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重大的国际战略机遇期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次重大的国际战略机遇期。中国在这三次机遇面前的表现是不同的，因而给自己造成的后果也各不相同：第一次是有条件抓住却没有觉察而错过，结果开始了全面落后于西方的历史；第二次是强烈意识到了机遇，并进行相当的努力，但终因没有把握关键重点而再次错失，其结果是中国在“千古变局”之下，不但进一步落后于西方，而且还被近邻日本甩到后头；第三次机遇期到来时，中国最初的意识并不清晰，最终可谓把握了一半，仍然没有实现中国复兴的梦想。

第一次机遇期：大航海与郑和下西洋

中国面临第一次战略机遇期可以追溯到公元15世纪末期，其竞争对手是西欧。世界历史学家普遍将1500年当作分界线，以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为标志，世界从此有了相互联系的历史。

15世纪末期时的世界各国，尤其是东亚和西欧，差不多处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大作《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在1500年时，欧洲与亚洲相比，并不具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欧洲的相对弱点比它的力量更为明显。

当时的欧洲资源不算丰富，人口更无法同印度和中国相比；地缘政治上，欧洲大陆北部和西部被冰山和海水包围，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部构成强大威胁；政治制度上，欧洲支离破碎，自罗马帝国以来一直没有统一的国家，法、英、西班牙等国之间争斗不休；在科学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上，当时的欧洲只能算是亚洲文明的学生。

可以说，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都处在相同的水平上。15世纪时的欧洲最多也只能说是像今天一样，是几个最重要的力量中心之一。

转折点发生在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提供了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后，欧洲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活跃时期，创造了“欧洲奇迹”。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在此后的两三百年中，完全改变了人类历史。欧洲第一次领先于东方。

实际上，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表明，中国在明朝时有着比欧洲更强大的航海能力。郑和下西洋是在15世纪初叶，比欧洲大航海更早，航程更远，使用的仪器更先进，出海的船只更大更坚固，使用的人员也更多。可以说，在这次东西方的比赛中，一开始中国具有更好的潜力。

但中国没有能力把这些潜力转化成现实力量。西方的大航海有一个强大的推动力——“一个牟利的欲望和机会、一个使牟利得以实现的社会和体制结构”。经济利益的诉求是源源不断、没有尽头的，这种动力推动大航海运动百折不挠地进行着，同时促发了西方为从新大陆掠夺财富而必须进行的技术革新与军事改造。郑成功收复台湾时，还能以冷兵器加炮船击败荷兰人的火器，但当西欧人卷土重来时，船坚炮利的情况已非昔比。

而中国的航海，则出于向世界显示中国皇帝的权威和富有，所到之处赐与当地人大量的财物，以换取当地人对中国皇帝的“臣服”。缺乏利益生长的航海，无法触动中国社会的根本变革，统治者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发展中国的绝好时机，因而最后以一道圣旨叫停而告

终。

在全球历史展开的关键时刻，中国将力量转向内部，把无穷无尽的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者。

第二次机遇期：中日的洋务运动竞赛

历史过去400年，第二次战略机遇出现在19世纪末期。当时除了追赶欧美西方国家的任务之外，中国还添了一个竞争对手——日本。

当时的中国和日本都已意识到，东方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必须向西方学习。中日差不多同时开始学习西方，历史向中日两国提供的机遇也相差不多。但在这次机遇面前，日本成为惟一搭上西方工业革命快车的幸运者，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就迅速改变了原来大大落后于中国的状况，在与中国的竞争中打败了中国，后又击败俄罗斯，成为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国，也是惟一的非西方大国。

中国也强烈意识到了这次机会，同时以洋务派为中心力量的改革派在发展军事力量方面也付出了很大努力。当时北洋水师的总吨位、铁甲的厚度及装备的大炮，并不比日本海军逊色，结果甲午海战一败，充分说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方式的低效。

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这段中日历史，就中日两国近代化一败一成的结果作了许多分析。一个共识是，日本的洋务派在振兴对外贸易、推进洋务方面，虽然也不是直接以近代国家为目标，但试图参考西方国家制度来进行本国制度改革的动向已经非常明显。相对于中国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洋务派在经历了最初的一段试错后迅速确定了“西学为体”的方向，这成为日本近代化成功的基础。

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一开始就全面革新政治经济制度，而是在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下进行试图调和矛盾的逐步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勉强地扩大仿效西方模式的领域。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1911年清朝廷覆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领域扩大的过程与线索，先是军事领域，其次在经济领域，再扩大到社会和文化领域，最后终于发展到政治领域。

甲午海战的失败对这样一种努力的打击是巨大的，但并不致命，甚至戊戍变法的夭折也不一定注定中国政治领域改革希望的彻底破灭，但历史给予的战略机遇期不会专门为中国而延长，随后的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多次的国内战争与两次世界大战，使中国发展自我的战略机遇期一去不返，直到冷战格局形成。

第三次机遇：中国只把握住一半

二战后美苏两霸的冷战对峙，以及科技革命的第三次浪潮，再次为许多国家提供了重大的战略机遇。对中国来说，这也是第三次战略机遇。与前一次机遇期相似，在战败废墟上需要重建国家的日本，又成为中国的竞争参照。

在被美军占领这一特殊条件下，日本一方面在政治外交上听命于美国，另一方面利用美国与苏联对峙创造的发展空间，借助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提供的机会，及时调整经济结构，

再次赶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快车，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创造了“日本奇迹”。虽然日本还没能成为世界大国，但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而中国只能算是抓住了这次机遇的一半。

中国在冷战时期，也较好地利用了美苏对峙这一重大的机会。中国与苏联结盟，进行了第一个、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步建成了中国的工业体系；中国利用美苏对峙的机会，成功发展了自己的核力量并发射人造卫星；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又与美国改善关系，开始利用美国和西方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来发展中国的力量。到冷战结束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多极化趋势中一支重要的力量。

但之所以说中国只是利用了一半机会，是因为中国对这次机会的利用在前期是不自觉的，选择的方向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却把大量的精力浪费在内乱上，搞自我封闭，也丧失了一半的时机。

第四次国际战略机遇期的到来

虽然中国在前三次战略机遇面前的表现或者令人惋惜、或者令人扼腕、或者不尽令人满意，但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它们提供了诸多的经验与教训。而且通过对前三次国际战略机遇期的观察，可以大致总结出能成为国际战略机遇期的要素，从而为中国判断下一次机遇做准备。

概括地说，一段时间要成为国际战略机遇期，一般包括三个条件：一是较好的和平环境，主要国家之间没有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二是出现能够促发生产力跳跃发展的重大发现与发明，这一点在第一次机遇期中体现为地理大发现与随即开始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在后两次机遇期中体现为第二次科技革命与第三次科技革命；三是世界经济持续发展。

从这三个方面来看，可以说冷战结束到现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第四次战略机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面前，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抓住机会，奋起直追，一是越来越边缘化。而对中国来说，这一次的国际战略机遇甚至比前三次都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