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精神讨论十年祭--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演讲

作者： 王晓明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健忘的时代，很多事情迅速地过去，也迅速地被忘记。但是，我今天所以在这里重谈“人文精神”大讨论，更是因为，我觉得十年前发生的人文精神的讨论，并不仅仅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它其实依然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并不是说这个讨论一直延续到了现在，而是说这个讨论所针对的那些问题，在这个十年里，非但没有消失，我甚至觉得它们还日长夜大，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越来越重要。正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今天我还可以再来谈这个问题，尽管在题目上用了“祭”这样一个非常庄严的词（这是夏中义先生出的题目）。

我先简单说一下十年前“人文精神”讨论的基本情况。

人文精神讨论大致是发生在1993-1995年间，持续了大约两年。最先是1993年的夏天，出现在《上海文学》上，然后是从1994年的春天开始，在北京的《读书》杂志上陆续登载了6篇对话，参加这一组对话的，主要是上海的一些人文学者，当然也还有其他城市（譬如南京）的一些学者参加。有意思的是，当时讨论的时候，不少参加者(我也是其一)并没有想到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这个讨论很快就变成为一个“媒体事件”，不但国内的报刊广泛地报道，国外有些报纸（例如日本）也作了反应。在持续两年的过程里面，不断有学者加入这个讨论，仅我个人看到的文章就超过了一百篇，许多报刊，如《光明日报》、《文汇报》还开辟了专栏，所以才会有这么多文章发表。到1995年，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好像是1995年11月，在《中华读书报》就有一个很大的标题：“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这些经济学家中，有基本赞成的，有分析的，也有批评的，各种各样的声音。1996年的时候，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两本《人文精神讨论文选》，到这个时候，这个讨论基本接近尾声，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就在这两年中，“人文精神”逐渐成为一个流行词，记得当时有人告诉我，说陕西路靠近淮海路上的一家商店开张，商店经理照例要说一些套话，其中居然也有“发扬人文精神”这样的话。人文精神竟成为这样一个套话，可见当时的流行之广了。

这么大影响的一个讨论，却不是由任何一个政府机构，也不是任何一个大学、研究所、或别的什么机构来组织的，它完全是一些人文学者的自发的讨论，而竟有这么大的影响，现在看来，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可能还是第一次吧。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影响？这要说到1989-1992年的那一段历史了，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和世界上都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其中一个是1989年的“六四”风波，然后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1989年的6月4日，也正是波兰的大选之日，这个大选把波兰的统一工人党政权选下了台，而这正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改变政治颜色的第一个国家。最后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重新开始“市场经济改革”。这一连串事件，从1989到1992，在整个中国当代历史上划出了一道非常明显的界限。同样，它也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中划出了一条非常清楚的界限。

在这之前，差不多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学术界（人文学术界），绝大多数人都相信，存在着一个历史不断进步的规律，而这个规律在当时中国社会的体现，就是现代化。从1970年代晚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到1987年震动全国的电视系列剧《河殇》——这个电视系列片的基本主题就是：中国应该抛弃以大陆为中心的“黄色文明”，走向蓝色的海洋文明，也就是说，中国应该走西方的道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包括大部分自然科学学者）一直是在为现代化摇旗呐喊的，因为大家都认定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可是，经过了“六四”风波，又经过了国际、国内那段时间的其他重大的历史事件的震荡，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里面，在知识分子圈中，1980年代的那种乐观和自信迅速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困惑。

如果简单地讲，这个困惑就是，知识分子发现，对中国也好，对整个世界也好，包括对知识分子自己也好，原来的种种确信其实都是幻觉，原来自己对现实和历史根本不了解！这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1992年新的一轮“市场经济改革”重新启动，社会开始发生进一步的改变，这个变化非常之大：一方面是经济生活领域一些状况的明显改变，同时也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随着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的巨大变革，新的阶级产生了，其中第一个就是暴富阶层（后来也被称为“新富人”），同时也产生了新的失业阶层。这是从经济领域方面来讲。然后在文化等其他领域，如教育、出版，等等，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这一切都使当时的知识分子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样理解和解释这个变动的现实。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知识界大分化了，相当多的人走入颓唐，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一部分人出国，当然也还有一部分人继续留在人文学术研究领域里面。但是，人留在这里，心里却非常困惑，记得1993年年初吧，上海的文汇报开了一个座谈会，很多人激烈批评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一位研究思想史的学者却在旁边笑道：你们这些人，当初要现代化，鼓吹现代化如何如何好，现在现代化真的来了，你们又不满意了。当时他含笑的面容，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可是，当时的困惑却是：这个就是现代化吗？如果这就是现代化，那么，就因为它是现代化，我就得举双手赞成吗？换句话说，我们判断事情、思维的一些前提，是不是有问题呢？

社会的巨大变动，和与这个变动联系在一起的知识界的非常深的困惑和怀疑，这就是当时人文精神讨论的基本的社会和思想背景。

简单介绍一下当时讨论的基本观点。这里要先做一个说明（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作过这样的说明，但这次还是要重复一下）：当时无论是在上海、在北京，还是在郑州、在广州、在南京、在西安，都有相当多的人在进行类似的讨论。这些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牵涉到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做这些讨论的人彼此有许多并不认识，甚至也彼此不知道，后来“人文精神”讨论公开化以后，大家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同时在做类似的思考。就是在上海，一些后来参加公开讨论的人（例如张汝伦和我），当初彼此也不认识，是在讨论当中才渐渐相熟的。所以，它本来其实是一个分散的、大量的、私下的讨论。我记得当时在华东师大，中文系的一些研究生经常通宵达旦地讨论，半夜肚子饿了就啃方便面，困了就睡觉，中午起来再接着讨论，当时就是这样一个热烈的气氛。但是，如此广泛的讨论，这么多意见，是不可能都形成文字、公开发表的，最后公开表达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即使是在《读书》杂志发表的对话，根据记录整理出的文字初稿也往往多达数万字，最后一律删成8千字，所以，其实有更多的问题、大量的话题还没有充分展开。因此，我这里归纳的主要是在上海文学和读书杂志上发表的那两组讨论中的观点。

它们主要有这么几条：

第一，是一个基本判断：当时中国的文化状况非常糟糕，可以说时处在严重的危机当中。

第二，作为这个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况普遍不良，这包括人格的萎缩、批判精神的消失，艺术乃至生活趣味的粗劣，思维方式的简单和机械，文学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匮乏，等等，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精神状况很差。

第三，为什么精神状况这么差？从知识分子（文化人）自身的一面看，主要问题就是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也就是说在基本的价值观念方面两手空空，自己没有基本的确信，因为没有基本的确信，所以你的精神立场是东倒西歪的。这里又要说明一下，当时如此强调知识分子的主观因素，绝非认为外部因素不重要，只要不是白痴，生活在当时中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外部因素的严重，只不过限于种种原因——这本身亦说明了外部因素的严重——不能畅快谈论而已。

第四，这种精神状况的恶化，绝不仅仅是以知识分子本身的原因所能解释的，它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也不仅仅是在15年的改革当中才发生的，它其实是与中国整个现代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的。

第五，正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真正走出这种恶化的状态，绝不是一个短时期内可以做到的，它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持续的努力。

第六，既然是这样的长期的努力，作为开端，当时公开发表上述意见的这些人就特别愿意来提倡一种精神，一种关怀人在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在自己内心培植和发展价值追求，并且努力在生活中实践这个追求的精神。他们用一个词来概括这种精神，就是“人文精神”。

第七，这样，“人文精神”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一个不断生长的、日益丰富的过程，而且这是通过个人来展开的：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努力，通过个人的差异，来发展对精神价值的追求。也就是说，这种人文精神的追求是每一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来做的，甚至靠这些“不同”所形成的丰富性，来推动的。

这大致就是当时人文精神讨论发起人的最初的看法。这些意见发表后，立刻引起热烈的反应。

其中一些是尖锐的批评。批评的意见大概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可以说是政治性的批评：你们这些人如此集中地提倡一种精神的倾向，并且根据这种精神倾向激烈地批评各种社会现象，这是妨碍了文化的多元化的原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专制主义，甚至还有人说，这是一种文化的“恐怖”。还有人进一步分析，这种提倡会导致一种不适当的道德的强制，从而在客观上为过去、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套神话的复活提供帮助。另外还有人认为，中国现在开始进入消费时代，进入后现代社会，各个方面都在转型，这个时候提倡对生存意义的关注，强调知识分子的批判作用，是犯了一种启蒙的毛病， 是一种过时的文化冒险主义。更有人说，你们这样做实际上是发泄对改革、对现实的不满，企图否定现实。这都是政治性很强的批评。第二种批评意见是比较学理化的，认为人文精神的讨论不错，但是讨论的题目太大，那么大一个题目，太抽象，什么是人文精神说不清，而且把许多问题都放在人文精神这个题目下来谈，缺乏对具体的、制度方面问题的思考，应该把制度问题和人文精神问题结合在一起谈。我个人觉得这是富有远见的、建设性的批评。

当时，对这些批评（尤其是带有政治性的那些批评）的反应也很激烈，双方是唇枪舌剑、剑拔弩张。当然，更多的人是理解这个讨论的意义，在这个前提下把自己不同的理解放进去，这样的意见是大多数，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我这里就不多谈了。

十年过去了，今天回过头来看，为什么说这场讨论在今天依然存在，依然有意义？

总的来说，虽然这次讨论影响的范围很大，但讨论的水平并不高。原因有两个：第一，从自身来看，当时发起这个讨论的人，和参加这个讨论的人（包括我自己），对很多事情想得都还不是很清楚，是随着两年的讨论逐渐深入，很多问题才慢慢想明白的。自己都没有想清楚，讨论就很难往深处讲。第二个原因，就是有很多非学术的因素影响这个讨论，当时有很多的意气用事，很多的借题发挥…… 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把一个问题讨论好，确实也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后来的有些讨论变质了：不是仔细去听对方的看法，而是一味要在论战当中压过对方，这样的风气一起，特别是一些人身攻击的发生，确实都暴露了当时的思想和文化条件的恶劣。

不过，虽然“人文精神”讨论在整体上不够深入，它在客观上却成为当代社会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

这个标志至少体现在这样两个意义上。第一，这场讨论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社会剧烈动荡、迷茫、痛苦、困惑的阶段之后，开始慢慢地恢复活力，发出声音的开始。1980年代知识界非常热闹，各种观点很多，讨论很热烈，但从1989年夏天至1992年，几乎没人说话，很沉闷，而“人文精神”的讨论可以说是知识界第一次重新大声说话。正因为是第一次，所以许多人都会加入，因此，客观上就成为一个标志，一个知识界恢复思想活力的标志。第二，这个讨论打破了进入198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只有一个集体的声音的这种不正常的状态。你们观察一下1980年代，所有的人几乎都发出同样的呼声，都是要现代化，而很少有别的声音。如果一个社会的知识分子发出的只是一个声音，那是很不正常的，而这次“人文精神”讨论，你去看，讨论者在思想、在学术、在政治、乃至道德层面上都有非常深刻的差异和分歧，这些差异和分歧都在讨论中清楚地暴露出来。从这次讨论之后，中国的知识界、人文学术界很明显地分出了不同的派别，在很多问题上都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正是在分歧和不同的观点的交锋当中，一个社会真正有活力的思想局面才可能会形成。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精神”讨论正是一个重要的标志。

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讨论凸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十年过去了，这些问题的重要性一点都没有减少。

下面，我简单谈一下其中的两个问题。第一，当“人文精神”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许多人的眼光已经开始转向当代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其实大家的分歧并不在别的地方，而就在对当代现实的判断上面，这是问题的关节点。为什么讨论深入不下去？就是因为讨论者对现实本身缺乏深入的认识，不了解，基本上是凭着印象在那里说，而如果讨论要深入，你就必须要有更深入的了解，需要研究。所以，“人文精神”讨论的一大结果，就是促使知识分子将注意力转向对当代中国社会真实状态的研究。

一旦视线转移到中国社会的现实，一个不约而同的感觉就出来了：那些我们用惯了的、主要是在1980年代获得的概念，特别是那些两两对立的概念，什么传统与现代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啊，虽然不能说就完全无效了，但确实是不同程度地都丧失了大部分有效性，不能再靠这些概念来解释社会、解释现实。一旦看清了这一点，更大的问题就产生了。简单地说，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什么样一个时代? 它既不是我们过去熟悉的那种“社会主义”，也不是现在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的“资本主义”，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我们正在过着的，究竟是怎样的生活呢？当“人文精神”讨论刚刚开始的时候，即使是一些抱着同情的理解的人，也觉得这些不是问题：你们这是杞人忧天，并不是说你们批评的那些事情不存在，它们确实存在，单这些都是“前进中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只要国家现代化了，譬如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了2000或者多少美元，这些问题都会比较容易地解决。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其实对现实是不疑惑的，他认为这就是现代化，只要这么走下去，到了一定阶段，那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这样的确信是越来越难以继续了，现实不断地将知识分子逼到这一类问题面前：这个现实是究竟怎样的？用那一套现代化的理论，还能有效地解释社会吗？说实话，这样的问题不搞清楚了，其他一切都谈不上。

一方面，是越来越觉得应该重新研究社会现实，可另一方面，又越来越清楚地发现，要作这样的研究还真不容易。你看看我们今天的大学，今天的学术界，譬如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大致是分成两块，一块是所谓纯学术，理论、考据，有不少有价值的研究，但也有大量重复劳动，远离现实，甚至是学术垃圾。另一块呢，是所谓紧贴现实、注重应用、围着就业和人力市场转的，市场今天需要什么人才，我就给你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一切都以适应社会为目标。而那种以分析的、甚至是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来面向社会现实的研究和学科，在今天这样的大学和学术格局里，很难立足。

这就是困难之所在了。一个知识分子也好，一个人文或社会科学的学术工作者也好，他要批判地分析和认识这个社会，当然首先是靠自己的精神倾向和生活经验，他不但有深厚的人文情怀，有敏锐的洞察力，更有大量的活生生的具体的经验，将他和公众的遭遇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这一点在今天已经成为问题，譬如在现在的上海，人的衣食住行越来越分开，不同阶层的人进不同的商店，住不同的小区，乘不同的车子，住不同的旅店……，特别是中等阶层（学者大多属于其中）的人，似乎总是与其他的中等阶层的人士生活在一起，生活经验越来越狭隘，缺少与社会下层的血肉联系。一个这样的在精神上越来越狭隘的人，他很自然就会逐渐远离那些尖锐的社会和时代问题。但我在这里要特别的是，即便没有上面这样的问题，知识分子或学者要深入认识社会，还是会有很大的困难。他需要获得充分的信息，要依靠学术体制所提供的多样的研究和交流渠道，包括需要时间、人力和经费上的种种支持。可是，我们现在在这些方面的条件还很差，特别是当代社会研究，信息渠道不通畅，研究的途径非常少，其他方面的条件也不好，更不要说那些更内在的问题了。

总之，研究当代中国社会，我个人认为这是摆在中国知识界或人文和社会科学界面前的一个最重要的任务。我们今天的人文学术的最大的动力或者活力，就是来自于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回答。在这一方面，现成的所有的西方理论都只有参考的价值，我们必须通过我们自己的深入的研究，一步一步地创造新的合适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理论，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而且，这也是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能够为整个人类思想增加新的东西的最具可能性的一个途径。因为，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我们中国人在问，地球上大家都在问。今天的中国的事情已经与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紧密相连，中国又是这么一个大国，中国的知识和学术界就有这个责任，应该为整个人类思想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果我们在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上能有突破，那么，对其他地方的思想和学术活动，一定会有正面的影响和贡献。

越是想到这一些，就越觉得我们的研究太不够了。从“人文精神”讨论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当代社会研究的进展还是很有限。1990年代末的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论争，既然还是和“人文精神”讨论差不多，明明分歧的关键点是在对社会的判断不同，但因为缺乏对社会的实际研究的充分支持，最后变成了理论的分歧，什么我是自由主义、你是新左派，甚至又降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真是毫无意义。大家知道，在今天的中国，一个新的阶级正在快速地崛起，它已经掌握了非常多的经济的资源，正在染指更多的政治和文化资源。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新的阶层已经和正在对中国的未来，发生越来越大的举足轻重的影响。可是，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对这样一个阶层的命名。我们曾经用“新富人”这个词来称呼它，但这个词还是太笼统，并不能说明问题。它已经影响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我们却没有一个恰当的词可以形容它，从这里，这的确可以看到人文学术界的迟钝和滞后。社会的大船正在急转弯，摇晃得很厉害，每个人都在这个船上，可是我们对这个船为什么晃却说不清楚，这真的很危险。

回过头来看，是“人文精神”讨论第一次迫使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对现实的隔膜，仅此一点而言，这个讨论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把问题提出来了，虽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很不容易的，但我想，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就一定会有研究，有结果，有有力的令人信服的回答。现在很多人都在做这个研究，虽然很困难，但是在做。有些社会学家做得很不错，经济学界也有不少人在做，文学和历史研究方面，现在一些人在尝试所谓“文化研究”，也是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想说的问题，就是：当人们把眼光转向社会现实以后，很自然地会引发对制度性因素的关注，政府责任、宪政问题、产权问题、经济体制，等等等等。这些都的确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最近十年来，知识界和学术对制度层面上的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是最引人关注的，可以说是成为了“显学”。其正面的意义非常巨大，这我想不用多说。但是，“人文精神”讨论毕竟打开了一个另外的空间，一个讨论生存的意义、价值、伦理和精神信仰的空间。与对制度性问题的讨论相比，这个空间好像是虚的，是无形的。可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就会发现，制度性的改革并不能够解决一切，它还需要另一方面的支援或配合，这所谓另一个方面，用一句老话来讲，就是“人心”。制度改革，说到底，是谋求一个利益上的合理的分配，可是，一个社会，如果它的根基只是利益的平衡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是非常脆弱的，今年4月的SARS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SARS本来不是什么太大的事情，但因为它一下子造成了普遍的利益不确定，你不知道你的同事或者邻居会不会传染给你，而一旦利益的平衡被打破了，又没有别的东西制衡，一些地方的社会一下子就乱了。这其实是暴露出了我们的社会的脆弱，好像一点点事情就会滑到崩溃的边缘。

最近二十年来，我们的社会在很多方面化了很大的精力，改革、投资，但是对那些无形的精神的领域却明显是忽略了，好像那都是不重要的事情，至少不是现在紧迫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可以先放在一边去。这个偏向造成的后果，今天已经很明显了，我们的社会正在为这些“虚”的东西的恶化付非常惨重的代价。在今天，我们不但需要合理的制度，也需要能与这合理的制度相适应的精神上的某种根据。如果人的精神和心理状态不断恶化，再好的制度也建立不起来。当前社会出现的许多问题，不是制度性的改革就能消灭的，当一个人为了很小的利益就可以用砖头把人砸死的时候，你光靠利益、靠惩罚、靠奖励，靠诉诸他的利害之心，是远远不够的。人都有趋利避害之心，但社会不能只建立在这个上面。“我相信他因为利益关系不会对我怎么样”——在这个信心之外，人还能不能有点别的信心？如果大多数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即使有了一点富裕的生活，也绝不可能长久。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告诉我，有一个老师居然对他们说，你们读什么书啊，大学四年，赶紧考一些有用的证书，毕业以后能找到工作就行了。大学的教师居然这样来教导学生！整个社会的“人心”的恶化，是到了一个再明显不过的地步了。面对这样的状况，怎么办？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严刑峻法，先秦和秦代的法家就是搞这一套的，用严刑峻法威逼利诱，诉诸人的趋利避害之心，结果如何？二世而亡。面对中国今天这样一个社会状况，似乎你不用严刑峻法还真没办法：这是一个困境。可这个困境是怎么造成的呢？我觉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多少年来我们的社会忽略了无形的东西，人和人的信任感，基本的价值观念、伦理观念，对生存意义的理解，对所有这些抽象的东西的重视，认为人的幸福是可以用钱来确证的，除了钱，除了各种实际的利益，其他都不重要。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很多，我今天没法在这里详论，我只说一点，就是，正是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积少成多，最后把我们逼到了今天这样一个困境里。

或许有人说，我们过去太穷了，因为穷，所以先考虑利益，等以后我们富裕了，就不会这样干了，就会有时间关心那些“虚”的东西了。但是，世界上很多比我们穷的国家，有许多比今天的上海穷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和知识分子，却并不象我们这样在心理倾向上一边倒。而且，与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情况相比，也可以看出问题并不仅仅在是不是“穷”。譬如1915年的捐献“救国金”的例子（罗志田先生在一本书中仔细分析过这个事情）。当时袁世凯想做皇帝，需要日本政府的支持，于是他和日本人秘密地谈判，日本人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后来有名的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把一部分国家主权让给日本人。袁世凯不想答应，但他又不敢公开拒绝，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民间，希望借打“民意”这张牌来与日本人周旋。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全中国的人都愤怒了，有人就发起一个运动，叫做捐献“爱国金”，你袁大总统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缺钱呗，那我们捐钱给你！于是，从哈尔滨一直到广州，西北，更不用说江浙上海这一带了，从达官贵人到黄包车夫，纷纷捐钱。捐献出大量的钱以后，要有人管，于是很多人出来自动地管这个钱。当时他们预计要捐到多少亿，再一起交上去，可就在捐的过程中，袁世凯因为别的原因，居然就签了那个“二十一条”。他签了这个协议，大家就觉得不应该再捐钱给他，于是就要把这些钱退还给原来捐钱的人，这个退款也就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没有政府组织，完全是民间自己组织起来干的，结果，钱全部退还，没有发生大的问题。这就是当时的中国人。现在的、譬如今天上海的市民，肯定有许多是比1915年的许多捐钱的中国人富裕得多，可是，我们今天会象他们那样做吗？今天春天SARS时候的一些捐款的事情，就是证明。1915年的那些中国人所以有那样的热情，是因为他们觉得，在个人的实际利益之外，还有别的更高的价值。单用“我们过去太穷了”，是不能完全解释我们今天的这种普遍的狭隘功利风气的。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一个社会，一个民族，要想变得富强一些，并不是太难的事情，只要你认真做，好好经营，以中国人这样聪明，致富并不很难。但是要建立一个精神上是健全的社会，就难多了。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在今天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几乎全世界的人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都在苦苦追问人的生存的意义。但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更为严峻，简直可以说是生死攸关。是“人文精神”的讨论，以那样一种强烈的方式，把这个精神的问题，这个精神生态的恶化的问题，特别提到了公众的眼前。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个讨论因此具有了特定的生命意义，好像一直还活着，延续到了今天。

但我更希望，过多少年以后，人们回过头来，会觉得如今我们讨论的这些问题，已经很好地解决了，真的可以遗忘了。也就是说，不需要再用“祭”这样严重的词，来讨论什么“人文精神”的问题了。我期待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2003年11月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