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曾悬赏万元通缉他

　　 　　1949年1月8日深夜，隆冬时节的四川营山天寒地冻、寒风凛冽。 　　此时的国民党营山县政府内灯火通明，重庆绥靖公署二处行动组组长漆玉麟毫无睡意。他的手下在当天下午将国民党悬赏万元通缉的共产党要犯“李道行”成功逮捕，现正押往县政府。想到一大把奖金就要到手了，漆玉麟欣喜若狂。殊不知，一场意外打碎了他的黄粱美梦，押送途中，当经过仙女寺河边时，“李道行”以解小便为由，从两丈多高的石崖上跳下去…… 　　“李道行”到底何许人也？国民党为什么要悬赏万元通缉他？他从石崖跳下去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领导学运被学校开除 　　1937年，16岁的王敏考进梁山中学，学校的校长和一些骨干教师、学生都是共产党员。在学校浓厚的进步氛围中，王敏于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风雨欲来风满楼。1939年上半年，四川省教育厅派督学视察梁山中学时，发现有学生偷看《大众哲学》《辩证唯物论》等进步书刊，还在学校办公室里发现了《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督学大发雷霆，指责校长陈绍虞说：“你包庇共产党！梁山中学被赤化了，你办的什么学校？要撤你的职……” 　　1939年下半年，四川省政府派特务刘樊到梁山中学接任校长。刘樊到校后，立即解聘了全部进步教师，导致学校无法正常行课。学生和学校的矛盾不断加剧。 　　鉴于梁山中学新校长压制进步力量的严峻形势，地下党组织决定“继续放手发动学生，利用合法形式，进行合法斗争，赶走刘樊”，同时决定整个行动由县委书记犹凤歧领导，王敏负责指挥。 　　王敏随即召开了党支部会和党团员骨干会，进行动员和部署工作。在策略上，坚持动员的对象以毕业班为主，并提出“我们要读书，要上课”的口号，向学校提出恢复上课的合理要求。 　　与此同时，刘樊早已发觉校内情况不对，立即电告县政府求援。几天后，国民党县党部书记丁廷侠、委员蒋佛散等人来到学校，名为给学生“上课”，实则是来镇压学校的进步力量。情况突变，党组织决定将“赶走刘樊”的计划提前。 　　第二天早饭后，各班代表齐集学校办公室，质问校长何时恢复上课。刘樊蛮横地回答：“你们要上课，就自己去找县长。”王敏立即提出要求：“你说让我们去找县长，我们可以去，但你必须跟我们一起去。”同学们一呼百应：“对！大家一起去！”“请校长跟我们一起去！”刘樊自知说漏了嘴，但面对众多愤怒的学生，只好答应大家的要求。 　　面对县长时，王敏首先站出来，代表同学们陈述：“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到学校里是来读书的，没想到校长如此不讲道理，几周以来，他解聘了一批教师后，一直不再聘请教师给我们上课，他让我们自己来找县长解决此事，我们只好同他一道来了。现在请县长给我们派老师，让我们能尽快恢复课程，并让刘樊滚出学校。” 　　县长见事不妙，急于脱身，便满口答应。平时作威作福的刘樊，此时面色铁青，好似丧家之犬，急匆匆地从人群中挤出，一溜烟似地逃跑了，从此再没敢到学校来。 　　驱赶特务校长刘樊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县府却以“扰乱抗战”的罪名将王敏开除。 　　辗转多地播撒革命火种 　　离开梁山中学后，王敏开始辗转川东各地开展革命工作。7年路途，他几经风雨，掀起几多波澜―― 　　1939年冬，党组织派他驻大竹县地下党交通站，负责重庆与大竹党组织的联系工作。 　　1940年初，因党内出现叛徒，他先后到达县、重庆等地以教师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 　　1944年，他在重庆鹅公岩的一个小学任教，因当地党组织被破坏，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后来通过龚慧良、金堤等同志的帮助，他来到陶行知兴办的育才学校工作，并经南方局青年组组长刘光审查，于1944年底恢复了组织关系。 　　1945年4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组织“五一”工作组，由王敏任组长，秦禄廷任副组长，王家兹为组员，在川鄂边区创建革命根据地，为打游击作准备。在忠县，工作组召开会议，决定王敏去丰都县江池小学任教，领导丰都县的江池乡、五龙乡，石柱县的大柏乡、三星乡等地区的工作。会议结束后，王敏立即投入工作，他开办农民识字班，给群众讲时事，教大家唱革命歌曲，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1947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派王敏到川东的梁山、大竹、垫江、达县等县工作，此时他已化名为“李道行”。路过垫江时，他看到垫江城中心“合作金库”阁楼上悬挂大幅反动标语：“共匪老巢延安，三月十八日为我军占领。”当晚，他立即组织垫江女子中学的张秋军、杨炯明等人撕毁了这幅反动标语，并组织当地的农民武装积极开展斗争。 　　把刚出生的孩子送人抚养 　　1947年10月，达县南岳场乡公所门口。乡丁拦住一个面容清瘦，头戴礼帽商人模样的人问：“干什么？”商人从容答道：“邓乡长是我老同学，我来做点纸生意，特来拜访。” 　　乡丁听说是乡长的老同学，不敢怠慢，立即前去汇报。不一会儿，邓乡长走了出来。“老同学，别来无恙！”商人抢先招呼。邓乡长一见商人，脸上立刻露出笑容，“托福，还算过得去，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说着，便把商人领进屋里。 　　原来，这个化妆成“商人”的人正是川东地工委第一工委委员王敏，而邓乡长则是中共南岳特支书记邓兴丰，他在南岳以乡长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当晚，两人交换了情报。从此，王敏便以纸商的身份为掩护，往来于梁山、达县、大竹等县的交界地开展革命工作。 　　他发展新党员，建立达县山后区区委、梁山虎南区区委;他以邓兴丰的南岳乡自卫队为基础，组建武装部队第13支队;他从重庆秘密运来一些造枪工具，在虎城乡（今属四川省广安市）李大荣家里，建立地下兵工厂，为游击队制造枪支、子弹和修理枪械;他多次与号称“山霸王”的地头蛇邓如璋谈判，争取他做共产党的同盟力量。邓如璋曾一度采取中立态度，使地下党领导的游击武装欧君良部能够在吉星乡（今属四川省大竹县）一带积极活动;孟浩然是一个受国民党当局排斥的川军师长，对国民党非常不满。王敏抓住机会给孟浩然作思想工作，使地下党的工作得到孟的支持。为表诚意，孟浩然还送给王敏一箱子弹;他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在地下工作受到邻水县护邻乡参议员包志明监视的危急时刻，地下党员陈子侠及时在包志明的情妇陈礼和的房间内将他击毙。为了掩人耳目，王敏制造出“嫖儿客包志明，一命归了阴……陈家要雪耻，要报仇”的舆论，同时到《大竹三日刊》邵启群同志处，共同写了题为《“情杀耶，仇杀乎？”――包志明遭狙击》的稿子发表在报纸上。第二天，城里城外、山前山后，人们争相传阅着这则风流轶闻。 　　1948年夏，王敏经组织安排到营山县任特支书记。刚到营山不久，王敏、周兰若夫妇的孩子出生了。王敏面临着艰巨的革命工作任务和襁褓中的孩子的两难选择。最后，在民主人士李子麟的建议下，王敏夫妇将舐犊之情埋在心底，把孩子送给黄渡乡参议员王守怀抚养。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王守怀将孩子视如己出，直到营山解放后，周兰若才把孩子接走。 　　为革命血洒歌乐山 　　告别了孩子，王敏来到营山骆市、安化等地继续从事武装起义的物资准备工作。他组织了200多人的队伍，计划在龙潭起义队伍到达营山时，抢先夺取乡公所的武器再与起义队伍会合。不料，一场意外打乱了所有的计划。 　　1948年9月，国民党特务破坏了骆市的地下党组织，30多名党员和进步人士被逮捕或杀害，形势异常险峻。王敏不得不从骆市等地转移，一行4人在撤退转移途中，不巧碰上国民党警察四处抓人。危急之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岩洞，并迅速躲进洞内，几个人在洞内进行了关于生死的讨论，有同志主张如果与敌人正面交锋，枪里的最后一颗子弹一定要留给自己。王敏听后严肃指出：“我们是革命的战士，是共产党人，我们的武器只能用来消灭敌人。如果不能保全自己，那也要把最后一颗子弹射进敌人的胸膛，即使我们牺牲了，但我们总可以多消灭一个敌人！”在王敏的鼓舞下，同志们严阵以待。幸运的是，警察并没有进入山洞搜查，王敏等人暂时转危为安。 　　为了营救被捕同志，王敏不顾个人安危，潜伏进营山县城，寻求各种途径，试图将被捕同志营救出狱。10月22日，国民党实行全城戒严，搜捕王敏。危机四伏，王敏没有退却，他找到营山的统战人士李季侯等，在他们的协助下，将被捕的李仁智、李犹东等人救出。 　　1948年底，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派行动组组长漆玉麟到营山捉拿“李道行”和破坏地下党组织。 　　1949年1月8日，王敏到地下党员张志修家了解情况。殊不知张志修已经叛变，王敏刚到张志修处便被乡丁逮捕了。 　　在押送“李道行”的途中，行至仙女寺河边时，天色已晚，王敏以解小便为由，从两丈多高的石岩上跳了下去。大难不死的王敏拖着摔伤的大腿，一瘸一拐地来到安化地下党员李忠炳的家里，李忠炳兄弟俩给王敏包扎好伤口后，又拿出衣服鞋袜让王敏换上。 　　听到“李道行”逃走了，漆玉麟愤怒不已。第二天清晨，漆玉麟亲自带着特务到现场查看，在石崖下，他发现有血迹，断定“李道行”跳崖摔伤，不会走远。随即，他电促县长，调来全县警察和附近各乡乡丁，逐户搜查。折腾几天后，仍不见“李道行”的踪影。 　　漆玉麟仍不死心。他带领警察乡丁再次跟着血迹追踪。在王敏跳崖处不远的一户农民家里，他得知其可能向仪陇方向逃走的线索，当即决定向仪陇方面搜捕。最终，在营山与仪陇交界处将王敏逮捕。 　　王敏被捕时，漆玉麟只知道他是“李道行”，而不知他的真实身份。在一次审讯中，国民党特务发现了他鼻下有一颗大痣，王敏这才暴露了。随后，王敏被押解至重庆，关进了渣滓洞监狱。在渣滓洞恶劣的环境下，在特务滥施的各种酷刑面前，王敏宁死不屈，铁骨铮铮，拒不交代组织，拒不出卖同志，始终保持对党的无限忠诚。1949年11月14日，国民党在溃逃前夕，对王敏、江竹筠等29名“共产党重犯”分3批押到电台岚垭，在事先挖好的尸坑前秘密枪杀。这一年，王敏28岁。 　　 　　（图片来源：网络） 　　（责任编辑：邓明珠）