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长征途中，抵达贵州遵义时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洛甫(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秦邦宪)，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长征开始后，由于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使得红军连续失利，许多干部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逐渐产生了怀疑和不满，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产生激烈的争论，但正确的主张始终没有被接受，这种不满的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毛泽东审时度势，在行军途中对王稼祥、张闻天及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使他们认识到长征以来，中央所执行的军事路线是错误的，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的支持。通过展开讨论，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为遵义会议的胜利会召开创造了有利条件。 　　遵义会议是在长征途中召开的，因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开会只是利用少有的休息机会，所以会上没有形成正式决议。会后，张闻天按照会议安排，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此决议是我们了解遵义会议内容的重要文件。 　　 　　两件珍贵文献解读遵义会议 　　 　　中央档案馆一、二战时期的文件中珍藏着两份版式相同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油印件，其中一件略有破损，技术人员已对其进行了修复裱糊，另一件保存完好。文件上标有“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字样，但根据历史情况，此文件所注“1月8日”的通过时间应该是错误的，因为遵义会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而张闻天起草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是在1935年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扎西会议上正式讨论通过的，因此该文通过时间应该为2月8日。 　　《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通过后，中共中央最早于1935年2月16日油印印发了该决议。中央在1935年8月4日至6日召开的沙窝会议上决定：“遵义会议决议、五中全会的决议应在四方面军中党的支部讨论。”因此根据该决定又重印了遵义会议决议。1983年10月22日，殷子贤同志曾带着中央档案馆所藏的这件文件走访了李质忠同志，他看过后，认定这件文件是由刘自升刻印的，他说：“我对刘自升很熟悉，他的字是伸胳膊伸腿的，他在1935年8月20日过草地时牺牲了”因此最终断定该油印件不晚于1935年8月20日。 　　该决议共分14段，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即军事战略问题和抗日反蒋统一战线问题。因处于长征途中，军事战略问题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决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领导。要求红军迅速完成从阵地战到运动战的转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为创建新的根据地而斗争。 　　中央档案馆还珍藏着一件遵义会议重要手迹档案：《(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该手稿没有署名和成文时间，后经确认是陈云的手迹，成文时间应为1935年。该手稿原保存于莫斯科，1957年1月中共中央秘书局将其接收回国。手稿记录于竹料机制纸上，纸张大小为20.95cm×14.7cm，共计8页，每页约600字，右上角编有从21页至28页的起止页码。手稿所记纸张上嵌有绿色隐形横线，但手稿字迹为竖排书写，纸张一侧边缘有锯齿，由此推测应该是从一个笔记本上撕扯下来的。手稿每页左侧打有两洞，有些页上的字迹已被订眼损坏，可能是其后为装订保存而打的。该文件详细介绍了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经过以及会议作出的决议，也是我们了解遵义会议非常重要的珍贵文献。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遵义会议以前，党内“左倾”错误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面对国民党的进攻，不能组织有力的反击，造成了红军的巨大损失。 　　 　　为革命注入新的生命力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中央领导的指挥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1935年1月29日，红军开始了“四渡赤水”战役，毛泽东在总结土城战斗失利时认为，应该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力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挥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运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遵义战役，先后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队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接着，蒋介石重新调整部署，在打鼓新场部署1个师的兵力，在分析了敌情后，大家都认为要打，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认为不能打，不能硬碰，应该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周恩来回忆说：“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随即中革军委给各军团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命令》的电报，避免了一次将要发生的重大损失。 　　“四渡赤水”充分显示出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重获新的生命和活力，它是毛泽东军事指挥中的“得意之笔”。这些鲜活的实例，也充分印证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遵义会议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前，中共的重要会议和重大决策，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参与或指导下进行的。而遵义会议则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因此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