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什么说点什么--读[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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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什么说点什么——读《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有感(2007-03-14 23: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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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什么说点什么”，著名的亚里士多德的常用说法，应该用社会语义学而非社会结构学的角度来解答，这是格尔茨的看法。在他看来，巴厘岛斗鸡场中的杀戮更像是把人们想象中的事实作为结论，进而对事实上的斗鸡做出解释，以期符合这个想象的结论。哲学，就是这样在看似矛盾却又自圆其说的轮回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在我看来，“就什么说什么”只是很简单地解释为“听到、看到、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算是为自己的愚钝找个借口。而回头一想，其实两者之间又有何区别？突然间有了哲人的感觉。

哲学难懂，连带着见了一切采用类哲学的表达方式或逻辑结构的东西都感到头皮发麻。记得三年前曾选修过一门“后现代主义研究”的课程，在福柯的精神世界里被搞得晕头转向。末了，别说登堂入室，估计连门在哪里都摸不着。格尔茨的这本文化人类学著作《文化的解释》算是大学四年的第二次尝试。突然发现，这文字是如此灵活，每读一次，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有点茫然，不知读到何时才算有个了结，才算对文章有个真正的感悟。或许是太过于执着这个“唯一”、这个“真相”而忽视了其本身的魅力。“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这或许才是哲学需要的境界。

在《文化的解释》一书的前言中，格尔茨说道，“所有的论文基本上都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实例，来提出一个独特的，别人或许会认为是奇怪的观点来阐明什么是文化，它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应该如何恰当的研究它。”通过对《深》一文的阅读，仅就此问题做一些自己的小小解释：文化是诸多现实文本的集合。而这些文本所内含的本质，不完全是对现实的解读，更多的表现为人所能接受的经验维度内的想象的现实。或者用格尔茨自己的话说，是“人们对自己心理经验的解读，是一个他们讲给自己听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因此，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的精神魔术师，而不是对现实或者所谓现实的反映者。这似乎更倾向于是一个心理需要和事实真相之间互动的认识论问题。

在《深》一文中，格尔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出发，点明了巴厘男人和雄鸡之间的心理认同，赋予了斗鸡更为深刻的意义。对于许多巴厘男人而言，他们“审美地，道德地和超自然地将其（雄鸡）视作人性的直接翻版”。通过这

种动物性的表达，借助赌博这一行为，以公鸡为媒介，巴厘男人间接地，隐喻性地投入一个公开的自我。而这种“公开的自我”与正常情况下巴厘男人面对公开冲突时表现出来的“间接、谨慎、缓和、克制、善于迂回和掩饰”的形象截然不同。巴厘人享受这种不同和情感，每当一次搏斗完结，“情感的废墟被清理干净”。

而从更深的层面来讲，斗鸡之于巴厘男人的意义还不仅在于情感的宣泄和表达，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斗鸡和赌博，尤其是“深层”斗鸡所表达出来的一种地位关系的戏剧化移入。当斗鸡与男人的尊严、声誉、地位相互关联，或者说在意识形态上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斗鸡不仅是斗鸡，“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它是一种理想的或超凡的相当自恋的男性自身的伊索寓言式的表征，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它同样是伊索寓言式的表现所表现的是日常生活场景中由被控制的、缄默的、仪式的但却是所有人深切感知的那些自身的互动所构成的复杂的张力场域。”同样在斗鸡赌博中，金钱与其说是一种实际的或期望的效用尺度，不如说是一种被理解的或被赋予的道德意义的象征。而事实上，在格尔茨看来——或者在巴厘斗鸡内心深处也同样认为——赢得斗鸡带来的所谓地位上升只是“一种审美的外观，一种看起来变动了实际却没有变动的地位跃升的假象。”

斗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占有一席之地，更加著名的还有斗蟋蟀。但在印象中，在对小说的阅读中看到的中国斗鸡者的形象似乎更加的平民化，而非如巴厘斗鸡者那样更多的表现为现实实力的象征。记得很多年前有一部电影《斗鸡》，梁天饰演角色形象很符合主流社会对这群斗鸡者的定义。不知当年的那些斗鸡者在搏斗的公鸡身上是否看到了他们自身，想到了自己的地位和尊严，但在外人眼中，这仅仅是一帮市井无赖，斗鸡对于他们来说，更像是打发闲散时间的工具，是为自己赢得一顿几顿饭钱的玩意儿，自然无需说什么规则、秩序。在巴厘，关于斗鸡的知识和规则作为村庄的整体法律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代代相传。裁判的绝对权威使得充满动物性的战斗激情可以在公民的法律确定性的制约下进行，争斗仅限于两只公鸡之间。而对我们的斗鸡者而言，规则约定的很大作用是为了破坏，“立是为了破，甚至是彻底的毁灭。”不仅仅表现在斗鸡这件事上。满天黄土，成群殴打，趁机抢夺财物……这似乎是很多人能够想象到的关于中国式斗鸡的结局。中国应该没有真正的斗鸡文化，但作为一个文本，也可以反射出关于文化的点点滴滴。

相比斗鸡，斗蟋蟀倒是斗除了

点名堂。斗得家破人亡，斗出了吏治的黑暗，最有名的那个故事就是父亲用儿子化身的蟋蟀换来了荣华富贵。到最终，斗什么已经无关紧要，关键还在于这个“斗”字。斗的目的也迥异于巴厘人的“虚”，而充分展现了中国式的“实”，得到什么，失去什么，算得分毫不差。同样的形式，同样的场景，不同的文化成见形成了不同的“焦点的聚集”，不评判孰优孰劣，只感叹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力量。

斗鸡也好，斗蟋蟀也好，通过这些文化文本，我们逐渐接近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特征或气质。但这仅仅是接近，我们这一部分人接受这些文化文本对社会和自我的认知的解释，但有更多得人还生活在其他重要的文本中。即使在我们这群人中间，我们也必须忍受这些解释的再次分层和争斗。或许文化本身就是“就什么说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