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后新闻人的"人之初"

　　明年我就大学毕业30周年了，换句话说，明年我就工作30年了。一直觉得“资深美女”是个“褒贬词”（表面褒实际贬），现在突然觉得“资深媒体人”也不咋的。《青年记者》这个“年轻时”的题目让我从工作中抬起头来回望从前，从前的人和事一帧一帧地回放。伴随着慢镜头，木心的《从前慢》如同解说词般在同步响起：“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将此诗篡改一个字为“一生只够爱一个职业”，就是我至今的工作写照。 　　可不，毕业至今，我就干新闻这一行，而且都是在报社，在余下的十年职业生涯中，估计也改不了行。从前，是回不去了；往后，还是干新闻。烦不烦啊？ 　　还没当记者就写了个失实新闻 　　1984年下半年，我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四年级学生来到湖北日报实习。复旦大学新闻系很重视对学生的实践锻炼，那时，正式实习两次，分别在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和大学四年级上学期。我这次到报社之后又二次分配到湖北日报荆沙记者站，带我的是湖北省劳模、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沈立农站长。当时，沈立农老师正好要参加一个全省的重大报道，走之前，他将我托付给沙市日报社社长邱声鸣。沈老师和邱社长是好朋友，他们“焦不离孟、孟不离焦”，被人称为沙市的“沈邱”。 　　自此之后的半年时间，沈老师和邱社长就一直带着我实习，真正带我的还是邱社长，他手把手教我写新闻，写的稿件大都在沙市日报上刊登，对于一个还未毕业的学生来说，还是挺有成就感的。 　　有一天，沙市机床厂获得全国金奖，邱社长让我独自一人去采写，第二天《沙市机床厂名利双收》的稿件就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引起了很大轰动。但稿件引起轰动不是因为稿子写得好，也不是因为发在头版，而是因为其中的一句话――“获奖的奖金给研究人员增加一级工资”。该厂的研发人员先是打电话，后又直接来到报社投诉，说稿件失实，没有“增加一级工资”，他们觉得冤枉。 　　报社很重视，专人接待，社长亲自调查。我哪里见过这阵势，吓得半死。邱社长调查后明白了，原来，获奖人员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很高兴，他们说奖金不少，如果全部发下来，就相当于增加了一级工资。我那时候还是个学生，也不知道一级工资是个什么概念，他们这么高兴，我就写他们高兴的事呗，只是丢掉了一个关键词――“相当于”。 　　最后，邱社长在报纸上刊登了一个更正：“获奖的奖金相当于给研究人员增加一级工资”，此事才算了结。 　　还未正式工作，就写了个失实新闻，这是天大的事，我很懊丧。邱社长却安慰我，吃一堑长一智。他没有疾言厉色，很温和，而且是带着微笑在告诫我。 　　邱社长对我特别好，我在沙市实习，没有住的地方，他就让我住在他的办公室，而且一住就是半年。我走的时候，他还送我一件名牌产品沙市床单，那是我活了19年来见过的最好的床单。在他的带领下，我实习期间写出了一篇报告文学，在《新闻战线》发表了一篇关于徐铸成的专访，还写了几篇言论见报。他对我说：“毕业之后就来沙市日报工作吧。” 　　邱社长是真正的新闻人，对报纸的爱来自骨子里，后来曾出任荆州日报社的总编辑。1995年退休后，他深感还没过足“新闻瘾”，过去行政工作多，现在放下来了正好写写新闻，几年间，他在《江汉工人报》开设专栏《百姓故事》，发表作品100多篇，都是他在工厂、学校、街道一条条“跑出来”的。年过古稀时，他蹬着自行车采访，回到家里坐到电脑旁写稿，花了十多年时间，终于付梓出版了人物传记作品《艺术大师的苦乐人生》，书里的人物都是荆州本土或者与荆州有一定渊源的文化名人和专家学者。 　　两年前，沈立农老师因病辞世。邱社长写了一篇感人的怀念长文，结尾时说：“立农兄，我的一生有你这样的挚友，足矣！你一路走好。过些年，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还是一起办报！”睹此文，我双眼垂泪。邱社长今年80岁，我祖父活了100岁。和我祖父比起来，邱社长还是个小伙子。互联网无处不在，据说天堂里也有。邱社长，天堂办报的事，不急哈！ 　　一句话让我如沐春风 　　第二年，也就是1985年，我毕业分在了湖北日报。湖北人――实习在湖北日报――分配到湖北日报工作，这个逻辑与现实路径非常吻合。 　　雷刚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学生，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他早我三年半到湖北日报工作，现在是湖北广播电视台总编辑。我在沙市实习时，他陪同著名报人徐铸成访问沙市，就是借助这个机会，邱社长让我和时任记者科副科长的周泽新一起采访写作了后来在《新闻战线》刊登的专访。 　　上班不久的一天，雷刚学兄就带我去采访一家企业。彼时的中国，报业如红日初升，其道大光。这家企业很重视省报的报道，几位领导陪同汇报材料，走访现场。回来之后，雷刚学兄就让我执笔来写这篇稿件。初入职场，新做记者，正是身份和心态从学生转换到记者之时，属于生瓜蛋子愣头青，很多东西不知深浅，少有顾虑。那个时候，科技还很新鲜，人们趋之若鹜，我写稿时，就从科技的角度集中着墨。雷刚学兄看完之后，真心地肯定我说：“很多初学写稿的人，胡子眉毛一把抓，写了一大堆，不知所云。你知道写稿要从一个角度来开拓，这点很不错。” 　　时间过了快30年，雷刚学兄的话依然让我如沐春风。 　　人人都找县长，那不乱了套 　　因为个人的原因，在1992年那个春天到来的前一年，我离开湖北日报，进入复刊的深圳商报。于是，有时和人开玩笑便说，我不是沿着小平的足迹，而是小平沿着我的足迹来到了深圳。从武昌到深圳，小平南巡走的就是这条路。这话丝毫没有对小平的不敬，而是对人生之路的无奈开解。 　　那时单位对人的管制非常严格，固定的单位固定的职业固化的身份，换个单位属于大新闻。收到深圳的商调函后，我赶紧找有关部门和负责同志，却发现这个调动好难。茫然无绪中，我想到一位能解决问题的高层领导，于是，拿着商调函，敲开了他的门。领导问明来意，摘掉眼镜，往后靠到椅背上，双手交叉在肚子上，开口说道：“要调走啊？这个事情，你不要找我。我给你打个比方，如果你在基层工作，一个县有几十上百万人，人人都找县长，那不乱了套？”（自此之后，我就彻底断了当县长的念头）。无奈之下，我抱着最后的希望，敲开了当时湖北日报总编辑卢吉安的家门。他仔细听我讲完全部的经过和想法后说，党委会已经决定你担任黄冈记者站副站长，你还是报社第三梯队，走了可惜。我没有说话。沉默良久，他说，既然你去意已决，我明天就去找各位党委成员做工作。 　　没有卢老的侠义心肠和亲自出马，就没有我的深圳生涯。 　　很多湖北日报的同事和老师真心挽留我。后任湖北日报总编辑的宋汉炎，当时是我们记者部的副主任，知道我要走了，他说：“这件事我定不了，如果我能定，坚决不让你走。”他手把手地教我写稿，在我们采写黄冈大洪水的稿件时，我曾半夜里翻宾馆院墙给他买酒。他知道我要去的是深圳，就专门给他的同学、《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作者、后任深圳特区报总编辑、《香港商报》总编辑的陈锡添写信推荐我。他说，如果商报不要你，你去找我的同学去特区报。这封信一直没有派上用场，后来每每和陈锡添老总说起此事，他都要指着我笑着说：“你‘贪污’我的信件。” 　　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所谓的“60后”，年轻时不叛逆，年纪大了守规矩，到老了也不出格。我们坚信苦难和贫穷都是暂时的，有人相欺必有人相助。我们明白，这一生有很多的人感谢不了。我们更懂得，最好的感谢，就是用前辈先贤提携我们的方式来对待后辈才俊。这样的薪火相传，会让冷暖人情化为醉人的醇酒，酿成清香四溢的两个字：感恩！ 　　干新闻的惟一好处就是能接触到许多比自己优秀的人，因为这个，我不怕从前的日色慢，也不烦现在的时光快，更不惧迟迟的来日和茫然。 　　最后回答开头的提问：一直干新闻，烦不烦啊？答曰：这还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