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江姐]问世前后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将小说《红岩》中江姐的事迹搬上了歌剧舞台,这就是歌剧《江姐》。歌剧《江姐》于当年在北京首演至今,经历了5次复排,常演不衰,成为新中国歌剧中的经典。不久前,笔者采访了歌剧《江姐》的几位主创人员,请他们回忆这部优秀作品诞生过程,其中的点点滴滴令人百感交集。 　　从《江姐》问世至今,46年已转瞬而逝,主创人员之一、作曲家金砂已经离世。回忆起当年的创作情形,阎肃、羊鸣、姜春阳这几位老一代曲作家、词作家仍感慨万分,激动不已,有说不完的话,但总起来说就是3个字――“不容易” 。从被全盘否定到享誉全国,其中的艰辛只有他们才能体会。 　　 　　歌剧《江姐》的诞生还需从另一部作品《刘四姐》说起 　　 　　1960年,由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作曲,陈沙导演的独幕歌剧《刘四姐》公演后很受观众的欢迎。1961年,这部作品被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后,他们几个人领到了300元的稿费。上世纪60年代初正值困难时期,这笔钱在当时算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1962年初的一天,他们几人直奔北京王府井东来顺饭庄,庆祝《刘四姐》的出版。在饭桌上,大家不知不觉又聊到了创作。有了《刘四姐》的成功,他们觉得应该再写一部歌剧。讨论正酣时,阎肃说:“我刚看了小说《红岩》,里面有个江姐,让我非常感动,如果能把小说改编成歌剧,排出来肯定是出好戏!”其实,在这之前,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戏已经有了几部,再把它改编成歌剧,观众能接受吗?大家一时顾虑重重。但经过分析,他们认为自己有一定的优势。用阎肃的话说就是,决定创作《江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有生活,因为解放前重庆曾留下了阎肃生长的足迹,他对重庆熟悉,对城市、农村的生活熟悉,对那里的秘密党组织也熟悉,小说中的很多情节他都亲眼见过;二是他们这个创作团队很团结、默契。 　　羊鸣回忆说,为什么有勇气再写歌剧《江姐》?是因为已经有了失败的教训和成功的经验。上世纪50年代,空政文工团曾写过一部名为《牡丹江畔》的三幕歌剧,由于人物形象不够鲜明,戏剧矛盾不突出,唱词和音乐缺乏精雕细琢而宣告失败。之后,创作人员吸取教训,在歌剧《刘四姐》中抓住了要领,情节和人物都很鲜活,取得了成功。羊鸣认为,《牡丹江畔》让大家总结了失败的原因,《刘四姐》探明了歌剧创作的方向,这都为写好《江姐》打下了基础。 　　羊鸣说,江姐的故事也非常适合写歌剧,她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一位知识女性,她的情感表达是丰富的,她的语言可以是诗意的,多样的。阎肃也认为,江姐的个人情感比小说中的其他几位人物要更丰富些,她有丈夫,丈夫牺牲了;她有孩子,却不能和孩子在一起;她知道新中国已经诞生,五星红旗已经升起,可她看不到,仍和战友们在牢房里绣红旗……这些都是她的独特之处,可以说,江姐这个人物天生就适合人们歌之咏之。 　　 　　初稿《江姐》一审被全盘否定,但他们坚信这样感人的故事一定会取得成功 　　 　　意见一致后,几个人立即动手,说干就干。当时,正赶上阎肃去他爱人李文辉的工作地涿州空军某航校探亲,和爱人团聚后,他就躲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里开始了创作。假期结束,他回到北京时,也带回了刚完成的剧本初稿。 　　在剧本里,有小说中江姐原来的那些经历,还加入了许多小说里没有的人物和情节。这些新增加的内容,不仅没有让人感到有随意编撰、强加硬凑之感,反而对烘托主要人物、增加戏剧冲突、丰富舞台表现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后来常有人调侃说:阎肃闭门造车18天写《江姐》。实际上,阎肃并非“闭门造车”,能在18天内完成创作,除了小说中人物的原型外,还得益于前面提到的阎肃当年在重庆的那些经历。 　　为了使作品的内容有感情、更生动、更丰满,几位创作人员又在北京找到了江姐的一些老战友进行采访。这些老战友们讲起江姐的事迹,个个都是声泪俱下。最能打动创作人员的有两个细节:一是江姐看见自己丈夫的人头被挂在城楼上,在悲痛万分的情况下,毅然坚持继续党的秘密工作;二是江姐在牢房里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撕下被面绣红旗。因为不知道五星红旗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就在当中绣了一颗大五星,四周绣了4颗小五星。创作人员还得知,虽然江姐的年纪并不大,但大家都习惯叫她江姐,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她非常细心地照顾、关心同志,同时她又是一位母亲,一个妻子,在这些方面,她都做得很好。还有一个感人的原因就是她在牢里受刑,很多人以为像这样一个年轻女性,肯定受不了酷刑,可是江姐坚持了下来,使很多男同志都佩服不已。 　　当剧本初稿放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办公桌上时,刘亚楼决定将歌剧《江姐》列为空政文工团的重点剧目精心打造。羊鸣、姜春阳有过成功创作歌剧的经验,金砂是四川铜梁人,熟悉四川风情和民间曲调。于是作曲的重任,就落在了他们3人身上。 　　从1962年底开始,他们带着剧本先后到浙江、上海、河北等地进行采风,并不辞辛苦地3次入川,在当地观摩了川剧,访问了戏曲专家、演员等,并把访问的内容录下来、抄下来、学下来。在做完了一系列的功课后,大家抱着满腔的热情,夜以继日地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在音乐上,他们把四川的相关戏曲和曲艺形式融入和汇集到了作品中。可是,当他们兴高采烈地回京向领导汇报时,领导的态度却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文工团负责审查的领导提出,剧本结构和唱腔安排得比较松散,特别是江姐的音乐,形象也不够鲜明,不突出,流于一般化。说是川剧吧,又不全像,说是民歌吧,还有点戏味,生搬硬套的成分太多……总之,领导不满意,听后一个音符都没通过,全部都给“枪毙”了。 　　虽然这一挫折对羊鸣等人打击不小,但他们没有气馁,更不放弃。大家坚信,像江姐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和人物一定会取得成功。于是,他们几个人再次跟着剧团到外地,几乎把江南所有的剧种都看遍了。在剧团,他们白天呆在屋里,晚上看演出,这样持续了很长时间。那段时间,几个人的状态就像海绵一样,见水就吸。他们这种晚上活跃的状态甚至引起了当地保卫部门的关注,怀疑他们在搞特务活动。后来,把情况反映到了北京,才证实了3个人的真实身份。 　　又经过将近一年的挖掘修改和提炼,在系统学习了川剧、婺剧、越剧、杭剧、沪剧、四川扬琴、清音、杭州滩簧等地方戏曲和民间音乐后,再结合江姐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和从容不迫、外柔内刚的个性特点,创作者们终于找到了塑造江姐的音乐之魂。等再次回到北京汇报时,剧本得到了领导的肯定。羊鸣回忆说:“剧本改到最后,连我们院里的大师傅和面时听着都感动了,他们在厨房一边干活儿一边轻声地哼唱着,院子里小孩跳皮筋时也在不时地唱着。这时,我们考虑,可以出成品了,歌剧《江姐》的整部剧就这样出炉了!” 　　 　　刘亚楼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 　　 　　1963年9月,歌剧《江姐》进入试唱排练阶段,刘亚楼特地请来总参谋长罗瑞卿一同观看。第七场中《绣红旗》唱段头4句唱词是:“线儿长,针儿密,含着热泪绣红旗,热泪随着针线走,说不出是悲还是喜……”罗瑞卿吟哦之余,建议把最后一句改成“与其说是悲,不如说是喜”。刘亚楼深表赞同说:个人的一己之悲,终究不如革命大局之喜,两者孰轻孰重,确实可以也应该明朗地说出,这大概更符合以江姐为代表的全体难友的心声。这一修改,使唱词的意境大为增色。从歌词来说,不但押韵上口,而且更显文采,几位编导人员对这一改动赞不绝口。在此之前,某些领导曾主张去掉绣红旗一场,说是悲悲切切的,而阎肃等人却一直坚持保留了下来。历史证明,这是歌剧《江姐》中最感人的一场。

　　《江姐》的剧本写出后,刘亚楼一再强调文章不厌千回改,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剧中插曲《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有段唱词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留赠他人御风寒;蜂儿酿就百花蜜,只愿香甜满人间。”刘亚楼经过反复思考斟酌后,将首句修改为“春蚕到死丝不断”,体现了共产党人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和人格力量。 　　在剧中第六场,叛徒甫志高劝降江姐时有段唱词,最早是这样写的:多少年政治圈里较短长,到头来为谁辛苦为谁忙?看清这武装革命是空流血,才知道共产主义太渺茫。常言道英雄豪杰识时务,何苦再出生入死弄刀枪?倒不如抛开名利锁,逃出是非乡,醉里乾坤大,笑中岁月长,莫管他成者王侯败者寇,再休为他人去做嫁衣裳! 　　对这段唱词,刘少奇、刘志坚、刘亚楼3位领导人先后提出有副作用,应该修改。但阎肃坚持认为这段词写得挺对路的,而且一时确实也想不出可代替的词句,所以迟迟没动。直到有一天,刘亚楼把他叫到自己家里,说:“我们3个人提出的意见,你都不改,难道我们3个姓刘的还抵不过你一个姓阎的?今天我要关你的禁闭!你就在我家里改,改出来我才放你走。” 　　这下阎肃急了,于是他急中生智,仅用了一个多小时,就写出了现在这段词:你如今一叶扁舟过大江,怎敌他风波险恶浪涛狂;你如今身陷牢狱披枷锁,细思量何日才能出铁窗。常言说活着总比死了好,何苦再宁死不屈逞刚强?倒不如,激流猛转舵,悬崖紧勒缰,干戈化玉帛,?委屈求安康,人逢绝路当回首,退后一步道路更宽广! 　　刘亚楼对阎肃的修改表示认可,只对最后两句添了几个字,改为:人逢绝路,回首是常事,退后一步,道路会更宽广! 　　剧中的反面人物沈养斋也有一段劝江姐投降的唱词:我也有妻室儿女、父母家庭,我也曾历尽沧桑,几经飘零,将心比心也悲痛,能不为你凄凉身世抱同情?有道是好花能有几日红,难道你不珍惜自己锦绣前程?你这里空把青春来葬送,又有谁知道你、思念你、把你铭刻在心中?岁月如流,浮生若梦,人世间有几番明月清风?莫将这幸福安乐轻抛却,为一念之差遗恨无穷。──你要三思而行! 　　由于这段唱词写得比较精彩,以至于有些领导提出,让一个反面人物说得这么有人情味合适吗?因为在那个年代的文艺作品中,都习惯性地把敌人描写得凶残、可恶,并且非常笨拙、愚蠢,没有人性。可《江姐》中刻画的几个反派人物还是很生动的,像上面的这段唱词就比较人性化,最后还是保留住了。 　　 　　刘亚楼亲手抓主题歌《红梅赞》的创作 　　 　　歌剧《江姐》中最脍炙人口的唱段当属《红梅赞》和《绣红旗》了。可是,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其实《红梅赞》当初并不是为《江姐》而创作的。阎肃回忆说,初稿中是没有主题歌的。然而,刘亚楼对创作十分关心,他为此题写了:“精雕细作,打造精品”这8个字。那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红梅赞》就是在刘亚楼的要求和指导下创作完成的。 　　刘亚楼留苏期间曾看过不少外国歌剧,对西洋歌剧的套路有一定了解,也懂得一些民族唱法,所以,他在《江姐》排练中提出的意见,经常能说到点子上。有一天,刘亚楼说:人家歌剧都有主题歌,《江姐》也要想办法写一个主题歌加进去。 　　按照刘亚楼的意见,阎肃写了一首名为《长江水歌手》歌曲,歌中唱道:“行船长江上,哪怕风和浪……”写完后自己感到挺满意的,于是报给了刘亚楼。可是,刘亚楼看完后却说,这哪像是表现江姐的啊,江姐是个女同志,一定要写一个适合女同志唱的。 　　于是,阎肃又重写歌词,写了好几遍都未被通过。有一天�饭后,创作组几个人散步时,阎肃突然想起说,上海音乐学院有位教授,让我帮助写个红梅组歌里关于梅花的歌词,我写完了并取名《红梅赞》,离《江姐》怕是远了点,不知能否当主题歌? 阎肃念了一遍歌词,几个人眼前顿时一亮,认为红梅就代表了江姐,象征着傲雪迎霜,铁骨铮铮。稿子立即被送到了刘亚楼那里,刘亚楼要阎肃念来听听,阎肃便抑扬顿挫地吟诵起来: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听完后,刘亚楼一拍桌子:“这个好啊,就是它,定了!” 　　随后,刘亚楼又召集曲作者羊鸣、姜春阳,对他们说:“一部戏,除了精彩生动的剧情,还得要有一两首好歌起兴。写出好的歌词不易,谱成优美的曲子也难,但我们要有信心攻下这个堡垒。我们的《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中有首《十送红军》,就很有特色,找不到和它雷同的,《江姐》这部戏也一定要有观众喜爱的好歌。” 　　羊鸣很自然地想起了在成都听过的四川清音和在杭州听过的丝弦弹唱,婉转动听的旋律、弹拨节奏中迸出的阳刚之气,不就是江姐的灵魂、歌剧中的音乐种子吗?不久,一首优美动听、感情深沉、形象鲜明的《红梅赞》奔泻而出,经过试唱、加工,几个回合下来后,终于定稿。这首英雄赞歌,不仅成为了江姐的化身,也为歌剧《江姐》中的很多唱段提供了音乐动机。熟悉这部歌剧的人都会发现,很多唱段的起始,都与《红梅赞》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回忆起《红梅赞》的创作过程,羊鸣说:“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主题歌,我们先后写了8个不同版本,最后一稿出来,都担心不能被传唱,改了20多遍仍不放心,不知道这样到底行不行。但定稿不久,原空政文工团驻地的大院里,演员唱、孩子唱,男女老少都在唱,这样我们心里才有了底。” 　　歌剧《江姐》排练成功后,首先在空军内部演出,得到一致好评。随后,剧团准备面向社会公演。 　　 　　刘亚楼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宴请《江姐》剧组,他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要谦虚谨慎,重视缺点,发扬光荣,保持荣誉。” 　　 　　经过两年的锤炼,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次公演。 　　大幕徐徐拉开,台下座无虚席,观众的心很快便随着剧情的跌宕起伏而一起跳动。整部戏作词精美,曲调悠扬,演员的表演丝丝入扣,剧情高潮不断。台上泪水涟涟,台下哭声一片,全场演员、观众的情绪完全交融在了一起。 　　太成功了!演出结束时,观众全体起立,雷鸣般的掌声持续不停,场面之热烈,超乎人们的想像。 　　公演的第4天晚上,周恩来和邓颖超既没有通知空军,也没带随行人员,自己花钱买了两张票进了剧院。演出中,周恩来有时在椅子扶手上打拍子,有时点头微笑……虽然没有报道消息,但周恩来观看歌剧《江姐》的“口头新闻”,还是不胫而走,有人说:空军搞出了一台大歌剧,把总理都吸引住了。《江姐》在京公演20多场,场场爆满,反响强烈,各报记者和观众纷纷撰稿赞扬。刘亚楼格外高兴,以空军党委的名义宴请《江姐》剧组,当剧组人员向他敬酒时,刘亚楼却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得向江姐敬酒!他叮嘱大家要戒骄戒躁,重视观众的反映,边演出,边修改。在刘亚楼的指示下,文工团专门登门拜访有关专家,向部队官兵征求意见,而且每次演出散场后,创作和演职人员都连夜整理出收集到的观众意见,然后逐条研究,能改的第二天就改。刘亚楼特别规定,这是以后演出中的一条制度。 　　1964年10月13日晚,毛泽东在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杨尚昆、陆定一、罗瑞卿等陪同下,步入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观看《江姐》演出。帷幕一拉开,毛泽东便被戏中的情景深深吸引住了,他看得很专注,不时鼓掌,开怀大笑。演出结束后,毛泽东登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祝贺演出成功,还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出了。 　　第二天,新华社报道了毛泽东观看《江姐》的消息,《人民日报》还刊登了毛泽东同剧组全体人员合影的照片。据悉,毛泽东一生中只看过两部歌剧,一是在延安看的《白毛女》,第二个就是《江姐》。

　　随后,歌剧《江姐》开始走出北京,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在中华大地掀起一股旋风。《江姐》每到一地,剧院清晨便排起了长龙般的购票队伍,预售票要提前五六天。从1964年11月19日至翌年初,仅在上海就演出了43场,场场爆满,观众达7万多人次。上海还一度流行起了江姐的发式和服装。当时全国很多剧团都同时上演《江姐》,创造了中国戏剧史上的一个奇迹。 　　在《江姐》大获成功之时,刘亚楼语重心长地对编导和演职人员们说:“你们的戏已经演了不少场了,到处受到好评,我赠给你们几句话,算是祝贺吧,‘谦虚谨慎,重视缺点,发扬光荣,保持荣誉。’” 　　 　　毛泽东夸奖阎肃:“你那《江姐》写得很好,小伙子干得不错,我送你一套‘毛选’,你要继续努力” 　　 　　1964年11月的一天晚上,阎肃身穿一件旧棉裤,脚蹬一双老头鞋,去空政文工团大院对面的红旗越剧团看排练《红楼梦》。看完后,他绕过文工团附近正在盖房的工地,踩着一地的浮土,慢悠悠地回到院子里。一进门,他便立刻被两名女演员拉进了一辆车内:“哎呀,找你找得我们好苦!”阎肃一头雾水:“找我干什么呀?”“去中南海!”阎肃一愣:“那得让我换件衣服啊!”“不用了,已经来不及了!” 　　阎肃就这样急匆匆地进了中南海。 　　到中南海后,阎肃这才知道,是毛泽东观看歌剧《江姐》后,认为这出戏排得不错,他想要见见写这部歌剧的年轻人。 　　阎肃随着工作人员走进一个小会客厅时,毛泽东已经在那里了。见到毛泽东,阎肃既激动又紧张,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按说应该行军礼,但又没有穿军装,只好傻呵呵地站在那儿。 　　毛泽东微笑着走了过来,要和阎肃握手。阎肃灵机一动,先向毛泽东鞠了个躬,又赶紧握住了他伸过来的手,弄得毛泽东和在场的人都笑了。 　　毛泽东一边握手一边说:“你那《江姐》写得很好,小伙子干得不错,我送你一套‘毛选’,你要继续努力。”阎肃听不太懂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儿地点头,谦虚地说:“写得不好……写不好……请主席多批评!” 　　毛泽东见阎肃听不太懂他的话,也不再说什么了,他让工作人员取来一套精装的《毛泽东选集》送给了阎肃。阎肃双手接过书后,又一次向毛泽东深深地鞠了一躬…… 　　后来,毛泽东又接见过几次剧组人员,谈了对《江姐》结尾的处理意见。本来的结尾是江姐慷慨就义了,但毛泽东说:“江姐那么好的人,死了多可惜啊,应该把她救出来啊,把沈养斋也要抓住,不要让他跑了嘛。” 　　这可让创作人员犯难了。因为生活中的原型及小说《红岩》中的江姐最后都英勇就义了,难道单单在歌剧舞台上,她被救出渣滓洞活了下来?大家冥思苦想,可一时也没有想出好办法来。 　　一直到了1977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歌剧《江姐》恢复上演,被“救活”之事再度提起。于是,结尾被修改为:江姐在就义之前被游击队员救出,并成功地领导了越狱,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剧本修改后在重庆演出时,当年华蓥山游击队的老战士激动地说:“太感谢你们了!我们当年没能做到的事,你们在舞台上替我们完成了这一心愿……” 　　可是,文工团领导和创作人员心里很不是滋味,一直在打鼓,大家暗想:江姐最后活了,这能行吗? 　　直到1984年,《江姐》首演20年后重新上演,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歌剧《江姐》才又恢复了本来面目。创作人员才算松了一口气,觉得这样才对得起历史。 　　(责任编辑:黄锐锋) 　　 　　链接: 　　江姐其人其事 　　江姐是著名的革命烈士江竹筠的爱称,曾用名江志炜,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1948年,彭咏梧在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任上战死,江竹筠接任其工作。1948年6月14日,江竹筠在万县被捕,被关押于重庆军统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仍坚不吐实,1949年11月14日被敌人杀害并毁尸灭迹;同志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另有同名歌剧、评剧、越剧以及电视连续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