将家国与家园的梦想破碎？又是什么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强大的国家机器解体后，被同一意识形态整合的社会关系也随之松散和断裂，剩下的只有对自我生存的关注和对外部世界的敌意和愤怒，影片中人们相互间的猜忌和欺骗只是一个缩影，在艰难的生存状态下俄罗斯民族的情绪显然更加复杂。影片展示的猜疑与残酷刺痛了观众的心，那一声枪响也刺痛了社会的神经。

父亲因儿子的求救获得了女医生埃克塞妮娅的救治，女医生的家成为他们旅途中的第三站。和沿途一样，女医生的家同样遗留了前苏联的种种痕迹，前苏联制造的搪瓷脸盆、陈旧的壁纸、老式钟表，记忆和怀旧情绪淡淡地在国家和经济的衰退中蔓延。照片中穿着军装的丈夫和天真浪漫的女儿暗示了女医生不幸的生活，梳子的特写说明了单身女性的孤独，父亲对温柔的女医生倾诉了生活的坎坷、旅途的辛酸和自己的软弱，两个孤独的人彼此找到了慰籍。对此，儿子对父亲充满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儿子发现了父亲对他的欺骗——书架上的地图册中没有科克特贝尔，愤怒的儿子用石头砸倒了铁架。儿子躺在吊床上把玩一台旧式照相机，快门声中是几个连续剪接、相机取景器中获取的特殊镜头：倒立的手、脚、田野、树桩上的铁桶、树枝、甜蜜的父亲和女医生，在儿子充满好奇心的视野里，外部世界的影像错位而古怪。父亲和女医生的暧昧行为终于激怒了儿子，在儿子看来，女医生不但侵入了父子间亲密、排他性的关系，还导致了父亲对母亲的背叛，沉溺于爱情中不能自拔的父亲拒绝了儿子继续行程的提议，并以天气不好为托词表示冬天过后再出发，儿子终于对父亲的软弱和再次失言而无比失望，他鄙视并指责了父亲，父亲羞愧地嗫嚅着，儿子决心离开山谷中温暖的小屋独自继续余下的旅程。这是全片的转折点，也是剧情发展和情绪爆发的高潮。

儿子的离开表明儿子以及新一代人对于过去决裂的态度，他们不留恋父辈们留恋的东

西，而是勇敢地向希望中的远方前进。从表面看来，这是儿子人生中脱离父亲庇护首次单独踏上路途，也是第一次独立自主做出的重大选择，是对父亲意志的背叛；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来说，这是新一代人对梦想的追求，是对于远方与新家园的畅往，他们对于理想的追求更为彻底，更加执着。父子之间在实际行为选择上的差异更为明显地表达了导演有意作出的对比，即两代人在观念上的差异将对俄罗斯的现实产生重要影响，或者如父亲般对过去恋恋不舍而不能前进，或者如儿子般勇敢地走向未知的新旅程，导演对两代人的主观评判偏向于年轻一代。

但是导演并没有对人物结局进行陈规处理，儿子的梦想并未得到满足。儿子对梦想的坚持与后面儿子对“科克特贝尔”的失落形成巨大的反差，这折射出导演至为忧虑的问题：家园究竟在哪里？儿子真的能够找寻到理想中的家园吗？现实的残酷远远超出了语言的沉重！

四 梦想中的远方

父子之间的第三种差异是梦想破灭后的心理波动，导演对这一差异的描述和态度都是模糊的，但更引发观者的深思。结尾部分，儿子站在泥泞的三条岔路前发泄着自己的痛苦，他不明白父亲为何要停留在这和他们的梦想毫无关系的地方，痛哭后他沿着黑海的方向继续艰难的路程。儿子幸运地搭乘了一个热心的汽车司机的便车，沿着黑海前进，途中他问司机公路旁的居民是否经常去海边，司机回答这里的居民“并不在乎这些”，司机又问儿子在莫斯科是否经常去克里姆林宫，儿子回答海边“比克里姆林宫好多了”，司机费解地看了看他。两人的对话说明人们永远不能意识到梦想就在自己身边，而关于远方的梦想也注定了只能是虚妄，人似乎只有“生活在别处”的宿命。

儿子终于来到了现名为普拉尼奥尔斯科耶的小镇科克特贝尔，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再次响起摇滚乐声，采用儿子视野的低机位运动镜头在乐声中显得忙乱、让人晕眩，隔着栏杆的海里塞满了游客，面对这样的海儿子自嘲般地使劲眨了眨眼，赤脚走在海滩上品味着海的味道和失落的心情。他找到姑姑的住址，姑姑早已离去只留下一封信，儿子念着姑姑信中的字句——“在我西伯利亚的家乡”，离去的姑姑不能给予他庇护，反而怀念着她的家乡，可俄罗斯人梦中的家乡在地图上已不存在——是在地图上消失了的去处，真的成了只存留于记忆中、无处可寻的家乡，这将是俄罗斯人永远的乡愁。百无聊赖的儿子来到餐厅吃饭，响起餐厅歌手的歌声：

我的道路啊，我亲爱的道路。

我的腿带着我走，上帝也助我一臂之力。

我被爱，我被背叛，这个老女人摇着她的地毯，不允许我逃走。

我那不可能的道路，变成了我的逃生之路。

公路电影中漂泊无依的情绪终于在这里达到高潮，梦想的破灭让生活再次变得漫无目标，儿子迷失在对梦想的热爱和失望之中，只有对梦想的追求才是他的“逃生之路”。这是儿子第二次梦想的破灭，是现实梦想的破灭。古老的街道、苍凉的歌曲、地图上不存在的村镇，这一切都成了现实中无法指认的“远方”。到了这里，我们无法再坚信“远方”就是理想的家园，是梦想腾飞的地方。通过孩子的眼睛，美好的梦想幻灭了，这是何等残忍的景象！这种表面平静的描述，其残酷程度远胜直接描述和刻画。

儿子夜宿在海边，拣到一把游客留下的太阳伞盖在身上，在海水的拍击声中睡去。白天到来了，儿子孤独地坐在伸进海水中的码头边，曾经是梦想的信天翁啄食他手中的面包，他厌烦地掐住鸟的脖子，将它扔得远远的，这里就是旅程的终点。俯镜头中是一个美妙的“巨”字状几何构图，海浪拍打着码头，影片最后这一鸟瞰视野的长镜头告诉我们梦想的破灭并不能磨灭对梦想的追求，镜头中走进来的父亲和儿子并排凝望着海面，父亲和儿子同时面对大海而坐但内心的感受却是全然不同的，父亲的到来或许包含了某种乐观的态度——父亲终于

追赶上了儿子，导演对此没有予以诠释，但如拍打的海浪般还是搅动了人们的对现实和梦想的思考。导演不再执着于苍凉的风格，选择了一个不无温情和自慰的结尾：儿子终于不再孤单，对梦想的追寻和遒劲的生命力也由此具有永恒和终极意义。

影片《在地图上消失的名字》通过旅途的描述书写了父子之间在态度、选择和心理上的三种差异，作为新的一代俄罗斯人，导演和影片中的儿子一样，谴责父辈的懦弱和停滞、对未来充满迷茫却不失对梦想的追求。导演的寓意无疑是浑厚而哀伤的：家国之梦是俄罗斯民族的独有记忆，而对梦想的追寻和茫然则是人类共有的命运，这正是飞翔的意义所在。

(本文已发表在《当代电影》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