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作者：李芳芳
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11期
【摘要】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排除做出了明确规定，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确立对于健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具有重要意义，但仍然存在一定缺陷，需要不断进行完善。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缺陷；完善
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缺陷
首先，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问题。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中对于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是由被告人提供证据线索、检察机关证明证据合法性。这种规定其实仍然将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推到了被告方。“刑讯逼供的受害人一般都处于失去自由和孤立无援的境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既无法取证，也无法举证。当事情过后他们具有取证和举证能力时，又因为事过境迁，难以再拿到充分的证据。”
其次，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适用阶段问题。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禁止侦察机关采用刑讯逼供的方法收集证据，并要求检察机关对于发现的非法证据及时进行排除，但是，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正式启动和审理主要是在审判阶段进行的，而这又必然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处于缺失状态。第二，在司法实务界，法官对公诉人提交的卷宗材料一般推定为具有可采性，而对于此证据材料是否是采取自愿，是否经刑讯逼供并不放在重点防范范围之内。另外，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诉讼模式，使得法官在侦查阶段没有权力对侦查行为进行监督，而检查机关却具有的控诉和法律监督的双重身份。第三，只在审判阶段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不利于收集刑讯逼供的证据。这时，犯罪嫌疑人处于劣势，很难举证自己被刑讯逼供。
再次，相关制约机制的缺失。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我国法律对于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的规定缺失，也是刑讯逼供产生的原因之一。二是尽管规定了有关证人及讯问人员有出庭作证的义务，但在司法实践上侦查人员和证人出庭的情况并不占多数。三是由于我国未实行羁押与侦查分管制度，这使得犯罪嫌疑人完全处于侦查人员的监管之下，形成了封闭的环境。即使实行了刑讯逼供，但由于某些复杂案件的羁押期限可以达两个月以致更久，使得犯罪嫌疑人的伤口在经过羁押期限之后基本愈合，并且没有其他证人以及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无法对刑讯逼供进行举证。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完善措施（一）尽快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我国受封建法制纠问式诉讼的影响，口供作为“证据之王”、有罪推定等历史传统为刑讯逼供提供了思想上的指导。只有尽快确立无罪推定的原则才会使刑讯逼供扼杀在滋生的摇篮里。
（二）确立限制性的沉默权制度
确立沉默权有利于加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阻止非法证据的出现有着积极意义。所以我国应该根据国情，借鉴其他地区对沉默权规定中的一些合理因素，削减侦查人员对于口供的依赖性，改进破案模式，尊重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三）建立律师在场权制度
讯问犯罪嫌疑人时有律师在场，这是司法民主公开的必然要求。根据我国的司法现状，由于讯问是单独的具有秘密性，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按照侦查人员的意图如实回答问题，很有可能遭到刑讯逼供。而律师在场能有效避免这种情况。其不仅可以控告侦查人员的非法取证行为，更可以在庭审过程中充当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证人。这无疑是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和遏制刑讯逼供的有效措施。（四）建立侦押分立制度
我国虽然从形式上实行的是侦押分立制度，即由公安机关负责侦查，司法行政机关负责羁押，但实际上两个机关更多的是相互协作而非监督。这并不能从实质上达到内部的一种监督制约机制。而看守所应该保持中立原则，因为其属于行政组织机构，其人员、管理都应该独立于案件的侦查审判机关。司法实务中，由于看守所与公安部门同属公安机关管理，不能保持中立态度。因此，应该保证看守所由司法行政管理机关管理，强化其监督侦查的职能，建立相应的规章制度，需要对送押人员进行人身检查并加以备案，发现违法行为后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纠正异议。这样有利于划清刑事司法与行政处罚的界限。（五）建立在讯问时采用同步录音、录像制度
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对于询问的过程进行同步双份录音，讯问结束后，在犯罪嫌疑人在场的情况下，由讯问人员和被讯问人员共同签字，一份交由法院保管，另一份在诉讼中使用。如果在庭审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对此存在意义，可以当场对封存的材料进行质证。这样可以有效的保证讯问过程的公正公开的合法性。（六）加强对被侵权人的救济措施
尽管近些年，全国各地的政法机关都相继推出了错案追究的制度，但实际情况冤假错案仍是层出不穷，刑讯逼供现象也是屡禁不止。对于这种情况，应该使政策得到真正落实。对于当事人和责任单位的损失赔偿问题上，应该使被侵权人收到司法侵权时能够真正从法律上得到物质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