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 最难的时候,早上起来就盼天黑

2012年11月30日 星期五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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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和刘震云重走了一遍灾民逃荒之路。

冯小刚（左三）在片场给李雪健、张国强、于震（从左到右）说戏。

逃难中的灾民遭遇日军轰炸。七八百人的摄制组，为了顺拍频繁转场，给制片部门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冯小刚说，从《一声叹息》开始，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

《夜宴》上映时遭遇过很多非议，但冯小刚至今仍认为它在视听上做到了登峰造极。

1993年，王朔将刘震云的调查体小说《温故1942》推荐给了当时主要是担任编剧、有时还兼任美工的冯小刚。看完小说后，把这部小说搬上大银幕的种子就算是在他心里埋下了。1994年、2000年、2002年，冯小刚三度准备开机拍摄，却因审查、投资等问题一直未能如愿。这期间他成了贺岁之王、史上最卖座的中国导演，终于在到了“呼风唤雨”的地位时，冯小刚决定孤注一掷，未拿到准拍证便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影片正式启动，同时做好了与王朔联手打造一部喜剧来挽回投资损失的准备。之所以这样做，只因他一定要在自己最好的阶段，拍成这部已经在心中生长了18年的电影。2012年11月2日，冯小刚接到了《一九四二》过审的消息，他和一起奋斗了五个多月的主创人员，喝得酩酊大醉。冯小刚说，这是2012年自己最开心的一件事儿。

采风 用最笨的方法寻找故事

看完刘震云《温故1942》这个小说，我邀请业内专家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如何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结果他们的意见高度一致：不可能。因为小说是调查体，没有贯穿的人物，也没有故事情节，只是一些1942年史实资料的拼图。怎么改？连（监制）陈国富都说，这个电影根本不能拍，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故事。

那是1993年的夏天，特别热，会开完以后，我和刘震云蹲在一棵槐树下面抽烟，震云问我还弄不弄，我说：弄！

从小说到电影改编最大的难度是没有故事，灾民没有具体形象。同时还有一点特别可怕，小说的叙述是多线索并进，而每条线索的主人公互不见面，但又共同搅和到了一件事上，这件事就是1942年河南的旱灾。聪明人会呆在一个房间里想出所有的故事，但我觉得我不是聪明人，所以决定采取一个最笨的方法来创作改编剧本，就是沿着灾民逃荒的路、沿着所有线索发生的地方都去走一遍。

我和震云等一众人，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跑了山西、河南、陕西、重庆很多地方，一路做大量的采访，在这个路上灾民的形象慢慢浮现出来，变得具体了。我们把人物关系、阶级关系摆对了之后，人物就开始有了生命，剧本就顺势而为，让他们自己生长，直到剧本的最后一刻，我们才能知道每个人物的命运和结局是什么样的。

第一稿出来后，震云洋洋洒洒地写下了十几万字，一部电影常规的剧本量也不过三万字。但每一个细节都特别鲜活，人物的语言也非常准确，我们又不得不做艰难的取舍工作。由于人物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稍动一下也都连着筋，震云在之前已经写了有十几稿，到开拍前又写了两稿，拍摄中间也对局部做了好几遍改动，非常艰难。

投资 万一钱打水漂，就拍喜剧找回来

《一九四二》的故事是在路上寻找波澜起伏，其实拍摄过程也是波澜起伏的，拍这部电影让我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前几次筹备的流产已经让很多人心力疲惫了，但现在是我一个很好的时机，在我的票房还没有往下掉的时候，投资人是最有信心投资这部电影的。

在等准拍证的阶段，美术提前六个月进组设计，造型服装所有一切都开始实干了，这就意味着大把的钱要往里头花，但能否批下来，当时谁都不知道，可我又不能跟工作人员说我不知道，我心里没底，就一直干，一直花钱，这对（王）中军、（王）中磊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如果没同意拍，就将造成巨大的资金损失，所以每天我都很挣扎，其实第一次开发布会宣布启动时，能否通过我们根本没底儿，只能是主观地往前推进这个项目，至少尽可能让我们自己觉得，它就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这段时间我是特别难熬的，我甚至同时跟王朔在弄一个喜剧，心想万一不让拍，这钱打水漂了，就得靠这部喜剧找回这个损失。

顺拍 让演员真的经历一场逃荒

一开拍，我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这部戏必须顺拍！除了演员要日益消瘦的问题， 一定要让他们与灾民感同身受，必须让他们像真的经历了一场5个月的逃荒一样，而且同样是在天寒地冻的10月至次年春天。

这给制片部门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们在山西整个境内，平遥、长治、太谷、霍州，这都是相隔三四百公里，只要转场一次，就至少一天什么事都干不了。我们是七八百人的摄制组，十七八个集装箱的道具，十几个集装箱的服装，加上大拖板车拉着坦克、炮车等等，我们就拖着这些东西，三进平遥，四进长治，要是按照常规方法拍摄，肯定是在一个地方把在这里发生的所有故事都拍完了，而顺拍不但耗时耗力，那个场景还得保留好。

这样不但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也让所有人都精疲力尽。张国立他们在寒风里冻着，泥泞里走着，有时候演员好，但群众演员不好，就得一遍遍重来。他们饿得实在没劲，平时走路都喘着气，现场录音说你们别喘得那么厉害，但他们说不是故意的，就是喘得厉害。最后张国立说，还哪能想着表演啊，就想着什么时候能坐下来，歇会儿。

摄影 中景多，一天拍不了几个镜头

我跟摄影吕叔（吕乐）商量，整部电影最满的镜头也是中景，没有近景，也没有特写。我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演员不管化妆造型再到位，如果你给他特写，他还是一演员，如果是中景，就要带着人物关系，就帮着他更像灾民。但这样拍一定比近景难拍，总是有人物关系和布置，所以一天也拍不了几个镜头。

山西部分是拍得最苦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徐帆说，我想玩，想打球。那个时候就觉得为什么怎么拍也拍不完啊。

我甚至有过这么一段：一般导演是怕天黑，因为测光密度不够就拍不了，但这个戏的很多时候，我从早上起来上了车就盼着天黑，反正也拍不完，只要天黑我这一天就挨过去了。结果吕叔拿着测光表说还能再拍一条，我心里就想着怎么还能拍一条啊？都变成这样了。

剪辑 蒂姆·罗宾斯多半戏份被剪了

作家麦家说，文学是一片麦浪，电影就是一块饼干。电影和文学不同，文学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电影每场戏却只是这棵大树育出的一个果子。但我们尽量让《一九四二》的每场戏不仅仅是一块饼干，或者一个果子，我们尽量去保留它的枝蔓。

由于观众在观影时间上的习惯，片子最后有2小时15分钟，很多地方都不得不舍弃，比如张涵予和蒂姆·罗宾斯多一半的戏份都被剪掉了，大家都看得出他们的线索停了，但我想观众还是更愿意看灾民这条线，没办法只好剪掉。

过审 得到消息，我们都喝大了

如果问我2012年最幸福的一件事，就是听到《一九四二》过审的消息。之前我一直在等通过令，上映日期也不敢定，期间领导出国了，回来又病了，最后领导咬着牙起来审这片，看完了说，通过。这个电话打过来，我拿着电话跟所有的工作人员说这个消息，布置接下来的工作。

我接到这个消息时（王）中军和（张）国立正好在身边，我打了40多分钟的电话，等我打完，他俩已经喝了四瓶红酒。我撂下电话也跟他们喝了起来，那一天，我们都喝大了。

“拍《一九四二》之前，名利双收，结束我的导演生涯也没问题，我可以过轻松自在惬意的日子，也可以拍些四两拨千斤的电影，但我觉得，既然我有这样一个条件，这个东西又一直摆在心里头，还是应该利用获得的资源，把想拍的东西拍出来。”

■ 解惑

为什么拍？

观众积累的信任给我很大底气

拍《一九四二》之前，名利双收，结束我的导演生涯也没问题，我可以过轻松自在惬意的日子，也可以拍些四两拨千斤的电影，但我觉得，既然我有这样一个条件，这个东西又一直摆在心里头，还是应该利用获得的资源，把想拍的东西拍出来。长期以来，观众给了我一个基本的信任，这个信任在我决定拍《一九四二》时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底气，我觉得它不会输得太惨，《一九四二》不是在挥霍我原来积累的品牌，我觉得反而是又一次储蓄。

史诗电影？

我更愿意说它是民族的心灵史

罗马放映后，有媒体评价说这是一部史诗性质的电影，其实我觉得这个说法有点空。一个电影拍出来，观众透过表面的故事，还能在背后对自己的民族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个价值就不薄。史诗在我的脑子里总是有点过于波澜壮阔，有点飘，我更愿意说它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

票房预测？

它会让电影市场专家大跌眼镜

观众的评价，我虽然在意，但改变不了什么。观众怎么看待它、获奖不获奖，这个电影就在那儿。但我相信这部片子肯定是一石激起千层浪，我很High、不随大流，大家拍文艺片我去拍商业片，大家都拍商业片我就杀个回马枪，就是要做这种有挑战的，大家都不看好的事儿，用刘震云的话说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我说过这部电影会让专家大跌眼镜，这个不是指艺术上的评论，我指的是电影市场的专家，觉得这个题材不可能讨好观众，但它可能是一个票房奇迹。人家说现在流行小清新，那我这就叫大清新。

未来计划？

目前来说，我不想再受这种罪了

拍完《一九四二》后，我有点失落，这个失落就是要重新再找一个目标，但目前我还没有看到这么让我动心的题材。这就是缘分，可遇不可求，这个东西就突然扎到你的心里头了，孤注一掷的要把它拍出来，整个过程特别来之不易，但也绝对是自讨苦吃，但这事儿，值得。不过从目前来说，我是不想再受这种罪了，以前我像是在两座高墙上长跑，但感觉没有生活，而生活又是那么的丰富，我应该享受一下生活。

■ 回顾

《集结号》《唐山大地震》《一九四二》

这三部电影有一根筋是一脉的 反映我内心深处对草根的悲悯

这几年我没怎么拍喜剧。

当初拍喜剧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前拍的《月亮背面》《一地鸡毛》《我的爸爸》都给毙了，我的生存都出现问题了。韩三平找我拍《甲方乙方》，我一下从水下浮出来了。片子上映后发现票房还行，关键是我觉得也挺好玩，并没有觉得拧巴，可是你心里恐怕还是埋着一些其他的情怀。《甲方乙方》《不见不散》《没完没了》这三部贺岁片对我意义重大，一下子让我形成一种声势，就着这个声势一路走下来。

其实我一直在寻求改变。

我的变化是从《一声叹息》开始的。拍完《甲方乙方》我就想拍《一声叹息》，可跟着又满足投资人的需要连着拍了贺岁片。别看三个贺岁片票房都不错，一听我说要拍《一声叹息》，所有投资人全跑了，只有中军这时候说“我愿意投”。我拍完这三部贺岁片，就等于像宁浩如今也有三部、滕华涛拍完《失恋33天》还有俩，就到了这种程度了，但当我想拍一个600万的《一声叹息》时，我必须做出我、徐帆、制片主任三人都不拿钱的决定，才能拍这电影。

后来的电影，包括《手机》等，都和社会、人心、生活经历有着特别紧密的关联。接下来的《夜宴》，我必须要在一部大片里锻炼自己的一些能力，我觉得这是一部在视觉、视听上做到登峰造极的电影，即便是今天重放，我觉得在视听上也是非常一流的。《夜宴》也给了我一个极大的自信，我觉得我可以拍非喜剧类的、历史题材的影片。跟着就是《集结号》《唐山大地震》。拍这些电影很累，需要轻松一下，《非诚勿扰》有点度假式的感觉，但即便是《非诚勿扰》，尤其是第二部，由于有王朔的加入，也探讨了生死这样的问题。

我的电影始终没有把个性丢掉。《集结号》里谷子地的结局，《唐山大地震》里母女的和解，《一九四二》里最后老东家在心灰意冷时拾起这个小女孩，这三部电影有一根筋是一脉的，我觉得他们都反映了我的内心深处，对这些草根的一种悲悯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