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毅:年鉴学派走向哪里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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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毅 ，1955年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曾任历史学系主任兼党委书记。研究方向为欧美近现代史、法国史。主要论著有《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试论丹东政治倾向的矛盾性》、《政治文化与热月反动》、与马克垚共同主编《世界文明史》，译著《福柯的生死爱欲》

年鉴学派经历三代变迁，之后的代际演进便不甚清晰了。

费弗尔

第一代代表人物是费弗尔和布洛赫，他们关注人类生活的全部现象特别是经济、社会和心理现象，而且对心态史特别在意。

第二代代表人物是布罗代尔，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研究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结构，文化心态问题则被他放到了次要地位。

勒华拉杜里

第三代代表人物是勒华拉杜里和雅克·勒高夫，他们表现出某种反叛前辈的姿态，虽然也重视社会经济史，但也开始为“政治史”、“事件史”平反；同时表现出向第一代心态史兴趣的回归，这种回归同时伴随着对政治史兴趣的回归。他们甚至搞了场史学革命，祭出了“新史学”老旗帜，但实际作为又和世纪初的“新史学”不能同日而语。

核心思想是“三时段”理论

年鉴学派最核心的思想“三时段”理论，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其主要缔造者布罗代尔认为，在历史中活动的各种因素，可以按其持续时间的长短，分成三种类型，而三者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也不一样：长时段因素影响最大、最深沉，因而具有某种“决定性”；中时段因素影响稍小，但仍很显著；短时段因素则影响最小，转瞬即逝。

从《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一书来看，布罗代尔最关注的似乎是中时段因素，尤其是其中的社会经济运动。在这方面，年鉴学派与法国经济—社会史大师拉布鲁斯结成了牢固的同盟。

但布罗代尔真正想做的，是把三个时段的因素整合到一起，进而书写总体的人的历史。这是个非常宏伟的设想，实际上是想阐明三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过，诚如张芝联先生在《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一文中所批评的，布罗代尔的实践并不很到位，在他的著述里三时段似乎总是“互不相干”、“相互割裂”的。

重视唯物史观

阐明各时段之间的辩证关系，正是深入准确理解历史、理解人的不二法门。然而这多层面、立体交叉式的研究，又是极其复杂的一项工作。从哪里入手，即突破口在哪里？

年鉴学派第三代隐隐显示出一种研究兴趣的总转向，即从经济社会史转向了文化史——所谓从“地窖”升到了“顶仓”。文化史于是开始复兴，主要体现在心态史的回归。代表人物有中古史专家勒高夫、勒华拉杜里等。后来，近代史学者也参与进来，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研究法国大革命史的米歇尔·伏维尔。

除了回归心态史、文化史之外，年鉴学派第三代同时还要回归政治史、事件史。只是，彼时的政治史已和文化史发生了“联姻”。从年鉴学派阵营中杀出来的、首倡法国革命政治文化研究的弗朗索瓦·孚雷，便是这种新趋向的一个突出代表。随后，美国学者林·亨特结合新文化史的方法，把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史学做得风生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法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伏维尔做的其实也是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史。不过，作为索布尔后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首席代表，伏维尔的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史研究，与“修正派”代表孚雷以及受孚雷影响很大的亨特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坚守唯物史观，伏维尔对文化的多样性有适切的关注，不仅注意到了精英政治文化与大众政治文化的差异，还注意到了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在他的笔下，文化与社会是息息相关的，而孚雷、亨特总把政治文化看成全民共有、铁板一块的东西，与社会生活没有必然关联。

伏维尔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强调“在史学中确定短时段和长时段之间的新辩证关系”，即确定政治事件和集体心态之间的辩证关系，主要体现为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对立统一。所谓大众文化，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是传统的惰性的领地，时间在这里几乎是静止的；而精英文化，则属于那种已经得到理性加工和明确表达的意识形态，具有变动不居和富有创造性的特点。

走向政治文化史

年鉴学派的最大功绩在于发现了历史时间的“多元性”。不过，布罗代尔提出的“三时段”理论是个模糊理论，各时段之间根本找不到明确的界限，所以历史长河中客观存在着的，其实是犹如光学频谱般排列着的长短不一、数不胜数的时段。

而伏维尔“长短时段辩证关系”论一出，则如同亚历山大挥剑解了“所罗门王之结”一般，令局面豁然开朗。复杂、多元的历史时间被简化为短时段、长时段两大类，而总体史“交响乐”的主旋律，被清晰地归结为两者之间相互交织、冲突、协调、转化的矛盾运动。

似乎正是循着这一逻辑，年鉴学派渐渐走向以研究长短时段辩证关系为主旨的政治文化史学，后者也成为近三四十年来国际史学的主流。

20 世纪初，人们曾企图彻底抛弃政治史，专营文化史或经济与社会史，但结果证明这行不通，因为历史学如果不研究政治的演进，似乎就失去了主线，就“碎片化”了，让人不得要领，读来也无趣。人们感到：研究历史终究不能抛开短时段的政治，但与此同时，也不能抛开对政治有某种制约性影响的长时段的文化心态。

前些年，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阿居隆在北京大学讲演时说了句很实在的话：“可惜我们这个时代仍然有战争、有政治；只要没有实现圣西门讲的‘政府由对人的管理转变为对物的管理’，历史学家就不得不继续研究战争和政治。只是，研究的水平应该提高一些。”怎么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有了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做政治文化史学，而且还应该做伏维尔那种“接地气”的政治文化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