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开国中将吴法宪的荣辱人生

在开国中将的行列中，吴法宪是一位前后半生反差明显的将领。他15岁参加红军，当过红军团、师青年干事，担任过红军主力团政委。抗日战争时期，吴法宪从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政治处副主任做起，最后升至新四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吴法宪作为东北民主联军第2纵队（后改编为第39军）政治委员，为革命作出了积极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吴法宪长期在空军工作，从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做到空军政委、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达到其人生的顶峰。“文化大革命”中，吴法宪加入林彪反革命集团，成为其麾下“四大金刚”之一，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被隔离审查，1973年被开除党籍，1981年被判刑入狱。吴法宪2004年去世，结束了他复杂荣辱的一生。

从团青年干事到团政委的红军时代

吴法宪原名吴文玉，1915年8月生于江西省兴国县南坑乡，童年开始即随父亲在永丰县放牛。1955年授衔时，籍贯填为永丰县。1929年下半年，以井冈山为根据地的革命苏区迅速发展。红军先出闽西到福建，再经兴国、宜都、永丰、宁都、瑞金、瑞昌向赣东北发展，建立了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这一时期，朱毛红军来到了吴法宪的家乡，一个村一个村地发动大家起来闹革命，很快就掀起了一个革命高潮。

吴法宪于1930年10月加入红军赣东游击队，并很快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1932年，17岁的吴法宪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吴法宪担任红军广昌独立师10团青年干事，把团里的青年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很快升任红军广昌独立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1933年，独立师被编入红1军团，吴法宪任红1军团2师6团政治部青年干事。

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2师政委刘亚楼和师政治部主任史犹生找吴法宪谈话，要他到师部警通连当指导员。这是吴法宪第一次当部队的主官。不久，吴法宪又被调往红1师任青年干事。这项调令连刘亚楼也蒙在鼓里，以为吴法宪不喜欢做政治工作。原来，红1军团政治部青年干事周冠南看到吴法宪在警通连工作干得不错，认为需要加强红1师的青年政治工作，于是通过红1军团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吴法宪从红2师调到了红1师。不久，吴法宪又被谭政派往红1师3团（团长黄永胜，政委邓华）参加乌江战斗。乌江战斗是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全歼国民党81师。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长征。部队进入贵州后，红1师政治部干部战士共80多人在行军途中休息，突然遭遇国民党飞机轰炸，师直属队党总支部书记和另外几个干事被炸牺牲。吴法宪被任命为红1师师直属队总支书记，带领师直属队随红1师3团行军。

1935年1月11日，红1师3团接到命令继续北上向赤水县方向前进。1月29日清晨，红军渡过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前进。吴法宪所在的师直属队是最后一批渡过赤水河的部队。这天下午下雨，山路又窄又滑，中途遭遇四川地方军阀的突袭。吴法宪看敌人已快上来了，就催着大家尽快往前赶。吴法宪想把一些铜锅都扔掉，但炊事班的同志不愿丢，硬是把锅抬了过来。好在敌人摸不清红军的底细，没有敢追。第二天，3团团长黄永胜、政委林龙发回头来找到师直属队，连声说：“头天晚上没有把你们掩护好，要是把你们丢了，我们真还负不起这个责任。”吴法宪说：“没关系，敌人没有上来。不过你们的队伍打仗走得那么快，我们挑着行李担子走不动，实在没有办法。如果敌人上来，我们全得当俘虏。”黄永胜、林龙发再一次表示歉意，并告诉吴法宪，前一天晚上他们打土豪时搞了许多腊肉，要送给他们一点。吴法宪谢了他们：“我们吃包谷，把你们这些腊肉转送给师首长吧！”师直属队与师部会合后，李聚奎、赖传珠、谭政、耿飚等师首长都很高兴。

1935年3月四渡赤水前夕，吴法宪被调往红1师3团担任总支书记。吴法宪报到的当天下午4点，红3团突然接到师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向乌江前进，准备强渡乌江。晚上9时，红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来到红3团，代表红1军团首长命令红3团今晚必须强渡乌江，占领渡口，为全体红军突围杀出一条血路。吴法宪率领一个连晚上前往渡口侦察，发现渡口守敌正在睡觉，他当机立断，把侦察改为进攻，一举夺取渡口，歼敌一个营，并强渡乌江，直插贵阳，受到军团部通令表彰。1935年9月，陕甘支队抵达陕北，吴法宪任红军主力团——红1军团第2师第2团政委。

有功有过的八年抗战岁月

抗战全面爆发后，吴法宪担任115师343旅685团政训处副主任兼组织部长。1937年9月平型关战斗前，吴法宪被派到685团2营做战前动员。吴法宪找到营长曾国华、教导员刘振球，给2营做了战前动员，并随2营参加战斗。115师此役共击毙日军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多支，轻重机枪20多挺，战马53匹，另有其他大量战利品。战斗结束后，师政委聂荣臻给吴法宪下达清扫战场的任务。吴法宪组织八路军后勤人员和附近村里的老百姓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内，把枪支弹药、物资、衣服和食品迅速转移。

1938年1月，吴法宪升任685团政委，杨得志任团长。1938年10月，罗荣桓代表中央来到685团宣布命令，要该团开赴太行山接受八路军总部命令，然后进军山东。1938年12月9日，685团改番号为八路军苏鲁支队。苏鲁支队于1938年12月27日到达山东和江苏微山湖以西地区。1939年元旦前后，苏鲁支队消灭了当地最大的伪军势力王献臣部2000余人，威名远扬。1939年2月，沛县1500多人的伪军部队反正起义，被编为苏鲁支队独立大队。随后山东原来的挺进支队也编入了苏鲁支队，编为第4大队，李贞乾为大队长。再加上苏鲁支队自己的扩兵征兵，原685团，也就是现在的苏鲁支队，就发展到了1.3万人，相当于一个师的规模了。

◆1940年代，任新四军3师政治部主任时的吴法宪。

1939年5月，八路军总部命令苏鲁支队向豫东、皖北发展，于是苏鲁支队改名为苏鲁豫支队，兵分两路。遵照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支队三个大队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一带开辟根据地，并与淮北的新四军彭雪枫部取得了联系。支队政委吴法宪率部分兵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一带开辟根据地。留在湖西地区坚持斗争的是原挺进支队改编的苏鲁豫支队第4大队，梁兴初兼任大队长，王凤鸣兼任大队政委，王凤鸣同时还担任湖西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

湖西“肃托”先从苏鲁豫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开始的，逐渐扩大到整个湖西地区。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到湖西地委干校处理此事。王须仁又根据非党教员魏定远的招供，严刑逼供，并让被抓的人串供，恶性循环，“托派”越“肃”越多。王须仁搞的“肃托”，得到了驻在湖西的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兼大队政委王凤鸣的支持和苏鲁豫区委书记白子明的附和。据统计，在这次事件中，先后有五六百名党政军干部被捕受审，300多人惨遭杀害。1939年11月初，115师政治委员罗荣桓、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等人，率骑兵连日夜兼程赶赴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制止“肃托”，并对这一事件做了初步的应急处理。

王凤鸣所在的4大队隶属于苏鲁豫支队。“肃托”事件发生后，支队政委吴法宪没有露面。罗荣桓到湖西后便打电报，叫吴法宪迅速从陇海路南到湖西来，但吴法宪行动迟缓。罗荣桓严肃地责问吴法宪：“你是支队政委，湖西发生了这样严重的问题，你为什么不来处理？”吴法宪回答：“王凤鸣把梁兴初都抓起来了。我来也处理不了。”罗荣桓、郭洪涛令吴法宪为首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处理善后问题，但由于当时战争频繁，形势发展，军政委员会只开了两次会议，吴法宪、彭明治就奉命率部南调支援新四军去了，致使许多问题拖了下来。吴法宪回忆道：“我表示，罗政委批评的完全对，我完全接受，我根本就没有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过去历史上这样的沉痛教训多得很，想不到现在又在我们这里出现了。”

对于吴法宪的迟缓和失职行为，罗荣桓进行了严肃批评，报请上级批准后，将吴法宪作降职使用。1940年2月，朱涤新取代吴法宪担任政委，而吴法宪则降职为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1940年8月，苏鲁豫支队、687团、新编第2旅、陇海南进支队等淮北津浦路东的武装部队统一组成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担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三个支队，共2万多人。苏鲁豫支队改为第1支队，旅长彭明治、政委朱涤新，吴法宪任政治部主任。10月，八路军5纵南下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11月，山东军区下调令调吴法宪去担任山东第2教导旅政委，刘少奇则认为苏北更需要吴法宪，并提请黄克诚下令，任命吴法宪担任八路军5纵政治部主任。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八路军第5纵队编为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从1941年组建到1945年抗日胜利，3师共作战5千余次，歼灭敌伪6万多，部队也从2万多人发展到7万多人。

因为军纪不严受批评的东野2纵政委吴法宪

抗战胜利后，1945年9月23日，中共中央下令调集各地干部和部队奔赴东北。新四军3师共3.5万余人，于1945年12月抵达东北。1946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整编，新四军3师8旅、10旅、独立旅编为2纵，共3万人，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委。当时东总和西满军区的意见，都是要刘震当司令员兼任党委书记。但刘震考虑，按我军传统，政委兼任党委书记比较顺理成章；同时，2纵团以上的领导骨干大都是原鄂豫皖、陕北的老红军。刘震是来自鄂豫皖的，政委吴法宪是来自中央苏区的，他建议由吴法宪兼任党委书记，说：“这样有利于把各方面的干部都团结起来。”最后，东总和西满军区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东北战场上，2纵享有跑得最快、打仗最多、功劳最大、伤亡最大、缴获最多、受处分也最多的名声。在平津战役中，2纵又出色地担任了主攻天津的任务。所有这一切，都与作为2纵的主要指挥员之一的吴法宪分不开。

1948年11月，在攻打沈阳的战斗中，2纵和1纵共歼国民党军3.1万余人，俘获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周福成等将官18人。2纵进到沈阳附近时，吴法宪下令不让架设电台收发报，怕总部变更命令不让2纵进沈阳，缴获不到物资。沈阳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后勤补给基地，储备有大量的战略物资，这些“洋财”最终基本都归最早进入沈阳的2纵了。香烟、罐头、饼干、糖烟酒、衣服等物资都是美国货。吴法宪带人坐吉普查看仓库，看了九个，亲自过问把哪些仓库分给1纵。最后给了1纵三个不大不小的仓库敷衍。2纵七万多人，全都换了美式装备，人人都发皮靴皮帽睡袋。吴法宪也知道“发洋财”的事儿迟早会被追究。

2纵召开党委会时，曾专门就此事商讨对策。会上，纵队领导一致认为，早认错早主动。东总在九王庙开会，强调要严肃部队纪律。吴法宪主动报告了接收沈阳仓库的事，并做了自我批评。林彪在会上什么也没说，最后给了吴法宪一个处分。

在2纵（后改编为39军）工作时，刘震和吴法宪两人共事多年。刘震是一员战将，打仗很有一套，在部队中威信非常高，但他对政委吴法宪很尊重。在纵队开干部会议时，他作报告后，总要征求政委意见，请他讲一讲。对于政委分管的政治工作，他也大力支持，因此在部下的眼中，司令员和政委，不论工作关系、同志感情都非常融洽。刘震和吴法宪做搭档，既讲团结，在一些原则问题上也讲斗争。1948年，2纵连续打了好几个大胜仗。钟伟的5师因战功突出，纪律有所松弛。一次，钟伟对军部要求上缴战利品（主要是武器装备）硬是拖着不上缴，吴法宪甘做老好人，无原则迁就。刘震很不满，对吴法宪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亲自出面处理此事，派参谋朱鸿去5师说：“你去传达军党委的意见：要么上缴战利品，要么就地免职！”钟伟见刘震发火了，最终上缴了战利品。随后，在新式整军运动中，刘震在纵队党委常委会上先做了自我批评，接着坦诚指出吴法宪没有原则性：“对干部的错误，政委不是从政治上帮助，而是姑息迁就，采取讨好于人的做法。”吴法宪随之作了检讨，表示要改正。在随后召开的纵队党委扩大会议上，吴法宪作报告，批评了抗拒上缴战利品的钟伟，也做了自我批评。这场风波并没影响司令员和政委的关系，相反，他们的关系更加融洽。1979年，刘震被平反，而吴法宪已经身陷囹圄。个别在2纵受处分的老部下找上门来，说自己是受了吴法宪的迫害，说吴法宪是老反革命，是草包政委。刘震听了后，严肃地说：“吴法宪反革命是后来的事，在2纵当政委时是革命的；也不能说他是草包政委，草包怎么能保证部队打胜仗！说党任命一个草包当政委，这不是给党脸上摸黑吗！”刘震不以个人恩怨论是非的凛然正气，并且还为吴说了公道话，深深感动了听者。

1949年初，平津战役胜利后，东北野战军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下辖四个兵团。刘亚楼任14兵团司令员，吴法宪任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49年4月底，吴法宪和一批干部从天津出发赴武汉。到河南漯河时突降大雨，河水暴涨，汽车过不了河。吴法宪等人在当地镇上住下了。雨过天晴，大家建议到镇外散散步，顺便欣赏一下风景。吴法宪带上德国造猎枪，途中想打几只鸟儿回来烧着吃。吴法宪看到庙顶上有三只斑鸠，举枪瞄准射击。没想到枪管爆炸，当时把左手拇指炸掉了。吴法宪到了武汉后，就一直在养伤。四野曾为此致电中央军委，向全军通报批评吴法宪。

建国后吴法宪先后在空军工作了21年

1950年7月，空军政委萧华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吴法宪调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空军党委，刘亚楼任书记，吴法宪任副书记。1955年2月，吴法宪被授予中将军衔。1957年，空军和防空军合并，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空军政委，副司令员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树、常乾坤、徐深吉。空军党委里，刘亚楼仍任书记，吴法宪任副书记。

在空军工作的时候，吴法宪和刘亚楼关系处理得很好。从红军时期开始，刘亚楼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吴法宪的老上级，为人又比较强硬，所以外界老觉得刘亚楼在空军一言九鼎，两个人不太和睦，吴法宪就是个受气包的角色。其实不然，刘亚楼和吴法宪的关系，一直都是非常融洽的。吴法宪一直把刘亚楼当作恩师、兄长。空军干部被刘亚楼骂了，就来找吴法宪，吴法宪就劝说一下。谁对刘亚楼不满意，吴法宪帮忙转达转达。吴法宪和刘亚楼的私交很好，每次吴法宪外出休养，都是刘亚楼亲自安排。吴法宪夫人陈绥圻在民航局工作，刘亚楼亲自给民航局领导打电话，为她请假。刘亚楼无论到哪里休养，如果吴法宪不去，他都会带上吴法宪的儿子吴新潮，把他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刘亚楼出国访问，带回的玩具，只要他的孩子有的，肯定也有吴家孩子的一份。吴法宪不喜欢酒，刘亚楼爱酒。家里有了好酒，吴法宪总叫吴新潮给刘司令送去。

1965年5月，刘亚楼病逝。刘亚楼逝世后不久，林彪同吴法宪在上海谈话时说：“刘亚楼同志逝世，对空军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考虑要尽快决定空军司令员的接任人选问题，刘亚楼在世时曾举荐过你，根据刘亚楼的意见，现在我决定提议你改任空军司令员，你可以自己选一个能同你合作的政治委员。”林彪接着又说，“此事我已经同杨成武说了，让他先回北京，把我的意见向其他老帅们汇报一下，先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回京后要亲自向毛主席汇报。”吴法宪说：“空军这样复杂，我怕搞不好工作，还是当我的政委为好，是不是可以另选他人担任空军司令员，比如像杨成武或者刘震这样的人，我保证能和他们合作好。”林彪打断吴法宪的话说：“我已经下了决心，你就自己选一个政委吧。”吴法宪没有再推辞：“比较起来，还是余立金当政委合适。”林彪马上表态说：“那好。”不久由毛泽东签署了中央军委命令：由吴法宪任空军司令员，余立金任空军政委。

“文革”期间成为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

刘亚楼逝世不久，吴法宪便按照叶群的授意，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诬陷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迈出了自己滑向深渊的第一步。首先，由叶群向毛泽东告状，说罗瑞卿有向林彪伸手要权的野心，并提到吴法宪可以作证。随后，在中央于上海召开的会议上，吴法宪绘声绘色地说，罗瑞卿曾要刘亚楼转告叶群四条意见，大体意思是林彪身体不好，早晚要退下来，要放手让罗总长管军队。听了吴法宪的发言后，刘少奇、周恩来都不相信，在会下都问吴法宪，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吴法宪咬牙坚持说有。邓小平反驳：“刘亚楼已经死去，这是死无对证嘛!”虽然罗瑞卿坚决不承认此事，但在林彪夫妇与吴法宪等帮凶的蓄意“举证”下，罗瑞卿最终于1966年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遭关押审查。

“文革”初期，吴法宪也曾受到冲击，有时几乎到了绝望的地步，但他多次受到了林彪的保护。有一次，“造反派”正在围攻、批斗吴法宪，林彪直接派他的警卫人员冲进会场，把吴法宪抢了出来。林彪还多次发话说：“吴法宪是好同志，他是左派，不但不能揪，还要重用。”当时，林彪是副统帅，他的话没人敢不听。很快，吴法宪从一个经常挨批斗的人物，变成了一个跟随林彪批斗别人的人物。

吴法宪对林彪的效忠，还表现在对林彪子女的照顾上。林彪、叶群对吴法宪十分放心，先后把自己的儿子林立果、女儿林立衡送到空军去。吴法宪对林立果、林立衡都给予了很好的安排。叶群对吴法宪说过：“我的儿子、女儿都在空军，就是为了保你，保你的权。”吴法宪也对林彪、叶群的用心心领神会，对林立果、林立衡照顾有加。林立果到空军之后，找吴法宪汇报，说要在空军成立一个调研小组。吴法宪说：“多了解空军的情况，多向林总汇报，你代表林总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正是有了这“两个一切”，野心勃勃的林立果才得以在空军拼凑起了反革命的“联合舰队”，建立起了14个秘密据点，制定了《“571工程”纪要》，妄图“实行暴力政变”，以“夺取全国政权”。

◆1981年1月25日，吴法宪在特别法庭被告席上。

对林彪“忠心耿耿”的吴法宪，在“文革”期间地位逐步上升。在1969年党的“九大”上，吴法宪当上中央政治局委员，又出任中央军委办事组副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峰。

1970年，吴法宪陷入了一场更大的风波之中。在讨论四届人大宪法草案时，吴法宪按林彪的意图，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上“四个伟大”和“三个副词”。吴法宪为此和张春桥发生了冲突，拍了桌子。在1970年江西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吴法宪秉承林彪意志，极力鼓吹设立国家主席。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时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时，有人竟说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直发抖”，“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及时发现了林彪一伙的阴谋，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批陈伯达，实际上矛头指向林彪。这次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矛头实际上也是指向林彪。毛泽东还责令林彪手下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大将”们写检讨。毛泽东对吴法宪的检讨很不满意，在吴法宪写的“在庄严的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这样关系全局的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这句话下边划了一个杠，在旁边写下批注：“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吴法宪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的中央高层领导岗位上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并从中国政坛上永远消失。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通告了中央对林彪集团骨干的处理办法。至此，吴法宪被正式隔离审查。1973年8月，吴法宪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吴法宪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吴法宪1989年刑满释放，2000年因脑梗塞住院治疗，至2004年10月病逝。（2016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