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改造的偏失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作者：刘秀萍

《河北学刊》 2001年07期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1)03-0111-04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最主要的和基本的理论，是贯穿整个邓小平理论的主题。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主要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验教训的总结，其中也包括对三大改造得失的总结。因为，新中国成立后，真正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正是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之后，准备进行三大改造之时。而且，改革开放前20年我国经济体制及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框架是三大改造后奠定的基础。因此，总结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教训，反思三大改造的得失，对于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对于今天和将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对于三大改造的缺点和偏差，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1955年夏季以后，农业合作化以及对手工业和个体商业的改造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邓小平1980年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讲道：“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在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后20年经济建设的几番挫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历程，回过头来分析三大改造的偏差和失误，我们认识到，最主要的偏失是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模式，追求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过早、过急、过于简单地消灭对社会主义发展仍有积极作用的资本主义经济，并建立起与单一公有制相适应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从而长期留下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隐患，限制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自5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出现了20多年经济建设发展缓慢的时期，除了此间各种政治运动的冲击外，与三大改造偏失的遗留问题不无关系。而造成三大改造偏失的主要原因则恰恰是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上出了问题。

　　第一，出于对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强国的美好愿望，改变原来的设想，忽略当时我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急于由新民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新中国成立前，党和毛泽东同志对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设想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要经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期。新民主主义国家将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的某些发展来加速建设工业化。毛泽东还多次批评了主张“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当有人提出将社会主义前途问题写入《共同纲领》时，毛泽东还批评说：“这也是急性病，……今天我们还在消灭封建，社会主义还早着哩！”[1](P565)因而，《共同纲领》规定，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共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建国后的头三年，正是由于充分重视各种经济成分的作用，工农、城乡互为市场，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较大发展。我们仅用三年时间便完成了国民经济恢复的艰巨任务，也说明解放初期生产关系、经济体制与生产力水平的基本适应。这里面，有党中央领导的英明正确，有翻身工农焕发出的极大的劳动热情；同时，不可否认，也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个体手工业者的一份贡献。然而，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顺利完成，全国土地改革的胜利，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以及工农联盟的巩固，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影响，1952年下半年，毛泽东对过渡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思路。他提出：不等十年后工业化了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现在就开始用10至15年时间基本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此后，毛泽东开始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右倾错误”。经过半年多的酝酿，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当时估计需要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用15年时间完成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不一定科学，而改造的实际进程，更是大大超越原来的打算，仅仅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便完成了改造，消灭了私有经济，在全国范围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或集体所有。这种对建国前转变设想的巨大改变以及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规划与改造实际进程形成的巨大反差，反映了决策者在转变指导思想上忽略生产力发展水平，急于转变生产关系、急于过渡的思想倾向，不能不造成实际工作中的某些漏洞和偏差。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的某种忽略。”[2](P63)

　　第二，改造的理论根据的误区，即对列宁过渡时期学说理解上的偏差。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据《宣传提纲》所引列宁的观点，如：小农经济是资本主义得以保存和复活的土壤，过渡时期的任务就是消灭划分阶级的现象，使社会全体成员都成为劳动者，消灭人剥削人制度的基础，建成单一社会主义经济。其实我们所引列宁过渡时期学说是列宁晚年已经摈弃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列宁晚年所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已经对过渡时期学说作了重大修正。列宁指出：“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过渡时期的首要任务不是立即按社会主义原则直接改组整个社会经济，而是发展生产力，建立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惟一基础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国家只要不改变本质，在一定范围内，在国家调节私营商业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条件下，是可以自由贸易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我们原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3](P39、177)由此可见，我们党在建国前后对于转变的设想，是同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基本一致的，也是符合中国落后的小农经济的基本国情的。可惜，由于受斯大林的影响，我们却将列宁晚年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允许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过渡时期基本思想理论当成策略性的权宜之计被大大忽略，而是引用了列宁在阶级斗争白热化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结果导致出现列宁晚年已经认识到并严厉批评和警告过的错误：“群众已经感到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轻易的任务，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如果某个共产党人空想在三年内可以把小农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根源改造过来，那他当然是一个空想家。”[3](P205、478)三大改造后，我们国家建立起的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及以后为了捍卫和保持、发展这种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所作的种种艰难努力，比如一次又一次为克服来自不同方面的阻力和障碍而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反右派、反右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至“文化大革命”，都没能达到和实现我们以纯之又纯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分配制度去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超速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加速强大。反而事与愿违，列宁的警告被不幸言中。事实证明，没有生产力发展这个坚实基础，过早地消灭私有经济，建立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的确也不是我们国家力所能及的。此后我国出现了20多年经济发展滞缓，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拉大，也很明显地印证了这一真理。

　　第三，由于当时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局限和偏差，把改变所有制作为工作重点，导致出现“一化”滞后、“三改”超前，留下平均主义大锅饭的隐患。当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限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并且把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判断过渡到社会主义最直观的标准。毛泽东1953年10月15日就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中强调，“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惟一的经济基础”。在同年10月的一次谈话中也强调，“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虽然由毛泽东亲自修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中，把实现工业化比作主体，把社会主义改造比作两翼，但由于工业化的实现不是短时间能够完成的，工业化有国际通用的标准，它对工业产值比重、城市人口比例、农业机械化程度都是有具体要求的；而进行变更所有制的改造却是可以动员国家机关和全社会的力量，利用政治经济优势和上层建筑力量加速提前完成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当时对社会主义本质经典式的理解，把主要目标盯在生产关系的转变上，认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才能推动和提高生产力。所以后来在贯彻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愈益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当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要求，当做是否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标准。不断地批“反冒进”，批右倾保守，力求彻底地消灭私有经济，在全社会的范围加速推行公有制。结果，仅用三年时间便完成了三大改造。虽然1956年底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但离工业化的标准还相去甚远。“一化”与“三改”说是同时并举，但却未能并驾齐驱，而是形成“一化”滞后、“三改”超前的局面。忽匆匆超前完成的三大改造任务，之中出现“四过”问题和在以后长时期中遗留一些问题，也就是不可避免了。

　　第四，“一化”与“三改”同时并举的二元性和不易操作性。过渡时期总路线改变了原来设想先用10到15年时间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再考虑向社会主义转变，提出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不分先后，同时并举。在《宣传提纲》和当时以及后来的许多宣传材料和高等院校党史教材中，对于“一化”与“三改”的关系，都强调：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而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是完成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前提条件。只有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只有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要求。这种对“一化”与“三改”关系的阐释，是为了说明二者的紧密联系和有机统一。但仔细分析，却有不合逻辑和自相矛盾之处。因为，一般来讲，基础，是指事物的根基。前提，是事物发生和发展的先决条件。那么，两件都需要“相当长时期”才能完成的重大历史任务，同时互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在理论上则是二元的。如果说，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是社会主义改造所必须的物质条件，那么就意味着必须先建好工业化这个坚固的根基，才能在此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如果没有这个必不可少的基础，社会主义大厦将难以牢固矗立。而在三大改造之前，远远没有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这显然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再者，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只能有一个。要求两个艰巨重大的任务同时完成，势必出现顾此失彼，不易操作。

　　通过审视和反思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使我们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其中最主要的是搞社会主义不能单纯提高生产关系，而必须把发展生产力当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把生产力发展水平当做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由先工业化再改造，到“一化”与“三改”同时并举，再到事实上的改造先行，反映了当时在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上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实际上，没有生产力的大发展和工业化的坚实基础，社会主义制度就无法巩固和发展。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仅仅靠改变生产关系，实现公有制形式，即使宣告进入了社会主义，也不能改变生产力落后、经济文化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社会主义改造的加速进行，正是忽视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过急过快地向社会主义过渡，造成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状况，结果欲速不达，最终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超前完成三大改造，也给毛泽东造成了一个错觉，即搞社会主义建设并不是很难的事，只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可以创造出建设速度的奇迹。毛泽东曾很乐观地讲道：“本来安排十八年时间基本完成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促进就很快。”[4]“搞工业、农业，比打仗还厉害些？我就不相信。”[5]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又成为毛泽东开展“大跃进”运动的实践依据。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造成国民经济的停滞和倒退。

　　总结和反思三大改造的偏失，使我们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这就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东西。在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时间里，中国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对贫穷的赞美和对富裕的惧怕。以穷为荣，以富为耻。后来更发展到“文革”时期“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等奇谈怪论。这种爱贫嫌富和不患贫只患不均的观念，如果说一部分原因是土改时斗争地主富农、平分土地浮财的潜在影响，另一部分原因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改造时一些宣传和提法上的不当。以农业改造为例，当时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直接动因，是认为土改以后，农村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严重，要用农业生产合作社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毛泽东十分警觉农民中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而忽略了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中浓厚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发家致富”口号，反对冒尖，提倡“以穷为荣”、“趁穷过渡”，把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和发家致富的努力看做是“自发势力”或“资本主义倾向”，希图用全面调整生产关系的方式去消灭贫富差别。因而在合作化过程中，不少地区盲目扩大公共财产，有的合作社甚至把社员的一切财产，包括资金、牲畜、家禽等统统充公，归合作社共同享用，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受到损害。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少数贫困户的依赖思想和平均主义观念。由于对这种小农平均主义意识的忽视和迁就，在后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进一步发展成为“一平二调”，贫富队拉平，公社可以无偿调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财产。这是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严重扭曲。勿庸置疑，农业改造和公社化确实抑制了两级分化，但代价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挫和农业生产的损害，其结果是共同贫穷。

　　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对于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全体人员共同富裕。这是一条既有利于调动和激励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加快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能体现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正确道路。

　　综上所述，当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我们满怀豪情地进入社会主义的大门、走上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时，殊不知，我们所认定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受苏联模式影响，附加了许多本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存在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偏差和误区。我们把一些无损于社会主义本质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方法、手段和现象，如发家致富、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等，当做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拒绝；把一些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观念、做法和现象，如“一大二公三纯”、平均主义大锅饭、安贫守穷等，附加在社会主义之上加以固守。邓小平多次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我们的经验有许多条，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正是基于这种长时期的思考，邓小平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揭示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这就廓清了长期以来附加于社会主义之上的经典式的僵化认识，成为指引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明灯。

　　[收谢日期]2001-02-06

作者介绍：刘秀萍(1955-)，女，河北省大名县人，河北师范大学马列数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　马列教学部，河北　石家庄　0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