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大山的呼唤
回农场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我发现了这所山村小学和她的老师同学,与他们短短的接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觉得应该为他们呼吁。 2005年2月,我又从美国回到久别的家乡四川西昌,和年迈的父母过春节,本应多陪陪父母,无奈我却身不由己,几乎每天都被同学朋友拉出去,上酒店,进歌厅,话友情,述衷肠,盛情难却的我被亲情、友情、同学之情和久违的春节气氛浓浓地包围着。放眼四周,到处歌舞升平,到处喜气洋洋,我为家乡的飞速发展和同学朋友的美好生活而感到高兴。 几年来只要一有空,我们“多尔贝蒂乡村教育资助计划”的大陆义工徐老师和我总是到乡下走村串户,去看望受这个计划资助的那些农村贫穷孩子和学校。看过这些孩子的困境和学校的简陋后,我在想:还有比这更贫穷的孩子,比这更差的农村学校吗? 2月15日,大年初七,一早起来我就冒出一个念头:想去看看我念中学时劳动过的山村农场,这也是我回国活动的计划之一,但因为怕大过年的没有同学愿意陪我去,我也不想麻烦别人为我开车带路,而我自己一个人是很难成行的,因为那里山高路远,独自难行,因此想放弃了。说来奇怪,那天早晨我想去看农场的念头非常强烈,欲罢不能。可那天又是春节大假的最后一天,同学和朋友们都不想出门。我却跟着感觉,“强行”邀请了我们当年一起在农场劳动过的老师同学。我说:“你们请我下馆子,我请你们爬山减肥。”于是,我们西昌一中初75届/高77届的老师同学,男女一行十五人,买好中午吃的面包等各种小吃和饮料,开车上山踏青,回农场去看望三十年前我们中学时代曾经劳动学习过的地方。 这天风和日丽,出西昌城向东行十公里便进入山区,我们的车开进了记忆深处的泥土小道。刚上通往农场的山间小道不久,四辆小车就有三辆被陷在泥泞中,前挡泥板都遭到了轻重不等的损坏,我们男女众人只好下车抬起车往车轮下垫石头,拆腾了一个多小时才弄出了车。见几位女同学已冷得不行,我们只好在河滩上燃起篝火取暖。后来我们只得留下车子,带上干粮,上山下沟,踩着山谷小河中的石头,沿着当年我们修建的小路向农场进发。小河旁,我们当年修建的小水电站,依然静静地立在那里,但已被废弃了。 说说笑笑中,不经意间我们便来到地处半山坡上的农场,这里已成了彝族村,如今的村民们叫该处为“高中农场”,而不叫当年我们叫的名字:“洼脑农场”,看来村民没有忘记我们。我们穿过村子时,只见许多彝族妇女和汉子抱着孩子在自家门口烤太阳,惊奇地看着我们这队奇怪的人马来到当年的操场上。 农场四周依然山青水秀,可农场早已面目全非,当年的许多建筑,如今只剩两间教室和一个操场,破旧不堪的教室住有人家,操场周围垃圾、牛粪羊粪四处可见,周围增添了不少土墙房子,村里很多人家是从很远的高山上搬迁而来的。 围着我们的孩子 因为路上的折腾,我们都饿了。大家站在操场上,一边激动地辨认着当年的景物,一边迫不及待地拿出面包、开心果、豆腐干、牛肉干和甘蔗。就在大伙有说有笑地吃着东西时,我们忽然发现我们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不知何时,一群彝族小孩和妇女早已静静地把我们团团围住,他们或站或蹲,沉默不语,一双双眼睛紧紧地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我开始注视他们,大大小小约有近二十个孩子围着我们,多数在四五岁以下,有的孩子还身着彝族服装,头戴小斗笠,有的身披小“瓦拉”(一种有穗的彝族披风),看起来很好玩。可有的穿着破烂,一双双大眼睛正看着我们手中的食物和咀嚼的嘴唇。像这样大的孩子正是活蹦乱跳,调皮捣蛋,又喊又闹的时候,可这样一大群孩子居然悄然无声地看着我们,我的心突然感到一种难言的滋味。 我们没再往下吃了,有人建议:要么,我们到一个他们看不到的地方去吃;要么,我们分一点东西给孩子们吃。我们当中那些充满母爱的女同学们给孩子们分面包时,男同学们也用汉语和孩子们打招呼,并递食物给他们,但他们不敢伸手接,有个一岁多的孩子还被吓哭了。我发现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中有很多人还不能讲流利的汉语,会说一点汉语的也夹带着很重的彝族口音。最后,在旁边的彝族大人用彝族话解释翻译下后,他们才伸出小手接过面包。 那天中午我们都只吃了半饱。好在我们带的东西比较多,除了分一部分给孩子们外,每人都还是吃了一些。吃完东西,我们扔掉的矿泉水瓶子、包装袋和包装箱很快就被大点的孩子和大人捡走,无疑拿回家是可派上用场的,因为我也走过困苦的年代,做过同样的事。 很快,我们和孩子们的关系显得融洽多了,看着这群孩子,我自然便想到教育问题,我猜想这里可能不会有学校,那这样多的孩子到哪里去上学呢?我忍不住脱口问旁边的一位小伙子:这里有学校吗?出乎我的预料,他说有。然后转身往背后的山上指去,我往上一看――远处山坡上有几间小土房,这哪像什么学校?不过,我觉得政府能在这山里来建所学校已经不错了,不必太苛求。 我说你们能把老师请来吗?几个八九岁大的大孩子说行,便转身一阵风似地跑了。过了十多分钟孩子们带来一个二十多岁的大姑娘站在我们面前,这就是罗滢老师,大大的眼睛,长长的头发,牛仔裤,蓝上装。我和罗老师打过招呼,作过自我介绍后,就开门见山地说想参观他们的学校。 私立山村小学 上山的路上我和罗老师闲聊起来,知道了学校有三个老师,98名学生,开有四个班。其中一个学前班和一至三年级各一个班。不一会我们到了建在半山上的小学,学校建在山坡上整理出来的一块平地上,首先是一个全泥土的小篮球场,然后有几间土坯房子,迎面的墙壁上歪歪扭扭用白石灰写有“金新小学”四个字,依稀可认。这就是学校吗?我很失望,此时我才突然反应过来,马上追问谁办的这所小学?罗老师答:“我自己。”我明白了,这是一所私人办的学校。 接着罗老师带我参观了教室,有三间像是罗老师家的住房和杂物房改建的,每间约有十平方米大小。室内光线不足,土墙上打了两个椅子面大小的小窗口,透进一些微弱的光。正面墙上打了一块旧层板,上面涂了一些黑漆,权充黑板。里面没有课桌椅,仅有一些旧木板像床板似的铺在里面,我不解地问这有何用?罗老师移开了旧木板,原来这就是“课桌、椅”。他们简单地将许多一掌见宽的粗糙木板铺在四根与教室纵轴平行的树干上,其中两根树干・高,两根低,高的木板作桌子,低的木板作凳子。最后,我看了学前班的教室,情况更遭,房顶是茅草,又小又暗,估计是牛圈或猪圈改建的。这就是他们的教室。目前,学校刚通了电,但无电话,无报纸,与外面联系很少。 看完这些所谓的“教室”,我的心非常难受,望着下面的村庄,我问罗老师:“你们为什么不走出去,或是想点办法改变这种贫穷呢?”罗老
师说:“谈何容易,我们这里几乎与世隔绝,除了山,什么都没有,大家都习惯了这种生活,没有一点新观念和勇气。”我知道,不通过教育把罗老师盼望的新观念和勇气教给孩子们,这个山村的面貌永远不会改变,即使这里出一两个领头的大富翁也无济于事。 我们在罗老师家院坝内坐下,身边站着几个尾随我们上来看热闹的小朋友,我问:“你们是罗老师的学生吗?”他们说是。我说那你们都学了些甚么呢?于是,罗老师随便请了那几个八九岁的小孩,分别为我们表演了节目:有唱歌、跳舞、背诵课文。彝族小朋友的表演活泼大方,真挚可爱,让我们都感到很意外。虽然他们发音不准,衣着不太整洁,可他们却深深地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 最后让我感到更意外的是,有两个小孩为我们背诵英文:“What is your name?Hyname is XXX。”接着,一个指着头发问:“whatiS thiS?”另一个回答:“ThiS iS hair。”他们对答了不少英文。我问他们是在哪里学的?他们说是课堂上。看到眼前的这一切,我真的感动了。这些表演事先都没有准备,一切都是那样自然地发生。城里的孩子也不见得能比他们做得更好。于是,我不得不对眼前这个25岁的罗老师,一个腼腆的彝家姑娘刮目相看。 罗滢老师 我问了罗老师很多问题,从她为什么要开办这所小学,如何运作,以及她目前还没有解决的个人问题等等。罗老师说:她从小在这里长大,因家里贫穷,无力完成学业,仅师范肄业。在外面教书多年,积累了不少教学经验,每次回家都不忍看着村里的孩子每天走很远的山路到外面上小学,有的学龄儿童就因为贫穷交不起学费干脆不上学。两年前,她毅然回来开办了这所小学,并请她的妹妹和弟弟当老师。如今小学开课一年半了,四个班98名小孩就在这简陋的教室里上课。除了村里有几十名孩子来上学,还有外村的小孩。孩子们自带午饭。 我问她如何收费?她说:“大孩子每期缴80元人民币,小孩子缴60元人民币。有的穷只缴半费,有的太穷就不缴了。”我问她缴不起学费的有几人?她说每期都有好几人。这些收费就是孩子们的书本费和他们兄妹三人的工资。其实,他们的父母都在为这所学校免费帮忙打杂。 我问她有教学笔记和档案吗?她马上拿出厚厚的一大叠笔记本给我,我认真抽查翻阅:有校长职责,有教务主任职责,有班主任职责。我问她谁是校长?她笑而不答,最后说没有,马上又说:“就算是我吧。”我又问:“那谁是教务主任呢?”她说:“还没有,不过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会有。”我还发现他们兄妹相互听课的记录,我问你们还相互听课提高教学质量吗?她说是的。 看着这厚厚的一大叠笔记本,我觉得这是下了工夫的,不是敷衍了事的应付之物。我想他们开办这所学校不容易,利已利民,他们为孩子们办了一件大好事。我所看到的,都是让我感到实实在在而不是作秀的东西。 感动之后,我的同学都表示愿尽微薄之力帮助这些孩子和这所学校。大家当即向罗老师表示:由同学小王牵头组成“帮助金新小学联络会”,为他们募集成人和孩子的衣物、玩具,教学用品和图书,并尽快为他们送来。美国的“多尔贝蒂乡村教育资助计划”也将从经费上资助这些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先期的一千元人民币将于三月份到位。 临行前,罗老师为我们放起了《国歌》,那雄壮的《国歌》合着山风,越过青松,在蓝天下,在大山间回响,《国歌》声中,我们所有同行的人、罗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庄严地站在操场上那根粗糙的旗杆下,注目着一面已经很旧的国旗冉冉升起,并摄影留恋。 谢谢山村小学的老师和孩子们,他们让我们渡过了一个美好难忘、很有意义的一天。回去时,我特别请罗老师和我们一道下山进城,以便同我们“多尔贝蒂乡村教育资助计划”的大陆义工徐老师见面,以便安排今后的资助事宜。 晚上回家,我马上提笔给凉山州教育局马布都局长致信一封,反映金新小学的情况。很快,我便回到了美国,并把这所小学的情况告诉了我的朋友们。 大洋这边 三月中旬,凉山州教育局电话告诉家母:马布都局长看了我的信,表示他们一定会认真对待此事,请我这个海外游子放心。 三月下旬,我的同学一行数人再次到该小学,新学期学生又增加到了104名,而且又增设了四年级班。大家将捐助的一百套文具:文具盒、铅笔和作业本等,以及一批衣服交给了小学全体师生。美国“多尔贝蒂乡村教育资助计划”的大陆义工徐老师特别将一千元人民币交给罗老师以资助无力交纳学费的孩子。一位退休的李老先生自费为小学捐订了一份《凉山日报》。 接着,西昌410厂子弟校师生得知金新小学的事情后,全校师生积极行动起来,捐出自己不用的书,他们要为金新小学建立一个小小图书室。 凉山州教育局马布都局长带领市、镇政府领导前往该校考查,如今这里许多人家里都有两三个孩子上学,估计将来会有几百个孩子要上学。徐老师告诉我:马局长在现场肯定这所小学时,说了这样一段朴实而中肯的话:这一百多个孩子如果不读书,他们能干啥?将来跑到城里,就可能成为一百多个小偷,或者是满街乱跑的垃圾娃,所以我们要感谢罗老师办了这所学校让孩子们有书可读,有事可做。 虽说开办这所小学是好事,可是由于这里是盲迁村,不属于正常行政村落,无人管理,也无法管理,许多问题一时很难解决,因为要设立-―所正规的公立小学涉及太多的问题,目前很不现实。但马局长当场表态:将拨款三万元建教室。 近一年来,罗老师几番下山进城找徐老师,徐老师带着她几番去找繁忙的马局长和有关部门。如今正规公立学校经费都紧张,私立学校更属“无妈”的孩子。因政策限制太多,要拨出这三万元也很不容易,马局长准备多方协商,通过不同的渠道设法解决。 我的同学中搞建筑的专门前往金新小学义务评估建教室工程,在安全第一的前提下,请村民义务投工,按成本和最节省的方式计算,建几间教室,至少也得四五万人民币。这一两万人民币的缺口,哪里去找呢? 大洋那边 “多尔贝蒂乡村教育资助计划”的义工们说:“我们一定要想法为孩子们募捐一笔。”为此,义工们进行了特别的专项募捐,呼吁朋友们伸出双手献爱心。 半年多以来,这项工作一直在缓慢进行,而这封我写给马局长的信无意间也成了我们募捐的传单。最初我估计能募到五万美元就不错了,因为我们主要是在朋友中募捐,一则我们周围的朋友不多,二则大家的生活都不是很宽裕,有的甚至还紧张。当我把这封信发给大家后,有捐几十一百的, 多数情况是没有回音。 一天一位朋友来我家,我给了她这封信,第二天我不在家时,她亲自上门送来了三百美元的捐款。晚上我登门感谢,并想劝说他们改
捐一百,这是我第一次到他们租住的公寓,他们与我年龄相仿,没有买房子,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而且大孩子很快就要上大学,这在美国是很花钱的事。我一看就知道这家人和我一样,也是一般的收入。我在客厅坐下和他们一道看电视,令我惊讶的是,电视是一台大约25英寸大小的旧电视,9年前买的电视柜更是陈旧不堪,那腿看似有点斜,仿佛碰一下都要倒掉。在当今的美国,一般居家的客厅里都摆放三十寸左右以上的大彩电,象他们这样简单的摆设很少见。是他们没钱吗?是他们吝啬吗?都不是。是我们这代人从小养成的节约习惯,实用就行了。他们要是用这捐献的三百美元就可以买一台很好的大彩电和一个新电视柜。于是,我下决心一定要请这对夫妇改捐一百美元。他们谢绝了我的请求,并告诉我:“这是给那些孩子,而不是给你的,所以不变。”最后,我只得带着他们热乎乎的爱心告辞了。 一天晚上我有事到一位老大姐家,临走时她问了一下为金新小学募捐的情况,然后马上写了一张支票给我,我接过来谢过大姐,当时晃眼一看好象是一百美元,当我想把支票放进钱包时,才发现这不是一百,而是一千美元!我愣住了,这是我几年来收到的最大的一笔捐款,这在美国不是个小数目。我想是不是写错了,连忙说:“老大姐,这是一千元,太多了,我不能收下,你还是少捐点。”她说:“我青年时在台湾当过小学老师,我了解学校,乡村孩子没教室可怜啊!建教室很花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不变了。”我又说:“你这钱太多,会弄得我今晚睡不好觉,担心将来用不好这笔款,没法向大姐你交待呀。”她说:“爱心是要用具体行动来表现的,别的我帮不上忙,只能写张支票。我相信你和金新小学的罗老师。”在冒雨驱车回家的路上,我的心中增添了一份鼓励,也增添了一份责任。 不久之后,我又接到另一位老大姐的电话,她说:“我们看了你的信,很感动,我知道有的农村还很苦,我要老伴马上上街去复印十份,我们要把信寄给各地孩子们,动员他们为金新小学捐款,我们更要为这些孩子老师们祈祷。”听到这位老大姐的话我很感动,虽然募捐是件不容易的事,但总会遇到一些热情而富有爱心的朋友。 一篇写不完的文章 这是一篇从年初写到年末,写了很久都还没写完的文章,因为总有不少的事情在发生,不断的新消息在传来。今天又是一个星期的早晨,我准备抽空提笔将此文写完。 一年来这所山村小学牵动着多少人的心,从西昌一中初75、高77届的同学会为他们送衣物文具,到西昌410厂子弟校师生为他们捐送图书;从一位年近八十的普通老人为他们捐订报纸,到香港友人开始关注他们;从我们的义工徐老师不停地为他们奔波,到州市镇以及各级教育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多次上山到学校考查。大洋两岸,爱心相连,大家都有着一个共同心愿:为了孩子们! 2005年11月10日,凉山州教育局马布都局长带领州市镇各级分管教育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再次到金新小学,将三万元人民币的教室建设费亲手交到罗老师手中。11月30日,美国“多尔贝蒂乡村教育资助计划”终于把两千美元募捐寄给我们的大陆义工徐老师,并请他将这笔捐款转交罗老师。罗老师讲:今年冬季,学校教室修建就要开工,届时将请村民们义务投工,大家有力出力,人人都来献上一份爱心。 秋去冬来,天气渐渐寒冷,透过窗外飘飘洒洒的小雪,我仿佛看到了明年春天的教室里孩子们的笑脸,听到了里面传出来的朗朗读书声。我依稀看到还有其它一些像金新小学一样“无妈”的孩子,在风雪中等待着我们的帮助。今天的人们在捐助贫困生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捐助的“不平衡”性,比如一些高考成功的贫困生比较容易得到社会的捐赠,筹集到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甚至绰绰有余。然而,很多农村中的贫困生却少有媒体报道、关注他们,也无人去帮助他们,其实他们更需要社会的帮助。 锦上添花固然好,但雪中送炭更重要! 如今金新小学已有130个学生,他们需要更完备的教室和课桌椅,而眼下的这点捐款还捉襟见肘。 我想再次呼吁:我们西昌一中老一代的老师和同学们,请经常回去看看我们曾经劳动学习过的农场吧。她虽早已不属于我们了,但她却深深地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让我们再去看看那里的山,那里的水和那片天空,让我们帮帮那里的孩子,好让他们长大后有能力去建设一个更新更美的家乡。这不就是我们当年的愿望吗? 我也想请所有的朋友和工商企业界人士都来关心这所山村小学,伸出我的手,伸出你的手,伸出我们大家的手,有钱捐钱,有力出力,有衣服捐衣服,有图书捐图书……让我们给他们一点点爱心吧,给孩子们一间简单的教室,几张简单的课桌椅,让他们冬能避寒,夏能遮雨,安心读书…… 爱,永无止息 就在我准备寄出此文时,昨天收到徐老师从西昌寄来的三大包信,里面是今年我们资助乡村孩子的返回资料,看到孩子们的来信和一些家长在信中附上的几句话,感触颇多。孩子们除了向资助人汇报学习成绩外,都在表示衷心地感激,一位家长给一位资助人写道:“张大哥:虽然非亲非故,您比亲人还亲,感谢您雪中送炭。远隔重洋,深深地祝您一生平安!” 其实完全不必感谢我们。“多尔贝蒂乡村教育资助计划”的义工们说:“真的,不用谢我们,因为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过程中,都不知接受过多少家人和外人的帮助,我们能为孩子们做一点点力所能及的事是应该的,这权当算作是对过去资助过我们的人的一种感谢和回报。我们只希望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当他们有能力时,也能去帮助别人,那就是对我们的最好感谢和回报。‘让这种爱在我们手中传递下去,’永不止息!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看到生活的希望和生命的意义!” 当我写到这里,我五岁的小女儿正好跟着她妈妈高高兴兴地从教堂回来,手里还拿着一盘老师刚发的圣诞儿歌碟子,她人小手快,迫不及待地马上放了起来。美妙的圣诞歌曲一支接着一支在家中响起,“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平安夜,圣诞夜,万暗中,光华时,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多少天真,静享天赐安宁……”我放下笔,听着歌声,抬头看窗外,绿草白雪上,邻居家的圣诞彩灯还在阳光下闪烁,绿色的圣诞花环,大红的圣诞彩带和圣诞拐杖夺目耀眼,几支小松鼠也正在草坪上为圣诞的到来而欢跳。 看着我的小女儿随歌起舞,我忍不住走过去抱起她,一同舞蹈。她那银铃一般甜美天真的笑声让我觉得幸福无比。同样都是父母生的孩子,同在一片蓝天下,我盼望着金新小学和所有“无妈”的小学有一天都能成为有妈的孩子,我盼望着每一个学龄儿童都能坐在教室里,无忧无虑地读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