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变迁

中国城市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变迁

马春华 2009-11-17 15:53:45

谢谢大家，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与大家分享这次我们课题组的研究成果，所有发言的内容都是我和几位老师共同分析得出的。我们这个课题组的成员主要就是我们所的成员，还有其他各领域的合作伙伴，首先谈一下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推进，中国家庭变迁所面临的情景也在发生变化，这些社会变迁可能对我们家庭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比如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家庭成员的收入和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对于他们的家庭行为都有明显的影响。其次我们想讨论一下我们的理论视角，主要采用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理论虽然受到很多批判，但是它至今还是家庭变迁社会学理论中最有解释力和影响力的。这里面有帕森斯提出来有关家庭变迁基本的假说，在现代家庭中会经历从扩大家庭到核心家庭的转变，家庭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变将体现为亲属关系的和解和新家庭的普遍化，这个假说受到了普遍的批评和争论。在此基础上，谷德提出了，实际上家庭形式并不能反映家庭的变迁，只有家庭关系才是家庭变迁的主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欧美西方学界在此提出了有关现代家庭是什么样的基本假设，这主要包括下面几个方面。

家庭的关系主轴从亲子关系转变为夫妻关系，家庭成员摆脱了夫权的约束，获得了自主性和独立性，夫妻关系趋向平等，亲属关系的网络不断的弱化，在现代化理论之后，针对现代化理论的标准化和一元化模式，需要学者在对非西方和非主流族群国家进行考察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但是这些关键并没有提出基本的假设。在这次调查中我们将继续沿用现代化理论的框架、范畴和概念，将城市家庭置于传统现代的纬度中进行考察和分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所关切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家庭以怎样的方式完成现代的转型，影响因素和过程是怎样的，传统因素在家庭过程变迁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在家庭范畴内，传统因素和现代之间是如何互动的，是怎样碰撞、适应或者甚至融合的。不同群体所经历的家庭变迁和家庭的因素是什么的。中国可能创作出有别于现代化理论和西方国家家庭变迁模式的其他模式。我们在分析中将根据现代化理论的预设，一方面考察家庭结构和各种家庭关系在不同年代和不同发展阶段可能存在的变动，以及不同群体之间他们目的经历这些变迁所表现出的差异，另外可能有别于经典化理论的行为，家庭关系模式进行深入的比较和分析，以期对中国城市家庭变迁有更为深刻的了解。我们这次采用的主要是定量研究方法，我们在广州、杭州、郑州、兰州和哈尔滨采用分城随机的方法，共抽取了800户作为被访户，其中既包括家庭户，也包括集体户。我们选择这五个城市的原因首先考虑的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我们认为对于家庭生活和家庭行为来说，个人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会比GDP更有益，我们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30个省会直辖市排序当中，前10位的两个城市，从调查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各个城市的应答率非常低，在广州尤其低，这是我们样本的基本分布，我们的样本在性别层次上有一定的偏差，就是女性被访者比较多，这个样本中也包括了一定的流动人口，从他们的婚姻状态来说，主要是初婚状况，从收入来看杭州最高，我们这次调查广州的收入相对偏低。

什么是家庭？共同居住，就是生活在一起往往是最重要的界定标准，但是在我们这次调查中，没有界定给出客观的标准，而是请被访者自己主观界定他们的家庭成员在哪里，家庭边界在哪里，同时询问他认为的这些家庭成员是否和他住在一起，在经济上是否一体，是否住在一起是有客观标准的，但是经济上是否一体实际上也是请被访者主观界定，同住家庭成员构成

的家庭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同住家庭，在经济一体的家庭成员。我们可以看出，情感家庭的范围是最大的，所涵盖的人数也是最多的，在配偶和孩子来说，同住的家庭成员一般都是小于在经济上一体的成员，但是相对其他的后辈，或者相对来说在亲属关系中相对界定较远一些的反而就是同住的可能性更大，而在经济一体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是更小的。从家庭规模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情感家庭的平均家庭规模成员为3.22人，同居家庭则为2.69人，同时可以看出城市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特别是杭州和广州，杭州的家庭规模是最小的，而广州的家庭规模是最大的。

（PPT）这是我们计算的同一家庭中夫妻的对数，这是家庭的代数，郑州是最明显的，在三代同堂而比例是最高的。我们在区分不同调查成员家庭结构的时候，主要是根据他们同住的人员来确定的，而不是根据他们的情感家庭成员来确定的，从家庭结构的跨年代比较我们可以看出，1982年我们进行了五城市比较，1992年进行了七城市的调查，这次也是五城市的调查，这三次调查的城市并不完全重合，其中2008年和1992年有两个城市是重合的，从这个跨年代调查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核心家庭的比例明显上升了，但是比例上升最为明显的实际上是单身家庭，主干家庭的比例大幅度下降了。这是92年和2008年同时都做过的两个城市，一个是广州，一个是兰州，从这两个城市不同年份的比较可以看出，两个城市单身家庭和隔代家庭的比例都明显上升了，主干家庭的比例明显下降。和现代化不同的是，兰州的核心家庭比例在2008年却下降了，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证。我们发现由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现代化的家庭更加多样化了，在是否同住和经济是否一体方面，把核心家庭又细分成了几类，第一类的家庭是标准核心家庭，第二类就是至少有个家庭成员和他们住在一起，但是至少有一个是经济上不是一体的，第三类核心家庭成员就是说家庭成员和他们至少有一个不住在一起的，但是经济上全都是一体的，主干家庭也细分了这样两类。

在现在出现的新的家庭模式当中，单身家庭中女性所占据的比例很高，户籍和城乡都有，主要的构成比例是核心的人群，除了郑州以外，其他城市的人均收入都高于样本的平均值，同居家庭是最近出现新的家庭类型，以前的家庭调查都不曾涉及，因为样本相对较少，这里的资料只能作为参考，我们可以看到，承认自己同居的被访者男性比例更高，男性只有26岁，而且有的同居家庭被访者和同居伴侣并不是单独住在一起的，而是和父母住在一起，这说明人们对于同居家庭的接受程度在增加。还有一种就是无子女的夫妻家庭，这一类家庭他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主体是非常年轻的成员，20到30岁，他们的经济条件非常好，像杭州夫妻总收入超过10万，远远高于样本的平均值。夫妻关系我们主要看一下形式，也就是夫妻双方是如何认识的，从结婚年代和夫妻双方认识的途径可以看到明显的时代变化，2001年以后，夫妻自己认识的比例超过了一半，而其他的年代全都是由亲友介绍的，超过了一半。婚后居住是家庭问题的重要指标，在讨论夫权和男女平等问题上是一个重要的讨论话题。调查显示，在五城市家庭中，婚后新机制占据到了一半，广州远远低于其他的城市，这也许是广州的住房相对紧张造成的，大家可以看到广州平均住房套数只有0.38套，远远小于其他的城市，平均面积是64.14平米，也是小于其他的城市的。在夫妻感情上，我们采用了主观感受的方法和设定客观指标的方法相比，我们认为主观感受可能得到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结果。和我们假设不同的就是回答夫妻感情非常好的比例在哈尔滨是最高的，年轻对于夫妻感情也是有显著的影响，一方面反映出年轻人夫妻感情更好，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感情越来越看重。

亲子之间的关系，在西方经常被划归为亲属关系，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家长权威模式已经在消退，被妻子之间的亲密交往所取代。教育程度越高的被访者和父母保持越为亲密的关系，

和配偶的父母也是如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父母和已婚子女之间仍然保持密切的关系，需要借钱的时候，一半或者将近一半的子女都会向父母借钱，特别突出的是哈尔滨的收入在五个城市中虽然是倒数第二的，但是他的父母资助却超出了人年均收入。在兄弟姐妹中我们发现也是保持着比较亲密的关系，如果有钱的时候，兄弟姐妹也是重要的资金来源，和父辈的关系也是如此，他们居住的距离非常密切。

在我们现在中国特定的情境下，对于不同的被访者来说家庭有不同的边界，而这种对于家庭的不同定义，也就是说对于家庭成员的不同界定决定着他们不同的家庭行为，虽然同住家庭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是实际上经济家庭和情感家庭的规模还是保持相当大的，家庭的模式并不是像现代化理论宣称的那样是核心家庭的普遍化，而是各种家庭模式的多样化，即使是核心家庭，其实内在和实质有相当的区域差别。夫妻关系是保持越来越密切和平等。但是我们的调查中一直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夫妻关系反而更好，父母和已婚的子女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不像现代化理论预设的这种亲属关系是在舒散，亲属关系依旧是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我们调查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说，实际上这些城市之间的差异大于他们年龄不同代际之间的差异。我们发现杭州市是一个可以用现代化预设来解释的典型城市，但是广州确是对现代化理论提出了非常多的挑战，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作者简介：马春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声明：本文根据第一届中澳学术会议论坛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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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文章来源： 第一届中澳学术论坛“社会变迁：前景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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