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成长之中的中国"成长小说"

作者：张国龙张燕玲

南方文坛 2009年10期

　　所谓“成长”，英文为Growing-up，具有“生长而成熟”、“向成熟阶段发展”之意。在文学书写的诸多主题中，“成长”与“爱”等一样，不但常写弥新，且具经典性和永恒性。文学诸体不约而同对“成长”主题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但从文体优势、开掘深度、取得的成就来看，“小说”无疑最具叙说“成长”的资质。由是，小说家族中便诞生了一种被称之为“成长小说”的叙说样式。

　　“成长小说”是什么？作为词语，它源自德语Bildungsroman、Entwicklungsroman和Künstlerroman等，意为“塑造”、“修养”、“发展”和“成长”之意。作为文学概念，“成长小说”出自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当时，“‘国家’、‘主体’的意义对德国而言是陌生的、外来的，德国要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必须‘创造’或‘成长’出这样的‘意义’，‘成长小说’无意中成为承担这一使命的象征物。……某种程度上这种类型的小说是为了象征民族国家的‘成长’”①。而艾布拉姆斯将“成长小说”定义为“主题是主人公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叙述主人公从幼年开始所经历的各种遭遇。主人公通常要经历一场精神上的危机，然后长大成人，认识到自己在人世间的位置和作用”②，莫里茨的《安东·赖绥》和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被视为“成长小说”的源头。而巴赫金认为“它塑造的是成长的人物形象。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的性格在这一小说的公式中成了变数，主人公本身的变化具有了情节意义。与此相关，小说的情节也从根本上得到了再认识，再建构，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极大地改变了人物命运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义。这一小说类型从最普遍涵义上说，可称为人的成长小说”③。尽管这些界定景观各异，究其实质，仍可发现大致相类的表述关键词——懵懂的年轻人、风雨之旅、长大成人等。而且，“成长小说”承载着明确的“教育”功能，甚至被称为“教育小说”。通过对相关理论、作品的研读，笔者在本论文中将“成长小说”定义为：是一种着力表现稚嫩的年轻主人公，历经各种挫折、磨难，得以顿悟，最终长大成人的心路历程的一种小说样式。其美学特征可概略如下：1.叙事主人公通常是十三至二十岁的不成熟的“年轻人”；2.叙说的事件具有一定的“亲历性”；3.大致遵循“天真→受挫→迷惘→顿悟→长大成人”的叙述结构；4.叙事主人公最终长大成人，主体生成。

　　作为一个不注重“个性成长”的民族，汉民族的成长史不啻为一部“自我放逐”的历史。不少社会学家认为，汉民族文化具有早熟性。因为较早形成了以儒家、道家思想为根本的伦理体系，汉民族便失落了人类童年时代的诸多本性。“大一统”的思维模式，抑制个性彰显共性的社会价值观，以“存天理，灭人欲”为轴心的集体意识，囚禁了几多自由和率真，扼杀了多少想象力和创新力。尤其是“游戏精神”的失落，使得汉民族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少年老成”或“未老先衰”之态，差不多与“血性”、“朝气”、“激情”等绝缘。“君臣父子”、“三纲五常”、“克己复礼”等伦理体系，是不得不“洞明”、“练达”的沉重文章、学问和礼数。孩子甫一懂事，成人们便会迫不及待地教导他们修习各种成人的规矩、礼数。一部《二十四孝经》，桎梏了多少孩子原本无忧无虑的童年。“成长”这一具有文化隐喻性的主题不过是一个抽象代码，或者说是一种摈弃了“私人生活”的共同的文化想象。

　　由此，中国文学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疏离了“成长主题”。尤其是对于中国古代的孩子们来说，生活在农耕文化氛围中的他们所面临的恶性成长生态，无疑是上述情状的真实写照。他们从来就不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童年”，此乃不争的事实。没有“童年”经验的成人们，自然不会想到把“童年”归还给自己的孩子，不可能把自己的孩子当“孩子”看，仍旧同祖辈父辈一样把孩子当做“非人”或“缩小的成人”④。不管是在体力还是心智能力方面，皆要求他们一步跨入成人之门，或一夜之间就长大成人。十三岁，便是他们成年的界标。苛责他们想成人之所想，像成人一样说话做事，甚至担当“齐家治国”的重大使命。因此，他们的“成长”被无情缩略，甚至被残酷地放逐。从《诗经》起，中国文学作品中就存在着为数不少的经典少年形象。然而，这些少年形象大多不过是成人的翻版。不管是生存智慧还是卓著武功，皆与成人难分伯仲。比如，《世说新语》中“除蛟杀虎”少年周处，以及王维诗作《少年行》中的那位“虏骑千重只似无”的少年将军等。可见，本体意义的“成长”仍旧游离于成长主题之外。不过，这种尴尬情状在《红楼梦》问世之后得到了改观。笔者斗胆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典型的具有“成长小说”范型的成长小说。小说为一群生活在中国古代贵族家族的青少年男女谱写了一曲曲成长的青春挽歌，所谓“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从此种意义上说，《红楼梦》乃中国小说关怀“成长主题”的先驱。遗憾的是，随后的中国小说家并没有承接曹雪芹的圭臬。

　　直到近现代，在启蒙思潮的涤荡之下，中国人的“成长意识”渐渐觉醒。梁启超那篇文采斐然的《少年中国说》，具有划时代深意，高举起了一个民族倡扬“成长”的旗帜。但是，回归童年，还成长以本来面目，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则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完成的。中国知识界发现了“人”，进而发现了成人之外的人——儿童、少年和一部分青年（统称为“未成年人”）。由是，作为生命个体的“成长”，重新在中国文学中活现。不过，刚刚被命名的“成长”，因如火如荼、救亡图存的民族革命战争，以及数次国内革命战争而再度悬搁。为了国家、民族的命运，孩子们同成年人一样肩负历史重责，以羸弱之躯为保卫国家、捍卫红色政权献祭了童话般曼妙的童年。即或到了当代中国，在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从新中国成立伊始所提倡的“保护红色政权”、“做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到随之而来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浩劫，皆以“摈弃私人事件”而“一心为公”为主旨，从而创生了恢弘的公共文化想象空间——为新中国当家做主，为解放全世界所有受苦受难的同胞而奋斗，为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而献祭青春和热血，童年和“成长”仍旧与孩子们离散。尽管此一时期诞生了《青春之歌》这样的经典性的成长小说，但总体说来，“成长”已不再是成长者的“私人事件”。与年轻的共和国一同“成长”，才是成长者成长的使命。

　　新时期以降，随着中国社会变革的日新月异，价值观由一元趋向多元，“童年”和“成长”亦行进在回家的路上。当年那一代代被忽视被损害的成长者们已为人夫（妻）人父（母），或者已错过了成长的鼎盛时段。成长之于他们来说既是一种未能治愈的沉疴，又是一个崭新而棘手的难题。没有“成长”的成长岁月，自然未能积淀下成长经验，却又不得不面对子一代的成长。值得庆幸的是，1976年之后的新时代，为他们营造了“关注”成长的和谐氛围，他们得以倾诉远去的成长岁月中被压抑的成长欲望，得以袒露曾经秘不示人的成长之痛之苦之惑，得以反思时代文化与一代人／个人之成长的姻亲关系，从而以开放的心态面对当下的成长。因此，新时期以来的一些小说对“成长主题”的开掘，显然是一场与“成长”的深度“对话”。加入此种对话场景的主角无疑是“右派作家群”（代表作有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和张贤亮的《青春期》等）和“知青作家群”（代表作有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老鬼的《血色黄昏》和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前者的成长岁月已远逝，而后者的成长岁月刚刚擦肩而过。但是，他们都曾有过或深或浅的成长之殇。

　　此外，“60年代作家群”和“儿童文学作家”，也从不同的角度书写“成长”。

　　出生于中国1960年代的作家们尽管也曾遭遇“红色时代”的狂飙，他们的“成长记忆”却与“右派作家群”和“知青作家群”大相径庭。其原因在于：“60年代作家群”大多处于“红色时代风暴”边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顶多作为“红小兵”而懵懂地追随红色时代“闹革命”。由于年幼，他们的“小闯将”言行显然难以成为恐怖时代的得力帮凶，他们身心所遭受的扭曲程度相对来说也就轻了许多。所谓的“革命”在他们眼中，不过比“过家家”之类的童年游戏高级一些罢了。而革命的“庄重性”和“崇高感”，差不多被他们“儿戏”掉了。而且，他们大多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之类的切肤之痛，“时代记忆”不但未能烙印于心灵之壁，反而支离破碎地散落在渐行渐远的岁月里。当他们迎来了生命中的成长高峰时段（即“青春期”），同时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新时代（即新时期）。新的时代沐浴了“拨乱反正”的春风迅速恢复了常态，善良、正直、美好等被扭曲的人性正在回归，所有违背人之常情的“禁忌”皆得以解放。如此欣欣向荣的新时代开始正视成长主人公们的“个性”，把属于“个人性”的成长归还给了成长者。因此，他们的成长记忆不再苍白，不再被时代记忆所遮蔽。当他们拿起笔书写刚刚擦肩而过的“青春期”，自然不愿过多提及那个抽象、空洞且游离于个人记忆之外的时代。尽管他们的成长无一例外都遭逢了各种各样的成长创痛，但他们似乎宁愿把这一切看做是长大成人必然会经受的考验，而不愿归罪、迁怒于一个子虚乌有的时代（所谓“自我之外无历史”，“历史就是个人的成长记忆”），甚至没有丝毫控诉欲求。文本书写的所有欲望不过是对记忆的拾掇，对不再的青春时光的缅怀，以及对曾经的生命体验的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追寻。他们对人生苦短与岁月难再的悲剧性宿命的伤怀，显然取代了个人言说历史的宏大野心。如同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口深井，每一个成长主人公的“成长”因而异彩纷呈。“成长”的复杂性、艰难性和个体差异性，成为他们笔下的成长小说着力表述的目标。代表作品有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苏童的《刺青时代》、陈染的《与往事干杯》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等。

　　“儿童文学作家”对成长的书写，主要体现在“少年小说”文本中。王泉根在《三个层次与两大门类：儿童文学的新界说》⑤ 一文中，将“儿童文学”分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其中，少年文学是为十一二岁到十六七岁的少年服务的文学。由于少年期是从幼稚期向青年期过渡的一个近乎突变的“危险期”，情绪的不稳定与性发育为其突出特点，故少年文学必须特别重视美育与引导，帮助他们健全地走向青年，走向成熟。“少年小说”乃少年文学的主要文体，亦属于成长小说范畴。以秦文君（代表作《男生贾里》）、陈丹燕（代表作《上锁的抽屉》）和丁阿虎（代表作《今夜月儿明》）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大多书写当代中学生的成长故事，展现新时代中学生成长的风采，呵护他们成长的欢笑和泪水。当下，以曹文轩、杨红樱、常新港、饶雪漫等为代表的一批以“成长”为书写主题的“少年小说”作家的作品，备受广大青少年喜爱。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担当了他们“成长”的精神导师。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物欲凌驾于精神之上、集体性被肢解为个人性、大我被小我所取代、由利他向利己转向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人迎来了他们成长的鼎盛时段。此时，文学由权力话语的宠儿沦为弃儿，自然就丧失了“宏大叙事”的激情。新时代日新月异的芜杂景观，让大多数作为成长者的七十年代生人无力把握属于时代／个人的共性，所谓“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新时代似乎是不可言说的，尽管他们言说的冲动和想象漫漶无边。相反，言说个人，彰显个体面对时代的生命姿态，对他们来说既是一种无奈又是一种别无选择的选择。通常说来写作就是回忆，是对已逝人生经历的追忆和想象。对于“70后”作家来说，过去的相对深刻的人生记忆大多只能是“成长”，或者说是正在发生的青春期故事。因此，“成长”成为了他们不约而同的写作起点，所谓“成长之外无故事”。“如果我有一种激情，那么，这就是想告诉你，我所有青春年少时的梦魇。”（卫慧语）“好孩子没故事”，“70后”作家的成长主题小说中的主人公，几乎为清一色的“问题男孩”或“问题女孩”。代表作有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等。对性成长残酷真相的原生态展示，是“70后”作家的一种流行的写作策略。换句话说，除了性，他们似乎没什么可写，写作的冲动和激情亦不复存在。造成此种唯“性”不写情状的原因，可大致归纳如下：

　　他们没有经受过时代的创伤，没有见识过动乱、饥馑等“大场面”，基本上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这样的成长经历自然是苍白的！而且，他们浅陋的人生阅历使得他们无力把握一个正在剧烈变化的时代，无力反思所存身的文化语境。当然，时代似乎暂时还不需要他们反思什么，时代的汹涌浪潮正裹挟着他们向前（钱）看、奔小康、跨世纪……还有什么值得书写？那就写写自己吧！写什么？经受了商品大潮的洗礼，他们深得自我包装、作秀之道，彻知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便是成长之中的“性殇”。于是，他们写性——让父一辈匪夷所思又感慨自己“白活了一次”的性。毋庸置疑，与任何一个时代的成长者相比，七十年代生人享受了前所未有的性的开放、放纵和满足。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入的“性经历”，是父一代中大多数人所无法想象的。父一代在批判他们所经历的残酷的青春性殇之时，多少隐含着嫉妒、羡慕和窥淫动机。性的成长成为了他们“文学秀”的时尚外套，他们竭尽全力，不惜暴露个人隐私而把性写到极致，甚至不回避性的变态和淫乱。只要能吸引眼球，惊世骇俗，哪管什么是“无耻”和“道德底线”？哪管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以及文学所应承当的最基本的审美意旨？相反，他们唯恐读者不信以为真，而刻意标榜作品为“自传体”或“半自传体”。写作的终极目的是赚取最大限度的世俗利益，所谓“出名须趁早，笑贫不笑娼”。由是观之，“70后”作家所书写的“成长小说”，大多不过是寄居于文学华氅下的一种槲寄生！不过，冯唐（代表作《万物生长》）、雷立刚（代表作《爱情和一些“妖精”》）等的作品，因对成长的深度挖掘和对“性的成长”的严肃书写，而具有鹤立鸡群之姿。

　　中国当下，“青春文学”是“成长小说”文本的主体，其阅读人气不断攀升。“青春文学”是近年来被媒体爆炒的一个概念，用以概括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少年作家的作品（亦称“80后”），代表作品有《三重门》（韩寒）、《红×》（李傻傻）、《樱桃之远》（张悦然）等。但作为文学术语，它所具有的美学特征未能达成共识。仍可大致归纳为：以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为主角，展现他们丰富、驳杂的“成长”故事的小说文本。仍属“成长小说”范畴。当然，大多数“青春文学”文本，对“成长”的理性认知的贫血，削弱了作品的力度和深度。其表述的“成长故事”多了些“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况味，少了些沉潜；多了些孤芳自赏，少了些与社会生活情境和谐共生的气度；多了些刻意离经叛道式（所谓“另类”）的“作秀”，少了些内省，在莫名的骚动和虚妄的叫嚣中找不着北。这种只有“此岸”而不见“彼岸”的成长，成为了成长者主体生成的困厄。“成长者”（写作者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仍旧处于成长的未完成状态。不过，其中一些作品不乏才气和灵气，其当下感、现场感、亲历性非一般成人作家可以抵达。写作技法的时尚、写作语言的鲜活与张力、写作激情的饱满与张扬，的确给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像李傻傻、张悦然等，他们正在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他们的写作意识明确、清醒，写作姿态严肃，应该值得读者期待！

　　事实上，对于中国文学来说，“成长小说”这一概念是舶来品，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被引入。这之前，它一直被所谓的“教育小说”所取代。经过意识形态干预、改造，加上中西文化语境难以缝合的差异性，中国的“成长小说”在内质上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其中，最明显的差异在于：西方成长小说中的成长主体是成长者本人，尽管成长者在成长的心路历程中，往往不可避免地需要“他者”（精神导师或长者）的导引，但所有的“他者”仅仅作为成长者成长之旅中的一种陪衬。成长者对“成长”的超越，主要依凭自身在一系列历练中的观察、实践和顿悟。如果说成长者的个性和社会位格在得到升华之前，其真正的自我（主体）还处于混沌状态，那么在升华之后，其真正的主体在成长之旅中便宣告诞生。这种主体的生成主要是由自己完成的，即主体“自明”。不妨以《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成长主人公“哈克”为例。哈克离家出走，踏上漫长而艰难的成长之旅的原初动机在于“逃脱那个恶魔般的父亲”，企图对自己被作为“迷途的羔羊”而遭受种种自由的约束的反叛。尽管在流亡途中，在密西西比河上的杰克逊岛遇见了黑奴吉姆（可以看作是哈克成长之旅中的第一位精神导师），但他们很快就失散了。哈克只能再次只身踏上漫漫成长之旅，独自去经历一次次生与死的考验。尽管小说中刻意安排了哈克和吉姆的几次重逢，但吉姆在哈克的成长之旅中基本上处于缺席状态，哈克始终依凭自己的实践和体悟，慢慢长大成人。事实上，哈克和吉姆的每一次重逢，哈克都已发生了质变。可以说，作为长者的吉姆主要充当了哈克“长大成人”的见证人而非精神导师。

　　然而，在中国绝大多数所谓的“成长小说”文本中，作为主体的成长者甚至可以说完全处于缺席状态，从而使得“成长”仅有能指，而不具有本体意义上的所指。“成长者”在成长之旅中由于精神导师如影随形，不可避免地越俎代庖，由成长者的导引者异变为另一个“成长者”。与其说是成长者在成长，毋宁说是成长者的导引者在成长。即或成长者的“主体性”得以生成，但这个主体充其量是其导引者的一个副本。这样的“成长”因为完全借“他者”之力，从而消解了成长的本质意义。显而易见，这样的成长并没有实现本质上的飞跃，成长仍旧处于成长之旅中。以杨沫的《青春之歌》为例，林道静本是成长的主体，但因受到了卢嘉川、江华等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一点一滴的点拨、教诲，“长大成人”（由腐朽的资产阶级小姐变成革命女性）的林道静所有的“思想”竟然与“自我”无关，卢嘉川、江华等的思想即为她的思想。很明显，林道静的成长之旅从实质上说是由他者代其走过的，林道静本人只不过充当了成长的“道具”，她的主体性完全被导引者遮蔽。这种因文化语境不同而产生的“成长小说”的主体性差异，客观上导致了中西方“成长小说”在审美等功能层面上的差距。难怪有论者说，具有本体意义的“成长小说”至今还未在中国诞生。笔者认为，相比较而言，“成长主题小说”更契合中国当代小说书写“成长”的实况。也就是说，中国当代小说对“成长”的书写还处于“成长”之中。许多文本虽落笔于“成长”，因缺少“成长小说”的美学要素，以“成长小说”命名颇为牵强，而冠以“成长主题小说”更适宜。“成长主题小说”可看作是“成长小说”的一种未完成状态。

　　令人惊喜的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成长小说书写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尤以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和王刚的《英格力士》为代表。这两部作品的最大的成功在于，展现了成长主人公历经挫折终于长大成人，其作为生命个体所应具有的“主体性”得以生成。

　　注释：

　　① 樊国宾：《主体的生成：50年成长小说研究》，2页，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英］艾布拉姆斯：《欧美文学术语词典》，21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而张德明在《〈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与成人仪式》（载《浙江大学学报》1999第4期）一文中指出，成长小说的原始模式应追溯到盛行于原始民族中的“成人仪式或通过仪式”。

　　③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等译，23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④ 鲁迅说：“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见鲁迅：《鲁迅全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 参见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487—488页，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

作者介绍：张国龙，张燕玲，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