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珠江水边话长江3

于光远：珠江水边话长江

2010年07月26日 13:59 广州文艺 【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林一山在那次随陈丕显去荆江时对我讲，一百多年来我们确切知道的、荆江发的洪水最大的是 1870年，同治九年。那次洪水经过宜昌的流量估计达到每秒十一万立方米。他说葛洲坝就是按照1870年那次洪水而设计的。他说今天如果发生1870年那样大的洪水，按现在防洪的能力来说，得赶快逃跑，洪水白天来会死三十万人，晚上来会死七十万人，江汉平原将会一片汪洋。如果去救，不但救不了，还会死更多的人。我说，“我可是个胆小又认真的人，你可别吓唬我。”他说“这不是吓唬，而是科学的判断。”经过这次考察，回到北京又看了些资料，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再考虑到其他的自然灾害，我就提出要建立一门学问叫做“灾害经济学”希望有人来研究。现在已经有好多位学者在进行研究了，有的学校也设立了这门课程。我自己虽然没有做专门的研究。但还是一直关心这方面的事情。

有些因素是事前能够比较准确预计的，有些因素则不能。于是在1984年我著文提出有两种“未来研究”——“规划性的未来研究”和“非规划性的未来研究”。在“非规划性的未来研究”中又有两种：一种是“机会性的未来研究”；一种是“灾害性的未来研究”。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准确地预计。做好机会性的未来研究有利于抓住机会不失时机；做好灾害性的未来研究，有利于防灾减灾。从增产的观点来看，由于灾害相对于增产是个负数，灾害中负增长越高就是损失越大。而减少灾害便是“负负得正”。因此我们不能只重视增产，还要高度重视减灾。现在这门灾害经济学虽然已有人研究，某些有关政府部门一开始就支持这种研究，如地震部门，给了学者们不少帮助，但也有些有关政府部门对它还重视不够，比如教育部门至今还没有承认这个学科。他们大概在别的国家的大学没有查到这个学科的名称，对本国的学者又不那么信任，因此全国的高等学校中还没有一个博士生点，当然也就还没有一个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有一个教授，对灾害经济学有研究，但教育部只给了这个大学一个“社会保障学”的博士生点，他只能在“社会保障研究”的名义下研究灾害经济学，而且据说社会保障研究也还只在武汉大学有一个博士生点。我想经过今年的洪水，我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总应该对这个学科予以高度重视了吧?

在1979年，中国林学会讨论长江上游的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一位学者何乃维，写了一篇《长江有变成第二条黄河的危险》的文章。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说，长江有可能变成像黄河那样的一条灾河，希望赶快采取有力的措施。中国有句老话：“待河之清，人寿几何。”这是因为黄河的水总是黄的。那时人们的观念，长江是比较清的，所以没有“待江之清，人寿几何”这样的话。可是到建国后的七十年代，人们发现长江带泥沙量非常大。主要的原因是建国以来仍然不重视保护长江上游森林，砍伐得很厉害，因而水土流失严重。长江上游通天河、金沙江流域，海拔高，气候寒冷，幼树要经过一二百年才长大成树。可是树一砍就倒。砍了，长时期内长不起来。越砍长江水越浑。建国以后森林砍伐加快，中国林学会的专家们忧心忡忡，向我反映。我建议他们召开一个会议讨论保护川西森林的问题。1979年7月23日林学会把他们开会讨论的情况告诉我，并带来何乃维的文章希望我给《光明日报》的同志说一下，争取在报上发表。我给马沛文打了电话，结果7月31日何文在《光明日报》上登出来了。于是 8月6日晚我又写了一封信给《光明日报》。这封信加了一个题目《从讨论保护川西森林说起》，在8月 2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后来又收入我写的《关于发展我国农业的问题》和《思考与实践》两本文集之中。不过在1979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中我只说到保护川西森林的问题。在1981年随陈丕显同志考察荆江，加深了我对长江的认识之后，我才全面提出建立灾害经济学的问题。

自1981年5月那次考察后，我对长江就一直放不下心。除了提出灾害经济学外，一直注视着长江汛情。每到汛期我就睡不着觉。就在长江考察的那一年8月，到了长江汛期，我从报上看到宜昌水文站长江洪水的流量很大，超过每秒七万立方公尺。当时我在大连，一连几天天天打电话回北京，探问汛情。那次宜昌流量大大超过1954年。幸而汉水没有同时来洪水，又正好洞庭湖水正处在低水位。所以未酿成更大的灾害。又过了一年，我去了长沙。在湖南，省委为我召集了一次座谈会。两位负责防洪、水利的副省长和水利局的正副局长到会。大家谈得很投机。在会上一位副省长说，不了解长江水患危险的人，在汛期能睡得着；了解的人一到汛期就成天提心吊胆，睡不着觉了。他们还告诉我不久前发生的一个关于某一个大垸子防洪救灾的故事。这个故事对于我很有启发。不过现在我不想马上讲，因为在转述这个故事之前，我必须先介绍有关垸子的一些常识。

“垸”这个字同“院”同音，是指在江边低洼地修筑防水堤，围起来的那一大块土地。现在湖南湖北就有许许多多人在堤内种地过日子。这种垸子在湖北湖南境内都有，而以在湖南最多。这种垸子，在建国前就有，而在建国后，围湖造田又大量增加。四周围起的垸子，水灾不来时，农民可以在它里面种地住家。水灾来了，如果堤一破，垸子里便一片汪洋。这次长江特大洪水的报道中，外地的记者大概没有去拍摄垸子救灾受灾情况，因此大家从电视上看到的都是长江大堤上的镜头。垸子受灾救灾的镜头很少，我没有看到。垸子大小差别很大，大垸子里有上万或几万人，小垸子只有几千人甚至只有上千人。在建国前，垸子经常闹水灾。不过那时老百姓很穷、全部家当没有多少，可是家家户户都有条船。洪水来了，坛坛罐罐搬上了船，人就坐在船上等水退，水退了重建家园。建国后情况有了变化，由于政府采取了措施，小灾能避免，老百姓防灾意识几年过去就逐渐减弱，有了木头不去造船修船，而去打家具了。防洪时政府发些麻绳和钉子，修不成船，也来不及造船，只有逃。同时家家户户的财产多了，有的家甚至买了些家用电器。洪水来了，他们既要活命又要保住辛辛苦苦才得来的财产。这样问题就更大。防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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